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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评判资料
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民族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
还是发现和保护了中华民族重要文物的大功臣?
——对敦煌藏书发现者王圆箓的评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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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
走进莫高窟,怎么也避不开王圆箓这个人——在余秋雨的《道士塔》中,他被定为“敦煌石窟的罪人”、民族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
而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美丽的敦煌》则认为他“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
如果没有藏经洞,终其一生,王圆箓都只是一个平凡的道士。
但藏经洞因王圆箓而被发现,祸兮?
福兮?
王道士的惊天发现
1900年5月26日,王圆箓和雇来的帮手清理着第16号窟中的积沙。
随着沙堆的降低,他们逐步进入洞窟前室与主室之间的甬道。
这时,一位姓杨的抄经发现北部甬道墙壁上有一道裂缝透出光亮,他报告王圆箓:
“破壁,有一小洞。
”这便是轰动世界的藏经洞。
当然,这只是关于发现藏经洞的一种描述,此外还有三个版本。
其一,当王圆箓引河水疏通洞中的积沙时,“沙裂一孔,仿佛有光。
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
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
”此说法见于徒弟为王圆箓所立的塔碑。
不过,到过藏经洞的人都知道,在洞窟里“以水冲沙”似乎很难操作;其二,在清沙时,“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此说法见于以王圆箓名义上报催要经款的《催募经款草册》。
但从气象学的角度讲,在年降雨量不到30毫米的敦煌地区,清晨“天炮响震”,又正好震出个藏经洞的几率几乎为零;第三种说法则见于常书鸿先生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王圆箓在引水冲沙时,无意中把水冲进了16窟甬道中,使甬道北壁秘室封墙处裂开了一道缝隙。
王圆箓用芨芨草从缝中插进去试探,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
于是他打开破壁,发现了现编号第17窟的秘密小板门。
打开板门,看到了从地面一直堆到洞顶的一卷卷粗布包扎的包裹。
”
“王道士先是请来了敦煌本地的绅耆,大家面对这许多古物同样是惊讶万分、不知所措。
最后,大家的意见统一了,认为这是先人佛教功德物品,应该妥善保存在原地。
”按照这种说法,请教绅耆是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做出的第一个社会行动。
紧接着,他将这个重大发现上报官府。
王圆箓是个不通文墨的人,他不清楚洞内写卷的价值,但却知道古书总是值钱的。
于是,他选了几件精美的写卷和绢画送给县令严泽。
应该说,此时,尚不能用“利欲熏心”来形容王道士,他的行动更多地是出于“邀功请赏”的心态。
可惜,严泽将这些东西当作发黄了的废纸。
1902年3月,新任敦煌县县令汪宗瀚一到任,王圆箓就送去了经卷和绢画,他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
汪宗瀚这位光绪16年(1890)的进士一眼便看出经卷的不凡之处,他立即带人视察了莫高窟。
这一次,王圆箓以为遇到了救星。
未承想,汪宗瀚拿着挑好的经卷走了,只留下一句:
“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
心有不甘的王圆箓又带着经卷赴酒泉叩见肃州道台廷栋。
结果,在从书法的角度鉴赏一番后,廷栋得出这样的结论:
经卷上的书法远不如自己写得好。
1903年初,“长于金石、版本、校勘之学”的甘肃学台叶昌炽收到了汪宗瀚寄来的莫高窟石碑拓片和藏经洞佛像、写经。
他判明此乃唐物,并将自己的考证、记录写入著作《语石》中。
据说,叶昌炽建议将文物运到兰州保管,但因为缺少5000两银子的运费,此事只得作罢。
又过了一年,甘肃省府下令敦煌县衙“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至于经费、措施、法令等等,则只字不提。
王道士的佛缘
王圆箓,又作圆禄,多被称为“王道士”。
他出生于道光30年(1850),湖北麻城人。
《麻城县志》载,咸丰六年(1856)夏天,麻城遭遇旱灾,庄稼几无收成,时有饿死人之事。
迫于生计,王圆箓逃出家乡,来到酒泉一带,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
退伍之后,为解决吃饭问题,王圆箓想出了一个妙法——受戒为道士。
王圆箓的师父是一位在酒泉有些名气的道士,他给新弟子起了个道号——法真。
当了道士,本该安静地过下去,可王圆箓并不这么想。
