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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战略的几点思考
关于文化战略的几点思考
最近一二十年来,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之下,各地出现了“文化热”,当地出产什么,就有什么样的“文化节”,比如豆腐文化节、小枣文化节、南瓜文化节,等等。
我们到书店去,冠以“文化”名目的图书触目皆是,茶文化、酒文化,甚至有乞丐文化、青楼文化、流氓文化等等。
文化已经被炒作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
当然,这些东西都属于文化的范畴,不是不可以研究。
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时下的文化热,除了拉动经济发展之外,它还有没有更深层的目标?
换言之,这场“文化热”有没有战略上的思考?
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建立了正确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外交战略、军事战略,由于这些战略的成功运用,我们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我看来,不无遗憾的是,唯独没有文化战略。
正因为如此,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出现了某些混乱。
文化是什么?
它对于民族、国家的意义究竟何在?
国家的发展能不能抛弃历史传统?
这些问题,大家似乎很少考虑。
有些学者将国家利益排队,首先是经济,接着是军事、外交等等,而把文化利益排在最后一位,无足轻重。
在许多人眼里,文化无非就是说说笑笑、蹦蹦跳跳,甚至等同于大腕、歌星,娱乐娱乐而已。
一、人种、民族与文化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
为了把这一问题说得更透彻,我想先把背景推得更远、更大一些,先来谈谈人种、民族和文化这几个概念。
大家知道,我们人类有将近两百万年的历史,怎么知道的?
考古学家在东非肯尼亚发现的一件远古人类的头骨,编号为1470。
1470号头骨的年代,距今约180万年。
人类社会在他的发轫阶段,起步相当缓慢,直到距今四万年的时代,人类依然生活在旧石器时代,但在这个时候,人类分化成为了三大人种:
尼格罗人种,就是通常说的黑色人种;欧罗巴人种,就是白色人种;以及蒙古利亚人种,就是我们黄色人种。
三大人种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例如黑色人种生活在赤道的两侧,这里紫外线直射,普通的皮肤受不了,于是当地居民的皮肤里慢慢产生一种黑蛋白,使得他们能够抵御紫外线的强射;此外,这里终年高温多雨,天气闷热,所以黑色人种的鼻孔比较大,而且有一点朝天,这样有利于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另外,黑色人种的头发是卷曲的,使得头发之间形成许多空隙,有利于散发头部的热量。
白色人种生活的地方比较寒冷,最怕体内的热量散发出去,所以他们的鼻孔比较小,而且有点鹰勾,这样不容易感冒。
而黄色人种生活的地方自古多沙尘暴,所以一般人都是单眼皮,风沙一来,闭眼比较快。
在我们黄种人里,双眼皮属于“稀有品种”,当然,人工拉出来的双眼皮不算。
(笑声)从进化学的角度来看,嘴唇越厚进化得越好,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许多动物是没有嘴唇的,——就这一点而言,黑色人种进化得最好,事实上,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古人类头骨都出现在非洲。
此外,体毛越少的进化得越好,就这一点而言,黄色人种进化得最好。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明白,三大人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黄色,把眼皮涂成蓝色,刻意把自己打扮成白人,我们黄色人种享有同等的尊严。
众所周知,在同一人种之下,人类又分化成不同的民族,例如黄色人种有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以及朝鲜民族、日本民族、马来民族等。
但是,关于什么是“民族”,学术界争议很大,说法非常分歧。
这里我引用的是过去我们中国学者常用的一个概念:
民族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并且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化,这样一种稳定的共同体,就称为民族。
那么,民族与民族靠什么来区分呢?
靠文化。
我们到欧洲去,人家见我是黑头发、黄皮肤,就会问我:
“Japan?
”是日本人吗?
我说:
“No!
”又问:
“Korea?
”是韩国人吗?
我说:
“No!
Chinis!
”我是中国人。
同样是黑头发、黄皮肤,为什么说我是中国人呢?
因为我认同的是中国文化。
什么是文化?
许多人都希望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给它下定义,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做到,据有人统计,目前大约有两百多种解释,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今天不想纠缠到这些争论之中,我想强调两句话:
第一句话: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
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都可以叫文化。
动物不会创造文化,这些年,有些媒体上出现了“宠物文化”的提法,这是违背常识的。
任何东西,只要到了人的手里,就有可能成为文化。
举例来说,吃什么,这不是文化,动物每天都要吃什么东西的问题,但它不能成为文化。
但这东西怎么吃,是煮着吃,还是炒着吃?
