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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学习是一辈子的功课
“其实学习是一辈子的功课”
朱贤杰先生是一位非常杰出而多产的钢琴音乐评论家。
从2000年起,连续在《钢琴艺术》、《音乐爱好者》等杂志上发表音乐文章二十余万字。
他的文章思路活跃、资料翔实、观点明确而又文笔犀利,能做到有根有据,有理有节,而且文字十分严谨。
最近,他被纳入上海音乐出版社在2007年6月出版的《中国乐评人手记》所记载的我国著名乐评人之列。
因为朱贤杰和我同出于上海音乐学院,虽前后相差多年,论年龄还应是我的学弟,所以在下文中,我直呼其名了。
去年10月,朱贤杰和我同被邀请为“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厦门)”特邀嘉宾,对每日赛事进行点评。
在这十几天中,天天一起进出,因此接触很多。
我感到他精力充沛,十分具有活力。
他自1986年起移居纽约,1990年始又移民加拿大。
多年来,凭借美加两国资料的丰富,直接感受的优势,加上自身对国内音乐生活的了解和联系,他可以用更宽阔于我的眼界和高度去分析看待各种专业上发生的事情与问题。
而且由于客居他乡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他又可以非常直率中肯,并且在犀利地观察到问题之关键的同时,无所顾忌地发表各种观点。
当然,以上所提到的几点,我想只是一个客观方面,以他自身来说,是如何练就了这一手文笔――作为一个弹钢琴的人或是说一位钢琴教师!
在国外这么多年,演奏教学之余,他又是如何进行研究的?
这些是我一直以来十分感兴趣的问题。
因为,虽然现在在国外的钢琴同行也比比皆是,但是能返过头来深入参与到国内的学术活动,还如此关注并如此多产的,也得首推朱贤杰!
因此我决定要采访他,在比赛进行到决赛前的一天晚餐时,我插空请他谈谈自己的音乐经历,因时间较匆忙,谈话不能充分展开,现仅我随记的一些内容,落笔纸上。
朱贤杰说自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生于1949年,一个钢琴制造世家,原籍宁波,祖父从17岁开始学习制造钢琴,后来开了钢琴厂和琴行,就是当时上海著名的鸣凤琴行,祖父50岁就去世了。
父亲是会计系毕业,作为长子继承了家业。
他自己很节俭,把一切都给了钢琴厂的发展。
”
朱贤杰说:
“小时候家里让孩子们学琴,两个姐姐先学,背不出来的地方,我就会替她们接着唱下去。
轮到我学习弹琴的时候,因为都是已经听熟了的曲子,学得很快。
我与钢琴的缘分有些特别,有些经验恐怕别人不一定有。
首先,钢琴是我小时候的玩具,从厂里拣来的钢琴零件,就被我改作玩具手枪和小兵舰。
还有,钢琴当过我的床。
当我六七岁时,想着要看国庆大游行,因为交通管制,头天晚上就去南京路上的琴行,睡在大三角琴上等天亮。
后来,在‘文革’抄家后,我的床也抄没了,家里的三角琴倒是没抄走,周末回家,晚上在琴上搭铺睡觉,白天在琴上练琴。
相比那时候许多同学,连钢琴也没有了,我能够有钢琴当床,还是幸运的。
再有,钢琴还砸伤过我的手指。
‘文革’中弹《钢琴伴唱〈红灯记〉》,要找年青人演出,弹完了,钢琴都要自己搬。
有一次搬琴,人家在台上推琴,我在台下托琴,别人一推,轮子滑下来就把我的手轧在里面,等抽出来手指就压肿了,居然没有骨折,真是万幸。
”
“‘文革’后期,我们‘上音’附中老三届的经历比较特别。
1969年,毕业之后,我们的编制算文化局,但是要插队到奉贤县,文化局用水泥船把十台钢琴运到水乡,钢琴仰面平放在船上,运到上海郊县,再从田埂里抬过去,搬放到郊区农民家里的客堂(进门的这间)的泥地上面。
