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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的互补融合
东西方文化的互补融合
东西方文化的互补融合
很多学者在思考中国近百年来因落后而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寻求根本原因时,除了政治、经济等较直接的原因外,最终总是会落在科学这一要素上,更进一步的思索自然会注意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直至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处于前列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能在近代导致科学的先进局面出现。
文化是思维的结晶,文化的差异最终代表着思维上的差异。
《易经》一直被推崇为中国文化的滥觞,上述问题的提出来,必然要引导人们思考在《易经》这一本土文化中体现出的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影响。
人类的文明发展犹如一场马拉松比赛,各不同民族就如赛跑运动员,在漫长的赛途中你追我赶,在不同的时间段会分别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十分正常的,毕竟自始至终都处于领跑的位置是不太可能的。
近两三百年来中国与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是由诸多历史的与现实的综合因素所决定的,所谓先进与落后是相比较而言,近代西方国家的崛起与中国的落后,正是这一时间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国力的综合因素我消彼长的路段。
当然,这样整体地理解人类发展史并未妨碍进一步更深入地探寻,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崛起呢?
最后也还是必然会落到自然科学这一主题上来。
问题的回答促使我们将目光落到两千多年前,那时候由于农业与畜牧业为主体的经济之成就,人类处于第一个社会繁荣高峰期,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上的活跃,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古印度古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齐头并进,虽然有着种种差异,整体上而言应当说东西方文明处于相同的高度,因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东西方文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从那时开始,两种文化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线,正是这种不同的路线把东西方各国引领到后来不同的社会状态和发展局面。
形象化而言,这有如青藏高原上的雪水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路线流淌,最终形成了长江与黄河这样两条各具特色的江河。
虽然起点较接近,但可以说后来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在两千多年前就已露出了端倪,它表现在思维方法的本质上。
文化是人类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不管变化和差异有多大,而人的思维从特征上讲不过就是三种:
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直觉思维。
分析逻辑思维可得知,它的主要基础是因果关系,有两类在严谨程度上不同的逻辑思维,其一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在我们所谓常识和生存经验中体现出的判断能力.其二就是在此基础上深入发展,因而也更严密更精确的数理逻辑思维。
可以说正是由于古希腊在数学几何学上的成就,尤其是逻辑思维的规律性被整理成一门专门的学问——《逻辑学》,开创并引导西方人的思维以及文化走上了一条崭新的路线。
其在后来的文化上表现为数学思想的日益深化和系统性,并直接导致了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种种辉煌成果。
由此而确立了自然科学体系并促进了人类科学技术的繁荣昌盛。
在认识大自然的方法上,这一思维体系表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将一切事物进行分解。
人类所面对的物质世界被分门别类地解剖为许多细小的部分,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提高,学科门类越来越多,越分越细,不同尺度上物质世界的秘密被逐一得以揭示,人类对大自然的种种细节有了日益精确的了解。
因而正是这样的根本原因才最终导致了后来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局面。
两千多年前处于相同起点的古代中国文化选择了另一种发展路线.其在思维本质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正好就在于重点并不在将逻辑思维向更深的数理逻辑方面发展,而是在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能力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倾向性,在当时起点上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点差异,却导致了后来发展方向上的迥然不同。