怎么做出色、香、味来?
怎么样给它取一个好听的菜名?
这就成了文化了,这只有人才能做到。
文化的范围过于广泛,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我们可以把它划成三大块:
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人类必须依赖于物质才能生存下去,例如屋舍、衣服、工具、器皿等的。
人们在制作这些物质的时候,会把自己的技术、知识、审美情趣等融入进去,使他成为一种物化了的文化。
“文革”结束不久,北京的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当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送这条消息时说:
“故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
”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故宫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文化。
人是万物的灵长,人有精神家园,不要说丰衣足食了,就是缺衣少食,人也会不断地思考问题,人是从哪里来的?
人活着的价值何在?
社会要向何处去?
月亮上有人吗?
等等,大家都在思考,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形成了精神文化,或者叫思想文化。
现在大学里开的人文选修课,儒家、法家、佛教、道教、孔孟、老庄、诗词、小说,都属于这一类。
还有一种文化,既不是物质文化,也不是精神文化,或者说既是物质文化,又是精神文化,它就是制度文化。
人类是社会性的队伍,每个人都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这就需要制度来管理。
小到一个居民委员会,大到一个国家,乃至联合国,都离不开制度文化。
第二句话:
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的。
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生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文化。
我们到昆明街头,可以轻而易举地辨别出这是苗族,那是傣族,这是傈僳族,那是布依族。
为什么?
他们的文化不同啊。
文化怎么个不同?
他们语言不同啊,服饰不同啊,居住形态不同啊,饮食方式不同啊,过的节不同啊。
所以说,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也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的根本标志。
迄今为止,所有的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我们还没有看到一种超越民族的文化。
二、民族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根
既然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结论:
民族文化越强,则民族凝聚力越强,民族文化越弱,则民族凝聚力越弱,成为一盘散沙。
民族文化存则民族在,民族文化亡则民族亡。
或许有人会说,你这是耸人听闻,我们现在身上有什么中国文化?
我们这个十三亿人口的民族不是还存在得好好的吗?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来回应这种说法,大家听了之后就明白我说的道理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在无锡读中学,当时中苏友好,俄语与英语并重,我所在的年级有六个班,三个班学英文,三个班学俄文,我被分在俄文班。
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用俄文写“中国”这个词:
Китай,然后领着大家读。
我当时读着想笑,这是什么意思?
隔壁班上学英文的,中国的读音是China,意思是瓷器,这个国家的瓷器做得太好了,欧洲的贵族家庭都渴望在餐厅里摆上一套,以至于把这个国家叫做“瓷器之国”了。
俄罗斯人这么称呼中国是什么意思?
当时没人能回答我,我很郁闷,它整整折磨了我一二十年,始终不得其解。
后来,我进了大学,读的书多了,才知道“Китай”是“契丹”的音译。
大家知道,我们历史上有一个宋、元、金、辽时代,其中的辽,就是契丹人建立起来的。
契丹人有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文字、自己的独特文化。
契丹横亘在黄河流域诸民族和俄罗斯民族的中间,当时交通不便,彼此了解很少,俄罗斯以为辽以南的地区都是契丹民族,所以就用契丹来统称中国。
这里我想问一句:
在座的同学有契丹族吗?
(笑声)没有,今天我们56个民族里没有契丹族。
这个民族怎么就不见了呢?
无非有这样几种可能。
一是发生过一场种族屠杀的战争,把他们斩尽杀绝了。
大家知道,契丹政府军力强大,宋朝军队常常不敌它的兵锋。
周围没有国家有能力把他们斩尽杀绝。
另一种可能是,有一场可怕的传染病,让契丹人都死光了,例如黑死病之类。
如果那样的话,得有一个前提:
这病毒是智能型的,见到契丹人就传染,别人都不传染,所以才那么准确,一个不落地消灭了。
(笑声)大家知道,这样的病毒还没有发明出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契丹民族消失了呢?
是他们自己亲手把自己干掉了!