大约在光绪23年(1897),他西游来到敦煌莫高窟。
其时,莫高窟虽已萧条异常,但因为有百姓的供养,寺院的香火依然时而接续。
对已到不惑之年的王圆箓而言,这个清静的所在正是他度过残生的绝佳选择。
第一次走进莫高窟洞窟,王圆箓便被端庄威严的佛像所慑服,他不顾道士的身份倒头就拜。
事实上,民间信仰往往也不分儒、释、道。
正因如此,道士王圆箓可以“大模大样”地留在佛教圣地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
那时候,莫高窟的管理由“上寺”和“中寺”的僧人负责。
不过,由于这两处僧人多为信仰藏传佛教的喇嘛,对属于显教的洞窟没有太大兴趣,以致莫高窟一片残破。
许是出于使命感;许是出于“官迷”心态,王圆箓自觉地担当起“莫高窟守护神”的重任。
他盖了几间茅屋住下,每天扫窟,或四处化缘。
渐渐地,他与当地士绅百姓熟悉了,俨然成为“敦煌名人”。
这时,王圆箓认为有必要建一处彰显身份的建筑,他想起了自己的道士身份——他用布施而来的香火钱建造了道观“三清宫”(欲称“下寺”),在佛教圣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
王圆箓四处奔走,将苦口劝募来的钱财用于修补佛窟——可笑的是,他或按照自己的头脸给残损的菩萨塑像加上头,或增塑些不相干的牛鬼蛇神;他也将钱财用于清理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王圆箓的文化程度不高,他对宗教的理解几乎都来源于《西游记》等民间故事。
听多了西天取经的故事,王圆箓对玄奘产生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崇拜心理,而这也成为斯坦因“撬开”藏经洞的突破口。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但此时,王圆箓正带着藏经洞钥匙外出化缘。
急切的斯坦因甚至想要收买留守的小道士或是直接破门而入,但拥有“入世智慧”的蒋师爷拦住了他。
为了不引起怀疑,斯坦因暂时离开了莫高窟,只留下蒋师爷“专题研究”王圆箓。
5月21日,斯坦因重返莫高窟,此时的他比以前审慎得多:
“我从当地得到可靠消息,保护着这批珍宝的王道士是一个恪尽职守、非常用心的人。
藏经洞所在的那个洞窟看上去有些破旧,但它仍是当地人朝拜的一个圣地,容不得有任何的粗鲁举动,这也使我的考古工作受到影响。
”在斯坦因看来,王圆箓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
”
对于斯坦因,王圆箓有着强烈的戒心,这从一个细节便可看出——化缘归来,他在藏经洞的木门外又加了一道砖墙。
王圆箓根本不答应斯坦因看看藏经洞的要求。
按照斯坦因的说法,“王道士唯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了许多限制条件。
”
王圆箓的个性让斯坦因琢磨不透——用金钱?
无济于事。
唯一可以利用的似乎只有王圆箓“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的性格。
通过观察,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对唐僧顶礼膜拜”。
于是,在绘满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的道观大殿里,斯坦因向王圆箓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他甚至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圆箓,以等候自己——一个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
王道士的矛盾
虽然有了共同话题,但王圆箓仍然坚持不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而是亲自搬出一捆经卷到大殿的耳房供其翻阅。
在斯坦因和蒋师爷的合围下,王圆箓的城池一步步陷落,斯坦因得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经卷。
此时,王圆箓的内心正进行着痛苦的挣扎。
斯坦因这样写道:
“我应允蒋孝琬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40锭马蹄银,如果需要,可以翻倍)作为交换条件。
这笔钱成了蒋孝琬手中很有分量的筹码……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先前我挑出那些我认为有艺术和考古价值的卷子时,王道士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现在,他担心他要失去全部珍贵的经书了,他第一次显出了恼怒的表情……”
王圆箓的矛盾心理越来越严重,他一方面不断宣称绝对不让这些经书流失,因为文献的流失迟早会被附近庙宇的施主们发现,这将毁掉他的好名声,另一方面则不停地要求斯坦因“追加”捐赠。
最终,他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
有人说,王圆箓将经卷卖给斯坦因是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他多次逐级上报,求助官方予以重视,但都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果真如此吗?
