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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中国与老龄化研究与实践的挑战
21世纪的中国与老龄化:
研究与实践的挑战
陈社英陈潭
2012-10-1609:
43:
45 来源:
《人口与发展》2011年02期
【核心提示】中国的迅速崛起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问题备受国人瞩目。
现今反思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已然成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这就要求中国人从行为健康、心理卫生以及公共政策等交叉学科视角,对这些问题及其解决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新世纪崛起与老龄化的中国
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作为新兴的经济超级大国,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甚至许多人将21世纪称作“中国世纪”(Shenkar,2005)。
这一提法显然与他们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和军事潜力的感知有关(Eland,2005),中国实力的增长可能会急剧改变以“美国世纪”为特征的现代国际格局(Luce,1941;Evans,1998)。
然而,虽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地位迅速提高,但除了少数极为乐观的经济和政治评论员外,研究者们亦关注到中国日益凸显的问题和困境(Eng,2005;Chen,2002)。
其中,人口增长被视为根本问题,计划生育政策亦被纳入基本国策。
在汲取建国初期的惨痛教训后,中国一直以实现(或控制)人口再生产与经济发展同步为傲(Chen,2004)。
但是,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口爆炸”,以及随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人口出现了双重问题:
一方面是庞大的人口规模,另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人口(即婴儿潮一代)的快速老龄化。
中国的老龄人口一直保持3%的年增长率,而时下“银发浪潮”的来袭,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切与讨论。
正如Jackson和Howe(2004)所言,中国能否破解“未富先老”这一社会命题?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已于1999年提前步人老龄化社会(人民网,2006-02-28)。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3年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多达1.3亿,占总人口的10%。
因此,按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可以被确认为“老龄化社会”(今日中国,2003-09)。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全国总人口数的7%。
据预测,截至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2亿,而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2.8亿。
不过,人们一般认为,对处于老龄化过程中的中国来说,2030年之后的20年才是“最危重”的时期(人民网,2006-02-28)。
从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来看,中国到2040年(或2050年)将有接近4亿老人(今日中国,2006年9月),预计届时也将是中国GDP超过美国的时期(Kwan,2001),而届时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现有总人口之和(Jackson&Howe,2004)。
作为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无论对其自身还是世界的发展,影响都是巨大和深远的。
除了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所具备的巨大的消费需求,中国几千年文明所孕育的文化,以及近年来所进行的革命和改革,都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中国有世界上最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世界需要密切关注中国在21世纪为追赶发达国家而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如何来处理具有极具冲击和影响的老龄化问题的。
为了中国老年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社会学者们可以在获得中国老龄化和发展的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相关知识,这也是一个难得的研究机会。
二、研究与实践的挑战
由于担心中国在20年后将面临劳动力匮乏的局面,而“老龄社会”现象又将持续数十年,一些学者在博客里声称“银色革命”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颗“定时炸弹”(如p=932,2005-04-14)。
另一方面,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持续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以及其他个人特殊需求,中国已经准备好了或者是有能力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吗?
实际上,“中国很快将面临劳动力匮乏的局面”这一结论难以立足,因为中国年轻人基数庞大。
解决年轻人口失业或就业不充分问题,以及计划生育,仍然是决策者们的着重点(Powell&Cook,2000)。
但是,谁将会来照顾那些虚弱的、需要帮助的老人?
这一问题有待于研究者、从业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等来解答。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一直保持年均5.4%的增长率,并且总数已超过一千三百万(Amat,2002),占世界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8%。
还应指出的是,老年并不一定意味着贫穷、生病。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老年人一直备受尊敬;在现实生活中,家庭和其他人也需要他们。
总之,社会对老年人影响很大,反之亦然。
为了确保社会和老年人之间的这一互动对所有人都是积极的和有益的,21世纪的社会研究需要面临哪些主要挑战呢?
