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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军区文艺创作笔谈
广州军区文艺创作笔谈
繁荣军事文艺创作的几点思考 □熊焰 编者按:
广州军区最近召开文艺创作会议,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军区近年来文艺工作的新鲜经验,交流创作演出体会,认清新的形势任务,研究制定进一步加强军队文艺工作的措施。
本期“军事文艺专刊”选登广州军区创作会议的部分文章,供大家阅读参考,也希望军队各大单位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给我们多推荐这方面的经验体会,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军事文艺创作。
近年来,军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抓创作,把着眼点放在培养和提高部队战斗力、陶冶官兵思想道德情操上,先后创作演出了一大批思想艺术兼备、社会反响强烈的优秀文艺作品。
这些作品,有的将根基深深扎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把人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深厚的情感与时代的变化紧密结合起来;有的把创作笔触对准当代军人,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追踪他们的思想轨迹,反映他们的情感和追求;有的以新的视角审视历史、观照现实,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反思过去,对军队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新的开拓,赋予了军事题材以丰富的文化内涵,给人以教育和启迪。
面对军区文艺创作取得的优异成绩,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差距。
比如说我们推出的有重大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多,各个艺术门类的发展还不平衡,队伍建设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要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的关系。
优良文化传统是我们文艺创作根植的丰沃土壤,改革创新则是文艺创作永葆蓬勃生机的不竭动力,二者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
我们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重复历史,只能站在历史的基点上,去开创美好的未来。
实践证明,不善于继承优良传统,就没有创新的基础;不敢于创新,就缺乏继承的活力。
杂技《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的成功,就在于它既没有离开传统杂技与芭蕾的艺术本体,又大胆打破常规,第一次把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艺术形式完美结合,创造了另一种全新的艺术样式,走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因此,我们一定要正确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不要循规蹈矩,拘泥于传统的条条框框,也不要片面追求新奇,一味迎合市场风潮搞创作,而是要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保持和发扬我们军区文艺创作的好传统、好做法,积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广大官兵的审美需要,不断开拓进取,推陈出新,创作出更多有影响的好作品。
二是要处理好完成任务与打造精品的关系。
完成日常创作演出任务和打造艺术精品,都是军队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日常创作演出是打造艺术精品的前提条件,打造艺术精品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日常创作演出任务,两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近几年,军区文艺单位既能够出色完成一系列日常创作演出任务,又不断在国内外艺术舞台上获得大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了“上攀艺术高峰,下为基层服务”的工作指导思想,比较正确地处理好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今后我们要增强工作的计划性,搞好统筹兼顾,每年在认真完成日常创作演出任务的基础上,对重点选题、创新节目作出明确规划,必要时还要定人、定时、定目标,落实责任,跟踪问效,确保质量。
我们每一名作家、艺术家都要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把创作精品力作当作自己的毕生追求,多创作出一些有影响的好作品。
三是要处理好获取信息与深入生活的关系。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时代,各种信息信手拣来,打开电视,打开电脑,一个电话甚至发个短信都可以获取信息。
这些信息都可以给创作人员带来创作的灵感,但并不能代替我们深入生活的真情实感。
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今天深入生活的积累不等于明天的,更不是深入了生活就可以创作出无数个作品。
生活的积累是需要不断充实的,没有不断的充实,就不可能创作出更好的优秀作品。
另外,要提高深入生活的质量。
同样深入生活,为什么有的人获得了生活的真谛,有的人只获得了生活的表层?
有的深入生活后能创作出很好的作品,有的深入生活却没有收获呢?