有些人在看完克莱因的名著《古今数学思想》后,难免不会流露出一种遗憾,在论述世界数学发展史时,几乎完全忽视了中国人,偏激的人可能认为这表现出了作者的偏见或疏漏,其实不然。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曾有几位天才的数学家,也有某些十分精彩的数学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星星点点地闪现出光芒,但客观地说,这些数学思想零星片断,缺少相互联系,并且从未构成一种学术整体上的连续性,可能正是这一点使作者在论述人类数学主体发展路线时忽略了中国人。
当自然数作为数学思想的基础,在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中确立后,古中国的学者并未运用逻辑思维能力象西方人数代人相继那样在几何学、代数学方面去钻研,创造出函数、微积分学等连续而越来越深入的知识系统。
那么,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这种单一而纯粹的发展倾向性。
他们始终将另外两种思维能力与逻辑思维结合在一起,运用它们整体地构建对整个大自然的认识。
这种认识更多注意的是事物的整体性及相互的关联,而不是局部的细节。
因而在认识大自然时,其方法主要是整合的而非分解的。
数学思想不是纯粹而自成体系地发展,而是更多地与哲学思想相结合,甚至于依附于哲学。
关于这一点从两个方面可以了解。
第一,以从哪怕是现今的眼光来看也十分深奥复杂的数学技巧,把一切自然数都分成阴阳两类,编织成一个为预测目的而服务的卜筮成卦方法,即所谓的“大衍之数”的揲蓍求卦法。
这种“四营十八变”中的同余结构经专家学者研究分析,与现代数论中关于数的可除性的同余式理论相吻合,这种数学技巧也曾在古代历法上元积年的计算中得到运用。
第二,除了非常实际的预测目的之外,自然数更多地被运用到对宇宙的认识这种哲学理论中。
当然,就是预测活动本身也由这些哲学思想所指导。
对自然数的理解以一种哲学方式理论化,将它与天地人整个时空体系相联系,数抽象地包涵了天地万物,数能定万物之象。
数理哲学在著名的河图洛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最基本的十进制之数在认识功能上几乎达于极致,与我们生存的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并且以代码的方式出现在这两种数阵格局当中。
理在数中,一切不可抗拒的事物之必然规律性被称为“天数”或“天理”。
古代被称之为“数术学”的种种关于数的思想渗透到音律、历法,气象、天文、气候、医学、地理各项学科之中,结构成了中国古代一个充满辩证统一思想的无所不包的哲学整体。
这一哲学体系表现出的长处在于认识事物时,始终保持一种辩证统一的整体性,因而总是能体现出大体准确和完整。
若借用物理学术语,可以说总是在以一种‘场’的观点来看待世间一切,而不是在用由质与能体现的‘粒子’和‘波’的概念来研究物质世界。
有其长必有其短,最明显的不足是,正是由于总习惯于用整体的眼光看事物,而没能促进其运用种种分解的手段去量化剖析一切,因而对不同尺度上事物的结构、成分等具体细节无法形成清晰明确的认识,自然会表现出某种朦胧和不确定性而显得神秘。
在认识理论上,这种长与短与自然科学思维体系构成了一种明显的对应。
在自然科学思维体系中,物理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基础地位,随着分科而学的趋势,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了解向纵深挺进,声学、光学、热力学、电磁学等学科日渐成熟而自成系统。
对大自然的观察与认识依靠工具的改进,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先进。
人类观察力在空间尺度上大大地扩展,并不断向更深的微观世界和更广的宏观世界延伸。
分科而学的专业分工方式,使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种种细节有了具体而越来越精确的了解。
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现代科学事业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辩证地看问题,科学如此地成功和具有说服力,它的短处在哪里呢?
每当科学在某一领域取得较大的突出成就时,就会有人出来以这一成就为基础来解释整个世界。
翻阅一下科技发展史,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
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知识和成就使他们相信整个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在旋转运动,这样一种主流的科学性的解释(注意!
并非宗教意义上的解释)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哥白尼出来才被突破,我们今天早已知道,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虽是对前者的突破,也是不完备欠准确的,已被更新的观察事实所推翻。
后来当热力学取得巨大成就时,同样,又有人出来运用这些成就解释宇宙,断言宇宙终有一天会‘热寂’或‘冷死’,很多科学家至今仍深信不疑。
事实上热力学的权威性学者对宇宙中的热最原始的来源也未曾有过最本质的思索和了解,就在用他们获取的局部的学科新知识去试图解释整个宇宙。
在自然科学体系内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上世纪三十年代,科学家认识到比氢原子更复杂的原子核是在大质量恒星的爆炸力作用下聚合生成的,这样一种局部性学科认识马上被运用到宇宙理论上,由此一个称为“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得以流行,很多科学家试图用它来解答人类自古以来最大的疑问——宇宙是怎样产生的?
