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正在悄然发生的财富观念的革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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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正在悄然发生的财富观念的革命
一场正在悄然发生的财富观念的革命
甘泽宁
学生时代读历史与现在中年读历史就象不同年龄段读《红楼梦》的感觉一样很不相同,学生时代重视的是历史事件,现在则更重视事件之间的联系了。
我在《甲申年春游石门随记》那篇文章中探讨了特定学者对特定历史时刻的影响,提出培养独立客观的学者对于未来有重要的意义,当时只是就事论事,后来再读历史,才发现这种提法不仅是有根据的,而旦是一条明确清晰地认识历史的思路,沿着这条思路,我们不仅能洞见中国历史上学者个人悲剧命运的规律,而且能更直观地理解影响社会进步的一大潜在因素特别是财富分配对历史的影响。
人类文明的第一步无疑是知识推动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斩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刳木为舟,剡木为揖,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这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著名学者孔子对中华人文始祖的生动描述。
这些描述传达出的信息是形象而丰富的,一是表明我国上古先民很善于从生产实践中获取知识,并已经开始了有意识地总结知识的活动,二是善于总结知识并创新的人得到普遍的尊重,其中的优秀者还被选为部族首领,部族首领承担了当时学者的角色,三是当时的社会已经有发达的组织结构,有集市,有官吏,有制度;四是农业生产已有稳定的形态,牛马等家畜的驯服已经完成,人们已经可以利用畜力来开展一些大型的改变环境的活动,历史上大禹治水也是发生在同一时期,大禹不仅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献身精神,而且有改进前人治水经验的创新能力与杰出的组织能力,历经十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状举,这或许是人类有记载以来,对于自然环境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征服,表明我们的先人在运用知识改变环境方面己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促进了当时人类基本生活水平的跨越式提高。
我们的祖先已经提前进入了定居的农耕文明时代,当时围绕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的发明创造远远走在世界前列,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中草药,种植谷物、棉花、养蚕,造华美的宫殿,修纵横千里的道路,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连知识的传播也初具规模,这便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当时不仅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大师,而且还开拓了私人讲学的先声,并形成了早期的学堂。
这一时期给人的感觉,就象一个早熟的天才儿童在轻松地演算农业文明这道艰深的思考题,其智力的发达程度另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仍惊叹不已。
随着财富的增长与积累,知识进步的脚步却逐渐慢了下来。
特别是世袭制确立以后,这一良好势头便被逼入岐途。
财富有了积累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继承权,二是掠夺。
继承权的解决,同其它民族的方案一样,采取的是最方便的方式世袭制。
这也是暴力斗争的结果。
世袭制带来了人们获取生存资源的不平等,更使生存资源的集中支配者(国王)日益脱离生产实际,离上古首领的学者角色越来越远,他们变成了专业统治者,他们离生产实际越远,对生产及生产所需知识的重视程度就越低,他们将有限资源用于改善生产条件的可能性就越小,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他们便大量地采用掠夺,当时战乱不断便是这个原因。
一般的掠夺总是与暴力和破坏性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早期的掠夺更是杀鸡取卵,后来观念进步了,才有了养鸡生蛋,这可以从历史上的“初税亩”讲起。