我想就在于深入生活的质量。
所以,我们深入生活,就是要脚踏实地获取生活的真谛,要善于观察生活、理解生活、认识生活,这样才能使创作真正进入到一种境界。
我们广大的业余作者要珍惜身处基层的优势,更多汲取生活的养分,为创作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四是要处理好落实编制与培养人才的关系。
人才是兴军之本,也是繁荣文艺创作之本。
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文艺单位的编制员额减少了,但工作的职能任务没有变,地位、作用更加重要。
这就要求我们妥善处理好新的编制体制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关系,既要落实编制,又要用好用活政策,想方设法把人才队伍建设好。
要在有限的编制员额内,充分利用和配置好人才资源,形成合理梯次,防止青黄不接。
要充分挖掘现有人力资源的潜力,把人心凝聚起来,把精神振奋起来,把创作积极性发挥起来,把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
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积极为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不断提高创作人才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使有限的人才队伍高效、精干、管用。
要解放思想,敢于改革创新,探索出一条既符合政策又能适应新的工作任务需要的人才队伍建设新路子。
在这里我总结了用人“六才法”,即用好现有人才,特招尖子人才,返聘单位人才,聘请有用人才,借用急需人才,努力培养人才。
五是要处理好为兵服务与面向市场的关系。
为兵服务,是我们军队文艺工作的根本职责;面向市场,是为了更好地提高为兵服务的质量。
当前,我们文艺单位根据自身实际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努力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大胆走进市场、利用市场,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我们要注意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面向市场的目的要正确。
我们走向市场,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是通过服务社会,扩大军队文艺作品的社会影响,加大文化市场主流艺术的比重;通过社会舞台,锻炼我们的队伍,促进创作水平的提高;通过增加收入,弥补经费不足,不断增强自我造血、自我输血的能力。
另一个是为兵服务的职责要牢记。
不能因为走市场而忘记了我们的宗旨,迷失了我们的方向,更不能一心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社会效益,损害了官兵利益。
因此,我们要把面向市场与为兵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运用走市场获得的经验和收益,更好地开展艺术创作,为丰富官兵文化生活、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六是要处理好创造作品与踏实做人的关系。
作为文艺工作者,要处理好为人和为文的关系。
怎么样为人,也是为文的前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支队伍一直做得很好。
但有两个问题要注意:
一是要脚踏实地。
我们搞文艺工作的浮躁了,作品就会浮躁。
许多老艺术家们,就是一辈子脚踏实地,才会有那么多的传世之作。
二是要不务虚名。
我们这些搞文艺的人当然可以出名,但出名要有道,道正则名不逊。
我们的作品流传于世,就是最好的说明书。
七是要处理好领导重视与有所作为的关系。
我们常讲,有为才有位,有位才会有更大的作为。
领导关心重视,就能使我们的创作更好地开展;我们创作有了好的成绩,产生了广泛影响,就会赢得领导更大的关心和支持。
这些年来,军区首长机关之所以高度重视军区文艺单位的建设和创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在精简整编的情况下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消极松劲,而是积极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尽心尽力地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出色完成了军区党委、首长、机关赋予的各项重要任务。
因此,大家一定要继续发扬这种革命干劲和作风,以军区首长和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为动力,顺势而为,勤奋创作,克服浮泛、浮华、浮躁之气,以一种“不用扬鞭也奋蹄”的主动意识和“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执著精神,敬业、勤业、精业,不断推出更多为广大官兵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
(作者为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生活、想像和创作空间
□赵休兵
创作是一件很难用语言去表达的事情,就如同我很少去阅读有关如何进行文学创作一类的文章一样,别人的写作方法永远是别人的,自己怎么去写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到。
一、创作来源于对生活的感悟,但我们必须端正对生活的态度。
1993年底,我当兵到了济南军区某集团军的一个炮兵团,除了正常的训练之外,读书成了我业余生活中最大的爱好。
大量的阅读是写作的前提。
我在1995年写了自己到部队来的第一篇小说。
故事的原型是我的一个比较要好的老乡,新兵下连后他当了瞄准手,在我面前牛得不行,一天到晚都向我吹嘘瞄准手是炮兵的眼睛,很厉害等等。
由于瞄准手专业对个人脑子反应能力和计算能力要求都比较高,他最终在两个月后达不到要求而改训炮班普通的炮手了。
炮手是力气活儿,没多少技术含量,他不服气,总认为自己行,就跟班长合不到一块去,最终下到了炊事班当炊事员,3年后平淡地离开了部队。
小说寄给了当时的《昆仑》杂志,编辑很热心地回信勉励我,但在指出小说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的同时,也认为写的有点“灰”了。