自然科学体系主要通过分解的方式在不同时空尺度上逐渐获得种种认识之后,在解释大自然而构建理论时,极易犯这样的错误,用对时空的局部认识去顶替时空的整体理论,以蠡测海或者说瞎子摸象这些成语中所指的以偏概全的毛病,在科学理论中比比皆是,可谓通病。
人类科技史明白显示,不同时期科学理论的缺陷和错误总是须要后人来补充或修正甚至于完全推翻。
那么科学怎么会进步的呢?
回答是:
依靠科学的精神!
科学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呢?
科学精神的实质主要就在于批判。
科学从不树立什么神圣的权威,一切都可以批判,包括科学自身。
科学正是依靠对体系内自身的种种不完备或错误进行批判和纠正,以获得持续不断的进步。
在回忆近代哥白尼、加利略事件时,人们总是很容易以一种简单浅表的方式去理解,认为那是科学与宗教的冲突。
这样说又对又不完全对。
说对,因为那确实是当时科学与宗教(更严格地说是西方基督教)在认识宇宙上的一种对垒。
但今天的我们应对这一事件在更深的层次上有所认识。
首先,哥白尼与加利略推翻的“地球中心说”,本质上是自然科学体系内的一种天体学说,因而这是科学自身的批判性否定。
科学与基督教在思维方式上的对立表现在教会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框架,即:
上帝创造了人和一切。
任何其他学说都只能为此大框架服务,基督教正是由于“地球中心说”对自己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有用,才从自然科学理论中欣然接受了它,拿来加以利用。
而科学从来不为自己设立什么固定不变的理论大框架,一切从事实出发,哪怕是自己体系内曾经建立过的任何理论都得接受时间与实证的检验。
这就是批判的精神。
可以说,有不有批判的精神正是科学与宗教最本质的区别所在。
虽然存在这样的区别,但须特别指出的是,科学与宗教(当然,另外还有艺术)同属于人类的主体文化,是不同思维能力的结晶与外在表现,在根本上是不应该处于矛盾对立面的,当时与科学严重对立的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文化上的专制,这种专制是由拥有权势的教会来体现的。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正是专制而非宗教才是科学的死敌。
专制总是与权势形影不离地纠缠在一起,在不同的时间与地域,专制会由教会、政治集团或行会帮派等等拥有一定权势的实体组织来体现。
而不管由谁来体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存在,并且总欲将其视为异端邪说的对方置于死地。
没有过于集中并被滥用的权势,就不会有专制。
试想当年基督教教会如果象东方佛教和道教那样不掌有世俗权势,也就不可能发生与科学的严重对抗。
对于历史上的专制,人们有切肤之痛的记忆,古代帝王的专制且不说,单就二十世纪,规模极大,影响极恶劣的中外专制对科学及一切文化的损害,就值得特别一提。
人们只要再回忆一下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和中国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人类文化所遭到的蹂躏,就会对专制乃科学的死敌有深刻的认识。
专制现象有时甚至于在科学这样的领域内也会发生,拥有一定权势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人和组织利用自身优势对不同的非主流的观点进行压制、打击或者摧残的事例人们并不感到陌生。
至于给对方施加的名目,倒并不一定都是宗教裁判所的‘异端邪说’那样,可以用任何其他的大帽子黑帽子,现今在科学领域流行的则是将一切非主流的观点冠以‘伪科学’这样的名目,而不管称谓上的差异怎样,其专制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
自然科学历程的发展路线是一条辩证的发展路线,它包含了许多的‘否定之否定’。
正是依靠对体系自身创立的种种有缺陷的理论不断进行某种不同程度上的‘否定’,或补充,或修正,或完全推翻,对自然的认识才得以持续不断的上升和更为精确。
此情形若用一种形象比喻的方式来形容会让人印象更为深刻。
当一个人登上以一级级呈螺旋形向上的楼梯时,他经历的就必然会是这样一条路线。
如果他最初行进的方向是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不久以后他也许会发现,不经意间他竟然已经面对着的是太阳落下去的方向。
随着一级级阶梯的上升,这种方向上的否定将不断出现,但当他再次面对东方时,方向上虽然相同,却不再是出发时空间位置的简单重叠,已经是站在比原来更高的层次上了。
科学认识就是以这样螺旋上升的方式提高的。
我们已经理解了科学批判精神所决定的自身发展路线,但随之必然要引发一个新的疑问:
既然每一特定时期的科学认识都是不完备的,那么我们时下所流行而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理论有些什么样的缺陷呢?