在过去几十年里,研究者对于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条件和需求已经进行了反复研究。
我们能见到诸多大同小异的建议,比如呼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健全迫在眉睫,这在研究文献、政府文件、新闻报道中经常被提及。
尽管一个看似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似乎涵盖了老人所需和社会需做的各项事宜(Chow,2000),实际上它仍存在着许多制度设计的空白,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悬而未决。
为了弄清所有这些对于中国普通老年人的现实生活的意义,本文引入个案,并结合相关研究文献加以分析。
案例描述:
申先生(化名)出生于1921年,一辈子生活在中国(主要是湖南省),2006年刚刚去世。
像他们这一代许多人一样,申先生出生于赤贫家庭,经历了战乱频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又经历了政治“运动”,直到1976年革命家毛主席逝世,其继任者终使国家走上了一条着重建设和发展的道路。
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申先生于1982年退休,时年61岁,比中国城市男性职工60岁退休的标准迟了一年。
中国的女性职工一般在55岁时退休,但是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因此也享受不到相应的退休福利。
由于以前生产力很低,而且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实行高积累低工资及缩小差别的政策(Chen,1996),所以申先生与大多数中国人相似,工作了一辈子,但是积蓄相当少。
这对老年夫妇有六个成年子女,是一个大家庭。
另外,当他们步人老年时,身体健康状况较好。
从诸多方面看来,这是一个普通的城市老年人案例,家里有许多“婴儿潮”时期的子女,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家庭结构。
该个案研究是从1987年开始,以书信和定期访问的形式进行。
当时一系列关于中国社区服务和老年人护理的研究开始兴起(同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快速老龄化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大量社会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希望该个案研究能提供研究个人老龄化过程的文献资料和独特视野,而接下来的案例回顾,将有助于阐明中国老龄问题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三、老龄化与健康
在退休前,申先生身体状况很好。
尽管他前半生尝尽苦头,诸如赤贫的童年生活,艰苦的战乱时期,20世纪60年代的半饥荒,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所经受的政治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但是他很少生病,也没有重大的疾病甚至残疾症状。
在1949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体制开始在全国逐步成形,之后不久,他正式加入国家职工队伍。
作为国有企业的职工,他一直享受免费医疗。
免费医疗体制虽未提供专门的牙医与眼科保险,但申先生的视力、听觉和牙齿(牙龈疾病比龋齿更厉害)在中青年时期均非常健康。
然而,当他老了退休后却得了高血压和心肌梗塞,之后又患了中风,而这严重影响了他身体的活动。
最后,在85岁去世之前几年,他又摔断了一条腿。
而由于长期大量吸烟而导致的肺功能衰竭直接成为其死亡诱因。
很明显,申先生老年时的身体状况极差,而这又转而成为他晚年生活中许多其它问题的根源。
社会研究者们往往关注于老龄化过程中社会文化的作用,以及老龄化过程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他们的主要兴趣是研究老年人及其老龄化经历的多样性,是如何同社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的(Hooyman&Kivak,2004)。
然而,对于申先生而言,这些社会老年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有作用吗?
从1977年到1982年间是他生命中比较美好的时光,因为毛主席之后的领导集体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如中国社会的去政治化),结束了持续的政治风暴(Chen,2004),并开始实行改革。
申先生由于多年的杰出贡献,享受“国家老干部”待遇,并且定期接受体检,在他退休之前,身体未发现重大疾病。
他退休时的那些年是中国当代史上较好的时期,中国社会总体上正发生急剧而积极的变化,国家经济条件有明显改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那是一段和平时期,没有战争,没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荒,也没有“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的政治运动。
然而,这些因素对诸如申先生这样的个体在老龄化过程中的健康有何影响?
在传统的社会研究范式下,或超越这些范式,该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实际上,这些广泛的社会条件的变化与申先生的个人老龄化之间,并没有太多预期中的关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社会经济和医疗条件的显著改善所带来的成就有目共睹,包括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的急剧下降,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等。
然而,在社会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的情况下,申先生的健康状况却更差,这该如何解释呢?