抑或因为王圆箓的贪财?
事实上,对于钱,他的态度极为微妙。
王圆箓完全可以以暴发户的姿态离开敦煌,但他没有这样做。
在王圆箓的眼里,斯坦因、伯希和给的钱与他四处化缘求来的“功德钱”一样,每一分都必须用在合适的地方,否则必遭天谴。
所以,当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时,王圆箓主动拿来了支出账目,让斯坦因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把他“捐助”的银子都用在了功德事业上。
但不能否认,王圆箓也是爱钱的。
对一个愚昧的人而言,仅凭所谓的虔诚无法战胜金钱的诱惑。
到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藏经洞早已空空如也。
华尔纳转移目标,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
他给王圆箓一点小礼物,施舍一点银钱,后者就对他粘贴破坏壁画、搬走彩塑的行为视而不见。
在此之前的王圆箓并非如此。
1910年,清政府决定将剩余经卷全部运往北京保存。
在运送途中,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部分,这让王圆箓非常痛心,他甚至开始将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据说,晚年的王圆箓受到敦煌民众的强烈谴责,并曾经装疯逃离三清宫。
陈万里在《西行日记》1925年5月26日中记有华尔纳第二次敦煌考察时的情景:
“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为盗卖古物已十余年之王道士所居。
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据说王已得精神病。
”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在给斯坦因的信中也提到:
“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
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
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
1931年,王圆箓80岁高龄死去。
按道家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但王圆箓的弟子还是为他修建了一座很有气派的土塔,塔碑上记载了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
王圆箓身后寂寥——他一无亲朋,二无遗产,只留下一座孤零零的圆寂塔。
几年前,湖北麻城县曾派人前去考察,但也没有下文。
人们记得王圆箓,只是由于他的发现。
2009-12-0219:
15敦煌百年回眸——千秋功罪王圆lu高德祥
忍辱负重守佛窟
众所周知,王圆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
道教产生于中国本土,崇尚的祖师是太上老君;而佛教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尊崇的偶像是释迦牟尼。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道之争历来犹如水火不相容,完全是两股车道,两个门槛,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二者之间矛盾之尖锐,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
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天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奇人遇奇事,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实实在在说,王圆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并不像有些人说得那样无知愚蠢。
他作为一名无名道士走进佛窟。
他身着道家的蓝布长衫,出入于佛窟之中,并占据了应属于佛教徒居住的寺院,这一切世人怎么看,佛家怎么看,道家怎么看,王道士的心里不会不明白。
然而,王道士就“明知故犯”,执迷不悟,完全是我行我素。
为了一点虔诚,把一切都置之度外,这需要勇气,也需要胆量,由此可见一个小人物心胸之坦荡。
对于王道士这种为了事业,不顾冒犯宗教戒律,忍辱负重苦守佛窟的苦衷,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呢?
