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物理学家的成长和奋斗历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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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物理学家的成长和奋斗历程
一个物理学家的成长和奋斗历程
原文地址:
我的成长和奋斗历程—杜克大学物理系主任、实验核物理学家高海燕自述作者:
看看大海
一、家庭的影响和童年
二、中学时光
三、清华岁月
四、加州理工的日子
五、导师与同学
六、麻省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执掌教鞭
七、奋斗在美国
八、舐犊情深
九、尾声
十、当选杜克大学物理系系主任
人物素描:
高海燕,实验核物理学家。
上海人,8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89年赴美留学,94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
博士后研究之后,97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2002年受聘于杜克大学,现在是杜克大学终身教授,并担任杜克大学物理系副系主任(梦里江河补注:
高教授2011年任杜克大学物理系主任,杜克大学是全美十大名校之一。
)。
本篇访谈由海燕本人口述,宗兴整理而成。
一、家庭的影响和童年
要谈我个人的成长经历,首先要说说我的家庭。
我的爸爸是浙江黄岩人。
他的经历比较坎坷。
他中学毕业后做到了中学校长。
当时国家提倡“有志青年去大西北”,所以他也就响应国家号召,热血沸腾地报考了青海民族学院。
当时他的目标是毕业之后去西藏,在那里做民族工作。
59年到61年之间是“三年自然灾害”,爸爸在那里没有少吃苦。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也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63年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近郊插队入了户。
父亲是学文的。
在文革的时候被安排抄写大字报。
一次他写得实在太累了,写错了一个字。
结果就被关了起来,关在长兴岛(上海边上的一个小岛)一段时间。
父亲是个非常豁达的人,他从来不记仇,他总是说没有什么不好的人,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
我们家从来都是往前看。
所以周围的朋友、邻居和同事都特别尊敬我爸爸。
差不多我初中的时候爸爸被平反。
他平反之后,领导要调他去中学工作,但他决定在当地乡镇企业发展,一直从事企业管理直到退休。
妈妈家在上海宝山,毕业于上海机器制造学校。
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长春气象仪器厂。
那个年代是文革,专业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妈妈自从毕业后,就没有再接触过自己的专业。
那时候在长春,因为我们一批人来自上海,就被看作是“上海帮”,那时候有所谓的“武斗”,通常几批人打得不可开交。
我是出生于66年,原名陈燕,后改名为高海燕。
海燕在当时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名字,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能像海燕一样高高飞翔吧。
从小父母对我管得就不多。
他们一直认为:
重要的事情是为女儿创造好的学习条件。
那么创造了条件之后,如何实现,就要靠自己了。
谈到读书,我想我以前对于读书的概念其实是很幼稚的。
因为从我开始懂一点事情开始,就知道爸爸曾被抓过。
我小的时候,一年在上海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下一年在长春和妈妈在一起。
有一年春节我和妈妈一起回上海探亲,爸爸有事出去,很晚还没有回家,妈妈非常担心。
在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母亲总是特别担心父亲。
那时候是冬天,天气特别冷,妈妈带着我去公共汽车站等爸爸。
我不太懂这些东西,后来才明白这与政治有关,与愚昧有关。
那时候我就暗暗下了决心:
我如果读书好,就没有人能欺负我的爸爸,所以我要读书读得比谁都好――这样人家才能不欺负我父亲(声音一度哽咽)。
我从小就很独立。
个性比较强。
这里还应该提一提我的外婆。
