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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生平简单概括
元稹生平简单概括
【篇一:
元稹生平简单概括】
元稹的创作,以诗成就最大。
其乐府诗创作,多受张籍、王建的影响,而其新题乐府则直接缘于李绅。
下面是元稹生平简介,一起来看一下吧。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省洛阳一带)人。
幼年丧父,家境比较贫困。
十五岁参加科举考试,明经及第。
唐宪宗元和初,应制策第一,任左拾遗,历监察御史等职。
曾因劾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等人的不法行为,得罪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
他遭到这次打击后,转与宦官和权贵妥协,并通过宦官崔潭峻等人的推荐,得到穆宗李恒的重用,一度出任宰相。
不久,调任同州刺史。
文宗太和时,任武昌军节度使,死于任上,年五十三。
元稹和是好朋友,他们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
他的主张与相近,提倡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精神,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写过一些《乐府古题》和《新题乐府》,借用乐府的体裁,自出新意,借以讽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
他还写过不少和律诗,其中也有讽刺现实的,称作古讽、律讽。
此外,他也还写过不少古今体艳诗和悼亡诗,言浅情深,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他的诗在当时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
元稹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生疾苦,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但深度、广度都不及白居易。
诗的风格与白居易相近,都有语浅情深的特点。
拓展阅读:
元稹《春晓》鉴赏
【原文】
春晓
半欲天明半未明,
醉闻花气睡闻莺,
猧儿撼起钟声动,
二十年前晓寺情。
【赏析】
这是一首怀念往昔情人的七言绝句。
一个春日的拂晓,天色朦胧,将明未明,作者在醉乡中闻着花气和黄莺的叫声,心情安闲恬静,忽然一只小狗跳过,碰撞起钟声,于是勾起了他二十年前在寺庙里的一段回忆。
这二十年前的情事是怎样的呢?
诗里没有明说,但我们从诗人所写的一篇中却略知大概。
如大家所知,诗人曾写过一篇著名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写的是张生和崔莺莺恋爱的。
崔莺莺是一个美丽、温柔、多情的女子,张生很爱她,但终于因她出身卑微,不利于自己图取功名富贵,而将她抛弃了。
其实,这也就是诗人的一篇自传性的小说,而《春晓》一诗就是这篇小说的张本,张生就是诗人自己。
诗人抛弃原来的恋人后,不久就另外和一位名门望族的小姐韦丛结了婚。
可见他是一个负心汉。
但另一方面,他对原来的恋人又念念不忘,很怀念她,对自己的薄幸,深感内疚。
二十年前晓寺情,在往事的回忆中,他的心情又不安起来了。
这首诗写得是婉曲回环。
首句连用两个半字,描写春天拂晓时若明未明的朦胧景色;第二句以醉闻花气睡闻莺,极写环境的优美、恬静,以暗衬作者此时心情的安闲舒适;第三句猧儿撼起钟声动
作一转折,顿生波澜,勾起了诗人二十年前往事的回忆,这句转得极妙,诗中的波澜起伏全是句中那只小狗撼起的钟声所引起的。
一首仅四句的短诗,能写得如此波澜起伏,足见诗人的艺术功力。
元稹很擅长写古今体艳诗,他的这类诗语浅情深,很能吸引人。
《春晓》一诗,尤引人注目。
科学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还特别指出:
这诗是《会真记》的张本,值得在文学史上着重提出的。
【篇二:
元稹生平简单概括】
(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省洛阳一带)人。
幼年丧父,家境比较贫困。
十五岁参加科举考试,明经及第。
唐宪宗元和初,应制策第一,任左拾遗,历监察御史等职。
曾因劾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等人的不法行为,得罪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
他遭到这次打击后,转与宦官和权贵妥协,并通过宦官崔潭峻等人的推荐,得到穆宗李恒的重用,一度出任宰相。
不久,调任同州刺史。
文宗太和时,任武昌军节度使,死于任上,年五十三。
元稹和是好朋友,他们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
他的文学主张与白居易相近,提倡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精神,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写过一些《乐府古题》和《新题乐府》,借用乐府的体裁,自出新意,借以讽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
他还写过不少古诗和律诗,其中也有讽刺现实的,称作古讽、律讽。
此外,他也还写过不少古今体艳诗和悼亡诗,言浅情深,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他的诗在当时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
元稹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生疾苦,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但深度、广度都不及白居易。
诗的风格与白居易相近,都有语浅情深的特点。
【篇三:
元稹生平简单概括】
内容摘要:
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是现代意义上元稹研究的开创期。
建国后的研究范围渐渐涉及元稹的品格与《莺莺传》,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此时最重要的成果。
