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TA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与环境保护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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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TA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与环境保护研究
摘要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中国区域主义战略的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设逐渐步入正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互惠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
更重要的是,CAFTA的实施所提供的区域合作思路为众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国际舞台,本文就是在区域主义的背景下研究环境合作的相关问题。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将环境合作置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下进行研究。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归纳前人的研究成就。
第二部分阐释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为下文奠定了理论框架。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对CAFTA区域环境合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最后一部分结合第三部分的研究对CAFTA环境合作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Abstract
Withthedevelopmentof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andChina'simplementationofthestrategyofregionalism,China-ASEANFreeTradeArea(CAFTA)aregraduallyenhancingtheeconomiccooperationaccordingtotheCAFTAarrangementundertheframeworkoftheregionaleconomicagreements,followingaseriesofreciprocalmeasureswhichhavegreatlypromotedthefreedomoftradewithintheregion.What’smore,thethinkingincludedinCAFTAframeworksprovidesuswithaninternationalarenaofvariousproblems,whichisthebackgroundofthispaper.
Basedonthepreviousstudies,thispaperattemptstoresearchtheenvironmentproblemsinthecontextof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Thisdissertationisdividedintofourparts.Inthefirstpart,itfocusesontheresearchbackgroundofregionalismandthesignificanceofthispaper.Thenitsummariestheprevioussplendidresearchonth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sandenvironment.Inthesecondpart,thispaperexplainsthetheoreticalbasis;laidatheoreticalframeworkaboutCAFTA.Thethirdpartistheemphasisofthispaper,discussingtheCAFTA-relatedissues.Thelastpartofthispaperistheconclusion.Itliststhe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onthebasisofthelastpart.
关键词:
CAFTA;环境保护;区域合作
KeyWords:
CAFTA;EnvironmentProtectionism;RegionalCooperation.
CAFTA框架下的环境保护研究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过去的几十年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迅速增强。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性贸易组织体制的完善,地区间的贸易优惠安排日益增多。
不仅发达国家之间纷纷缔结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议(以下简称为RTAs),发展中国家也逐步走向经济联合,通过RTAs的方式发展南南合作,共同谋求经济发展。
经过长期的探索,区域主义的发展思路逐步成熟起来,区域协议的内容也日趋丰富,除了经济发展以外,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中得到了关注。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快了区域主义的步伐,新缔结的以及正在谈判中的区域经济协议数目剧增。
截止到2008年年底,向GATT或WTO通报的RTAs已达到421个,其中根据GATT1994协议第24条缔结的RTAs达到324个,根据第22条“授权条款”达成的协议有29个,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达成协议的RTAs有68个。
这些协议中已有230个正式生效。
如果考虑到已经生效但未向WTO通报的、已签订但尚未生效的、正在磋商中的以及那些有谈判意向的RTAs,到2010年,纳入执行计划的RTAs将接近400个。
从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就充分认识到了WTO多边主义框架在推动贸易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孜孜不倦地寻求“复关/入世”之路,而对区域主义的发展认识不足。
20世纪末期,全球范围内多边主义谈判陷入僵局难有突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和国际贸易集团的形成才推动中国政府进行区域主义的可行性研究。
近年来,中国广泛地与周边国家开展了区域主义的洽谈和合作。
其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是中国缔结的最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之一,必然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各种影响,本文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进行研究的。
从理论背景来看,近年来区域主义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
在内容上,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在传统经济分析框架下不断扩展,不仅区域主义的各种经济效应得到了研究,它的各种社会效应也成为学术界和政治界关注的焦点。
其中,环境保护问题就是其中研究最为广泛、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
更重要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研究方法层出不穷,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等一大批学科的基本理论被引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中,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硕果累累。
在实证分析上,大量的经济数理模型和专业数据库被开发出来,或对RTAs的环境保护政策进行事后评估,或对协议在未来时间界限上的环保收益进行科学预测,定量分析的完善使得区域环境保护的各种收益和损失可以动态的表示出来,促进了区域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国内研究者紧随国际研究的步伐,将国外的区域经济和环保合作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