我的外婆是非常能干独立的女性。
刚解放的时候,她在上海从事妇女工作,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女性,就靠一点东西,她就能很好地养活一家人,并去帮助别人。
只可惜我的外婆因为哮喘,去世得比较早。
我的妈妈也非常独立,当时在上海和长春两地生活,所以我有时候会想,也许是妈妈继承了我外婆的性格,我又继承了妈妈的性格(笑)。
我小的时候一直喜欢唱歌。
当时我梦想的地方是长影乐团。
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长影乐团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乐团之一,《我的祖国》、《敖包相会》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均出自该乐团。
那时候家长都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能够进文工团。
觉得这是比上山下乡要好很多的一条人生道路。
所以我那时候学唱歌,还学拉小提琴。
时候转眼到了73年,妈妈总算能调回南方了,准备把我寄宿在姑妈家。
这样将来可以进长影乐团。
但是我不太愿意远离父母,而且加之对北方的饮食不太习惯,就随妈妈一起回到了南方。
那个时候,我在上海上了一年小学,因为妹妹出生了,所以我就去了江苏昆山,边上学边帮助妈妈抚养妹妹。
妹妹比我小8岁,我们姐妹俩感情非常好。
那时候在昆山北窑工业区的子弟小学读书,小学老师姓曹,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教书教的非常好,但是非常辛苦。
有件有趣的事情:
当时我们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课。
每节课一个小时,前半个小时是三年级的课,后半个小时是五年级的课。
所以对我来说,先上半个小时的三年级的课,然后曹老师就会让三年级的同学做作业,同时给五年级的同学上课。
而我听完三年级的课之后,就会接着听五年级的课,这样学到了好多知识。
昆山北窑原先是个劳教农场,后来变成了一个工业区所以地特别多,我们就开垦荒地。
我们当时种毛豆、向日葵、山芋,收获的时候,每个上学的小朋友都可以带很多农产品回家。
通常是妈妈还没有买到,我已经带回家了。
所以我想现在我还是喜欢在自家院子里面种东西,与小时候的经历不无关系(笑)。
二、中学时光
来说说我的中学时光吧。
我在昆山一直呆到77年,然后回上海,在上海我考入了行知中学。
这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抗战时在重庆一手创办的学校。
前身叫做育才学校,后来迁移到上海,改名为行知中学。
当时上海有十个区,十个县。
大概的市重点中学有十几所。
行知就是其中的一所,学生的主要来源是崇明县和宝山县。
我第一年中学时还是回家的,从初二到高三就一直住校。
所以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错。
行知中学的老师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时候他们都是宝山县最好的老师,绝大多数毕业于文革前,可谓“群贤毕至”,非常认真负责。
我印象中,数学、物理和英语这几科的老师尤其棒。
如果要说影响最大的老师,我想是物理老师张安伦。
她和著名电影演员陈冲的妈妈张安中是堂姐妹。
她年轻的时候经历很坎坷:
她一直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位物理学家,但后来生了一场大病。
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她走上讲台,把自己对物理的热爱传递给学生。
听她上课,能真切地被她对物理学的那种执著和热爱所感染。
英语老师也要提一提。
我初中和高中的两位英语老师,赵雪芳老师和林和卿老师刚好出自同一位外语专家的门下。
这位外语专家是当时出口译制片的翻译。
我的英语老师对大家的口语发音要求非常严格。
我日后用比较纯正地道的英语和同事交流时,常常感悟这得益于中学时打下的坚实基础。
初中考高中是全县统考。
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行知高中。
在高中时,最让我骄傲的有两件事:
一是高二的时候我担任班长,那一年我们班获得了“上海市三好班集体”的荣誉称号,我代表班集体去领奖。
参加夏令营得到了一次去济南泰安旅游的机会,还爬了泰山。
另一件是高三时,我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这次是去了北京清华大学,在那里住了十天。
即将去清华读书,所以那次的清华之行印象特别深刻。
谈谈高考吧。
猜猜看我当时的理想?