我们早上去田里劳动,下午安排大家轮流练琴。
那时,在田野里常飘出阵阵钢琴声……”此情此景,正是在我国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动写照,现在的青少年学生是很难体会的,但是要设身处地想一想也是十分有意思的。
对比之下,更能激励自己,感受到现今条件的优越。
”
接着,朱贤杰谈到自己从师考学的经历:
“我第一个私人老师是丁善德的同乡洪老师,1959年我考附小,没被录取。
因为父亲当时是‘右派分子’,他无法出面。
我的拉小提琴的哥哥那时候才15岁,帮我打电话给当时附小校长吴国钧去询问缘由,吴国钧不好说理由,只是让我到考附中时候再去考。
到了1962年附中入学考试,有一千多人考,初试、复试、再复试,前后进行了一个月,一共才取14名。
我是第七百多号,当时分五个考场,大热天,从早上九点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都已经快中暑了,其他考场都已结束,最后一个才轮到我进去弹,结果听我弹完之后,主考把其他考场老师全部叫进来,让我再弹一遍给他们听。
复试考完后,给几个新作品,让两周以后再去考。
后来老师们说,我们这一届考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平最高的,大约是因为傅聪1955年在肖邦比赛得奖后,1955、1956年开始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钢琴热,1962年的考生,都是在那时候开始学钢琴的孩子。
当时能够学琴的,都应该算是家里条件比较好的,但是比较现在的学生,我们在生活上自理能力要强许多。
我13岁就住读了,一直到我毕业,‘上音’附中在哪条街,我父母都不晓得,更不用说他们会来出席我在校庆演出等等的这一类活动了。
同学们来上学,蚊帐铺盖也都是自己搞定,没有家长陪同的。
我同时还考取了上海的一个市重点中学,育才中学当时是上海最好的学校之一,那年全市只收200名学生,我没有去读,被‘育才’的教务长叫去骂了一顿,问我不读他们的学校还能去哪里?
其实我当时就是不喜欢数学,以为进了‘上音’附中可以不学数学,哪里知道原来练琴比做数学习题还要辛苦!
那时候我12岁,这种选择就都已经由我自己作决定了,我们家也不是特别民主,而是小孩多,父母工作忙,顾不上,因此早早独立了。
我进校后,成为尤大淳老师的学生,那时候范继森先生和林玲、廖乃雄、洪腾、尤大淳(都是范继森原来的学生,当时是青年教师)是一个教研组,每两周去范先生家上一次大课。
范先生上得很细,连踏板用法都给画出来,教研室气氛特别好,附小、附中到大学一条龙,老教授带年轻教师,示范教学。
范先生的曲目选择别具一格,他也给学生弹很多新作品,包括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等人那时候刚写出来的作品。
”
“到了1964年,开始搞三化(民族化,革命化,群众化),西洋作品不准弹了,大、中、小学一条龙不兴了,尤大淳老师也调到上海交响乐团去了……”
“1964年以后,我就不大喜欢弹琴了,因为只有练习曲和中国曲子,而且那些乐曲大部分是临时将歌曲改编过来的,很粗糙”,“与我同班的许斐平,很天才也很精灵,后来他告诉我,原来他一直把我作为他学习上的对手,但是看到我入校没有几年,就不大呆在琴房,老往图书馆跑。
我读书很杂,哲学、文艺批评、诗歌、小说,什么都狼吞虎咽,不求甚解。
”那一段时间的集中大量阅读,我想,对于现今朱贤杰的突出文笔,无疑也会起到重要作用的!
