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羌宗法文化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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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羌宗法文化论
羌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
汉代以
前的羌族历史可分为传说中的姜羌、卜辞中的羌和
羌方、西戎中的羌及河徨羌等四个阶段。
若以现今的西北地区范围而论,先秦时期当地
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戎羌族系的戎族和羌族。
羌族的
出现似乎要比戎族早,甲骨文中即有大量的关于
“羌”的记载。
据研究,羌人和羌族可能在夏初就已
出现了。
杨向奎先生认为,“姜族来自羌人,他们与
华夏部族的结合,不始于周祖,而始于夏初,也就是
说黄帝、炎帝两族之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源远流长,
夏族已不是一个单一的部族,其中有羌,即姜族的参
加,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鲸与共工等纠缠不清的问
题,也无法说明宗周与夏后的关系。
”①这种从古史
传说中探讨民族融合的方法,具有一定的道理。
东周时期的神话传说并非完全荒诞不经,这已
为疑古时代之后的一些学者所肯定。
李宗侗认为,
即便《大戴礼》中的帝王世系为周以后的人所伪造,
“但伪造者亦必有较尧舜为后的干史事为模仿,所谓
‘欲仇伪者必殷真”’②(《法言重黎篇》)。
夏族鲸I禹
的传说始终围绕治水、水神及龙蛇崇拜而展开,姜氏
祖先共工亦有类似的传说,这可能是夏姜两个氏族
融合的结果。
从夏似与姜的结合到周姬与姜的结
合,至西周文王时已有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但《史记·
齐太公》世家中仍可反映这种融合的痕迹:
“太公望
吕尚者,东海上人。
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
有功。
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
……从
其封姓,故日吕尚。
……西伯将出猎,卜之,日‘所获
非龙非酩,非虎非黑……。
’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
于渭之阳。
”引文中的“四岳”地望,颇存异说。
若据
钱穆③所定义例,类似“太公望”的称谓来自地望,那
么“太望”实指太岳即篙高。
倘此不谬,则与夏周结
合的姜氏族当为居于篙高区域的羌族人④。
此说可
信。
羌人与夏人接触甚早,且于夏商之际已有大批
羌人进人中原地区,建立了诸如吕、申、许等小酋
邦⑤。
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羌”人名称出现很早,《尚书
·牧誓》即谓武王伐封时有“庸、蜀、羌、竿、微、卢、彭、
蹼”八个部落联盟会于牧野。
《诗经·商颂·殷武》亦
说商王武丁时曾伐诸羌,“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
敢不来王。
”甲骨文中有氏羌连用的情形,如“龙来氏
羌”和“氏羌赁羌”等。
但甲骨文中的“氏”与古籍文
献中的“氏”字含义可能不同。
据研究,甲骨文中的
“氏”为致、递之意。
甲骨文中“氏羌”连用,是为了表
示以羌为贡献或送来若干羌人,而不是指“氏”人共
同体;但古籍中的“氏”则表示一种人们共同体。
换
言之,商代还难以说明已存在“氏族”,但春秋战国时
期则已出现了⑥。
明白了“氏”的不同含义,对于我羌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
汉代以
前的羌族历史可分为传说中的姜羌、卜辞中的羌和
羌方、西戎中的羌及河徨羌等四个阶段。
若以现今的西北地区范围而论,先秦时期当地
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戎羌族系的戎族和羌族。
羌族的
出现似乎要比戎族早,甲骨文中即有大量的关于
“羌”的记载。
据研究,羌人和羌族可能在夏初就已
出现了。
杨向奎先生认为,“姜族来自羌人,他们与
华夏部族的结合,不始于周祖,而始于夏初,也就是