说出来你不一定相信。
我中学时对越剧着迷,高三时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报考上海市越剧团。
但是越剧团需要的两个“硬指标”我都达不到:
一是上海市户口,二是身高,差了两厘米吧(笑)。
所以我才放弃了这一想法。
填志愿的时候我有几个想法:
我喜欢清华的物理系,在我印象里,清华的学风朴实,清华的学子朴实,这都是我所喜欢的,所以这是第一选择。
第二个选择是复旦的生物系,那个时候生物算是新兴学科;但我觉得天地很大,不想一直留在上海;第三个选择是南京大学的生物系。
所以最后志愿是这样填的:
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南大。
高考时我回到江苏昆山,算是“客场作战”。
如果在行知中学考试的话,监考的都是自己的老师,老师会送来橘子水和冰毛巾。
而在昆山,我和妈妈住在县教育局的招待所里面,晚上很多人在一起讲话,吵得我睡不着觉。
当时考完之后,感觉非常不好,觉得没有达到自己最佳水平,后来成绩出来之后,还是我们高中第一名。
清华派来了招生老师到上海做宣传。
这个老师正好也是上海人,他来了之后,在各个市重点中学做宣传,要找最好的学生。
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
我考取清华之后,他专门来接学生。
大概有70多个考入清华的上海籍学生,装了满满一节车厢,那时候上海到北京还没有特快列车,我们大概颠簸了20多个小时才到北京。
我们这70多个人关系很不错,就首先要归功于当年火车上开始结下的友谊。
后来大家分布在清华的各个系,每次见面都特别亲热。
我是我们当地文革之后最早的一个大学生,尤其还考上了清华大学。
这在当时我们那里算是比较轰动的事情。
我妹妹喜欢建筑和环境工程,后来她考上了同济大学,当时她的分数也达到了清华的录取分数线。
三、清华岁月
高考的时候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和生物共七门科目,前六门每门100分,生物30分。
我的高考成绩在清华物理系一届上百人中算是前20名的水平,但不是最顶尖的。
当时憋了一股劲,一个学期下来,我考了最高。
在清华物理四年我一直是全系第一名。
刚进清华那会儿,我有两个感觉:
一是清华特别大,自行车是最重要的代步工具,没有自行车真是寸步难行;二是课间换教室特别匆忙。
那时候课间只有很短的十分钟时间。
人群熙熙攘攘,大家摩肩接踵。
即使是你撞了别人也不用说“对不起”,因为别人很快就会撞你的(笑)。
刚进清华的一个小插曲是国庆35周年阅兵。
高年级的同学为了这次游行,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选择一些低年级的学生去参加,我就很幸运参加了这一庆祝活动。
那时在天安门前人山人海,特别热闹。
在清华,老师的水平都很高,他们研究教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对我来说,从行知到清华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明白了大学学习光靠老师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学会如何自己去图书馆,去找资料,以前中学时,我会光顾图书馆借点小说看看,后来明白了图书馆不光是一个休闲的场所,也是一个学习的场所。
物理系分专业的时候,我选择了核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
重要的原因就是居里夫人和吴健雄――这两位我所崇拜的女性物理学家都是做核物理的――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说还有其他理由,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核物理发展史。
你看看近几十年的诺贝尔奖,与核物理相关的占很大一部分。
核物理对于物理学的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来谈谈理论和实验这两个部分,以前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理论,后来张礼先生,清华的一位老教授,曾经是留英的,也在加州理工学院作过访问学者,他给我们开过一门暑期课程――现代物理学引论,就是告诉大家一些最前沿的理论。
他给我专门提过建议,说做实验应该更适合我。
这差不多是在大二的暑假。
虽然有张老先生的指导,但坦率地来说,上大学之前接受的动手方面的训练很少。
在中学,也就做过一些生物方面的实验,一些简单的解剖,物理方面的实验是比较少的。
进了清华后,我觉得动手方面的训练还是不足。
我们课程设置中分普通物理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两大类,近代物理实验包括穆斯堡尔效应这样的实验,核物理专业还有核物理方法导论的实验。
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最后再写实验报告。
来到美国后,我觉得比起美国本科生的动手来,我们的训练还不够。
这些年肯定有进步,所以这样的训练在当时也算是很不错了。
大学期间我还读了很多课外书,琼瑶的言情小说当然必不可少(笑)。
大陆的作家我比较喜欢王安亿、宗璞、张抗抗、王蒙、贾平凹等。
我发现了一个巧合,我喜爱的女作家大部分都是上海籍,或是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上海。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也在其他城市呆过,所以城里城外都经历过,特别能够体会故事中包含的意思。
我还喜欢读一些世界名著,比如《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等。
我在清华的四年是比较典型的80年代的大学生生活。
经历过文革动乱的日子,大家普遍觉得要把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风气非常踏实。
学校里面很少有人经商。
大概有几个同学从外面买来一些东西,再回学校里面卖。
但是老师当中绝对没有。
要谈对大学毕业之后的打算,说真的我当时没有特别考虑过。