可以说国内的研究正在努力使国外的区域合作理论更好地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方法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的理论舞台。
二、本文的研究意义
当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既是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惠及全人类的交流与合作,也是在区域主义框架下寻求灵活发展的有益尝试。
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成熟完善的区域合作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北北型区域经济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则相当有限。
即使在国内,中国的区域主义研究规模也有待于扩大。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区域主义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合作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验证已有的理论。
从实践来看,中国在本世纪初展开了与东盟的实质性区域经济合作,2002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得以签署,CAFTA的建立纳入了日程,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互惠措施极大地促进了FTA的建设。
中国和东盟在环境保护问题上逐渐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
研究CAFTA框架下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能够结合发达国家的现有的理论,评估和预测区域环境合作为双方欢呼保护带来的可能收益,了解未来区域内环境合作的方向,同时也能对CAFTA框架下环境问题的解决进行分析,因此对CAFTA框架下的环境保护合作进行分析对于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在CAFTA框架下,中国和东盟双方的环境保护中的现实性问题。
因此,本文选择以CAFTA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该FTA协议中的环境保护合作进行分析,了解FTA的建立在中国和东盟环境问题中的作用和意义,分析双方环境合作的解决途径。
第二节文献综述
国际经济学关于FTA经济合作和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是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活动的开展逐步兴起的。
目前,它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中研究成果最丰富、同时也是争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
在全球区域主义浪潮和中国区域主义战略的影响下,中国经济贸易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逐步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
目前,CAFTA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协议,在该协议的框架下寻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和平衡,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内外研究人员追求的共同目标。
一、经济与环境关系的文献综述
随着人类工业化整体水平的提高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备受各个研究领域关注的问题。
在工业化主导下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上,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
张晓东(2003)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他预测了2005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度。
结果显示,如果按照90年代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仍然呈现出“U”型特征,即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效果来看,这种“U”型特征的确非常明显。
在国际上,众多国际组织和权威机构对各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之间的恶性循环进行了披露。
另一方面,随着各国治理环境投入的增加和环境治理成果的初步显现,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思路逐步向绿色、可持续和可循环的方向发展,人们重新认识到环境和经济发展完全可以摆脱鱼和熊掌的困境。
环境问题的尖锐化直接促进了环境科学的发展和环境经济学的兴起。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和环境科学进行交叉研究的宠儿。
它兴起于反环境污染社会抗议空前激烈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环境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扩展了环境科学的内容,环境问题的研究上增添了经济分析的围堵,同时,它将环境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中,广泛地利用经济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为人们克服环境危机的现实行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在具体的研究中,环境经济学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理论和系统的研究框架。
大体上看,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制度经济学“财产权”的研究,它主要从产权缺失造成的外部性来探讨解决环境问题的资源财权制度。
二是从效率和伦理出发,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经济环境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它认为当代人对福利的追求不能以后代人的福利降低为前提。
只有同时具备可持续性和效率性的资源配置才能同时增进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福利。
为了精确地计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它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
三是对资源与环境进行价值评估。
传统的资源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个部分,资源的使用价值由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使用价值构成。
在具体的操作上,通过计量非市场物品价值的方法来计量资源的价值。
四是研究基于市场的环境管理政策工具,据此研究种种市场手段调控环境保护的政策可行性。
五是对环境问题进行计量经济模型的研究。
从具体的模型来看,主要有两大类模型,一类是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通过计量污染强度与人均收入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另一类是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对环境政策进行事前预测。
在这类问题上,许多专业的数据库被开发出来进行研究,其中最典型的数据库是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系开发的GTAP模型,它的众多研究成果为环境决策提供了科学的参考。
六是从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的角度考察全球环境环境问题的成因和解决途径。
七是侧重于贸易和环境问题的研究,通过不同国家对环境的态度和贸易取向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无论从那个角度的研究,环境经济学上都试图证明“波特假说”的论断,即加强环境治理、提高环境标准,不但不会降低企业的赢利水平,相反还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它们的赢利水平,从而间接地促进社会进步。