我们应当怎样去认识或者以怎样的方式去补充使其更完备呢?
随着交通与通讯工具的日益先进,地球相对而言变得小很多了,永远旋转着的地球无时不在提醒我们,‘东方’与‘西方’原来不过是一种相对性的简单划分,地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所谓东方与西方文化,其实都是人类整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人的思维不应再被任何地域性或门派性所约束。
有不少杰出的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东方哲学思维体系与西方自然科学思维体系并非不可调和的对立面,除了发现两类思维在逐渐接近外,还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性。
东西方文化意识,思维方式以互补的形式融合已经是构建人类整体文化所急需。
传统易学虽未能导致近代中国产生自然科学思维体系,但八卦这一符号体系中其实蕴藏着很多自然科学体系没有完全解决和极待解决的问题之钥匙,以及许多精彩的数学和物理学思想要素。
几千年来中国本土人士为什么发现不了其中蕴藏的那么多数学和物理学思想要素,是因为缺乏自然科学文化底蕴。
今天,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为我们已提供了物质世界不同尺度上的诸多细节,以及许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一个生活在新世纪的人,处于科学高度发达的文化大背景下,理应突破传统文化的种种束缚,不再以神秘的或朦胧的方式,而以科学的理性对八卦有更新的认识,也就是应“以科学治易学”。
而“以易学治科学”的具体工作,我以为就是应运用东方哲学体系中一些精彩的思维方法,如老子的阴阳对立统一思想以及庄子的相对性思想去帮助自然科学突破其创立的种种相对性概念的束缚,以整合的方式而非分解的方式构建完整的关于物质世界的整体理论——宇宙统一场论。
在自然科学体系得以确立的的近代,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曾起过先导与奠定基础的作用,那就是加利略。
当人类还没有对物质世界的种种细节有所认识时,自古希腊学者始,就不断有人以哲学的方式提出了很多问题并试图回答。
在那种历史文化背景下,这些回答事实上必然显得苍白无力和力不从心,直到加利略的出现才开始有了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他将无休止的无数“为什么”摆在一边,专心致志地研究物体是“怎么样”运动的。
他甩开那种漫无边际的关于宇宙的宏大问题的讨论,而转向局部的、具体的、简单的以及有限的问题之研究,从而首开实验科学的先河,开辟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成功之路。
这也是一条由分科而学不断获得物质世界种种奥秘的辩证发展之路。
今天,当二十一世纪揭开崭新的一页之际,科学通过几百年来的持续努力已获取了无数局部真理,从极微小的量子到亿光年这样的天体尺度上的诸多细节虽不能说已穷尽,却有着比任何时期的前人更丰富更充足的了解。
处于这样一个与古希腊人完全不同的文化层次上,新世纪的人类已不再是力不从心来回答前人曾提出的关于宇宙的宏大的问题了,通过对无数“怎么样”的了解,完全有能力将所有依靠分解方式获得的认识整合起来,回答前人感到吃力的“为什么”了。
今天,站在无数次螺旋形上升的阶梯,,新世纪的人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统一的方法,将东西方人的智慧以互补的方式结合起来,构建一个更为完备的关于宇宙的整体理论——宇宙统一场论——自然已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长江黄河终归大海,东西方文化也必将融会为一个完备的人类文化整体。
东西文化融合是中国的优势
当今人类,面临诸多困难,光凭西方文化一家的思路,已渐捉襟见肘。
唯有采取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互补,扬长避短,融汇创新,才能悟出新思路,出现新智慧,产生新办法。
然而,几百年来,由于傲慢与偏见,西方不屑于东方文化,以致近百年来,出现了一种不平衡。
精通西方文化的东方人越来越多。
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早已成为中国学生课本的重要内容。
其它如西方的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生活时尚、体育项目等,也早已成为中国人审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大学生,有几个不懂英文,不学习西方历史与文化的?