80年李政道先生主持的CUSPEA考试在物理系学生中特别有名。
当时北大和科大考CUSPEA的风气比较浓厚,相比较而言,在清华就没有那么浓厚的气氛。
一些学生考CUSPEA,花在系里面的专业课上的时间就相对比较少。
所以有些老师觉得专业课与CUSPEA考试在时间方面有冲突。
当时也有老师帮助应试训练,但是他们更看重物理学的素养。
清华在当时和德国的研究机构有一些合作,所以院系的老师给我设计了一条“4+4”的道路:
就是用4年读完本科(那个时候清华本科五年),然后送到德国联合培养,再用4年拿下博士学位。
我大一就过了英语六级考试,上了两年德语。
当时觉得自己的德语学得很不错,但是96年到德国做实验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德语已经全部忘光了,当然这是后话(笑)。
当时我觉得这个计划很不错,所以没有怎么想过到美国读博士的道路。
我的毕业设计被安排在原子能研究所。
在那里,我遇到了我以前的先生。
他要到美国读书,我就随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当时已经是88年5月中旬了,和系里面提出我的想法后,清华的老师非常遗憾,但是他们还是尊重我的意见。
我当时要结婚,大家都不是特别理解。
但我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年轻的时候人总有比较冲动的时刻。
毕业的时候,我费了一番力气,在原子能研究院谋得了一份职业。
四、加州理工的日子
我原来的先生先到了密苏里大学,他给我寄了一些申请材料。
其中包括密苏里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
密苏里大学先录取了我,所以我先去了密苏里大学,当时出来时I-20上用的是密苏里大学,按要求必须上完一个学期,所以我在密苏里上了一个暑期的课,然后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
在加州理工的日子是从89年秋天开始的。
我想每个留学生都会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出国,离开父母的情景。
89年4月19日,是我离开中国的日子,父母当时去机场为我送行,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飞机慢慢爬升,我鸟瞰上海,泪水不由在眼眶里打转。
我要离开中国,去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了。
我91年回了一次国,见到了父母、亲戚,那是很不一样的,生活过两年,再回到熟悉的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来到美国之后,我适应得比较快。
在实验室里,刚开始对自己的自信心不是特别足,有些害羞,但一直按部就班的前进。
我所在的研究小组,每周五会在一个西班牙风格的教工俱乐部吃饭。
加州的天气特别好,大家喜欢坐在室外边吃边聊。
除了工作之外,他们的话题海阔天空,比如棒球赛和最新的电影。
刚开始我真的是一句话也插不上。
因为说到球赛,我不懂规则和球星的名字;侃电影的话,我没有看过几部。
如果说我到美国来之前的一些电影,那就更是一无所知了。
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有了改观,我努力学习他们的文化,加上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所以很快就交了很多朋友,大家相处很舒服。
我做学生的时候别提有多开心了。
社交生活丰富多彩:
学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经常在家举办聚会,也经常被别人请去参加聚会。
开的聚会真是多的数不清(笑)。
我还做过一年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
所以在当时加州理工那个社区里面,大家都认识我。
我的朋友很多。
朋友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生活比较有趣。
我现在常对学生说,做学生的日子是最开心的。
有的时候你可能项目做得不好,有些沮丧。
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是定义非常明确,目标非常清晰的。
如果把研究继续深入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最难的事情往往是与如何确定题目。
你到底要研究哪个方向。
你要知道哪个方向的问题你很感兴趣,但同时也有做出来的可能。
最后的一点,你要争取到研究经费,否则你有再好的想法也没法实施。
我第一个学期就是助研。
低年级的研究生往往课程很重,通情达理的导师就不会对研究要求太高。
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要上课就不做研究,我的研究进展得也不错。
我当时选了一门“电动力学”,这门课每周要交三次作业,每次都是很多题目。
我经常做作业做到两点,到了早晨六点就要爬起来。
有的时候实在是起不来(笑)。
现在想想,最紧张的可能就是到加州理工的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月,一个quarter过后(加州理工学期采用quarter制,暑假算作一个quarter,平时还有三个quarter),对这一切就比较适应了。
后来就没有觉得那么累。
你看看那些文件夹(指着书橱里里面的文件夹),都是我在加州理工选课时记的笔记或是做的作业。
应该说我选的课还是比较多的。
我读书的时候,从来不熬夜。
因为我不相信熬夜。
如果熬夜只有40%到50%的效率的话,那么我想还不如好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效率会更高。
90年代初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人就已经不少了。
清华、科大、北大、复旦的人居多。
那个时候,留学生们开始转到计算机和电子工程这样的专业是挺普遍的事。
所以我刚到加州理工的时候,这也是我让我有些沮丧的事情。
总有些中国学生会搞的聚会,碰到了新朋友,就会互相询问,你是哪个系的?
