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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白银时代概念述论
俄罗斯“白银时代”概念述论
摘要:
“白银时代”作为专业术语,指19、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首指文学),但在概念的理解上却产生过巨大的分歧,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走向统一:
始于1890年,终于20世纪20年代初。
而且,“白银时代”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和文化在质量上的下降和衰落,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是俄罗斯文学、哲学、戏剧、绘画、建筑等艺术和文化继续全面繁荣和发展的新阶段,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因此,“白银时代”概念的外延也随之不断扩大,相继经历了诗歌、文学、艺术和文化的“白银时代”几个阶段。
关键词:
白银时代;黄金时代;界限;概念
作为专业术语的“白银时代”有两层含义:
一指罗马文学的“白银时代”,一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文化(首指文学)。
本文主要讨论后者。
在俄罗斯,随着1880年“民粹派的分裂”,俄罗斯社会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许多知识分子悲观失望,他们或回避现实,或沉湎于个人感情的彷徨,或陶醉于神秘世界的幻想,于是,他们否定过去,否定理性,表现自我,俄罗斯的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也相继确立,作家、诗人渴望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哲学家们集中寻求认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新途径,各种艺术也在变革中寻求新的发展。
可以说,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形成就是基于对传统的批判;不过,学界在对“白银时代”时间界限的划分、概念的理解上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一、“白银时代”的时间界限
关于俄罗斯“白银时代”起始时间的划分问题,有过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
一是苏联标准,即以政治事件(比如贵族革命时期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等)为标准来划分,将这一时期的文学划归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三个阶段——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初期到十月革命期间。
第二种观点认为始于1890年,温格洛夫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一书》中认为,时代断限应该考虑社会政治因素,但同时艺术时代的更替也应该取决于艺术领域内部结构的变革,因此,“白银时代”应始于1890年。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应再向前推10年,即始于1880年,代表如《俄罗斯文学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1881—1917)》(列宁格勒,1983)。
后来大部分学者倾向于第二种,并最后逐渐走向统一,认为上限应该是1890年。
对“白银时代”下限的界定也存在很大分歧,大致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叶·艾特肯特和鲍·哈扎诺夫为代表,他们认为俄罗斯“白银时代”终结于1915年(叶·艾特肯特),或者1913年(鲍·哈扎诺夫),理由是文学的主题和内容在此后开始有了较大变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白银时代”结束于十月革命,即1917年(柳·阿·斯米尔诺娃),根据是十月革命以及继之而来的社会变革使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第三种观点认为结束于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根据艺术与社会演变的观点,将文学的反战与上一个时代划分开来。
最后一种观点将“白银时代”的下限定为20世纪30年代,甚至是一直到20世纪60年。
这种观点认为应该考虑到侨民文学及“白银时代”对以后文学发展的影响[1]。
目前比较流行且为大多数学者接受的观点是第三种,即“白银时代”时代下限为20世纪20年代初。
二、对“白银时代”的评价
一是衰退说,这是相对于“黄金时代”而言。
普希金时期的文学被称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出现在后,成就逊于“黄金时代”。
彼亚斯特认为,“白银时代”概念本身是按照年代次序排列的,因为时代的继承性和诗歌水平的下降有某种联系;他把这两个时代的文学进行比较,认为较之于“黄金时代”来说,“白银时代”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所下降和衰退,“白银时代”的概念本身已经表明了萧条、衰落和颓废[2]。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可也认为,“黄金时代”的诗人很有才气,而“白银时代”的则稍逊一筹,其创作水平和意义不及“黄金时代”深远[3]。
二是发展说。