又该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
虽然年老是可能原因之一,但它并非一定意味着疾病。
传统社会研究范式(如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决定论)的信奉者认为,申先生只是在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身体状况“非正常”恶化的少数几个特例之一罢了。
但是,社会工作者要了解这种情况为何会发生,以便更有效地对类似问题进行预防和处理。
他们对于高血压或骨折的“社会建构”方面的意义,或隐藏在中风里的潜在利益冲突或分层并不一定感兴趣,而是想在健康问题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来帮助每一位老人。
为此,不管是在传统社会研究的视野之内还是之外,他们需要运用综合思维,将影响老龄化和健康的潜在因素(不仅是单个或几个社会因素)分门别类,并且找出其对社会政策和实践干预的影响。
此外,他们还需要找到影响老龄化和健康的特定原因或最重要的因素,并且根据这些原因的相关性来确定研究的先后顺序。
健康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已经确定了影响健康或疾病状况的诸多因素(医疗研究所,2002),例如基因、环境污染(包括噪音污染)、医疗服务的便利性、住房、性别、职业、工作安全、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福利设施、权力的剥夺、权力的疏远,以及当地社区里社会资本的缺乏。
这些可被分成四大类,即人类生物学、环境、生活方式和卫生组织(Lalonde,1974)。
近来一种更为广泛的“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理念(加拿大公共健康机构,2003),代表了新世纪对于健康相关领域的社会研究更为综合全面的视角。
尽管在上述议题中,老龄化似乎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强调年龄,因为它不仅与健康直接相关,而且决定了老龄群体的一些特殊需要,比如为老龄人服务的社区网络。
这些因素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观点,例如地理学科的研究侧重于居民居住地而引起的空间差异性(或者说健康状况的地区效应),这可能与该地区人们的性格特征(平均年龄、就业率等)及该地区本身的特点(如福利设施的便利性,医疗服务的获得途径等)有关(健康研究机构,2002)。
当社会研究者对某个领域进行系统审视时,他们会发现很多具有挑战性但令人振奋的研究机会,甚至在一些传统的非社会主题领域方面也如此。
早期的医学主要研究单一或特定的病原造成的疾病,如细菌的扩散所导致的感染,而另外一些疾病可能是由病毒、毒素、意外事故,或者人体基因组成的缺陷所引起(健康与行为委员会,2001)。
随着社会医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分支得以广泛建立,最近许多研究指出了健康和行为、心理、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
社会研究者已对老龄化过程中疾病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同上;Chen,1997)。
他们既不涉及心血管疾病或其它健康问题的生物医药研究,也不探究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
然而,即使是在纯粹的自然和生命科学,或者应用医学研究领域,社会研究者们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包括找到或创造能为老年人提供福利的灵活可行的方法,并使其了解有关健康方面的信息和知识。
申先生的案例中,当地医院积极地运用中西医结合,在治疗他的高血压、中风以及骨折取得了一些成效,这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更多的老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边远农村地区的老人们,由于相关资源的缺乏,远没有申先生那么幸运地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
尽管中国的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反复强调预防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很少有预防或干预措施惠及老人们及其家庭,即使在申先生所处的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也是如此。
在中国近代政治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特殊文化,即更注重事业的成效和政府认同(曾有一种趋势,即运用政府官员的等级,来衡量其他所有类型的职业,这在中国被称为“官本位”体制),而不是个人的健康状况,这给中国的卫生部门专家们提出了极大挑战。
该文化理念下的公众卫生意识较差(有意忽略或是无知),在健康的宣传和疾病的预防方面,公共卫生知识也未发挥应有成效。
中国从社会的“政治化”到社会的“医学化”之路仍很漫长。
如何帮助老龄群体利用传统的媒体以及日益普及的互联网,以使他们了解与其健康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这对于相关的研究者和从业人员将会是一个挑战。
当生命科学、医学进步运用于老年人及其健康方面时,专业人员和学者们需要对其所涉及的社会条件和影响进行探究。
如果不解决医疗卫生的便利性、可获得性/可承担性、质量和责任等难题,科学进步的成果将不能很好地惠及需要医疗帮助的人。
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和老龄化国家尤为需要,这些不能仅靠医学院的一个社会医学系的努力,社会研究人员需要厘清影响老龄化和健康的一系列复杂因素,从不同的学科和交叉学科视角,包括生物——心理——社会的分析框架,来进行社会经济学、文化和行为领域的研究(Ciesla,1997;Wellin,1984)。
四、行为与公共卫生问题
人们很早便认识到,特定的行为是与特定的疾病风险及相关条件相关联的(卫生与行为委员会,2001)。
然而行为科学及其在卫生方面的运用(又称为行为卫生)仍处于起步阶段,似乎对中国大部分老年人的生活无太大影响。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烟草在中国的使用,这在申先生的案例以及对他的成年儿女、同事、邻里以及其他人的多年观察中得到证实,并在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及文献中也有所反映。