可见,环境保护对于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环境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这一学科本身的研究领域也在不停的扩展,不仅研究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成因,而且多角度的寻求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在经济和环境之间、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经济环境涉及的各个参与方之间实现平衡和协调。
在中国国内,随着中国经济与环境问题尖锐化,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迅速开展起来。
在理论研究上,国内学者充分认识到了经济与环境发展两者不可偏废的关系,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都强调要顾及环境保护。
不同的是,国内研究者不仅侧重于经济角度的研究,还从哲学、伦理学等角度开展了论证(曾洁琼,2008)。
在实证分析上,国内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对经济和环境的各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既有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模型(蒋洪强等,2009),又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李慧明等,2003),许多研究还构建了各种指标进行研究,这些实证分析丰富了国内对环境和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
二、FTA经济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合作的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环境保护合作进行的研究始于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在环境保护研究领域中争论最激烈的领域。
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多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自由贸易改善环境,其主要理由是,自由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按其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从世界范围看,形成了资源的最优利用,这样将有利于环境保护;而环保主义学者则认为,贸易增长扩大了全球经济规模,导致了污染的上升和自然资源的非可持续性利用。
两种看法都过于强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某个方面,实证研究至今尚不能明确证明自由贸易与环境改善或退化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
贸易与环境关系理论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环境规制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
对于环境规制对贸易类型的影响,各种理论模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将增加企业投资成本和管理成本,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
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单方面提高环境标准,国内企业在与环境标准低的外国企业竞争时,将降低其竞争优势,促使国内企业向环境标准低的国家转移,此即“污染天堂”假说。
而实证研究不足以支持该假说的成立。
多边贸易体系和多边环境协议在协调贸易与环境问题上作出了很多努力,GATT和WTO在一般例外条款中都提及了环境保护问题,多边环境协定在多领域作出了规定。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协议的约束力有限,许多环境保护措施和经验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对南北型贸易自由化及多边经济合作处理贸易与环境关系的适用性有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对待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关系上也存在多方面的分歧。
在FTA框架下,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是大多数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
相对来说,环境保护处于区域经济协议体系的从属地位,一些发展层次较低的区域经济组织甚至还没有涉及到环保领域。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区域主义兴起以来,追求经济一体化的各种经济收益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目标,直到20世纪90年代NAFTA成立并将环境保护纳入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环境保护才成为区域合作的一个领域开始在各个区域经济组织中实施。
因此,国内外对FTA框架下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进行研究也是近些年刚刚兴起的。
从一开始进行研究以来,FTA框架下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就带有明显的实证分析倾向,特别是案例分析的研究思路较为普遍,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各个区域经济组织环境合作的文献。
NAFTA是最早将环境问题引入到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一体化组织,因此国内学术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环境保护合作的研究也是始于对NAFTA向光协议的研究。
潘朱名(1994)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在NAFTA协议签署过程中,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政治角逐,提出环保问题介入后,国际贸易出现的新问题和倾向。
佘群芝(2001)研究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北美环境合作协议》(以下简称NAAEC)的六个方面的主要特点,即高度尊重成员国主权、环境合作目标明确机构完善、有效的环境合作计划指导、注重广泛额宣传和公众参与、强化环境法规的有效实施和明确的争端解决机制、重点加强不发达成员国的环境工作。
同时环境合作中还存在环境合作委员会与NAFTA机构之间缺乏实质性合作、公众参与缺乏系统性与效率之类的不足。
随后,她在专著中采用“压力一状态一反应”分析框架,详尽研究了NAFTA独特的贸易—环境模式,她的研究结果表明NAFTA的合作不仅有助于环境保护活动的开展,而且它的环境协议也将对区域内的贸易活动产生显著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对区外的国家和地区产生贸易转移效应。
肖曼等(2004)研究了NAFTA协议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认为在利益集团压力下形成的NAAEC通过不断提高成员国的环保水平、寻求第三方参与、完善框架内的组织机构、推动公众参与环保等措施实现了区域内环境保护的合作。
在各项措施中,他还特别强调了区域内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2004)。
随着欧盟(EU)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学术界更多地转向对欧盟区域内环境保护合作的研究。
杨积健(1999)分析了欧盟国家在环境能够合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坚持效率原则、追求区内的公平性、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以及整体性的环境设想是欧盟环境政策成功的关键;同时环境成本的内在化、属地管理优先原则的有效实施以及决策的透明度等影响这区内环保合作的实现。
胡必彬(2006)概括了欧盟在不同环境领域中的政策发展趋势。
张平华(2002)系统论述了欧盟环境政策的演变、实施手段以及欧盟环境法律与各成员国环境法律之间的协调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总结评析了欧盟共同环境政策的实施体系。
黄颖(2008)对欧盟的环境得失进行了评析以期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环境合作提供经验借鉴。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许多研究者从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实践出发,通过典型的案例研究为CAFTA的环境合作提供经验借鉴。