朱贤杰又谈到,去奉贤农村插队,因为“插队的地方有血吸虫,有三十多个同学得了血吸虫病,又换了地方,在‘五七干校’,一个大食堂里面,放了十架钢琴,大家一起练琴,响成一片,根本听不到自己弹的声音。
”1972年,气氛松了一点,经过考核,分到上海乐团工作。
“在1972年到1978年中,我曾经私下跟过一些老师学。
弹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时,谭露茜老师听后领我去吴乐懿先生那里,上课时吴先生喜欢唱,很容易就把我的情绪激发出来,但回家后,又往往找不到感觉了;裘寿平又带我去李嘉禄先生家。
那时老师肯收你的话,上课都是免费的。
李先生上课很专注,常常是香烟烧到手指头上还不觉得。
对于乐曲的整体、小节、指尖感觉都讲得很透。
我学了一堆作品,肖邦的作品记得的就有《第二奏鸣曲》、几个《叙事曲》、《升f小调波兰舞曲》、《幻想波兰舞曲》、《诙谐曲》等等。
那时上课是偷着上,是不合法的,谱子也都没有地方买,自己喜欢的,就手抄,我就手抄过斯克里亚宾的《前奏曲》,李斯特《西班牙狂想曲》的谱子是朋友帮着抄。
我还斗胆开过多次‘地下音乐会’――在自己家里,叫一两个朋友来听我新练好的东西,结果消息不胫而走,居然会来了几十个人,我们家在三层楼,只好连楼梯上都坐满了人,看不到钢琴,只能听,而且大都是不认识的。
那时候人们都是这样地渴望古典音乐,在不能演出的年代,这种地下沙龙成了我练琴的动力。
”
这种“地下音乐会”的经历,也是在那段文化艺术生活匮乏时代的特定产物,想来也十分有趣。
笔者20世纪70年代中去上海探亲时,因为父母家经过“文革”,已无钢琴,我弟弟周其孙说他的一个朋友家有钢琴,我很想练练琴,约好某日晚上去练,到时一进门,房间内外――真是还有人在楼梯上――几十人济济一堂等着听我弹琴,真是充满渴望和期待。
我多日未见钢琴,但盛情之下,只得硬着头皮搜索脑中的乐曲与片段,零零碎碎一一弹来,到此时已顾不上自己是否狼狈,真正体会到人们对音乐的如饥似渴,这种难忘的经历即是朱贤杰所说的“地下音乐会”,以免除如今年青人误解,特补充插曲一段。
朱贤杰谈到1978年他考“上音”钢琴系研究生的情况,也十分生动:
“当时我忙着结婚的事情,装修,弄家具,已经许久没有好好练琴,听说’上音’公开招收研究生,这是十年’文革’结束之后第一次向全国招考,有许多人报考,名额只有一两个。
我消息不灵通,当我知道的时候,离考研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考研的初试要求一首平均律,两首中国曲子,肖邦和李斯特练习曲各一首。
我只好偷巧,挑了两首比较容易的,一首《革命》,一首《英雄》。
初试轮到我上场时,已经是开考第三天下午,我看到前面的考生都是规规矩矩地按照次序,先从巴赫开始,然后再弹别的,我觉得以自己如此匆忙地准备,这样弹,肯定只能让考官留下平淡的印象,让人昏昏欲睡,没戏。
“到临上场,我忽然决定放手一搏,把节目顺序倒过来,先《英雄》,后《革命》,然后才是巴赫和中国乐曲。
当然这样安排是有风险的,因为以巴赫开场,可以熟悉钢琴,有热身机会,而以李斯特开始,虽然会比较醒目,但是相当冒险。
后来杨立青对我说,‘那天听说你在台上那首李斯特的《英雄》一出手,简直像个恶魔,让人一震’。
就这样,我有些侥幸地挤进了复试,并且复试中,文化课、音乐理论一关一关地通过,以总分第一被录取……”
从以上朱贤杰考研的经历可看到选曲、安排曲目对发挥自己所长的重要性,同时文化课也要学好,因为最终成绩是由总分来排序的。
这也是一种经验之谈吧!
我特别要求朱贤杰谈谈他在写作上的积累和经验。
朱贤杰说:
“我小学时候,就拿着书不肯放,为了看自己喜欢的书,经常赖学(上海话‘逃课’之意)。
‘文革’中,书很难借到,借到了就会看通宵,有时,我看书看累了就睡着了,忘了关灯,醒来就再看。
初中时我的作文常被老师在课堂上朗读,也刺激了我写作的兴趣。
有时候老师出了题目,我居然敢以组诗来代替作文。
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时常为音乐与文艺杂志写稿。
前几年但昭义老师来多伦多,对我说他至今还记得1980年我从维也纳回来之后发表的印象记,‘文笔非常华丽’。
现在大约是上了年纪了,文字上是再浪漫不起来了。
毕业后忙演出、教学,就很少写东西。
1986年出去,一直到2000年没写什么,因与国内联系少,生活变化大,但凡有关钢琴的书就买。
为《钢琴艺术》写介绍《键盘上的反思》这本书的文章是第一篇,当时这本书还没在国内翻译出版,文章寄给周广仁先生,后来被《钢琴艺术》编辑部鼓励登出来。
”
“开始写的较多是音乐会观感,也写书评,是向国内同行介绍我认为有趣的书;逐渐地又转到了钢琴演奏方面。
前几年的文章都给了《音乐爱好者》,主要是乐评、访谈。
