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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小说专题五号字体
教育部要求高校必修语文
汉语不过不能毕业
晨报讯(记者代小琳)“我们的理工科学生必须要学习语文!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招生说明会上,北航副校长郑志明说。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目前已经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等多家学校把语文课列为必修必选课。
“英语不过不能毕业,现在汉语不过也不能毕业!
”北京大学教务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设置了“素质教育通选课”,其中要求所有学生,包括理工科学生,都要选择一两门语言文字类的课程。
学校安排名师来给学生们上这些基础课,比如汉语专家陆俭明开设的《汉语和汉语研究》、蒋绍愚教授开设的《大学语文》等。
清华大学对于2006年新生实现新的教学方案,要求所有理工科学生必须要学习语言、文学等方面的两门“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
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开大学等高校更是把“大学语文”列在全校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表上。
《北京晨报》2007年5月10日
壹、中国现当代文学简介
一、中国现代文学
1.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又叫中国新文学。
以1917年1月《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为开端,至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为终点。
它包括在此期间发生的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艺思潮和在此期间出现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以及所有不同类型作家的创作。
2.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轮廓
(1)五四新文学时期(1917-----1927)这个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萌生,形成阶段。
其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为文学革命推动了新文学的产生,新文学取代了旧文学;具有现代特色的文学报刊、社团、流派开始出现,新文学基本形成了面向社会普及的局面;新文学的内容以表现个性解放和倡导思想启蒙为核心精神,开始形成现代文学的主导倾向。
新文学的形式以自由化、个性化、语体化为基本原则,大致确立了现代文学的形式和美学基础。
当然,现代文学在这一阶段尚处于草创期,文学创作普遍存在不成熟的现象。
(2)左翼文学运动时期(1927-----1937)这个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成熟阶段。
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开始由表现个性解放和倡导思想解放向表现更为普遍的社会生活、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转移,文学的主题和题材更为丰富;文学创作的形式日臻完善,在各个文学领域都涌现了一些具有较高艺术成就的作家,出现了一批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
现代文学的影响扩大,已完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形态的转换。
(3)抗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1937----1949)这个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转型阶段,其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为文学适应战争的特殊需要,密切配合现实的民族斗争、政治斗争,出现了文学意识和文学功能的整合及变异现象;由于战争和政治的原因,文学分成几块不同的区域,即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不同的文学区域具有不同的文学主题;在解放区文学中开始形成向建国以后文学转型的思想和艺术因素。
中国现代文学还应包括台港澳文学。
二、中国当代文学
1.中国当代文学
最早使用当代文学这一提法的,是5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机构和大学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如华中师院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写于1958年,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从那时开始,“当代文学”作为与“现代文学”相衔接和相区别的分期概念得到认可。
北大的洪子诚教授认为:
“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它限定在“中国大陆”这一范围之中,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合”,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式来予以解决;(金庸)“当代文学”的另一层含义是,它的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
2.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轮廓
(1)第一阶段(1949--1978年)“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使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
(2)第二阶段(1978年--1989年)文学的真正“复苏”来说,是以1978年8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1979年10月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