奥楚普于1933年撰文对“白银时代”的概念做了解释,他认为,“白银时代”是对黄金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同于黄金时代诗歌创作的特殊类型;应把这个时期的所有艺术看作一个整体,不但各种流派的文学,而且这一时期生活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艺术,哲学,宗教和政治流派等)都是白银时代的一部分[4]。
这种观点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俄罗斯国内也很有影响。
由奥楚普观点及其影响可以看出,学人在对“白银时代”文学的评价上,逐渐走向理性和积极,抛弃了以往的消极评价。
“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科学术语,分别代表了俄罗斯文化发展中的两个特殊阶段,“白银时代”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和文化成就在质量上的衰落,而是代表着一种不同于“黄金时代”的全新文化形式,是俄罗斯文学、哲学、戏剧、绘画、建筑等艺术和文化继续全面繁荣和发展的新阶段,“是一个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到处结果的辉煌时代”[5。
三、“白银时代”概念外延的变化
“白银时代”的外延不断扩大,经历了从诗歌到文学、艺术、文化的四个阶段。
1.“白银时代”首先是一个“诗歌的时代”。
经历了彷徨和迷茫的俄罗斯诗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以他们为主体,形成了俄罗斯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其中包括:
以梅列日科夫斯基、明斯基、巴尔蒙特、别雷、勃留索夫、勃洛克、杜勃洛留波夫、安年斯基、伊万诺夫等为代表的象征派,以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达姆、戈罗杰茨基、津凯维奇为代表的阿克梅派,和以谢维里亚宁、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克鲁乔内赫等为代表的未来派等。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俄罗斯诗人首先举起变革的大旗,用诗人特有的敏感和视角来观察社会,记录时代,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尽管他们各自的创作有所不同,但追求艺术形式的变革和对语言的驾御能力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诗歌的现代化始于象征派的尝试,他们在诗歌中大量运用生僻词和搭配。
象征派诗人魏尔伦、马拉美发展了诗歌创作,探索词的艺术,寻找出隐秘的、难以表达的内容和隐含于词中特别的、韵律性的联系。
勃留索夫这样描述象征派:
“句子丧失了普通的意义,词也失去了具体的含义——有的只是控制心灵的方法和手段,赋予它们所谓美学享受的令人消魂的、甜蜜的组合”(«Ещёосимволистах»1895)。
别雷认为,《具体表达》、《生动》用词语揭开了象征派挽救和保护人类免受毁灭的序幕,“从已瓦解文化的灰尘里,我们只有用语言来召唤文化”,“人类的存在就是语言存在的艺术”(«Символизм»1910)。
莫斯科象征派的未来主义者继承了象征派关于词义的主题,提出革新语言手段的激进方法,认为真实的词语游离于生活之外,因而必须创造新词,创造出新的《世界》语。
赫列布尼科夫在寻找一个神奇的石头,这个石头能使斯拉夫语之间任意地相互转换。
克鲁乔内赫写到:
用支离破碎的词语和他们离奇的结合(晦涩的语言)达到理想的表达效果,这正是和快速变化的现代语的不同之处(«зауми»1913)。
马雅科夫斯基认为,诗歌的改革不但要借助于“难解”词,还要借助于口语化的语言、新词语、富有表达力的形象,这样才能“用诗歌触摸未来”(«дваЧехова»1914)。
阿克梅派则认为,应该用另一种方法来理解词语,词的形式和内容是个统一的整体,是现实性的物质外壳,相当于石头,是形成建筑结构的一部分。
诗歌的形象要求具有鲜明性,因此和象征派提倡的模糊性和神秘性,以及未来派玩弄词语音的游戏完全不同,重视词语和意义之间合理的联系——这是阿克梅派的观点,力图从纯粹的尝试回归到诗歌创作对生命和和谐的追求上来。
后来,尼·奥楚普首先在文学评论中使用“白银时代”一词时指出,“此乃俄罗斯象征派和阿克梅派的时代”。
因此,“白银时代”首先是指世纪之交俄罗斯诗歌的发育气象[6],赞扬世纪之交俄罗斯诗歌现代派的功绩是这一概念的最初目的。
“白银时代”首先是一个“诗歌的时代”。
2.“白银时代”是一个“文学时代”。
现代派诗人对诗歌的变革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其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段迅速向文学渗透,新现实主义也接受了现代主义对诗歌创作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创作手段和方法、创作观念、文学体裁上;这一时期不仅诗歌,而且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童话等文学的各个方面都发展巨大。
“意识流”的写作技巧、非线性的叙述、主旋律的使用、剪辑的技术等在散文创作中被继续发扬光大,也成为其组织文章的原则。
富于表达的、甚至非逻辑性的形象是象征派和表现主义突出的特点,比如别雷的《彼得堡》、《血滴》,以及安德烈耶夫的散文等。
“白银时代”的诗人们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很有建树,还在小说、散文、评论等创作上成果颇丰,他们吸收诗歌创作的优点并推动了小说、散文、评论的发展。
比如索洛古勃除了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之外,还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创作了《小魔鬼》、《夜露》、《噩梦》等多部小说;卡缅斯基在俄罗斯新自然主义小说家的中位居第二,创作了短篇小说《在郊外》、《四个》等;勃留索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库兹明、扎伊采夫、列米佐夫等,在小说创作方面也颇有成就。