近来写作范围更集中了,因为精力有限,就集中于钢琴上的问题。
”朱贤杰说:
“钢琴界很需要《钢琴艺术》这样一本杂志。
我在加拿大,靠这本杂志作媒介,与这么多的钢琴老师保持了联系。
”
我问他关于唱片和资料的搜集,朱贤杰说:
“如果一个录音有十个版本,就设法都听。
有些唱片自己有,没有的就问朋友借来听。
我收集了几千张黑胶唱片,有一次从一个拍卖行一下买了一千多张,有二十多箱,很重。
等把它们全部装进车里之后,我发现车轮胎都已经瘪下去了。
凡是有关钢琴艺术的英文书和杂志,我都收集。
而且加拿大的图书馆联网,你在网上查到的书,会通知你去附近图书馆取。
我以前做的,是把国外的信息传过来,介绍给国内;现在信息时代了,不太需要这方面的工作了。
逐渐地,自己积累了许多题材,有了很多值得写的东西。
”
关于自己所处的位置,朱贤杰说:
“经常在加拿大和中国两头跑,自己处在中间,教育方法与教材上的差别都感觉得到,自己的视角会有所不同。
每年回来几次,两边交流,能互相了解。
”
关于写论文的方法与态度,朱贤杰说到:
“1981年写研究生论文时,在上海乐团的一间小屋,饭桌和床上全堆满了书。
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贝多芬的晚期奏鸣曲。
我把所有自己能找到的中、外文资料全找出来,其中包括我不懂的德文资料,就请人翻译。
而在国外,写论文前,先要学文献学,学习搜寻与占有资料。
写论文,不在于你论点是否新颖,更重要的,是你的论点,是否经得起推敲,你的论点背后,有多少资料作为依据,所以,应该首先是尽可能地了解掌握已有的一切资料,不然的话,也许你以为你的论点很新,或者很有道理,但是,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论点很早就已经被别人研究过,论证过,甚至推翻过许多次了。
”
如何查询可能找到的资料?
朱贤杰说:
“我还有一个好的条件,有一位同班同学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音乐部,可帮我查询资料,包括已经绝版的杂志,都可以在微缩胶卷上帮我复印出来。
譬如,前一阵,我把所有能够找的有关贝多芬的节拍器速度的资料全都找来了。
当然,用到的只是一小部分。
遗憾的是我不会德文,只能请人帮忙翻译,因为德奥音乐方面的资料,最权威的很多还是德文,翻译成英文的不多,再翻译到中文就更少了。
我写古尔德的文章,就把他的传记,一共有六七本,还有他的文集、书信,连同他的熟人的回忆录,反正是有关的资料,都先浏览一遍,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才动笔。
”
朱贤杰感叹说:
“越深入研究下去,写文章反倒感觉更难了。
最近写得少了,想稍停顿一段,再看看书、再积累了再写,必须要有心得体会才能写!
对于我来说,读书、听乐是生活第一乐趣,以前工作的重心是弹琴、教学、写作,现在的次序好像正好倒过来了。
但是不管怎样,都得不断学习。
有些人拿了一个学位,毕业以后就再不读书了,而有些人没有学位,但是一直在学习,其实学习是一辈子的功课。
”
我问朱贤杰是否还自己练琴,他说:
“还弹琴,但我的本性是很懒的,大都是要有演出了再练琴。
读研究生时候,要开独奏会,与乐队弹协奏曲,曾经每天弹过八九个小时甚至十多小时,那是逼出来,是没有办法,觉得那对于我是苦差事。
我弹琴是属于干错行的!
”我想,朱贤杰这么说还是谦虚。
因为他自幼与钢琴相伴,进入“上音”附中之后也一直是佼佼者。
1978年上海音乐学院在全国范围招第一届钢琴研究生,他就首名考上了,毕业后留校工作、去欧洲、俄罗斯等地演出交流又获好评……当然,以钢琴为职业绝不能是“误会”,但随着年龄增长,不可能把精力都放在练琴上,在教学之余,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思考之上,能如此执着并卓有成效,不正是对事业的热爱吗!
朱贤杰告诉我说:
“为了写好一篇文章,有时为了一个观点,或者一句话都要来回斟酌。
有时,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晚上睡觉时越想越睡不着,就爬起来再改……”这种认真和“较劲”,是非常令人称道的。
在整理此文中,我感到很多情节反映了当年与今天不同的历史时代每个人生阶段的经历,应是很有意思的。
至于在弹好钢琴的同时,多看、多听、多想、多写,对于现今面对越来越高学历追求与需求的年轻人,他的经验,也是大有可以借鉴与学习对照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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