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
8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
“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
(3)第三阶段(90年代)90年代初的文化特征:
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
90年代的文学具有的“无名”特征:
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
其次是作家的叙事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立场。
其三,由于时代"共名"的消失,使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个人立场的文学叙事,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写作方式,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应运而生。
贰、鲁迅《孤独者》
要把握中国现当代社会,必须研究两个人:
鲁迅和毛泽东。
——孔庆东
一、写作背景与作品简介
《孤独者》写于1925年10月。
从1924年9月到1925年4月,是鲁迅一生中相当痛苦的时期,与周作人决裂、女师大事件、被教育部解聘等一系列具体的生活境况使鲁迅的内心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的孤独状态。
“人生终究是虚空还是实有”、“对人世可以抱以希望还是只有绝望、“是创造还是毁灭”是这一时期纠缠于鲁迅心头不可消解的哲学问题。
这一时期的作品包含着鲁迅一生求索的核心问题,是鲁迅的人生存在论最为独特的反应。
鲁迅小说共有三个集子:
《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孤独者》收在小说集《彷徨》里,《彷徨》是革命失败后,呐喊过去后,剩了一片寂寞的战场,战场上没有声音,寂寞下来了,别人都走了,剩下鲁迅一个人在这里彷徨。
这个时候写的作品,散文、诗结集为《野草》,小说结集为《彷徨》。
《彷徨》在开头便引述了屈原《离骚》里的两句话: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部小说正是反映鲁迅当时探索中彷徨的心境,欲求出路而到处找不到路,甚至无路可走的苦闷。
《孤独者》在收入《彷徨》前没有发表过,是鲁迅很珍视的作品。
二、清谈式的人生讨论
小说展开了魏连殳和“我”之间的三次辩论,这种辩论其实是鲁迅内心深处的两个“我”的对话。
每一次讨论,都有一个主题,这种围绕主题来互相辩驳的方式,正是魏晋“清谈”的特点。
1.人性善恶和生存希望
第一个问题,是从孩子说起的。
魏连殳非常喜欢孩子,小说写了大良、小良和他们的祖母,这是极其调皮、极其讨厌的两个小孩,而且祖母也是个极其讨厌的小市民,但是魏连殳非常喜欢这两个小孩,这当然有他的悲剧在里面。
有一次,从怎么看待小孩引发了一场争论——
(魏)“孩子总是好的。
他们全是天真……。
”
(“我”)“那也不尽然”。
“不。
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
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
原来却并不坏,天真……。
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
“不。
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
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
何尝是无端……。
”
表面上看,是讨论孩子问题,其实争论的是人性的善恶、人的生存希望在哪里等问题。
魏连殳认为有希望,希望在孩子,人的本性是好的,只是后天的环境造成了人的坏,既然是环境造成的,就有改造的可能性。
“我”认为不是环境造成的,是人的本性,人的“根苗”就是坏的,无法改造,也就没有希望。
这里实际上是从人的本性这个根底上来辩论人的生存有无希望的。
两种观点相互质疑和颠覆,讨论没有结果,所反映的正是鲁迅自己内心的矛盾。
2.生存状态
第二次讨论是围绕“孤独”展开的。
有一天,“我”看见魏连殳的样子,觉得很悲凉,却装着微笑说:
“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
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
这就是说,境由心造,这种孤独处境是自己造成的,因此也可以用自我调整的方式改变。
魏连殳却说起了祖母:
她是我父亲的继母,我跟她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此虽然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我是不理解她的,我和祖母之间是不通的,但是那一天我看到祖母的孤独感时,“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
小说结尾,“我”来看魏连殳,又感到“我”跟魏连殳有某种关系。
所以在《孤独者》里,从祖母到魏连殳,再到“我”,有一个“孤独者谱系”,这里没有血缘关系,却传承下来了。
“孤独”不是境由心造,而是本体性的,是命运造成,注定如此的,而且会代代传下去。
这是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追问——鲁迅总是通过一种现象进行本体的追问,刚才追问生存希望,这里又追问生存状态:
这种孤独的生存状态是可以改变的,还是无可改变的宿命,鲁迅自己是矛盾的。
3.生存意义和价值
第三个问题,就更加深刻。
我们刚才说过,到最后魏连殳来求“我”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我还得活几天!
”说完就走了,“我”没有来得及和他进行对话,但正是这一句话像火一样烙在“我”的心上。
于是就有这样一个晚上,“下了一天雪,到夜还没有止,屋外一切静极,静到要听出静的声音来。
我在小小的灯火光中,闭目枯坐,如见雪花片片飘坠,来增补这一望无际的雪堆”,就想起了小时候跟小朋友一起塑雪罗汉,仿佛看见“雪罗汉的眼睛是用两块小炭嵌出来的,颜色很黑,这一闪动,便变了连殳的眼睛”。
“我还得活几天”,仍是这样的声音;“为什么呢?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追问,向千里之外的魏连殳的追问。
正在这个时候,咚咚敲门,一个人进来,拿了一封信给“我”,打开信,是魏连殳来的。
这里有一种心灵感应,“我”想着他,他的信来了,而且第一句话就说:
“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就是回答那个问题:
你为什么活?