说黄帝、炎帝两族之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源远流长,
夏族已不是一个单一的部族,其中有羌,即姜族的参
加,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鲸与共工等纠缠不清的问
题,也无法说明宗周与夏后的关系。
”①这种从古史
传说中探讨民族融合的方法,具有一定的道理。
东周时期的神话传说并非完全荒诞不经,这已
为疑古时代之后的一些学者所肯定。
李宗侗认为,
即便《大戴礼》中的帝王世系为周以后的人所伪造,
“但伪造者亦必有较尧舜为后的干史事为模仿,所谓
‘欲仇伪者必殷真”’②(《法言重黎篇》)。
夏族鲸I禹
的传说始终围绕治水、水神及龙蛇崇拜而展开,姜氏
祖先共工亦有类似的传说,这可能是夏姜两个氏族
融合的结果。
从夏似与姜的结合到周姬与姜的结
合,至西周文王时已有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但《史记·
齐太公》世家中仍可反映这种融合的痕迹:
“太公望
吕尚者,东海上人。
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
有功。
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
……从
其封姓,故日吕尚。
……西伯将出猎,卜之,日‘所获
非龙非酩,非虎非黑……。
’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
于渭之阳。
”引文中的“四岳”地望,颇存异说。
若据
钱穆③所定义例,类似“太公望”的称谓来自地望,那
么“太望”实指太岳即篙高。
倘此不谬,则与夏周结
合的姜氏族当为居于篙高区域的羌族人④。
此说可
信。
羌人与夏人接触甚早,且于夏商之际已有大批
羌人进人中原地区,建立了诸如吕、申、许等小酋
邦⑤。
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羌”人名称出现很早,《尚书
·牧誓》即谓武王伐封时有“庸、蜀、羌、竿、微、卢、彭、
蹼”八个部落联盟会于牧野。
《诗经·商颂·殷武》亦
说商王武丁时曾伐诸羌,“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
敢不来王。
”甲骨文中有氏羌连用的情形,如“龙来氏
羌”和“氏羌赁羌”等。
但甲骨文中的“氏”与古籍文
献中的“氏”字含义可能不同。
据研究,甲骨文中的
“氏”为致、递之意。
甲骨文中“氏羌”连用,是为了表
示以羌为贡献或送来若干羌人,而不是指“氏”人共
同体;但古籍中的“氏”则表示一种人们共同体。
换
言之,商代还难以说明已存在“氏族”,但春秋战国时
期则已出现了⑥。
明白了“氏”的不同含义,对于我们分析先秦时期的羌族社会很有帮助。
从甲骨文上看,安阳出土的第一期甲骨文(即从
武丁时起)就经常提到俘虏羌人,以供祭祀。
这里的
“羌”人会不会是古代“徨中”一带(即今河徨之间)的
“羌”人呢?
俞伟超先生认为,“徨中”为战国至汉代
羌人的中心地区,商人当然还没跑到这一带。
“甲骨
卜辞中的‘羌’人,当然不会是从青海俘获过去的,而
可能是从陕西西部、顶多是从甘肃东部地区俘虏去
的。
羌人当时活动的范围,大概可东达陕、甘、宁交
界地区,主要是子午岭以西。
”⑦这种看法符合当时
的社会历史,并为考古学研究所证实。
《后汉书·西羌传》载: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
姓之别也。
”《路史》卷一《国名纪》谓玄氏羌,九州戎
之出于炎帝。
有学者据此认为,“姜与羌本属同源,
为西方著名的氏族”。
⑧《水经·渭水注》引(世本》云:
“炎帝,姜姓。
”《说文》十二说:
“姜,神农居姜水,以为
姓。
”这两种说法可能均源于(国语·晋语》所谓的“炎
帝以姜水成,……炎帝为姜”之说。
《水经·渭水注》
说:
“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并为炎帝成长
之地。
姜氏城地望何在,今固不知,但姜水在岐山下
的周原一带当可无疑。
⑨
《后汉书》卷一一七《西羌传》说,姜和羌的关系
大概与后世的羌人一样,其“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
随所之”。
故有的考古学者认为,住在甘肃的羌人一
直称“羌”,居住在陕西(可能包括甘肃东部)的羌人
则犹如《荀子·儒效篇》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
夏而夏”而别称为姜。
同时,由于各自所处的地域不