我说我是物理系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你出来了,还干吗读物理呢?
”
这样的话的确让我很沮丧。
我记得很清楚有个复旦的李兆平,当年的CUSPEA获得了全国第一名。
我去的时候,她刚刚准备要毕业。
我印象特别深,在一个聚会上,我遇到了她。
我就去请教她在物理系学习的一些经验。
她一方面很欣赏我,另一方面却说“现在出来的人已经没有再向我请教有关物理的问题了,所以你这样问我,让我倒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李兆平和她先生现在在英国名校任教授。
别人给我的信息让我很是苦恼和迷惘。
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来仔细想想自己将来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两个问题是:
自己究竟要学什么?
毕业之后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我现在想学什么都可以,甚至去学电影;既不用担心导师会不高兴,也不用担心其他学校的或是其他专业的导师没有钱来支持我。
那么我会学什么呢?
提一句:
加州理工也有文科(笑)。
我想到了最后,我还是要学物理,因为我很喜欢她。
既然要学物理的话,那么什么物理都可以,天体物理、固体物理、粒子物理,显然核物理还是我的“老本行”。
我同时还会想如果我真的学了别的科目,将来毕业之后会去做哪方面的的事情。
想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物理还是我最喜欢,也是最适合自己的。
所以后来一些学生遇到了迷茫,我会和他们说,迷茫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有的人会迷茫很长一段时间,这就不幸了,因为迷茫会对你的成长有一些耽误。
博士毕业出来,又是很多人要迷茫了,究竟是继续做学术,还是到工业界去打拼,还是转行再读个什么?
我前面花了时间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不会去工业界。
所以我毕业时想都没有想过要去工业界。
这不是说我对工业界有任何偏见,但是不适合我。
所以我非常明确,先做博士后,再去找教职。
在加州理工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轰动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杀人事件。
这个事情当时对留学生震撼特别大。
另外一个学生更受导师的器重,卢刚就想不通。
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学到:
如果单纯地把人才定义为智商高那就太狭隘了。
情商很多时候更加重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要善于把握心理平衡。
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自己要想清楚。
别人可能就是比你做的出色。
有的学生甚至想,导师就是对他好,不对我好。
这是一种没有长大的表现。
中国以前的教育有些偏差。
如果有的地方,好学生比较少,所以老师就特别娇惯。
出了什么错,那么一定是别人的问题。
这个学生成绩这么好,怎么会是他的错呢?