这里又提出了“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
从魏连殳的回答,结合他的经历大概有几层意思。
第一个层次,是为自己活,为自己某种追求、理想、信仰而活着,魏连殳是曾经这样活着过的,人们为什么觉得他是个异端呢?
就是因为他是有信仰、有自己的追求的人。
但现在他说他活着是因为有人愿意我多活几天。
这就是说,他不可能为理想、追求而活着,因为理想完全破灭了;还要活下去的动力,就来自是有人——例如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孩子希望我活着。
这个时候,我活着的全部意义就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爱我者。
这是一种力量,而且是很大的力量,魏连殳说,“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因为我毕竟活得有意义:
为爱我者活着。
但是,现在爱我者自己也活不下去了,人们也不爱我,不再对我寄予任何希望了。
到了连爱我者都不希望我活的时候,人的生存价值已经推到了零度,几乎没有价值了,已经到了底线了,但是我还要反抗,我要反抗这个不可抵抗的命运,我还要活着。
这个时候,我为什么活着呢?
我只能为那些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活着:
你们不是不愿意我活着吗,那我就偏要活着,我就是要让你们因为我的存在而觉得不舒服。
这是“为敌人”而活着,这真是太可怕了,这是一个残酷的选择。
三、问题探究
1.魏连殳、“我”(申飞)和鲁迅(周树人)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鲁迅很多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写。
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不等于作者,但经常会被混同。
通过“我”和作者的关系的远近,可以有效地调整读者的感受。
任何一个作家在写作品的时候同时在写一个虚构的自我,这个虚构的自我同真实的自我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时候很接近,有时候又离得很远,有时候甚至是完全相反。
鲁迅小说中的“我”和鲁迅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尤其复杂,鲁迅经常把这个“我”混同于真实的自己,他也会把自己生活中的真事、真的朋友的名字、真的时间、真的地点写到小说中去,使你觉得这就是他,就是周树人。
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作品产生强烈的真实感。
小说中的“我”和魏连殳,即小说叙述者和主人公,他们都是“我”的不同侧面,或者说是“我”内心的两个不同声音。
“我”是小说里的经历者,也是一个旁观者和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自我。
“我”与魏连殳的关系就是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关系。
据胡风回忆,鲁迅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
“那是写我自己的。
”可见《孤独者》与鲁迅个人有着某种超乎其他作品的直接联系。
小说中出现了“我”这个人物,叫申飞,这正是鲁迅曾经用过的笔名。
我们明显感觉到“我”对魏连殳是非常同情的,非常理解他,然后发现“我”的命运逐渐跟魏连殳的命运差不多了。
“我”跟魏连殳一样,也是一个孤独者。
2.如何理解下面两段话?
“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
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
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根据王瑶先生的提示,很自然地让人想起了当年的阮籍。
据《晋书》记载,阮籍的母亲死的时候,阮籍正在和别人下围棋,他的对手说,你的母亲死了,别下了,赶紧去奔丧吧。
但是阮籍说,不行,我们饮酒。
既而饮酒二斗,饮完酒后,举声一号,大哭一声,吐血数升,然后说,那些人都是礼俗之士,我要施之以白眼。
这个细节跟小说里的魏连殳的表现非常接近,而且更主要的是,鲁迅曾经说过,嵇康、阮籍表面看上去是反礼教的,其实他们是最守礼的。
同样,在魏连殳那里,他为什么那么耐心地为祖母去装殓呢?
他那样放声一哭,说明魏连殳是真正讲礼教的,是孝子,他是真孝,他反对的是礼俗。
从这里可以看出,魏连殳和阮籍不仅在行为方式上很接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接近。
进一步我们在魏连殳身上看到的,正是鲁迅本人和魏晋文人的相通。
魏连殳这个人既体现魏晋文人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鲁迅本人的一些精神本质的东西。
魏连殳在祖母死时,如受伤的狼在荒野中嗥叫,那是对命运的反抗;“我”在魏连殳死时,也如受伤的狼在旷野中嗥叫,“我”终于明白连殳选择灵魂层面高度反抗的缘由。
这只受伤的狼,在小说中再次出现,却把那笼罩全篇的面对“死亡的轮回”的绝望挣扎的生命感受螺旋式的推向顶点。
这深夜在旷野里发出的长嗥,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长嗥,无疑是魏连殳的心声,“我”的心声,也是鲁迅自己的心声。
这是别人描写不出来的一个情境。
这样一个狼的形象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这样塑造出来的。
有谁用狼来形容过一个正面人物吗?