“文革”时元稹研究曾一度停滞不前。
新时期至八九十年代,涌现一批成果,但90年代的成果中有一些精品。
新世纪初,学界主要关注元稹生平、节操、创作及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
元稹研究/百年回顾/生平/品节/创作/理论/反思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丹(1975-),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2002级博士研究生,从事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2
尚永亮(1956-),男,河南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是现代意义上元稹研究的开创期。
建国后的研究范围渐渐涉及元稹的品格与《莺莺传》,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此时最重要的成果。
“文革”时元稹研究曾一度停滞不前。
新时期至八九十年代,涌现一批成果,但90年代的成果中有一些精品。
新世纪初,学界主要关注元稹生平、节操、创作及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元稹研究/百年回顾/生平/品节/创作/理论/反思
元稹在文学史上与白居易并称“元白”,他在诗歌、小说的创作与文学理论方面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是中唐文坛一颗明亮的星辰。
生前,他是人所仰望的才子,身后,他也始终是论者关注的对象。
在上个世纪,学术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学术界对于元稹的研究也由片语式的评论渐趋细致、深入、全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元稹的相关论文有228篇,研究专著5部。
(注:
本文的统计数字来源于罗联添《唐代文学论著集目》,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增订再版;中山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1949-1980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83-2001《唐代文学研究年鉴》:
“中国期刊网”;《全国报刊资料索引》等。
专著不含诗歌选本。
)简单的统计情况见下二表:
表1(研究成果数量统计简表)(注:
“+”号后为专著数量。
)
研究时段成果数量研究时段成果数量研究时段成果数量
1920-192911950-195912+11977-19794
1930-193931960-196621980-198999+2
1940-194921966-19761990-199959
小计6小计14+12000-200346+2
小计208+4
从表1对研究成果的数量统计来看,元稹研究在五四到建国前的30年间,成果只有6项,是现代意义上元稹研究的开创期。
建国以后,研究范围渐渐涉及元稹品格与《莺莺传》,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此时最重要的成果。
“文革”十年,受政治气候影响,元稹研究停滞不前。
“文革”以后,元稹研究经过70年代末三年的短暂恢复期,从8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
整个80年代共产生了101项成果,然而由于人们的思想刚刚解放,研究成果中一些激情研究的产物,最终证明不过是学术泡沫。
90年代成果数量虽然明显减少,但学者们更能踏实作文,涌现了一批角度新颖、富涵学术价值的精品。
新世纪伊始,元稹研究挟百年余威,再度抬头,短短四年已经产生46篇论文,年平均4.6篇,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年均10篇的最高记录。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元稹生平状况、节操品格、创作及理论以及作品整理等方面,以下本文将分别探讨。
表2(主要研究问题分布统计随表)(注:
若论文涉及多个主题,但非总论,则重复统计。
)
研究时段总论生平品格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文莺莺传作品整理
1920-192900001000
1930-193911010000
1940-194910010000
1950-1959001100020
1960-196600020000
1977-197902200000
1980-1989415282621106
1990-19991571453183
2000-20030851223214
小计73143661043023
生平行迹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对元稹生平进行专门探讨,只在几种文学史、诗歌史中做简单介绍。
50年代,学界在研究元稹小说《莺莺传》的同时,才开始对元稹本人的生平事迹进行探讨。
孙望《〈莺莺传〉事迹考》(注:
原刊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1950年版,后收入作者论文集《蜗叟杂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一文中附有《元稹事迹简谱》。
汪国垣《唐人小说》中也附有《微之年谱》(一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另外,苏仲翔在其选编的《元白诗选》(注:
上海春明出版社1956年版,后中州书画社于1982年重印,更名《元白诗选注》。
)后也附有《元白简谱》。
这些成果还不太细致、深入,发明也不太多。
真正开始比较系统地考察元稹一生行事的学者是卞孝萱,他的《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将元稹的生平事迹、创作活动以及前人的研究与评述都汇为一编,为后人开拓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这方面的专题论文有32篇,全部作于新时期,涉及到元氏的家庭、行迹、交游等问题。
元和十年,已由监察御使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又出为通州司马,直至元和十三年冬。