这些是对于成长非常不利的做法。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妈妈经常对我说:
成绩好是应该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工作就是在读书。
如果你读不好书,这就好比我在上班,却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样。
妈妈一直和我强调独立生活能力。
她对这方面看得很重:
比如如何和长辈打交道,待人接物是不是很有礼貌。
所以我从小就注意观察父母是如何与亲戚朋友打交道的,当别人有了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帮助别人。
他怎么对待长辈的。
我的父母就是那种别人对他们一份好,他们起码要回两分;别人有五分好,他们就要回赠十分的那种。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这让我从小获益匪浅。
五、导师与同学
再来谈谈我在加州理工的导师Bob。
Bob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当初选择他作为导师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
当时我被加州理工录取,有好几个教授都比较希望我能够加入他们的研究小组。
有个教授还特别找了个中国博士后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这个博士后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理论物理学家季向东教授,他当时在加州理工作博士后研究。
后来那个教授还专门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对他的研究感兴趣。
还有一个老教授也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跟着他做。
我当时看了加州理工的物理系教授花名册,Bob的相片是他刚到Caltech时照的,他头发留得很长,妈妈到现在还对长发没有好感。
我妈说,你应该跟这个老教授。
到了加州理工之后,我和Bob第一次聊,他说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用极化氦三气体靶来研究中子的结构,神采飞扬。
我对极化物理不是特别懂,只是说了自己将来要做极化方面的研究,Bob说了极化氦三靶,是中子的近似靶。
我听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入境。
Bob的聪明不光体现在物理上,他还很会察言观色。
他看到我如此入神,立刻就说:
“海燕,看起来你非常感兴趣,让我们就去和秘书谈谈吧!
”他马上就带着我去找秘书,意思就是我马上就要跟他做学生了。
我当时愿意和他做,但是我也很担心,我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特别讲究先和后的关系。
比如说有两个教授先和你联系,那么你就应该先给他们一个答复。
至少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和所有的教授都聊上一遍,再决定我究竟应该跟哪个教授。
Bob当时就和我定了,我和后面的教授还怎么有一个谈法呢?
偏偏凑巧的是,Bob和那个极力希望我加盟的教授在一个大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对不起那个教授。
这种心态一直存在,我离开加州理工后,这种内疚的心态才逐渐消失。
当然,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
Bob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他对我做的研究,一直给予很大的自主权和发挥的空间。
他放心大胆地让我去做。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对待自己的学生一直采用的方法。
当然对于个别遇到困难的学生,我会更多的关注。
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很放心大胆的让学生去做。
第二点,我的导师,他的大门总是向我敞开。
你遇到任何问题和他讨论,只要他不出差,不教课,随时随地我可以和他交流。
把我的想法和他讨论。
第三点是Bob的物理直觉让我特别佩服。
当时就觉得,哇!
他为什么这么厉害?
!
现在想起来,直觉和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准确地说,所谓直觉更多是长期从事某项工作的研究,带来的经验的积累。
因为你谙熟这项游戏的规则,并且知道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一次,他让我去做一个模拟,当我把模拟的结果拿给他看的时候,他略加思索,告诉我这个结果可能是有一个2倍的误差。
我将信将疑,他就拿出一张纸,来给我估算了一下。
我回去后仔细一检查,果然犯了一个错误,漏掉了一个系数。
把这个条件修正之后,就和他的估测很接近了。
时间久了,我就明白。
当然我的导师是公认的核物理界的权威。
Bob对我一直非常支持。
我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做实验时,孩子生病了,我想飞回加州照看他。
Bob二话没说,就打电话让秘书给我买机票。
我当时非常感激他的支持和体贴。
当自己做了教授,开始管理研究经费时,这种感激是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尤其遇到自己的经费不足的时候,我就会时常想起当年孩子生病,导师买机票的事,看起来很小,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做到。
另外Bob的性格也很风趣,非常开朗。
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还有两个人对我影响特别大。
一个是CathleenJones,是我师姐。
她是个非常要强、独立的女性。
遇到困难不灰心,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
同时她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
她喜欢跳舞,喜欢烹饪。
另外一个是BestyBeise。
她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怎么做人方面。
比如说一个大型实验里面,有来自不同学校,各种各样的人。
那么你如何与别人和睦相处,共同达到这个目标。
我还和两个博士后合作的非常愉快。
一个是WolfgangLorenzon。
如果他的肚子饿了,他会发火;如果我的肚子饿了,我也会发火。
另一个是TomGentile,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实验物理学家。
当然我从其他人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这四位应该说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在加州理工的这四年半算是和他们都有重叠。
我在研究生院四年级的时候,得过一个奖。
那是西南四省的OuYou-Yi奖学金。
这个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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