我惘然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后来当了排长带兵训练,在一次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中被炸伤,住进医院后翻出从前写的东西来看时,才体会到创作还需要一个对所反映生活的基本的态度,这个态度决定了创作的基本基调和走向。
诚然,部队生活单一、千篇一律,特别是基层部队生活从来都是艰苦枯燥的,许多的不如意可能会束缚住我们的心态,觉得就那些事,没有什么好写的。
我想对于业余创作来讲,就是要调整好心态,要以一种昂扬的精神状态看待部队生活,这样才能搞好部队题材的文学写作。
于是我把稿子改成了一名战士怎样不屈不挠体现自身存在价值的小说《仰望苍穹》,最终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这也是我发的第一篇小说。
二、原汁原味的生活无法翻版,但我们可以用无限的想像力去创造。
我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军官,这十多年基本上是我对生活的全部认知。
由于长期在基层部队,所以我对部队基层生活比较熟悉,从基层到机关、从战士到干部,一天到晚都是跟他们打交道,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繁杂而琐碎,他们的喜悲哀乐就是我的喜悲哀乐。
而这些东西无法翻版,说起来写起来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2003年初,当时部队正在搞干部自律教育,我们师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到我所在的连队蹲点。
在与首长朝夕相处的时间里,首长就谈及在新疆代职锻炼的事儿,对于那片土地的描述,让我想像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和常年风雪的边防一线。
尽管我对那位首长的认知仅仅停留在他在我们连队短短一个月的蹲点生活,他所谈到的新疆风光和他的任职经历,但我把对部队生活点滴的理解和感受融进了我的故事里,想像了一个我的西部和西部发生的故事,想像了一个干部成长进步的曲折多变,想像了一个我所熟悉的首长和首长的心理、感情历程。
于是2005年我写了中篇小说《城市的冬天》,在去年军区首届“战士文艺”奖评选中获了奖,并获了第十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
套用那句话:
文学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三、想像可以无限地发挥,但应该用一个特定的空间加以约束。
马尔克斯创造了马孔多这样一个小镇的百年历史,成就了一部《百年孤独》。
在文学的领域里,我感觉到同样存在空间。
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可以控制的一定地理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未知的领域。
对于创作来讲,特别是军事文学的业余创作,更应该有空间意识。
想像可以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可以是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生活,古往今来都是可以去写,但想像也同样局限在我们对于生活的认知和阅读喜好上。
每读一本书,看一篇小说,都能感受到每一位作者的特定创作题材。
比如说军旅作家中朱苏进大气的军事题材作品、唐栋的西部“冰山”系列小说等,都选定了一个特定的空间进行创作,在这个空间里容下了他们“整个世界”的芸芸众生。
我当兵在北方,后来读军校也在北方,6年的时间里,作为南方人的我对北方的风雪有了很深的感触,那种冰天雪地也就成了我写东西时的一种情结,比如在我的小说里大量地去写北方的风雪和我的连队生活。
小说《城市的冬天》《谁说南方不下雪》《一九八九年的那场大雪》说的都是发生在冬天里的故事,我觉得寒冷能让我感到孤独、寂寞、宁静和说不清道不明的纷繁复杂,尘封的许多东西纷至沓来,好象它们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发生过的事情。
我体会到,在一个特定的自己熟知的空间环境里,对生活中的一切事务都在其中一一找到它存在的位置和答案。
我的经历很简单,读书也不多,对业余创作的所有感悟也都在部队,尽管我也一样有时候抱怨基层部队的艰难和生活带来的压力,但这个空间或者说我的“世界”却扎根在这里,我没有经历去写我不知道的生活,也没有阅历去描绘一个未知的世界,在现阶段,我所能想像的只有“我的部队生活”,并通过创作来体现。
(作者为75320部队干事)
在创新中求发展
□李亚萍
我从一名国家一级体操队员改行到杂技演员,又从杂技演员转变成舞蹈编导,又从舞蹈编导成长为杂技导演,我的每一次转变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都是重大的转型,或许应该说是人生的一次飞跃。
每一次转变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每一个过程又都成为我人生的财富和创作的原动力,那就是永不服输、永不落伍。
1998年我们团女子大跳板在摩纳哥夺得金小丑奖之后,在组织上的帮助、支持下,我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编导系,学习舞蹈编导。
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我早已不再是一个人,我身后是战士杂技团50多年的光辉历史,是无数前辈用忠诚奉献绘就的“艺坛楷模”锦旗。
我是编导,是业务干部,拿出高质量的作品,才是自己的本职所在。
吃苦受累我不怕,但是对于艺术创造来说,光有吃苦精神是不够的,还要有灵气、有修养、有方法才行。
因为艺术实践有它自己的规律,规律可以被认识、利用,绝不能违背。
学校毕业后,我一直在不停尝试杂技的各种表现手段,赋予杂技以浓郁的时代气息。
我创作的作品获得过全国杂技比赛“金狮奖”编导一等奖、全军文艺新作品奖、第八届全军文艺会演编导一等奖等奖项。
但是我从未对自己的作品满足过,总是觉得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
我清楚地知道,每一次获奖其实都是另一次艰难攀登的起点,每一次成功又是另一次跨越自我的动力。
去年创新节目中,我最喜欢的是《边寨假日――踢踏舞顶技》。
在此之前,我曾编导的《生命之灵――集体顶技》,在2002年已获过金奖;2004年推出杂技剧《天鹅湖》中“四小青蛙”,也深得各方好评。
这些节目都是在“顶”上做文章,再要在顶技上做文章,就不大容易。
但是,“顶”是杂技基本功,是杂技演员的必修课目,也是杂技的传统精髓之一。
“顶”在杂技艺术中不可或缺,不会淡出,那就只能在“顶”的发展创新上下功夫了。
我想,能不能通过从外部吸收其它艺术元素,使顶技节目的表现形式取得新突破呢?