但反过来,西方的大学生,又有多少懂得中文与东方哲学、东方历史的?
真是凤毛麟角,难得有几个人,皆被尊称为“汉学家”。
可以说,西方人拥有的各种文化,我们东方人都能拥有,并能把掌握到的西方文化同自己的东方文化进行碰撞、融合、再创新,形成巨大的智慧与力量。
日本首先因此而迅速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亚洲“四小龙”也获得成功。
尤其是新加坡,国家那么小,却有很高的国际地位。
东方人把西方的科技、市场经济、管理模式,同东方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集体主义、家庭伦理、纪律秩序、诚信守德、奉公克己、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等优秀文化相结合,结果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在东方出现了。
新加坡、东京、香港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了,亚洲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区。
出现于西方、先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却在西方殒没后,又在中国扎根繁荣起来。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采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战略,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关于中国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预测,也出现了。
为何有如此巨变?
其秘诀之一就是东方人虚心地吸纳西方文化,将它与东方文化融合而创新。
可是西方人却仍放不下文化帝国的架子,不肯认真刻苦学习东方文化。
整个西方世界近百年来,学习过多少东方文化?
接纳过多少东方哲学思想?
几乎没有。
光吃老本,故其进步就很小。
十八大报告,到处体现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到处充满东西方文化优势的结合点,熠熠生辉。
再看看西方总统的竞选纲领,其中吸纳了哪些东方文化的精髓与智慧?
美国总统竞选,还少不了指责中国。
这是固步自封,光吃老本,对发展进步是障碍。
西方文明的差异与互补
前言
王鲁湘: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传统文明要素在现实心理需求以及与西方思想要素的互动刺激之下,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东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深度交融,甚至有观点认为,如今东西方文明已经来到了一个共同面临文明转型的时代,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梳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不同文明如何对话与共处?
中国文明转型的方向又是什么?
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孝远先生。
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先生早年曾务农、务工近八年,二十五岁那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分别在历史系、英语系和艺术系学习。
毕业四年后赴美留学,获得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欧洲中古史硕士学位和俄勒冈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92年他因乡土情重,结束了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的教学生涯,回到北大教学、研究至今。
王鲁湘:
谈到文化,我们知道这一直是我们中国人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甚至还有一个全民的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大讨论,那么怎么来界定像文化这么大的一个概念呢?
朱孝远:
这个文化确实概念太大,有的时候概念太大,就很难界定,但是文化首先是和自然状态相对立的,相比较而言,因为从人的那个角度来说,基本上是生活在五种处境里面,第一种处境我们叫做人的生物处境,要有生命。
第二种处境叫物质处境,要吃饭,要有衣服穿。
第三种处境,我们把它叫做社会处境。
第四种处境叫做情感处境。
第五种处境我们叫做文化处境。
王鲁湘:
哦,是最高层次的一个处境。
朱孝远:
对,文化处境。
文化首先是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和社会的关系,有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和文化的关系,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大的概念。
王鲁湘:
所以这样的话,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讲课的一个主题,就是东西方文明,那么这个是我们过去使用的一个略小于文化和文明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它有一个地域,那么这个东西方是怎么区分的呢?
它这根线划在什么地方?