另外,还有以契柯夫(《一个小官员的死》、《套中人》、《第六病室》)、高尔基(《马卡尔·楚德拉》、《切尔卡什》、《鹰之歌》)、托尔斯泰(《克莱采尔奏鸣曲》、《魔鬼》、《哈泽-穆拉特》、《复活》)以及布宁、库普林、魏列萨耶夫等声名显赫的小说家。
这一时期,除了文学创作有丰硕的果实之外,原有的文学体裁发生某些改变,例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勃留索夫叙述式的长篇历史小说,以及其他一些新出现的文学体裁,如传奇魔幻童话故事、象征剧、美文评论等。
可以说,“白银时代”的革新虽然是从诗歌开始,但随着散文、小说等对诗歌创作方法的吸收与借鉴并取得巨大的成绩,于是,诗歌、散文、小说等众多的文学样式一起构铸了俄罗斯文学多姿多彩的新风貌,显然,“白银时代”也是一个“文学的时代”。
3.“白银时代”是一个“艺术的时代”。
现实主义作家契柯夫、布宁、库普林、施米廖夫、扎伊采夫、托尔斯泰,马克思主义作家高尔基等,用独特的方式对艺术形式的改革作出了回答:
存在要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而且,不仅要描写现实存在,还应谛听“生命的奥妙和旋律”,为现代人提供必需的生活哲学。
于是追求艺术的综合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其实质是使诗歌、文学等和音乐、哲学(象征派)、社会状态(未来派)等更为贴近和交融[7]。
类似的努力同样发在绘画、剧院、建筑和音乐等其他艺术领域,于是,象征主义在表现和实用艺术领域全面流行。
象征派作为绘画流派受其影响,产生了极具影响的音乐流派;此外,对文学也有不小影响。
可以说,印象派给绘画艺术、音乐、文学和戏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各种艺术综合的趋势,成了这一时期艺术上的显著特点。
集作曲家和艺术家为一身的丘尔利亚尼斯,艺术家兼诗人的沃洛申、马雅科夫斯基、克鲁乔内赫等,成为这种“综合”现象的始创者和代表。
俄罗斯的剧院艺术也经历了极其辉煌的综合阶段。
它从文学(戏剧)、音乐(歌剧和芭蕾)吸取精华,经过舞台的重新设计,使剧院艺术和新的艺术发展紧密结合。
如别努阿、巴克斯特、多布津斯基、廖里赫等艺术家都在探索戏剧、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综合。
可以说,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艺术在继承古典艺术的基础上,对创作的方法和形式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使俄罗斯艺术得到了全方位的辉煌和繁荣。
因此,“白银时代”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个“艺术的时代”。
4.“白银时代”是一个“文化的时代”。
辉煌的不仅是俄罗斯诗歌、文学和艺术,俄罗斯哲学也达到了新的高峰。
受叔本华、尼采、施本格勒等人思想的影响,在俄罗斯文学界也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和末日论思想:
一方面,预感到新革命到来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某些流派如表现主义等,记录下了与“末日论”有关的思想,某些流派则发生了变革,寄希望于未来,因此产生了“新人类”思想,比如尼采的超人思想,象征派的女性思想,阿克梅派的新亚当思想,以及未来派的“未来人”思想等。
即使同一流派内部也存在相反的价值取向,如在颓废派中存在着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唯美主义,在象征派中存在的宇宙灵魂思想、新狄奥尼索斯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等。
同时,由于人类对真理和终极存在探究的局限性,导致了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的产生,神秘论开始流行。
于是,一些作家对俄罗斯的各种宗派产生了兴趣,例如,克柳耶夫的“鞭笞派”,叶赛宁诗歌的独特情节,别雷小说中的银鸽等。
新浪漫主义企图通过“自我(主体)”将本我、对现实世界的再认识联系起来,把新的神话创作、未来派和对人类存在的反思联系起来。
“白银时代”的哲学家们除了在处境、时代和所关心的问题上基本一致外,对俄罗斯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理解也颇为一致,这是他们对哲学发展的功绩之一。
从索洛维约夫倡导的宗教-哲学协会(莫斯科,1906)起,他们就把哲学问题和文学评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在新的哲学思想发展的同时,传统的哲学思想和宗教哲学思想也取得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形而上学思想在艺术创作上颇具表现力。
《逻各斯》、《哲学新思想》等宗教杂志以及各种文章选集是“白银时代”哲学家们的主要讲坛。
路标转换派在其《选集》(1909)中提出了与苏维尔政权合作的思想;格尔申宗、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伊兹戈耶夫、基斯加科夫斯基、斯徒卢威、弗兰克等也提出了新文化、宗教、形而上学的观点。
宗教哲学的繁荣和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也极大影响了俄罗斯艺术哲学、文化哲学和整个社会思潮,丰富了宗教、神学和美学[8],从而使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化空前繁荣和活跃,于是“白银时代”的概念外延又一次得到了升华,上升为“文化的时代”。
这种观点不仅在俄罗斯国内,而且在欧洲也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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