同,其与外界的接触亦不一样,因而表现在考古学、
文化上就有了较大的差别。
“在甘肃者日辛店文化、
寺洼文化;在陕西(应该包括陇东)者日姜炎文化及
其以后的先周文化。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
使用分档陶高,应该都是把它当成自己的族徽
的。
”。
这个主要活动于陕西宝鸡一带的姜姓部落是
商代羌人中比较先进的一支,它至迟在周文王时已
发展到了与周人姬姓部落同等的文明高度,进人了
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因而才能够帮助文王准备灭
商及武王伐封取得成功。
其文化总貌在西周之后可
能已与周人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种文化上的交
流与融合在宝鸡地区是比较缓慢的,因为宝鸡地区
是姜姓部落的老家,其传统的文化惯势较大,而越往
东则融合越快。
。
换个角度来说,这种姜姬文化的
融汇也可看作是周人宗法文化传播的结果。
实际上,羌族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早在夏朝
即已存在。
有的学者通过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研究
试图探讨这个问题,但由于信史资料的匾阔尚难进
一步给予考论。
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动和完
成,三代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史迹可能将
会得到新的发现与揭示。
近年有的学者重新思考了
夏文化问题,认为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在距今四千年
左右即已确立,它主要包括篙山周围篙洛地区所代
表的二里头大型宫殿区和晋南区。
二里头文化从时
间和地域分布上看,与文献中关于夏的记载基本一
致。
从篙洛、晋南两种不同文化来看,夏文化本身至
少存在两大族群。
这两个族群虽有差别,但都属于
夏文化的大范畴。
夏王朝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是一种
贡纳关系,它通过周边地区的称臣纳贡来维系与这
些地区的关系,夏文化也因此影响到周边的各个区
域0。
《史记·夏本纪》所谓“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的记载,即为夏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反映,亦
是夏王朝强势文化的一种表现。
虽然我们未能找到
夏代宗法文化传人西北民族地区的详细资料,但夏
代的贡赋关系似乎已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佐证。
殷周之际,居住在青海徨中地区的羌人还保留
着母权制的残余,大通上孙家的寺洼文化墓葬的主
人都是女主人似乎反映了这一点。
。
根据《后汉书·
西羌传》的记载,东汉初年的羌人烧何种的酋长“比
铜钳”仍为妇女,这也说明了徨中地区的部分羌人部
落仍保留着母权制。
但在临近中原地区的陕甘姜姓
部落中,其社会受宗法文化的影响已经比较明显。
这种影响与中原王朝的宗法文化渗透和传播有着很
大的关系。
《后汉书·西羌传》云:
“戎本无君长,夏后
氏未及商周之际,或从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
为藩服。
”这里的“戎”即为羌,而且可能是与夏、周联
姻的陕、甘边境的姜姓部落。
这些羌人“或从侯伯征
伐有功”而为天子封爵,说明商周时期的宗法文化已
对它产生了影响,并传人到了这些羌人社会之中。
河徨羌族大体上是指以河徨地区为中心的羌
人。
《后汉书》记载河徨羌族的历史,大概始于战国
初年。
该书《西羌传》云:
“羌无弋爱剑者,秦厉公时
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
……诸羌见爱剑被焚不死,
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
……羌人谓奴为无
弋,以爱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
其后世世为豪。
”这们分析先秦时期的羌族社会很有帮助。
从甲骨文上看,安阳出土的第一期甲骨文(即从
武丁时起)就经常提到俘虏羌人,以供祭祀。
这里的
“羌”人会不会是古代“徨中”一带(即今河徨之间)的
“羌”人呢?