契丹人在与周边民族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不注意保存自己民族固有的本位文化,而是处处羡慕别人的文化,处心积虑地仿效别人的文化。
这种学习,不是为了丰富和完善自己,而是置换自己的文化,所以学一点等于是扔一点,久而久之,把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东西扔光了,失去了凝聚人心的核心,慢慢地消亡了。
请大家注意我的用词分寸,我说的是“消亡”,而不是“消灭”。
消灭是在一个瞬间,时间很短促。
消亡是一个过程,好比一个人血管破了,血不断地流,当时并不会死,等全身的血流失殆尽了,生命才会结束。
我们说契丹人消亡了,是说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一个种,他们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其实他们的子孙就在我们这十三亿人口当中,还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
如果哪位想了解自己身上是否有契丹血统,我可以帮助你。
我们可以先挖一座契丹人的墓葬,从尸体里提取一个契丹人的细胞,再从你身上抽一点血,然后做一个DNA的比对,那么,我或许可以荣幸地通知阁下:
你有契丹血统!
可是这管什么用?
高考不能加分的。
(笑声)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派遣工作组到全国各地做民族普查,看究竟有多少民族,结果是56个。
大家觉得有些遗憾,如果有60个,那该多好!
中国人喜欢这个数字。
有一天,有人找到工作组,说自己是契丹族。
工作组大喜过望,问他们的语言、服饰、节庆等等的情况,可是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
工作组失望地告诉他们:
你们不能成为一个民族,因为你们没有可以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文化。
历史上象契丹这样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还有很多。
文化是民族的命根子,什么都能丢,就是文化不能丢。
一个民族,即使被占领军占领了,只要文化还在,就还有复国的希望;如果本位文化丧失了,即使没有人占领你,你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再站起来的可能。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中华文化何以绵延至今?
世界上的文明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叫原生文明,所谓原生文明,就是这种文明在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受到周边文明的影响,它基本上是独立形成的,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以及中国,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四大文明,或者再加上玛雅文明和古希腊的爱琴海文明,原生文明只有屈指可数的这么几个。
世界上更多的文明都属于另一种文明——次生文明,所谓次生文明,就是在它发生发展的过程之中受到了周边文明的强烈影响,例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他们曾经受到中国文明的强烈影响。
在四大原生文明当中,在公元前后的那段时期,埃及,巴比伦,还有印度,由于外来文化的入侵,它们被占领了,本位文化被外来文化覆盖了,自身的文明已经成为一种失落的文明。
今天我们讲到这几个古文明,一定要说是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
今天的埃及的文化是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的,与古埃及没有关系。
巴比伦与印度也是一样。
在几大古文明中,中国文明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文明运气真好,没有受到外来文明的入侵,所以能够传承到今天。
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几千年来的内忧外患,堪称史不绝书,多极了。
但是,每当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总是会有一些知识精英挺身而出,引领大众捍卫本位文化,所以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被消灭。
这里我要以顾炎武为例来说明。
大家知道,明清之际有三大思想家:
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其中顾炎武对于清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最大。
清军入关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如何面对一个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文化积淀如此深厚的汉民族?
清军南下,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在哪里?
在苏南。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文化最发达。
南方知识分子捍卫自己固有文化的方式有这么几种:
一是上吊,以死相抗,宁可不丢自己的文化。
在苏南许多村子的大树上,没有一个树杈上没有吊死的尸体,表达了知识分子慷慨赴死的气节;二是把头剃光了,到山里面做和尚,这世道不能待了;还有一种方式是武力抵抗,最有名的是“扬州十日”。
我小时候看过一个戏,叫《碧血扬州》,清军围攻扬州城,史可法率领扬州军民殊死抵抗,坚守十日,最终城被攻破,史可法以身殉国,清军野蛮屠城,江南名城成为废墟。
满清政府还颁布“薙发令”,要求江南军民十天之内自行剃发,反抗者斩,这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为了镇压嘉定人民的反抗,清军三次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顾炎武的母亲,一个妇道人家,深明大义,听说清军已经攻下南京,就开始绝食,清军打到她家乡的时候,气绝身亡。
临死之前对顾炎武说:
你这一生都不能做清朝人的臣子!
顾炎武把母亲安葬了之后,开始从事反清复明的斗争,但是失败了,又跑到南京;南京不行了,又跑到山东,后来被人出卖了抓起来了,放出来后,先后跑到河北、山西、陕西。
他的代表作是《日知录》。
《日知录》里有一篇《正始》,顾炎武讲说,两千多年来的改朝换代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皇帝换了,姓张的皇帝被姓李的给推翻了,张家的政权亡了,小朝廷被李家替代了,但整个社会的文化没有变化,这叫“亡国”。
亡国的责任谁来负?