元稹在通州的时间并不长,但这四年既是他诗歌创作的丰收期,又是他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确立和发展期,因而学术界对他通州时期的行踪事迹十分关注。
卞谱对于元稹通州时期的行止、创作考证甚详,但吴伟斌多有异见。
吴文《关于元稹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1期)首先指出元稹赴通州时并无归田之举。
其次,元白此时不应有诗文唱和。
第三,卞谱认为稹于元和十一年夏赴兴元治病,十二年九月回通州;吴则认为稹赴兴元在元和十年十月,回通州则在十二年五月。
此外,文中还对李六、李十一、李忠州究竟是谁提出了异议。
卞谱将元酬白之作根据白寄赠诗的写作年月,一一对应系于四年中的各个时期,吴文《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元稹年谱〉献疑之十一》(《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考察了元稹通州时期的行踪及与白的联系,认为卞谱的编年与事实不符。
事实是“今存元氏通州任内的31首酬白之作,大部分应是其十三年初32首追和诗中的作品”。
此外探讨元稹通州期间生活行事的论文还有陈正平《元稹在通州》(《唐都学刊》1996年第12期)、吴伟斌《元稹通州行踪考述——〈元稹年谱〉疏误举证》(《海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
卞孝萱《元稹与两浙诗人》(《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1期)是较早对元稹交游情况进行考辨的文章。
此后吴伟斌在《元微之诗中“李十一”非“李六”之舛误辨》中指出,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所说元稹《与李十一夜饮》及《赠李十一》诗中的“李十一”应为“李六”(即新授忠州刺史李景简)的说法不能成立。
作者认为“李十一景信不是‘白居易从江州遣来之至书邮’,而是‘自忠州访’微之的友人”,“李十一景信并没有‘早到江州随白氏’,白氏在江州所寻之‘李十一’也不是景信。
”后来王拾遗在其《元稹主要交游考》(上下篇分载于《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1、2期)中也持相同看法。
除此之外,王文还考察了元稹与杨巨源、李绅、李景俭、刘禹锡、柳宗元、吕温、韩愈等人的交游唱和情况。
21世纪有周桂峰《元白交谊论》(《淮阴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金卿东《元稹白居易“初识”之年考辨》(《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陈才智《元稹白居易“初识”之年再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等三篇文章,金文以为两人相识于贞元十六年,陈文对其文进行辨正,提出五条理由,认为王汝弼在《白居易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中贞元十九年的旧说实在不容推翻。
品节研究
元稹是文学史上争议较多的作家,而后世人们争议的焦点又在其政治品节和生活品节两方面。
长期以来,人们对元稹政治品格大多持非议的态度,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认为元稹反对永贞革新,一是他晚年依附宦官崔潭峻、魏宏简及严绶而“变节”。
进入20世纪新时期,渐渐有学者对传统说法提出异议。
关于元稹的永贞革新态度,吴伟斌在《元稹与永贞革新》(《文学遗产》1986年第5期)一文中,首先指出元稹《论教本书》并无反对永贞革新之意。
经过考察,吴文认为元稹不仅“政治主张与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大致相符”,而且“永贞革新失败后,元稹与其成员的关系更为密切”,并对支持革新的唐顺宗表示“钦慕”,而“对宪宗镇压革新的行为则表示了明显的不满”。
针对元稹受到的苛责从古到今不见衰歇,吴伟斌作有《元稹评价纵览》(《复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5期)一文,从“同时代人们的赞誉与攻击”、“史书不公正的述评”、“《元白诗笺证稿》的失误”等方面追踪元稹研究史,剖析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从另外一个角度蠡探这位著名文学家的本来面目。
文章认为,“历代人们贬诽元稹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史学家们没有对有关元稹的第一手资料认真研究、仔细鉴别,过分相信了对元稹贬诽的虚假材料,从而做出了不符合元稹生平的结论。
后世人们又盲从了史书的现成结论,并据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诗歌创作研究
20世纪前半期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对元稹的诗歌从整体上做了简单的评价。
对元稹诗歌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开始于30年代陈寅恪发表的《读连昌宫词质疑》、《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等系列论文以及40年代的《古题乐府笺证》、《艳诗及悼亡诗》、《连昌宫词》等三篇文章。
在他的影响下,50年代以后,学界对元稹的诗歌开始了深入地探讨。
“文革”之前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当时通行的几部文学史中。
中科院文研所的《中国文学史》将元稹单列章节,对其《连昌宫词》等作品评价甚高,但认为讽谕诗成就不及白居易,其诗“最好的是古今艳诗和悼亡诗”。
此史还指出其爱情诗《春晓》“是《会真记》的张本,值得在文学史上着重提出”。
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元稹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对新乐府运动的开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行动则不如白居易坚决彻底,且元诗内容的广度深度,人物的生动性都不及白,“这主要决定于他的世界观”。