狼在鲁迅的笔下,和传统中国人的印象是不一样的,在鲁迅的眼中,狼是英雄,是孤独的英雄,是从来不被人理解的英雄。
我们半夜里听到狼的叫声,感到的是恐惧;而鲁迅是这样描写狼的,他能从狼的叫声中听出愤怒、悲哀和受伤。
3.如何理解篇末的这个句子?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
故事叙述到最后,叙述自我是轻松而坦然地、义无反顾地“走”在月光底下,即使前面是“坟”。
鲁迅的小说里的叙述自我在最后的结局里都是一个“走”的形象,无论他遭遇了什么情况,或是很清楚地知道前面是“坟”的结局等着他,但也还是“轻松、坦然”地走下去,这便是反映着鲁迅以“走”的方式表达着他的人生哲学:
反抗绝望。
《在酒楼上》里的“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故乡》里的“我”重回故乡,重见闰土后也还是选择远离了这个不怎样留恋的故乡;《祝福》里的“我”总是多次提到“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的语句。
鲁迅在小说里不停地重复着“走”,其实就是他自己在彷徨之中反思后的结论:
以“走”的方式彻底反抗绝望,如旷野中狼的长嗥般悲切而坚定的反抗。
最后由极度的痛苦恢复到平静,更准确地说,是把这种痛苦真正内化,隐藏在心灵的最深处,开始新的挣扎,开始新的努力,永远不停留的“走”:
正是这“轻松”与“坦然”,把前面所有的惊心动魄的追问,全化作了长久的回味与更深远的思索。
这样的结尾,也是鲁迅式的。
鲁迅的小说从娱乐的角度来讲是比较没意思的,甚至是比较枯燥的,所以读鲁迅的小说有时是一场心灵的搏斗,有点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是一种心灵的拷问。
你好像要拷问作者,有时又好像要拷问自己。
4.你如何理解魏连殳所面临的孤独?
(1)我爱者——异类的孤独
魏连殳正是一个异类。
小说一开始就说他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常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所以大家把他像外国人一样看待。
而最让人感到异样的是他喜欢发表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
这是典型的魏晋风度,也是典型的鲁迅风度。
这样一个异类,有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与整个社会绝不相容,于是开始有种种流言蜚语,结果校长把他解聘,没有饭吃了。
[被教育部解聘]
(2)爱我者——隔膜的孤独
我和祖母之间是不通的,却继承她的孤独。
[与周作人、羽信的关系;青年学生的背叛:
1925年4月,鲁迅在《两地书》写道:
“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
”]
(3)我恨者——灵魂抽身的孤独
当了师长顾问,魏连殳的生活一改以往的寂寞与荒凉,变得风光热闹起来,但内心却是寂寞孤苦的。
魏连殳在肉体上顺从了这个社会,而在精神上则把自己和社会隔绝开来,灵魂抽身于社会,成为一个“孤独者”。
面对“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魏连殳在灵魂上轻蔑地嘲笑着这个变形的社会,扭曲的人性,丑恶的庸众。
甚至进行报复,躬行我恨之人的行为,“给压迫者以压迫,给耻辱者以耻辱”。
昔日的敌人纷纷向自己磕头打拱,于是面临着“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我一个复仇之神践踏着所有的敌人,我胜利了,但是我已经真的失败了。
因为“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是以背叛我自己和爱我者为代价来取得对敌人的胜利。
也就是说,他的复仇就不能不以自我精神的扭曲和毁灭作为代价,并且最后必然导致生命的死亡。
即便孤寂地死去,依然进行着反抗:
穿着不妥贴的军人装束,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合着冰冷的微笑,冷笑这可笑的死尸。
这是反抗的灵魂冷笑他那顺从的肉体。
[女师大事件、陈西滢流言]
四、词语解释
【承重孙】按封建宗法制度,长子先亡,由嫡长孙代替亡父充当祖父母丧礼的主持人,称承重孙。
【法事】原指佛教徒念经、供佛一类活动。
这里指和尚、道士超度亡魂的迷信仪式,也叫“做功德”。
【《沉沦》】小说集,郁达夫著,内收中篇小说《沉沦》和短篇小说《南迁》、《银灰色的死》,一九二一年十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这些作品以“不幸的青年”或“零余者”为主人公,反映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抑下的忧郁、苦闷和自暴自弃的病态心理,带有颓废的倾向。
【吃素谈禅】谈禅,指谈论佛教教义。
当时军阀官僚在失势后,往往发表下野“宣言”或“通电”,宣称出洋游历或隐居山林、吃斋念佛,从此不问国事等,实则窥测方向,伺机再起。
【《史记索隐》】唐代司马贞注释《史记》的书,共三十卷。
汲古阁,是明末藏书家毛晋的藏书室。
《史记索隐》是毛晋重刻的宋版书之一。
【独头茧】绍兴方言称孤独的人为独头。
蚕吐丝作茧,将自己孤独地裹在里面,所以这里用“独头茧”比喻自甘孤独的人。
【挑剔学潮】一九二五年五月,作者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他六位教授发表了支持该校学生反对反动的学校当局的宣言,陈西滢于同月《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发表的《闲话》中,攻击作者等是“暗中挑剔风潮”。
作者在这里借用此语,含有讽刺陈西滢文句不通的意味。