有人认为“初税亩”的施行主要是因为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并以《诗经》的歌谣为证,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是当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庶人在耕种公田之余尚有条件开垦自已的私田,而当时国力竞争也会鼓励私田的开垦,而且长期的战乱也削弱了贵族对于公田的控制,这样,初税亩才有了推广的基础。
初税亩就是最初的地租形式,这比完全地掠夺庶民的劳动是一种进步,贵族得到相对多的固定收入,庶民也有了独立支配自已劳动的自由,这就达成了双嬴的均衡,庶民通过交租的方式保护了剩余成果不被剥夺,这就为最初的社会分工准备了条件,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掠夺的破坏性,将一次性地掠夺转化成了长期的掠夺,这种制度后来为封建国家所继承与完善,逐渐演变成封建集权体制的赋税制度,有了这一制度,集权体制才有强大的财政基础,历经二千多年的风雨,这一制度始终稳定地存在着,连其间两次大规模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也没能改变这一基本制度,反而被迫接受这一制度,帝国可以由盛而衰,由崩溃而重建,帝国的这一基石却从未动摇过。
一般来说,帝国在建立之初,赋税较轻,所谓轻徭薄赋,执行得也较实,到了天下承平日久,由于人口的激增,生存资源的争夺就日趋激烈,不仅赋税变成了掠夺工具,还葕生出潜规则这样的分肥工具,所谓苛税猛于虎,自耕农被大量掠夺破产而成为新的造反者,帝国稳定的秩序荡然无存,天下大乱,烽烟四起,帝国进入新一轮崩溃而重建的循环。
在帝国盛极而衰,衰极又盛的循环中,知识进步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首先是前面讲到的首领学者角色的异位,对推动知识进步的重视程度降低,特别是在秦的统一,整个中原地区缺乏有力竞争者的条件下,对学者(士)的尊重迅速降低,士大夫游走四方,自由地发表各自见解的风光不再,秦以前都还鼓励士大夫议论朝政,《管子.桓公问》就曾说:
“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衔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覆,而贤者进也”。
但到了秦始皇却是以焚书坑儒来杀鸡警猴的。
赋税及帝国体制的确立,逐渐形成社会的两大集团,一是征税的国家官僚集团,二是提供税源的自耕农集团。
在赋税制度初创之际,士大夫还是想留下自已的生存空间的,他们原是依附于贵族的,现在贵族的独立经济权被剥夺,作为门客的士大夫是最大的直接受害者,士大夫希望在新的制度中承担征税与交税的中间制衡力量,孔子与当时的其它学者都讨论过君与民的关系,希望形成有效的舆论制衡,但在强大的世袭官僚机器面前,这种努力徒劳无功。
继焚书坑儒之后,汉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有科举取士,明代连孟子君为轻的话也不能讲了,清代更是大兴文字狱。
士大夫的境遇每况愈下,到了唐代,士大夫的独立精神已经完结了。
中国农业文明也由盛转衰。
在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收窄学者自由发挥空间的同时,打击民间独立的经济力量,汉武帝任用桑弘羊,将原来铸币、煮盐、冶铁的民间权利收归官办,对一些官府垄断物资实行贱买贵卖,并加重征收商人和高利贷者的财产税,同时责令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戍边三年,财物没收,这就使得刚刚发芽的民间工商业迅速萎缩,士大夫的智慧原本也是可以朝这个方向流动的,堵死这条路,士大夫便只有做官一条出路了。
特别自唐以后,确立科举取士,收买士大夫投身官府,使得官府规定的求取功名的学问畸形成长与状大,而直接服务于生产实际的智力资源严重不足,生产所需的知识更新缓慢,知识推动的生存资源的增长趋于停滞,而人口却在和平环境下暴增,争夺生存资源的矛盾日趋激化,最后只能用动乱与战争的方法减少人口,以缓和生存资源不足的矛盾。
原本是因为动乱造成财富缺乏安全感才设计出这一庞大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
希望这一机器能带来长久的和平,但这一机器除带来一定时间的稳定外,更带来了个人自由的消失,它使个人在体制而前越来越渺小,既使位高权重,富可敌国,也可能一天之内性命不保,财富不仅不能增加安全感,反而会成为掠夺与嫉妒的对象,用改进生产技术方式增加财富积累成本高且不安全,只能被淘汰出局,反而是及时行乐,死后荣光成为基本的人生哲学。
虽然这一体制有着效率高的优势,但由于世袭制的基础,使得这一体制效率越高,破坏性越大。
集权的优势对于有丰富生产生活经验的掌控者来说,是更轻捷灵便地服务于生产生活的工具,但对于一个无知或接近无知的笨蛋来说,既便不想自已为恶,也会为其它人为恶创造条件,世袭制造成的笨蛋是多于聪明人的,所以中国历史黑暗的时期较多。
集权的放大作用,能将个人的失误扩大成一场空前的灾难,并使这种灾难的影响延续长久,就象焚书坑儒开的恶例一样,但我们不能因为看多了灾难就舍弃高效率,因为放大作用是客观的,就象锋利不是宝剑的错一样。