朱孝远:
东方基本上是亚洲,那么西方基本上是欧洲,但是文化又比它大,它是一种文化的概念,那么你比如说,欧美这种地方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西方文化也包括美国的文化,那么东方文化也不仅仅是指中国,还包括中国周边的那些地方,主要它不是以国家为划分的,而是以文化上的一些基本的特征,比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它的文化标志,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等。
王鲁湘:
你比如说,我们一般常常把东方文化就是大概的定义在亚洲,但是我们看一下亚洲这个文化它彼此之间差异性是如此之大,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亚洲的话,我们可以把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都划到里头,可是耶路撒冷产生的几大宗教却基本上是影响了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明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包括两河流域的文明,我们发现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文明从这个地理上好像是划在亚洲地区,但事实上你看它大量的文明因子是在对地中海北岸的后来的欧洲文明在产生影响,所以在这里头,我们要使用东西方文明的时候或东西方文化的时候,怎么去摆脱这样一种复杂的纠缠。
朱孝远:
这就使我想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的一个观点,黑格尔呢,实际上就觉得东方文化里面,主要就是中国文化,他觉得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可以作以比较。
而波斯文化和罗马文化可以作以比较,但是他说中国文化没法比较,所以他说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里面东方的东方。
实际上研究文化只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们把它叫做国民性的层次或者民族性的层次,它基本上就是形而上的一些东西,文化表象、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社会伦理;
然后就是各个地方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
再最后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包括那些肤色、人种、语言、地理环境,那个是海上民族还是农业民族,是游牧民族,吃的饭是什么?
人的寿命是怎样?
男女比例是什么?
所以这些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影响到人的一些社会的制度,而那个人的一些社会制度又会影响到国民性,这么一些情况。
好,下面我们就请朱教授为我们演讲,朱教授演讲的主题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与互补》,大家欢迎。
英雄崇拜背后,西方强烈的悲剧意识从何而来?
循序发展的同时,东方为何能拥有拯救世界的力量?
对比剖析东西方文明特点、局限以及相处与互补。
朱孝远:
很高兴来这里讲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互补的问题,我就讲四个方面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我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二,我要讲讲西方文明存在的问题,第三我想讲一下东方文明的特点,最后,我想就东西方文化的互补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提出两个问题
首先就来谈第一个问题叫"问题的提出",每当我们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总会为两个问题大惑不解,为什么非常强势的西方文明,在极力表现出它英雄主义文化以后,总会产生一种非常浓烈的悲剧意识,我要提的第二个问题的就是,为什么平稳的循序发展的东方文明平时不那么起眼,但是在危机面前却总能表现出非凡的克服危机、抗击危机的能力,成为化解危机的世界性的拯救之力?
那么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从西方的古代历史说起,在西方的文化里,一直存在着一种东西,叫做“审美喜悦中的悲剧意识”,在希腊人那里这种意识叫做Arete崇拜,Arete它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指战斗时候的勇敢、英勇,你英勇了干嘛呢,你英勇了就是要获得你的荣誉,但是后来希腊人又认为,你这样呢还有点自私,真正的英雄是利他的,所以呢,那个Arete崇拜就引申为品格上的完善、高尚。
那么希腊人为了实现这样一种英雄崇拜,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结果就造成很多悲剧性的后果。
在荷马的《史诗》里,那些伟大的英雄是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那个阿伽门农,他把女儿祭了海神,打仗最英勇的那个人叫阿基里斯,他没有得到荣誉,反而命丧黄泉,还有一个人就是想出木马计的那个人叫奥德修斯,战争是胜利了,但是回家却回不了家。
命运把他在海上漂泊了十年,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你为了追求那个Arete,或者你要去当那个英雄,你就得像神一样去过日子,但是人又不是神,神是不死的,我们知道希腊有很多神,有宙斯啊、雅典娜,海神波塞冬,他们不死好好的在奥林匹斯山上过日子,但是人要去像神一样过日子,就要必死无疑,但是希腊人为了那个极限的审美喜悦,还是要这么干。
于是它在哲学上,大概是亚里士多德概括的吧,就是说,“生命不在于它的长短,而是它的质量”,还有一句话,就是“时间不在于它的长短,而在于它的重量”。
所以人去像神那样活着,虽死犹荣。
为什么呢?
这就是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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