但是从整体上看,目前国内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和数量分析。
第二章本文的理论基础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许多理论学说纷纷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借鉴。
目前对该问题影响最大的理论是外部性理论和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一、外部性理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外部性是指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益之间的非一致性,通俗地说,即某些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影响了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增加或减少),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或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的现象。
当厂商使用稀缺的资源(土地、石油、森林等)时,它从商品者那里购买,以补偿所有者因生产物品而导致的成本,这是市场之内的交易。
但还有一些交易发生在市场之外,其中环境问题就是典型代表。
例如某工厂排放了大量的粉尘和废气,污染了周边地区的空气。
该厂由于没有投资安排废气处理装置,省去了废气治理的成本,但是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环境却明显下降了,从而产生了外部不经济。
因此,当资源具有外部性时,市场就不能提供正确的信号。
对于外部不经济的产品,市场会生产过度;而对于外部经济的产品市场又会生产不足。
同样,在环境也如此。
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广泛存在着外部性,就其形成原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在市场运行中,经济主体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不考虑或较少考虑自身的行为或决策给其他社会成员或社会福利带来的影响。
他们有可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损害了社会总效益。
第二,如果某项资源为大家共同所有或产权不明晰,在大家共同使用某种资源的情况下,外部效应极易发生。
这种现象被称为“共同资源问题”。
外部效应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
它会带来社会总效益的损失,使资源配置偏离效率。
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通常通过经济手段在私人部门或通过行政手段在政府部门中进行矫正。
对私人部门而言,现代化的大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产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互补性,利益外溢的经济主体可以把具有外部效应和受外部效应影响的产业合并。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的效益,也可以增加社会总效益。
这种方法理论上是可行的,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有一定难度。
通过研究外部性的成因可以看到,外部负效应的产生与产权的不明晰相关,只要产权已经界定并且受法律保护,外部负效应的生产方和受害方可就协调或赔偿问题进行谈判或协商。
生产方支付一定的费用,使其边际生产成本达到社会总边际成本;受害方则可获得一定的补偿。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交易的任一方拥有资源都能给社会带来同样的资源配置最优的结果,不同的仅仅是收人分配的结果而已。
对政府来说,在宏观层面可以采取制定政策和规划对产生外部效应的产业加以引导;经济方面可以动用财政的手段如税收、补贴等措施,使生产的边际成本小于社会总成本的产业或企业承担由社会负担的成本,使收益“外溢”的产业获得补偿;法制方面可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此外,政府还可以以倡导文明风气,提升公民道德水平等精神方面的措施来进行矫正。
而目前基本上所有的环境保护措施都是在这两个层次上开展
二、库兹涅茨曲线
在环境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分析上,库兹涅茨曲线一直受到推崇。
该理论认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一国达到更高的经济条件之前,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会出现初期的恶化。
一些学者认为,环境污染和个人收入之间肯定遵守着U型关系。
在工业化和农业不发达、个人收入水平低的国家,环境条件根本没有影响有关的经济活动。
随着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然资源利用增加,环境污染物增多、低效率高污染的技术,经济活动首先考虑更多生产产品、忽视环境保护。
在工业化国家,人们能更多的使用清洁技术,改善环境外部性的措施更加健全,环境会出现改善。
所以,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库兹涅茨曲线是环境政策中非常有效的分析工具。
第三章CAFTA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环境合作
第一节CAFTA框架下环境保护与经济合作的现状
在中国与东盟缔结区域经济协议以前,东盟的区域环境合作已经进行了漫长的阶段。
东盟国家前期区域环境合作的努力和成果直接决定了CAFTA缔结以后各成员国在环境领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一、东盟国家环境保护的区域合作的发展
东盟(ASEAN)的形成是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走向联合的结果,其前身是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于1961年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
196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五国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
最初,东盟是处于战略和安全考虑,为解决国家间冲突和抵制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而成立的。
在冷战期间,它成为西方大国积极争取抵制共产主义的基地(Yue和Pangestu,2005)。
因此可以说,早期的东盟主要是一个政治合作领域的国际组织,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组织。
随后,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先后加入东盟,东盟的合作领域也逐渐从政治扩大到经济、环境保护等领域中。
作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盟的合作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合作中,并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地扩展。
从大多数成员国的发展思路来看,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是各国缔结区域经济协议的重要目标,环境的影响尚未成为区域发展关注的焦点。
随着东盟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的增长,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东盟各国经济社会中的普遍矛盾,各国逐步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从形式上看,东盟最初的环境保护是在联合国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展开的。
按实施的时间划分,东盟国家之间的环境合作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在联合国环境规划项目下的分区环境计划阶段,另一个是东盟环境战略行动计划阶段。
从1977年开始,东盟国家就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推动和支持下,制定了第一个东盟分区环境计划,开始进行地区环境合作的尝试。
该计划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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