从这样的分析出发,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农业文明的逐步衰落,与士大夫阶层独立性的丧失是一致的,士大夫阶层制衡力量的日益萎缩,使生存资源的掠夺无所节制,明的赋税一加再加,暗的潜规则吃肉不吐骨,世袭制更将这种掠夺合法化,不堪承受的贫富不均终于一次次压跨帝国这栋大厦。
所以现代中国的进步,必须彻底革除世袭制的遗毒,并把财富增长建筑在知识推动的基础上。
西方工业文明,毫无疑问也是知识推动的成果。
农业文明源于基本生存需求的推动,工业文明则源于拓展人类能力的推动。
西方的工业文明首先得益于思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使人树立了人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心,使人客观地认识自身与自然成为可能,这种客观地认知方法使西方人迅速获得大量的新知识,这些知识很快被用于生产,从而开创出一种新的财富增长方式即工业生产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西方人获取生存资源的能力空前提高,这种提高又反过来促进新知识增长,使知识增长进入越来越快的循环,时至今日,知识已由依附于设备而独立成长为一门健全的产业,成为知识经济的火车头。
中国历史上财富的不安全性及世袭制,养成了中国人浪费财富的恶习,为面子可以一掷千金。
西方工业文明的财富积累,也经历过一段捍卫劳动成果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也经历了流血冲突,最终达成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共识,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财产世袭的弊端,在从贵族手里夺取生存资源支配权的同时,僻免培养新的贵族。
他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富人应该树立一种简扑、不事张扬的生活方式的榜样,避免炫耀奢华。
在完成这一任务后,把所有的剩余财富当做社会委托自已管理的信托基金,并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把这笔钱用于他经过深思熟虑,断定能够对社会产生最佳效果的事业。
这样一来,富人就成为他的穷苦兄弟的经纪人,以自已的高超的智慧、经验和经营才能为他们服务”,这一经典的言论已经在美国获得了充足的实践。
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美国120万家免说慈善基金组织,分配6700亿美元捐款,占到美国GDP的9%。
这就使得美国的阶级基础实际上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不再存在财产占有的阶级对立关系,而是共同承担生产与支配社会公共资源的合作关系,社会贫富不均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就在这种悄无声息中消除了。
一旦社会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目标将趋于一致,这就是增加社会总生存资源的供给,只有在这种供给不断增长的条件下,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改革的阻力才会最小,各阶层才会更多地合作,各阶层的开放性也会扩大,从而不断消弥各阶层对立的边界,实现社会较长久的稳定,并使这种社会总体上趋于不断进步,中国25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这样的推论是有事实根椐的。
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的风险,现在是我们要重视这一风险并尽早寻求根本的解决之策的时候了。
早年马克思担心贫富分化会破坏社会的稳定秩序并没有错,只是后来的人们很聪明,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
他们通过捐献,不仅缓和了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而且弥补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不足,促进了社会医疗、教育、贫困救助等公共产品的丰富。
中国现在的富人阶层虽在路上,也要尽快地给他们补上这一课。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富人是很欠缺这样豁达的财富观念的。
西方在确立私产保护的同时,还将其扩展到个人权利方面,并用法律成功地限制了政府权力的扩展,推动社会多元发展的进程,这使得追求财富的人可以大胆地追求财富,追求知识的人可以自由地追求知识,而对艺术情有独钟的人可以依兴趣挥洒才华。
只要劳动就值得尊重,但这种劳动必须是合法劳动,不劳而获与非法所得一样将受到社会的惩罚。
这样的发展,实质上越来越突显知识与能力的重要。