就是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中,王道士仍能纵横捭阖,把一切处理得停停当当。
苦守莫高窟期间,他居住在下寺,而上寺为易喇嘛住守,就是在这佛道共守佛窟的日子里,两家互相照应,各念其道,关系仍十分融洽,佛与道在这时神奇般的合璧。
王道士不仅没有被佛教徒赶走,而且平分秋色,上寺的洞窟由易喇嘛保护,而下寺的洞窟就属王道士保护了。
王圆为什么会走进莫高窟,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家境有关系。
王圆祖籍是湖北麻城县,他本人出生在陕西。
过去对此有过争议,或说湖北,或说陕西。
因为在王的墓志上写的是湖北麻城县,而在斯坦因的记述中称他是陕西人。
为此,笔者作了进一步调查,走访了几位现住敦煌市曾见过王圆的80多岁的老人,他们都说王圆是陕西人,并说王说话也是陕西口音。
因此可以肯定,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县,他本人出生在陕西是可信的。
王道士约生于1850年,1931年在莫高窟与世长辞。
王圆因连年灾荒,家境贫苦而四处逃生,先是来到酒泉,但生活仍无出路,迫不得已,出家为道。
后仙游敦煌,看准了莫高窟这块宝地,至死未离。
王圆出家为道实乃谋求生路,没有叩头拜师,也顾不上在道门深造,只是有一身道装,有一颗诚实的心。
他之所以不避道家讳言,竟敢冒险走进佛窟,其原因就在于此。
王圆身着道装,进了莫高窟,最崇拜的人就是唐玄奘,并且念起佛经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变化,道士信佛念佛,而且胜似佛徒,他道经也看,佛经也念,当时成了莫高窟的“两栖教主”,因此求他念经还愿的人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住在上寺的易喇嘛。
发现藏经洞有功无过
由于藏经洞发现之后,大量的藏物流散于国外,散失于民间,造成了严重损失。
因此有人把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看成是历史的一种误会,认为发现藏经洞是一种错误,甚至是一种罪过。
总而言之,最理想的就是不该在那个时代由王道士那么个小人物来发现,而应该在某一时代由一个大人物发现,这样才能合乎情理。
这种想法看起来似乎很理想,也很完美,但事实却完全不可能。
道理很简单,人类许多发现都不是按照人们的主观意愿而实现的。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人员清理洞窟中堆多年的积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只有清除积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
就是说只有做了这种具体工作的人,才有发现藏经洞的机会。
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积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怀着对宗教的一种热忱来到此地。
他走进莫高窟,既不是官方委派的,也不是受佛家的邀请或是道家派遣的。
当他云游此地时,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景象,正在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走进了佛窟,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
当时的条件很差,苦守莫高窟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
王道士甘愿寂寞,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16窟积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
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可以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是与他付出的艰辛是分不开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指责他呢?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
王圆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
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只是后话。
试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发现藏经洞,其后果又怎样呢?
这里有一个真实事件,而且就发生在敦煌,以此为证。
敦煌市郭家堡乡土塔村,原有一座10余米高的古塔,在“文革”期间“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一些人用炸药包塞进塔底,把好端端的一座古塔全部炸毁。
当时还发现了几捆完整的经卷,可惜的是他们不仅毁了塔,而且把经卷放在生产队的门房后,全部当作“四旧”烧了。
还有,敦煌境内堪称天下奇观的鸣沙山月牙泉,原有数十间古建筑,以及室内精美的彩塑、壁画和大量珍贵的匾牌,全部被毁之殆尽,片瓦不留。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现在看来,那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而在那个时代却被看成一种“革命”行动,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表现,并且受到鼓励和表扬。
从实际出发,藏经洞发现的早要比发现的晚有利。
事实证明,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才引起人们对莫高窟的重视,因此才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
如果没有藏经洞的发现,不可能在40年代成立起专门的保护机构。
那么,对莫高窟的保护要推迟多少年,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敦煌学的产生又不知要推迟到什么时候(或者说敦煌学能否产生)。
然而,就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下,藏经洞被发现了。
这也是一个机遇,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努力下,把敦煌推向了世界,把敦煌学传遍了全世界。
四处求援保藏经
提起王圆道士,人们总以为他是个“无知者”,“盗卖”文物者。
是非不分,一概而论,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其实,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客观地评价那段历史,就会感到王道士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
自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终日不安,深知责任重大。
其实谁也没有分给他这个任务,而是自加压力,这说明他是个很有使命感的人。
为此,他不辞辛苦,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知县。
本来王道士从不与官方打交道,但在关键时刻他的认识很明确,认识到了藏经洞的事只有官方才能解决。
当时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正确的。
他首先拜见了时任敦煌县令的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
可恨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根本不当一回事,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王道士的盛情第一次被冷落了,他虽然不能理解,但也无可奈何。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3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