此外游史特地指出其悼亡诗“属对工整,而又如家常话”,“对于律诗的通俗化有一定影响”。
这一看法与文研所《文学史》中对《春晓》诗的关注都隐微地透露出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元稹在整个文学史发展流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不再是就元诗论元诗。
进入新时期,对元稹诗歌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渐渐夥够,关于元稹诗歌的研究论文中,只有14篇作于1978年之前,其余全部产生于新时期。
70年代末到80年代,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裴斐的《元稹简论》(《光明日报》1985年3月12日)、卞孝萱《唐代次韵诗为元稹首创考》(《晋阳学刊)1986年第4期)、梁超然《元白四题——与裴斐先生商榷》(《语文园地》1985年第8期)等。
百年以来,裴斐是较早对元稹诗歌个性有所关注的学者之一,他的《简论》一文重点谈的不是元白之同,而是元白之异,其文主要探究诗史称“元白”而非“白元”的原因:
一以元白唱酬固以次韵见重,而次韵不独自元始且为其所长。
二以“淫靡”本为元白共有,李肇《国史补》却独加于元,可见元之艳诗影响更大。
卞孝萱文用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考证,得出了“元和五年元稹在江陵府所作《酬乐天书怀见寄》等五首诗,是元白之间‘次韵相酬’的开始”这一结论,从而使宋程大昌关于“唐世次韵起元微之、白乐天”等比较笼统的说法得以落实。
梁文“题四:
说元稹之淫靡”,是针对裴文所云“‘淫靡’即李戡所谓淫言媒语”,提出不同的看法。
梁文认为李肇所云“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均指艺术风格,而“淫言媒语”则指内容,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卞孝萱、刘维治《元稹评传》(《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5期)对元稹创作成就的论述也比较妥帖,他们从乐府诗、艳诗与悼亡诗、次韵排律等三个方面论其诗歌创作成就,指出“在平易坦荡中呈现出丽艳华美”是元稹独有的诗歌艺术特色,这又体现在浓墨重彩的画笔,曲尽其情的铺叙,具有感染力的细节刻画,富有情趣的比兴手法,酣畅淋漓的自由抒写等五个方面。
学者吴伟斌多年来致力于元稹研究,不仅努力为其品节问题做翻案文章,对客观评价元稹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也用力甚勤。
其文《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试析元稹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北方论丛)1986年第4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浅析》一文认为元诗艺术特色体现在浅切,语言通俗自然、朴实明快,含蓄有味,感物寓意,浪漫色彩的表现手法等方面。
《道路》一文把元稹的创作分做三期,以元和年间为其现实主义创作的全盘时期,也是最重要时期。
文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
所谓“元和体”诗歌,就元稹来说,主要是指“包括新题乐府诗在内的讽喻诗”及“小碎篇章”和排律,正是元稹等人的这些诗篇,在唐代文学史上形成了“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局面。
将“新乐府”纳入“元和体”,虽然有待商榷,但其提法大胆,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令人赞叹。
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观念的开放和方法变革使得学者们思路大为开阔,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尤其体现在对元稹诗歌创作的研究中。
吴伟斌《论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6期)认为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无论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与参加,诗歌内容的变革,诗歌理论的提出,诗歌唱和形式的创新,还是对唐文、尤其是对当时制诰文的弃旧图新,以及对唐传奇的发展繁荣,成绩是显而易见的,贡献是毋庸置辨的,其在中唐的主盟者之一地位,也是无可置疑的。
尽管文章因为展开的面很宽,对有些方面的论述在深度上略有不足,但文章显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以及试图将作为个体的诗人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学乃至文化中去考量的气势。
许总的《浅俗表意与浓郁伤情:
论元白两面性人生与心态》(《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将时代的文化风尚和个人的经历、心态等纳入观照视野,指出由于元白直接参与了元和年间的政治革新,强烈的务实精神渗透于诗歌创作,促使其讽喻性诗作在“直表政治主张中务浅求近”,又由于中唐俗文化的兴盛及其避世心理,元白的闲适诗也表现出乎易通俗的风貌;另一方面,由于人生挫折、思想变迁,其诗歌又充盈着浓郁的感伤意味,浅俗表意与浓郁伤情构成了元白艺术世界的整体。
此外胡振龙的《试论元稹诗歌创作的美学追求》(《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是从美学的角度来探讨元稹的诗歌创作,姜峰的《“元白”传统与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趋向》(《江汉论坛》1999年第10期)则从接受与传播的角度,蒋济永《“在”的意义与追问:
元稹〈行宫〉新析》(《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更是利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做了一次存在主义解诗尝试。