俞伟超先生认为,“徨中”为战国至汉代
羌人的中心地区,商人当然还没跑到这一带。
“甲骨
卜辞中的‘羌’人,当然不会是从青海俘获过去的,而
可能是从陕西西部、顶多是从甘肃东部地区俘虏去
的。
羌人当时活动的范围,大概可东达陕、甘、宁交
界地区,主要是子午岭以西。
”⑦这种看法符合当时
的社会历史,并为考古学研究所证实。
《后汉书·西羌传》载: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
姓之别也。
”《路史》卷一《国名纪》谓玄氏羌,九州戎
之出于炎帝。
有学者据此认为,“姜与羌本属同源,
为西方著名的氏族”。
⑧《水经·渭水注》引(世本》云:
“炎帝,姜姓。
”《说文》十二说:
“姜,神农居姜水,以为
姓。
”这两种说法可能均源于(国语·晋语》所谓的“炎
帝以姜水成,……炎帝为姜”之说。
《水经·渭水注》
说:
“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并为炎帝成长
之地。
姜氏城地望何在,今固不知,但姜水在岐山下
的周原一带当可无疑。
⑨
《后汉书》卷一一七《西羌传》说,姜和羌的关系
大概与后世的羌人一样,其“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
随所之”。
故有的考古学者认为,住在甘肃的羌人一
直称“羌”,居住在陕西(可能包括甘肃东部)的羌人
则犹如《荀子·儒效篇》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
夏而夏”而别称为姜。
同时,由于各自所处的地域不
同,其与外界的接触亦不一样,因而表现在考古学、
文化上就有了较大的差别。
“在甘肃者日辛店文化、
寺洼文化;在陕西(应该包括陇东)者日姜炎文化及
其以后的先周文化。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
使用分档陶高,应该都是把它当成自己的族徽
的。
”。
这个主要活动于陕西宝鸡一带的姜姓部落是
商代羌人中比较先进的一支,它至迟在周文王时已
发展到了与周人姬姓部落同等的文明高度,进人了
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因而才能够帮助文王准备灭
商及武王伐封取得成功。
其文化总貌在西周之后可
能已与周人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种文化上的交
流与融合在宝鸡地区是比较缓慢的,因为宝鸡地区
是姜姓部落的老家,其传统的文化惯势较大,而越往
东则融合越快。
。
换个角度来说,这种姜姬文化的
融汇也可看作是周人宗法文化传播的结果。
实际上,羌族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早在夏朝
即已存在。
有的学者通过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研究
试图探讨这个问题,但由于信史资料的匾阔尚难进
一步给予考论。
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动和完
成,三代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史迹可能将
会得到新的发现与揭示。
近年有的学者重新思考了
夏文化问题,认为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在距今四千年
左右即已确立,它主要包括篙山周围篙洛地区所代
表的二里头大型宫殿区和晋南区。
二里头文化从时
间和地域分布上看,与文献中关于夏的记载基本一
致。
从篙洛、晋南两种不同文化来看,夏文化本身至
少存在两大族群。
这两个族群虽有差别,但都属于
夏文化的大范畴。
夏王朝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是一种
贡纳关系,它通过周边地区的称臣纳贡来维系与这
些地区的关系,夏文化也因此影响到周边的各个区
域0。
《史记·夏本纪》所谓“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的记载,即为夏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反映,亦
是夏王朝强势文化的一种表现。
虽然我们未能找到
夏代宗法文化传人西北民族地区的详细资料,但夏
代的贡赋关系似乎已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佐证。
殷周之际,居住在青海徨中地区的羌人还保留
着母权制的残余,大通上孙家的寺洼文化墓葬的主
人都是女主人似乎反映了这一点。
。
根据《后汉书·
西羌传》的记载,东汉初年的羌人烧何种的酋长“比
铜钳”仍为妇女,这也说明了徨中地区的部分羌人部
落仍保留着母权制。
但在临近中原地区的陕甘姜姓
部落中,其社会受宗法文化的影响已经比较明显。
这种影响与中原王朝的宗法文化渗透和传播有着很
大的关系。
《后汉书·西羌传》云:
“戎本无君长,夏后