许多研究发现烟草对于人体健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西方社会竭力控制烟草。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烟草的生产、经营和使用是如此普遍和流行,以致于若一个人不是亲自去了中国,他/她简直难以想象那里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烟草消费总量之大。
中国的烟草消费量占世界总的三分之一(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21世纪初,中国烟民有3亿多,每年消费近1.7万亿支烟,即每分钟消费3百万支烟(世界卫生组织,2002)。
申先生和他的子孙们每人每天吸烟不止一包(20支)。
每当聚会时,整个房间里弥漫着让非吸烟者难以忍受的、让人窒息的烟味。
这种情形在诸如火车、娱乐厅和会议室(除了一些公共卫生橱窗以外)这样的公共场合也同样存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情形变得更糟,即更高的生活水平,使得中国的烟民们有能力购买更多、更好的烟草品牌(在案例研究中,大部分烟民在吸烟上花费高,可达收入的一半)。
在2003年,中国卫生部调查发现中国的吸烟率急剧下降(中国日报,2004-12-02),然而,“尽管中国吸烟的人数有所减少,但瘾君子以及烟的消费量均增加了”(同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并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最后形成的涵盖从领导到普通百姓的吸烟文化(也包括与吸烟紧密相联的酗酒,成为一种风俗习惯或社会礼节)却如此根深蒂固,这给老老少少造成伤害。
在中国,这方面社会干预几乎完全缺失,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国际社会已经逐渐开始关注此问题,如用“中国的吸烟瘟疫”(工商日报,1999-10-07)、“吸烟:
中国的一颗定时炸弹”(BBC,2001-08-16)、“日益增多的吸烟使中国面临着健康灾难”(法新社,2006-11-08)这样的标题来提出警示。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2)称,在中国有五分之四的人是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这与在当代西方社会的调查结果不同。
研究者们也警告,中国三分之一的男性青年将死于吸烟,而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妇女也会死于被动吸烟(Lametal.,2001;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5-09-04)。
由于中国人均寿命普遍增加,烟民们主要是在他们的老年阶段去世,否则这些人可以活得更长,更重要的是,活得更健康。
当美国人把烟草公司告上法庭,法官们也截力对香烟制造商实行严厉制裁时(路透社,2006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却被指责对吸烟问题视而不见,且不断从烟草的生产和销售中获利(Watts,2003;York,2005)。
不过,中国(而不是美国)最近签署了一款超过75个国家所加入的、旨在遏制吸烟的世界卫生组织条约,该条约禁止在自动售货机上出售烟(Fonda,2005)。
然而,对中国能否严格执行这一法律,世界还要拭目以待。
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后面将有更深入分析。
虽然有关中国吸烟问题的研究才刚起步,但其部分研究成果开始被用来批驳那些不信医学专家建议的吸烟者们(如Raoetal.,1996)。
研究也探究老龄化和吸烟之间的相关作用(如Ho,1995),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干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有益成果。
尽管成果包含着许多有冲突的方面,但是它们大体上显示了从吸烟控制到中风预防方面,不同干预计划的积极效果(如,Liuetal.,2003;Abdullahetal.,2006;Lvetal.,2005;Fangetal.,1999)。
如今有关生活方式对健康状况影响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增多(Matsuzakietal.,2004;Wooetal.,2002)。
这些努力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但是仍需要学者、从业者与政策倡导者们的大量努力,来“对烟瘾宣战”,以遏制烟草的供应,并且改变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中国人的吸烟行为(和酗酒行为,以及近年蔓延的吸毒行为)。
五、老龄化与心理健康
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或者实现人的心理健康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之一,它对人们健康的其它方面有巨大影响。
心理健康的情感方面经常在相关的研究中得以强调,尽管已有研究显示,认知机能的下降也有可能是由于感情失常所引起(Chi&Chou,2000)。
行为健康与广义的人类行为在健康方面的影响有关,也与身心状况有关(Chan,2001),但是精神健康专注于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健康。
尽管现在的专家认为,“精神健康”与“精神病”不是对立的(也就是说,没有确诊为精神病,并不一定表明精神上是健康的),但是这两个概念一直以来结合得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对于精神健康的人们追求更高水平的精神健康目标的行为,心理学家和精神健康专家不得不给其贴上积极精神健康的标签。
不过事实证明,精神健康和疾病的固有负面含义给预防性工作造成了困难(卑诗省精神健康及癖瘾联合资料库,2006年),甚至在受到广泛的法律保护的西方社会也是如此(如,美国的残疾人法案,或简称ADA)。
由于对精神病人和精神病院的传统印象和畏惧,再加上现有的法律体系目前还未成为给需要服务的人提供帮助的有效工具,所以这种情况在中国更错综复杂。