这些论文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或者有着开阔的视野,或是选择了新的切入点,或是选取了新的关注视角,或是使用了某种新的理论,但由于作者们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而非生搬理论,哗众取宠,因而这些论文都在新人耳目的同时,大大深化了对元稹诗歌的研究。
诗歌理论研究
从上世纪初至今,关于元稹创作理论的研究论文共有10篇,第一篇就是胡适之《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浙江图书馆报》2,1928年8月),观点与其《白话文学史》一致,认为和白居易的主张同属为人生而作文学,是一种写实主义,其观点代表了解放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普遍认识。
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此时出版的批评史、文学史的相关章节,专门论文则较少见到。
以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注:
《中国文学批评史》早期分上、中,下三册出版,上册(先秦——隋唐五代)出版于1964年,此据该书1987年1月统一重出版《说明》。
)及游国恩、文研所文学史为代表,普遍认为元稹“和白居易一样”提倡讽喻诗和新乐府,对新乐府创作在中唐的盛行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特别指出元稹对杜甫的评价在文论史上的重要性。
可以说,80年代之前,对元稹创作理论的探讨多是作为白居易文学主张的附属而略加关照,系统性和深度都有欠缺。
如果说80年代之前,学界对元稹文论的观照主要着眼于与白居易的相同之处,那么8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元白的不同之处。
比如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注:
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元稹的诗论与“元和体”的文学思想》,p365-37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也认为元稹对历代诗歌的发展评价,“不像白居易那样片面”:
他对汉魏诗歌较多肯定,尤其对建安诗歌做了合乎实际的评价,对两晋文学也能客观评价,对唐代诗歌,元稹肯定了沈宋在律诗创作上的贡献,也对杜诗的艺术成就做了十分全面、深刻的概括,认为他是集历代诗歌艺术之大成的伟大诗人,他的评价成为杜诗的接受史上重要一环。
虽然与白居易同样认为杜优于李,但元稹以为所优之处不仅在于“风雅比兴”,更在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而脱弃凡尽”,可见他对诗歌的近体格律、艺术技巧是比较重视的。
张著还特意提出元稹对“元和体”的定义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也认为元白在提倡兴寄、写时事上一致,而对待诗歌的艺术要求则有所不同,比如在论杜时,元稹并不像白居易全以兴寄为标准,而是从其艺术的兼备众体说的。
王运熙《元稹的诗歌批评》(《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2期)一文把元稹的诗歌批评分为两个部分:
在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中,一面理智地强调讽喻诗的重要意义,一面情不自禁地沉醉于抒写日常情致的古诗和律诗。
在对杜诗的评论中,他对汉魏六朝诗做出了评析,对李杜两大诗派做了比较,其李杜优劣论对后世影响颇深。
此文观点亦见于其参与撰写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相关章节。
王氏尚有《元稹李杜优劣论和当时创作风尚》(《上海文化》1994年第1期)一文,把元稹的文学观念和当时文学乃至文化的风尚潮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使得文章较之同期同主题论文视野扩大,而且更具有说服力。
关于元稹诗歌理论研究的论文不能不提到钱志熙的《元白诗体理论探析》(《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文章首先介绍元白诗歌体裁分类理论并做比较,同时对白居易称古体为“格诗”的原因做了探讨,然后依据元白自述,研究其尊古轻律思想的实践历史,并以两人为典型透视唐诗体裁系统中古近两大类体裁的关系,最后研究元稹的近体诗理论,并探讨元白近体艺术风格与此种理论的对应性,对唐宋两代诗人在近体方面的不同艺术标准这一问题也有涉及。
钱文首次对元白的诗歌体裁理论及其与创作实践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论述,并指出其在诗体理论的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为新世纪元稹诗歌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
开了一个好头。
《莺莺传》的研究
在元稹创作中,除了诗歌以外,传奇《莺莺传》是元稹的重要作品,它对后世小说、戏曲的创作具有深远影响,因而在20世纪也备受学者们的关注。
学界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创作时间、张生是否元稹自寓、崔张悲剧的原因、人物形象分析等。
关于写作时间,学界存在两种说法:
一是贞元二十年九月说。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认为元稹与张生年龄相等,结婚时间相同,所以张生即元稹自寓,继而将元稹与张生合而为一,根据元稹的年龄与结婚时间推出《莺莺传》作于贞元二十年九月(《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p9-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卞孝萱《元稹年谱》都同意此说。
一是贞元十八年九月说。
孙望《〈莺莺传〉事迹考》、吴伟斌《〈莺莺传〉写作时间浅探》都持此说。
吴文首先认为《莺莺传》是传奇小说,不等于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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