“肉食者”来负。
肉食者是指拿着朝廷的俸禄,经常食肉的官员,把国家弄亡了,你们要负责。
还有一种情况是,不仅皇帝换了,文化也被异质文化置换了,作为文化上的一个种消灭了,这是亡国加上灭种,叫做“亡天下”。
亡天下的责任谁来负?
顾炎武说匹夫匹妇都有责任。
匹夫匹妇是指最普通的男女。
当民族到了是存是亡的时候,不管你是谁,只要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都有责任站出来捍卫它。
后来,梁启超先生把这篇文字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
汉民族为了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付出了民族牺牲的代价,迫使清政府改弦更张,开始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吸收他们从政。
朝廷官员,乃至皇帝都明白,不了解汉文化就无法统治中国,因而非常努力地学习。
但吊诡的是,满族最终却被汉文化征服了。
第三,本位文化的安全问题依然非常严峻。
大概三四年前,许嘉璐副委员长在苏州主办了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关于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
许先生在大会的主旨发言中说了一句话:
“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亡种。
”这句话几乎被所有的代表所引用。
“无科技不足以强国”,大家都认同,百年以来,我们国家受人欺凌,主要原因就是科技不强大,所以要大力发展科技,这没有问题。
“无文化则足以亡种”,这话实际上是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来的,是强调文化对于民族的极端重要性,可惜目前还有不少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在大会发言时说:
《红楼梦》里有一位林黛玉,此人好哭,动不动就伤心落泪,这么下去,“怎禁得住从春流到夏,从夏流到秋”,她这眼泪会不会流干?
近百年来,中国的本位文化呈加速度态势在流失,长此以往,“怎禁得住从春流到夏,从夏流到秋”?
会不会流失殆尽?
这真不好说啊!
一旦流失殆尽了,我们就成了又一个“契丹”,而且也是自己把自己消灭了的!
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悲剧发生。
三、近代以来的文化自戕与文化自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震烁古今。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的文化强势涌入,人们把它称为西学,而把我们固有的文化称为“中学”或者“国学”,以示区别。
面对两种文化,就有了传统文化还要不要的问题。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我称之为“文化自戕”,就是文化自残,主张铲除中国本位文化;另一种,我称之为“文化自强”,认为中华要复兴,就必须确立本位文化的主导地位。
这两种意见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
这里需要简单回顾一下。
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强迫我们签订《辛丑条约》,中国成了任人切分的西瓜。
我打这么一个比方:
中国好比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秀才,没有招谁惹谁,可是有八个强盗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把这个秀才暴揍了一顿。
好比我们家的小孩上学,路上被流氓打了,我们不该怪罪孩子不该读书,应该谴责的是那些流氓。
这道理还不明白吗?
那八个强盗把这个秀才打得遍体鳞伤,尤其可恶的是,把他的眼睛打瞎了。
当这个秀才挣扎着站起来之后,他看不到方向了。
这时候,强盗递给他一根绳子,说你接着这根绳子、跟我们走,你就能看到光明了。
这根绳子上写着“西方文明”四个字。
可是,我们的某些知识教育马上抓住了这根绳子,并且铁定了心要跟他们走,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
胡适在美国留了几年学,回国后就以西方文化的代表自居。
诸位可以去读读“五四”前后它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文章,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刻薄的、恶毒的咒骂。
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把中国文化比作是一棵树,那么他要做的就是把这棵树连根刨掉!
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
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八个强盗把我们打了,他不去谴责强盗,反而说我们要认错,因为我们“百事不如人”,哪方面都不如人,连道德都不如人,一句话,我们根本就不是人!
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胡适对中国文化做了全面的抨击:
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
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
我们且谈谈老远的过去时代罢。
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
尤其是造形美术与算学的两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
我们试想想,“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正和孟子先后同时;在那么早的时代,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大落后了!
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
试举一个例子:
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
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
胡适把中国文化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
当时就有人批评他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所以中国一切皆坏,西方一切皆好。
有人举例说,胡适攻击中国的贞节牌坊,其实中国妇女还有“红杏出墙”的空间,而中世纪的西方妇女更惨,她们的贴身内裤是铁做的,上面有锁,钥匙在丈夫手上,要想“红杏出墙”?