我首先想到了戏剧。
杂技几千年的发展,强调的是“技”,以“惊、险、难”取胜。
对于表现情感,特别是表现故事性的主题,始终是杂技的弱项。
前几年,我也做过一些尝试,但我还是不满足,希望用单一杂技项目独自演绎出有角色而大家不熟悉的故事。
我给自己确立了创作目标后,开始考虑怎样把“顶”的技术和一个现实故事结合在一起,表现现实的人。
有一天,团长提出用手来做踢踏舞节奏和用脚的踢踏舞比赛,这个提议让我猛然间找到了支点,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个军民联欢的情节:
场景设计在南方边陲的一条小路边,巡逻的战士休息期间,与一群赶圩归来的少数民族少女相遇,热情的少女们围住年轻士兵们,少女们炫耀地用脚跳“踢踏舞”,年轻士兵不服输,用手倒立跳“顶技踢踏舞”,你来我往间,构成了一幅军民和谐的快乐画面。
于是我立即按此想法进行创作,节目终于排了出来,并获得了很高评价。
这种尝试证明了一点:
只要有好的切入点,杂技完全具备塑造人物、表现事件的功能。
当我领受到编排《集体球技》这个节目的任务时,我心里没一点儿底,因为集体球技是一个全新的组合形式,是把原来的一个单场节目扩充成一个集体节目。
如果单方面地从数量上增加,这种组合很容易变成简单的拼凑,但怎样才能令这种组合后的节目让大家耳目一新?
我考虑,这个节目所使用的道具是网球,应该是很现代、很时尚的。
我平时最大的放松就是逛逛街,此时我想到了在街头看到的那些篮球小子,那些跳动的色彩,那些时尚的装束,那么富有朝气、富有活力场景。
那我能不能把这些看到的画面和这个节目结合在一起,去反映现代年轻人的都市生活呢?
于是我构思了一个现代都市的场景,吸收了现代都市街舞的特色,把节目主题定位在表现现代都市青年乐观向上的情绪特点上。
但在排练过程中发现,球的技术动律和街舞的动作动律很难协调在一起。
他们中间还需要一个过渡的动律,我又把现代舞的动律引进到节目里来。
解决办法想好了,排练起来又是一个难关,杂技演员大部分是从小开始学杂技的,好多人是宁可大头冲下(指倒立)而不愿跳舞说话。
舞蹈跳好了,球就掉了;球扔好了,舞蹈就不会跳了;两样都做好了情绪又不见了。
排练是枯燥的,也是快乐的。
当这个节目排出来之后,我从这次排练中得到的感受却颇深。
至于《春的律动――六人柔术》,总体上是一个传统节目。
在我国杂技界,柔术节目是女子主打节目,很具有传统杂技的特色,不仅在技巧上早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也形成了十分程式化的表演样式。
这说明,柔术节目光靠突出难度是没有出路的。
我放眼世界杂技界,一下找到了出路,就是要用最具民族特色的元素来编排这个节目。
首先,这个节目一定要突破传统的技术难度。
六垛(就是六个人叠在一起下腰)已经是世界一流水平了,但我们觉得还不够,它还要转起来;六人造型已经很好看了,我让最上面的演员再起顶;两人口咬已经很难了,我要求再加一人……我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节目的所有动作都要突破现在的技术难度。
其次,这个节目一定要突破传统的审美。
在我进入节目组第一天,我就要求演员所有做的动作必须要从最简单的绷脚面、伸直腿开始注意,一点一点直至达到能象舞蹈演员那样,展现出肢体的美感和流畅的韵律。
最后,这个节目一定要保持民族特色的整体形象。
我从演员的服装、化妆、发型、饰物到表演台的设计,每个细节力求达到完美,从而使这个节目达到传统审美的极致。
当这个节目在意大利国际杂技赛场得到技术、艺术双满分时,说实话,我没有更多的激动,但是它证明了那句话: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作者为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杂技分团副团长)
肩负文艺战士责任
坚守军旅话剧阵地
□唐栋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方面是文艺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又多少有些纷杂无序,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声音,多么希望有一面旗帜,多么希望有一把号角,把我们这支文艺队伍重新集结,把我们的文艺精神重新梳理,引领我们开始新的文化长征。
前不久召开的中国文联八代会、中国作协七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就是这个声音、这面旗帜、这把号角。
讲话从思想的深度、哲学的高度、历史的跨度和文化的广度,以全新的思维、全新的视角,全面阐述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回顾我近几年来的创作实践,总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着自己往前走。