工业文明的兴起首先就得益于知识向财富的迅速转化,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引进知识与技术,实现了生存资源的快速增长,又在生存资源相对改善的前提下对既得利益集团占有生存资源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调整,这是中国改革阻力小见效快的主要原因。
但接下来中国依靠外资推动生存资源快速增长的动力已经不够,只能依靠自主知识创新为主的发展才能继续保持生存资源快速增长的势对。
但我们的结构体系特别是知识更新与教育还没有做好准备。
知识创新上学术腐败学术官僚还有很大势力,客观独立的学者阶层还没有形成,社会捐助的比例太小且多样性远远不够。
教育的欠帐太多,现代西方学者已经在质疑刻扳的学较教育,开始倡导一种多元智能,将语言、数理逻辑、空间、音乐、运动、人际关系、自省能力等等,都列入学校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从不同的门进入同一间屋的能力,西方逐渐由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我们连知识的多元创新都阻力重重,更不要说能力培养了。
现在有的高中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只是门槛太高,择校费都在万元以上,大学中北大的改革风声大,雨点小,还根本没有触及教育的这一转变,教育观念落后,成本高产出低,不适应就业需求等等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有钱的还可以用海外教育来弥补,无钱的教育跟不上就会陷入越来越弱的境地,而两极分化最终会威胁社会的稳定。
其实国内的富人并不是舍不得捐赠教育事业,而主要是担心捐献的效率,捐非所用,培养的学生仍然大量外流,岂不鸡飞蛋打。
所以现在是到改革大学体制的时候了。
我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股份制的成功经验,对部分大学实行股份制改造,欢迎国外著名大学或基金会入股,尽快与国际贯例并轨,这是避免教育资源流失提升教育水平的治本之策,教育是我们的未来,这些教育上的文明断层效应不尽早修复,我们的未来还光明得起来吗?
这场悄然发生的财富观念的变革推动的革命,是西方社会实质的进步,是西方社会走出贫富不均困境,重归繁荣的基础,是工业文明稳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其进步的意义,可以相比人类由地球中心说向太阳中心说的转变,是人类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中国历史上多次想改变现状的农民起义的口号都是“均贫富”,这跟马克思的理想不谋而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主导中国革命的内在原因之一。
但马克思找到的仍然是暴力革命的道路,而西方却在资本家的妥协中找到了财富捐助的另一条和平的出路。
这条出路对贫富差距正在加大的国家保持稳定进步更有现实的意义。
西方的学者对此实质的进步避而不谈,却在全球鼓吹民主改革,这些画饼充饥的欺骗,很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受此影响,也把民主改革当成包治社会百病的良药,认为中国不及早推行民主(普选)的改革,中国就会出现不稳定甚至崩溃,中国的事实早已粉碎了这些预言。
与其人为地盲目移植民主的大树,不如尽早去培养民主成长所需的沃土,而且民主只能解决民主的问题,除民主以外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及时去做的,如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的高速增长,增加生存资源的供给并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实现引进技术向自主知识创新的转变,只要保持这样良好的财富增长与分配的势头,中国较长时期稳定繁荣的局面就能够很轻松的保持,反之,贫富分化将最终动摇现在的稳定。
因此,培养一个客观独立的学者阶层及倡导为富乐仁的财富理念将是中国继续进步的两大现实课题。
今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在推动捐助方面有明显的进步,但其官办性质仍很浓郁,政府与富人应该达成更多的共识,政府应通过政策倾斜推动社会捐助并引导其流向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领域,富人则要改变获得与拥有财富的观念,以简朴为荣,以助人为乐,积极帮助弱势群体,弥补公共产品的不足,并推动公共产品的多元发展,这样,一个长期稳定繁荣进步的社会就能在社会各阶层的合力打造下很快成为现实。
让财富摆脱世袭的流毒真正成为能力增长的手段,让能力成为财富大树的营养,让社会成为一个更加合理有序的多元生态圈。
2004.6.19,于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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