门儿都没有!
诸如此类,胡适就是视而不见,不发一语。
胡适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月亮都是美国的圆”!
说他是洋奴,我看并不过分。
中国向何处去?
中山大学前校长陈序经说:
全盘西化!
当时,崇洋媚外成了潮流,有些名流给教育部写信,要求取消汉字教育,所有的学校不许写汉字,不许看汉字的书,一律改用英文或者法文。
真是岂有此理!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秀的文字之一,取消汉字,无异于斩断中国文化的血脉。
这一道理,西方人也很明白。
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的阿尔萨斯州沦陷,被德国人占领,德军决定在所有法国学校中使用德语教学,大家都读过都德的名作《最后一课》,小说描写了失去国土和母语的的痛苦,法语教师韩麦尔身穿最漂亮的礼服,来给学生上这堂告别母语的最后一课,他说,对于一个即将成为亡国奴的民族而言,“只要牢牢地记住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法国人对祖国文化的深厚情感,读之令人动容!
我们的这些“知识精英”,处心积虑地做占领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相比之下,他们的眼界连小说中那个平时调皮捣蛋的小学生小弗朗士都不如。
试想,如果当时教育部采纳了他们的动议,那我们今天成什么国家了!
上述种种表明,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的浪潮面前,某些知识精英对于中国固有文化的信心轰然崩塌。
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全盘苏化,我们的五千年文明始终站立不起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所幸的是,我们民族并非都像胡适那样,还有很多主张文化自强的有识之士。
我们先要说到梁启超先生。
梁先生早年变法维新,向往西方文化。
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元的,全世界的文明都处在同一个坐标上。
西方文明处在这个坐标的高端,中华文明则处在它的低端,因此,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后来,梁先生到欧洲考察,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开始意识到,它们的制度不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不能走它们的道路。
梁先生回国后开始鼓吹本位文化,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并行不悖的两种文化,各有所长,应该互补互足。
梁先生生活的时代,山河飘零,家国危殆,第一位的事是救亡图存。
他与一位朋友在报刊上用化名辩论中国会不会灭亡的问题,结论是中国不会亡,原因是中国的文化不会亡。
只要文化不亡,我们就还有复国的希望。
这篇文章令一位年仅17岁的青年深感震撼,以致影响了他一生的方向,这位青年人就是我们史学界的泰山北斗(简称“泰斗”)——钱穆先生。
钱先生先是在苏南的中学教书,后来由于得益于顾颉刚先生的擢拔,做了北京大学的教授。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至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大。
钱先生从这场战争中进一步看清了西方文化的问题,以及中国文化对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意义,决心以毕生的研究来证明中国文化不会亡。
他的《东西方文化导论》一书,从各个层面、各种角度比较东西方文化,对于破除学术界崇洋媚外的习气,提升民族的文化自尊和自信,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抗战的时候,钱穆先生以个人的力量写了一部《国史大纲》,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如下的四句话,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括号内的字,是钱先生自己用小字做的注: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这是说,凡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国民,都有了解祖国文化的义务,犹如孩子必须了解母亲,否则就不配称为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光是了解还不够,还要有温情和敬意。
我们读国史,读到岳飞、文天祥,读到史可法、顾炎武,一定会心潮难平,激情澎湃,因为这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历史。
读外国史就很难有这样的感受。
像胡适那些人,不是不了解本国历史,而是没有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既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其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中华五千年文明,在胡适等人的眼里,没有一样可以使其满意,他们把历史虚无化,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顶点的人,而把时下种种问题的责任,一切推给孔子。
他们自命为进化论者,自称懂得文化自谴。
钱先生批评他们持有的是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是“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我非常赞成钱先生的观点。
英国女学者阿姆斯特朗写过一本名为《轴心时代》的书,说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在北纬三十度的地区,同时出现有巨星级的伟人:
印度的佛陀,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我们至今无法超越他们。
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对于历史的见解。
当今,西方科技如此之发达,可是他们还经常谦卑地说,要回到轴心时代去寻找智慧。
这在我们许多人看来,是有悖于进化论的,他们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斜坡,后来者总是要比前任站得高,因此,他们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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