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简而言之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王道士苦等了3年,似乎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期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
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宝殿”,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确有一定的学问,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只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王道士真是哭笑不得,心里真有难言之苦。
王圆的确是个有心人,在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仍不甘心,想到了找上一级官员。
于是,他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尚好的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
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
这位廷栋大人称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尤为喜欢书法,且能写出一手流利的字来,在当时还很有名气。
他也是仔仔细细的看了,但不是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也不是考虑如何保护藏经洞,而是从他爱好书法的角度欣赏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
王圆辛辛苦苦跑了一趟,并且又送上两箱经卷,其用心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想不到廷栋大人就这么一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圆仍没有灰心,没有放弃对藏经洞的保护,他骑着毛驴匆匆赶回莫高窟,仍然自觉地担当起藏经洞的保护工作。
几年过去了,王圆虽然东奔西跑费了不少口舌,但还是没有结果,知县不管,道台也不管,难道就此作罢不成。
然而,王圆却没有这么想,他想到找比知县、道台更大的官,向省一级报告。
就在这时,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其目的是为了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
叶在《语石》一书中说:
“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
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可以看出,叶昌炽不亏是金石学家,他对藏经洞古物的鉴定是非常正确的。
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作出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要求敦煌县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省府的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推到王道士的身上。
王圆有些愤怒了,他不相信中国就没有识货之人,没有一个能做主管事的官。
故此,他曾冒昧地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密报信,想求得对藏经洞的保护。
当时正处在国家动荡不安的时期,深居清宫的官员哪里能顾得上这些“小事”,所以王圆的期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如果说,王圆没有责任心的话,在那时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远走他乡,离开这个使他烦心的莫高窟,放弃对藏经洞的保护,无论以后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与他都没有任何责任。
然而,王道士却没有离开,而且把自己的命运与莫高窟紧紧联系在一起,多大的风险都由他自己顶着。
由此可见,王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王圆是一个文盲,但他并不是一个“无知者”,在当时感知藏经洞价值的唯有王圆,他四处求官,就是为了保护藏经洞,如果是为了赚钱,他绝对不会那样去做。
有人认为王圆把经卷送给官方是为了巴结官员,这话实在令人费解。
当时王圆拿着实物都引不起官员的重视,仅凭他的三寸之舌能说服官员吗?
与王圆相反的是,知县严泽、汪宗翰,道台廷栋,学政叶昌炽,还有清宫中的官员,论官职他们哪一个不比王道士高,论知识他们哪一个不比王道士强,论钱财他们哪一个不比王道士多,可偏偏就是这些高官厚禄、见多识广的大人物倒成了真正的无知者,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藏经洞的重要价值,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对藏经洞进行必要的保护。
奇怪的是,人们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王道士,而那些饱食终日,熟视无睹的官员却一点责任也没有。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再也不能昧着良心指责王道士了,而应该声讨那些腐败无能的清朝官员。
出卖藏经的原因
自1900年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确实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可否认的。
一直到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
在这7个年头中,他究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也只有他自己清楚。
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
斯坦因为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所以他借机发挥,把自己也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
这一招很灵,他用宗教信仰把王道士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圆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斯坦因曾这样叙述:
“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明显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乱堆在地,高达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的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
”这次斯坦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和遗画及其它文物5大箱。
历经一年多时间,才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
中国的国门是大开的,没有任何人过问。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
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苦于无钱,所以卖卷子有助于完成他的事业。
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这也是宗教的力量所在。
再就是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虽然当时王道士的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让了步。
试想,如果中国有斯坦因这样的人,就不可能发生遗憾的事。
可惜在那个年代,几亿中国人中,却没有出现这么一个人。
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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