这只手,实际上就是责任与使命。
我最早主要从事小说创作,话剧创作只是偶尔为之。
自从1995年担任军区话剧团团长起,自己所喜爱的小说创作就完全放弃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话剧团的业务建设和剧本创作上,迄今创作了《宋王台》《岁月风景》《棕榈,棕榈》《回家》《天籁》等多部话剧,这其间有甘苦,也有欣慰,但困扰我最多的是两个字:
一个是“累”。
我既要尽团领导的职责,又要挤时间写剧本,写完剧本还要操心排练、审查修改等,一个戏搞下来会非常疲累。
另一个是“亏”。
同样是创作,写小说可以拿版费和卖影视剧改编权,写电视剧直接可以拿丰厚的稿费,而且便于出名。
写话剧就不同了,行业内有一句话叫“劳命伤财”。
有一段时间,我无论看电视还是去书店,都会受到一种刺激,看电视看到的是我熟悉的作家写的电视剧,去书店看到的是我熟悉的作家写的书,想想自己,就觉得亏大了。
《北京文学》曾刊文《八十年代走红作家唐栋今何在?
》,《中国作家通讯》也刊文《唐栋哪里去了?
》,直接责问我为什么不写小说了,为我这么多年没有小说问世报以遗憾。
其实我哪里也没有去,我一直在军区文工团的大院里,在前辈们留下的长城小剧院里,不间断地进行着话剧创作和生产。
就是在话剧的创作和学习过程中,我也更深层次地认识与理解了话剧。
话剧从来都是以承载使命为己任,话剧创作就是与优秀的人类文化对话,就是与时代对话,与现实生活对话,与人的心灵对话。
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在于文化。
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民族的精神尊严,必须得有文化的支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进一步理解了自己所从事的属于文化这个大范畴的话剧艺术的作用与价值,所以我也就由以前的“领导要我写”变成了后来的“我自己要写”。
而且,我过去从来没有把团长当作“官”来做,现在也没有把政委当作“官”来做,我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带头人、一名创作员。
团长也好,政委也好,许多人都可以胜任,而且会比我做得更好,但做一名胜任的话剧创作员,并不是谁都可以来做的。
明白了这一点,并非要以此要价甚至要挟,而是要自觉地、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尤其是在这个充满物欲诱惑的年代里,要想做一名坚守在军旅话剧阵地上的战士,一定要有精神与事业上的追求,一定要以朝圣者的心态攀爬军旅话剧的雪域高原。
话剧团和歌舞团合并之后,我改任政委,主要任务是抓思想教育,抓团队管理。
但文工团的特殊状况给了我这样一个经验:
为教育而抓教育,是不可能抓好教育的;为管理而抓管理,也是不可能抓好管理的。
文工团结合创作、排练和演出,才能抓好教育与管理。
同时,两团合并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做到“合编、合心、合力”,合编、合心、合力也就是和谐。
在政治部首长和宣传部领导的指导下,在其他团领导和全团同志的支持下,我在2006年创作了话剧《天籁》,目前已入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30部初选作品,该剧还将作进一步的修改,今年4月将赴京参加国家文化部举办的“纪念中国话剧诞辰百年”优秀剧目展演,并做更深入和更广泛的演出。
通过近几年的工作和创作,使我有了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个体会是,作为一名军旅文艺战士,我们经常面对的最大困难有两个,一个是如何恰当地看待自己,另一个是如何战胜自己。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面临三大敌人,第一个是不读书,第二个是浮躁,第三个是名利的诱惑主要是金钱的诱惑。
这是我们必须要战胜的。
第二个体会是,文艺工作者成功的秘诀,就是一生至少一个时期只能做一件事,这就是潜心于艺术。
这件事,不是成功了才去做,而是做了才可能成功。
第三个体会是,这些年来,我的话剧作品能够搬上舞台,离不开两把梯子。
一个是各级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的支持与指导,另一个是话剧队的全体演职人员。
我正是踩着这两把梯子,才成为了剧作家的唐栋;如果没有这两把梯子,我不知道我现在是谁。
(作者为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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