在早些年,申先生的基本生存需求超过了心理需求,因生存需求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一直受到严峻挑战。
随着80年代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对政治控制的放松,我们似乎可以乐观地认为他的生活状况会变好,因为他不要再因为自身背景(在1949年以前,他曾是国民党旧政府的军人)而遭受政治上的折磨。
他被安排在一个重大的技术管理岗位,并且因为工作资历老而赢得他人的尊重。
在家庭方面,他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年,而且非常健康,职业有工程师、技术员和城市工人,另外还有可爱的孙子、孙女。
出乎意料的是,申先生在其晚年生活的大部分时光,一直处于心理的亚健康状态。
退休时的黄金年龄给了他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和心理需求(他的思维很活跃,同时喜欢广泛地阅读),但是他身体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也缺乏服务。
有迹象表明他仍对性感兴趣,但被人忽略或当作他这把年纪的怪事。
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非常喜欢与妻子争吵,甚至是为了一些本来不存在的或者发生在五十年之前的事。
他一直不停地向他妻子道歉,但又情不自禁地激怒和虐待她,正如他对妻子所说的那样,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他精神或情感上的糟糕状况,对行为与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包括在追赶他妻子时摔断了一条腿。
他的家人被其怪异行为所困扰,但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阻止他。
当被问及是否考虑过对申先生进行心理上的诊断和治疗时,子女们均表示其父亲极易被激怒,肯定会拒绝这种治疗,因此心理治疗未成为他们的选项。
同时,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父亲被当作疯子来治疗,因为除了某些无法理解的行为,他父亲看起来还是非常正常健康的。
一方面是缺乏专业的调解和家庭咨询服务,另一方面是他的成年子女们认为,任何精神病医院或诊所都不能为他们敬爱的父亲提供有效的治疗和人文关怀。
类似案例促使社会研究者们去努力理解在中国老龄化背景下影响个人精神健康的潜在因素。
不管他们(如其中某些人那样)支持亦或反对生物精神病学,他们都需要解决案例中所揭露出来的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问题。
当前,科学界一般认为影响精神健康的潜在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各种大大小小的生活压力(例如,丧亲之痛,或失业),身体健康状况,吸毒和酗酒,饮食和睡眠是否良好,自我照顾的能力,自尊心,控制力,工作/放松或责任/闲暇之间的平衡,在工作或家庭里社会网络的参与,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学习支持服务,2005)。
由美国精神病协会(2000年)发布的精神失常诊断和统计手册,为诊断和治疗精神病提供了循证医学工具、标准的程序,以及一般性的指导原则。
反对运用生物医疗手段来治疗精神问题的人们提供了替代性或互补性的方法,例如,自助、咨询、人文或存在主义疗法,以及社会工作服务(如,Stuart&Kutchins,1992)。
然而,从公共卫生的视角来看,除了精神健康服务便利性或可获得性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外,耻辱感仍然是阻碍精神健康领域进步的一个特殊而巨大的障碍,甚至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使得许多人享受不到服务,同时也在服务的需求群体间造成了差异(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1999)。
美国每年有五千四百多万人患精神疾病,但是寻求治疗的不到八百万人(美国精神健康协会,2006)。
特别是受晚年抑郁症影响的大约六百万美国老年人中,只10%接受过治疗。
结果,美国老年人比其它任何年龄段群体更容易选择自杀,尽管他们只占美国人口的13%,但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了所有自杀人中的20%(同上)。
在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在近年有所上升,这已经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He&Lester,2001)。
在申先生的案例中,他虽未企图自杀,但据其家人所言,他一直表示并不恋世,因为生活得并不快乐。
Kleinman和Kleinman(1999)在对这种现象进行思考时指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虽然物质上繁荣了,但是精神和社会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差。
他们回顾流行病学研究,揭示了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尤其是妇女和老年人更易受到伤害。
他们还回顾了人种学研究,表明道德体验也在发生变化,而相应的主观变化则令人担忧。
Ineichen(1998)进一步指出,中国痴呆症的流行率接近西方社会,但是淡薄的公众意识以及低水平的专业医疗保健,使得中国的痴呆症患者及其护理者们处境更为艰难。
一方面,中国缺乏专业的精神健康服务,而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对现有服务的利用严重不足。
在较发达的城市地区,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精神健康服务发展显著,包括心理辅导计划、热线服务和危机干预,综合医院的心理服务,以及对老年痴呆患者的护理(Zhangetal.,1997)。
然而,虽然对于中国人精神健康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从未中断,但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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