【斜角纸】我国旧时民间习俗,人死后在大门旁斜贴一张白纸,纸上写明死者的性别和年龄,入殓时需要避开的是哪些生肖的人,以及“殃”和“煞”的种类、日期,使别人知道避忌。
(这就是所谓“殃榜”。
据清代范寅《越谚》:
煞神,“人首鸡身”,“人死必如期至,犯之辄死”。
) 【苎麻丝】指“麻冠”(用苎麻编成)。
旧时习俗,死者的儿子或承重孙在守灵和送殡时戴用,作为“重孝”的标志。
【仙居术】浙江省仙居县所产的药用植物白术。
叁、汪曾祺《受戒》
一、作品风格与创作理论
(一)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沈:
凤凰古城)。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是沈从文最得意的门生,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好的汉语作家。
《大淖记事》(淖nao去声)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
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
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
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二)汪曾祺小说的审美世界
汪曾祺的小说定义:
“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
汪曾祺认为:
“小说是回忆”。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
时间会过滤掉许多不具备审美价值的东西,而保留、沉淀下来的是比较醇美、在生命中留下了印迹的东西。
汪曾祺说: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汪曾祺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
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汪曾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取着一种与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相一致的精神向度,为了突出人性与人生中富有诗意的本质,他对现实进行了尽可能的过滤,他不是不知道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丑与恶,只是他不允许它们进入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
汪曾祺小说大多数“近似随笔”,故事性较弱,结构松散,舒放自如,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或“苦心经营的随便”。
其小说的散文化特征主要体现于结构,大多先描写环境和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物,由人的职业到癖好、生活情趣;再写关于此人的一些细节,中间也许会旁斜逸出地穿插一些典故和掌故、风俗人情、解释说明,有一种博识的杂家风范。
汪曾祺能够艺术化地处理这些插入成分,使之不仅具有叙事功能,且造成了作品的自然恬淡、清雅温馨的境界。
汪曾祺对散文化小说特征做了如下归纳:
(1)在散文化小说作者的眼里,题材无所谓大小,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
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
(2)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
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
(3)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不是史诗。
(四)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汪曾祺是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小说家。
作为“京派”的最后传人。
在新时期,汪曾祺有以自己独有的叙事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小说观念(“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启动了新时期一些优秀青年作家如阿城、何立伟等的文体意识和语言感觉。
汪曾祺对当代小说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这种被人为中断遗忘的小说文体和风格接续起来,并深刻地影响了一批青年作家。
黄子平有言,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教训是它拒绝了40年代除延安文学以外的新文学遗产,而汪曾祺的小说,正是80年代中国文学(主要是寻根文学)与40年代新文学的一个中介、一座桥梁。
在一定意义上说,汪曾祺小说消解和颠覆了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前期小说模式中的主题功利性、题材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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