氏未及商周之际,或从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
为藩服。
”这里的“戎”即为羌,而且可能是与夏、周联
姻的陕、甘边境的姜姓部落。
这些羌人“或从侯伯征
伐有功”而为天子封爵,说明商周时期的宗法文化已
对它产生了影响,并传人到了这些羌人社会之中。
河徨羌族大体上是指以河徨地区为中心的羌
人。
《后汉书》记载河徨羌族的历史,大概始于战国
初年。
该书《西羌传》云:
“羌无弋爱剑者,秦厉公时
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
……诸羌见爱剑被焚不死,
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
……羌人谓奴为无
弋,以爱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
其后世世为豪。
”这一记载表明,爱剑以前的河徨羌族(即西羌)没有固
定的首领和首领继承制度;而至爱剑时“庐落种人依
之者日益众”,并被“推以为豪”,且“其后世世为豪”。
有的学者认为,河徨羌族自爱剑之后出现了家支种
姓部落制度,“爱剑子孙的支系分解,大概发展到第
五代就大体稳定下来,有的支系不再分解,而成为较
大的种姓”。
。
例如,爱剑的曾孙忍及弟舞在徨中
时,“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
爱剑
的第五世时出现研种。
秦孝公时忍子研立,“研至豪
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汉景帝时,“研种留何率
种人求守陇西塞。
”爱剑的十三世出现烧当,“烧当豪
健,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
此外,当时的河徨羌族还有先零、卑浦、封养、牢
姐、乡姐、勒姐、累姐、当煎、当闻、闻零、烧何、钟存、
牢羌、沉氏、巩唐、吾良、全无、且冻、傅难、乌吾、虔人
等诸种。
种姓是就其首领的家族关系而言的,每个
种姓可能是一个部落,也可能是一群部落。
随着种
姓家支制度的出现,河徨羌族也产生了父子联名
制。
。
但是,河徨羌的“父子联名制只在强大的种姓
中出现,可见其本身就是种姓家支统治的产物,反过
来它又稳定了种姓家支统治。
当时这种父子联名制
还处在初期阶段,远没有达到完善和规范化的程度,
但毕竟开了日后彝族南诏等西南少数民族父子联名
制的先河”。
。
秦汉时期的河徨诸羌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
社会过渡的时期,氏族部落组织仍为其基本社会组
织结构。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说:
“其俗氏族无
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不立君臣,无相长
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
为雄。
”汉代中期以后,随着羌族与中原汉族经济文
化交流的增强(特别是西羌东徙后在汉文化的影响
下),羌族逐渐在阶级社会中加强其宗法统治。
河徨羌族社会是否产生过奴隶制?
由于史料缺
略,故难探究。
有的学者根据解放前彝族家支奴隶
制的分析而推知汉代河徨诸羌存在着相似的社会制
度,似乎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学方面的旁证。
。
虽然
一二千年以前的羌族社会的宗法奴隶制没有解放前
凉山彝族那么典型,但其维护一批特权贵族统治,支
配和奴役另一批人的阶级本质并无多大差别。
根据《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的记载,西汉初年,
匈奴冒顿单于曾“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
羌”。
青海和西域羌族成为匈奴人力的重要来源。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载:
汉武帝为断匈奴与羌
族的联系而置“护羌校卫”,汉宣帝派义渠安国“行视
诸羌,分别善恶”却致羌人反抗,后派赵充国统帅前
往镇压。
东汉建立后仍设护羌校尉统治西羌,并对
羌人进行屠杀或强迫迁徙,故不断激起羌人的起义
和反抗斗争。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至建光元年(107一118年)的
羌人大起义延续了12年,诞生了第一个羌人政权。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谓:
河徨羌先零种滇零于
北地自称天子,“招集武都、参狼、西郡、西河诸杂种,
众逐大盛,东犯赵、魏,南人益州,寇钞三辅,断陇
道”,建都于丁溪城(今宁夏灵武东南)。
永元六年
(112年),滇零死,其子零昌立,因年尚幼而以同部人
狼莫为其辅佐。
元初四年(117年),零昌为任尚所遣
刺客刺杀;次年,狼莫亦为刺客所杀,这次长达十余
年的羌族人民大起义方告停息。
其后几次羌族起义
的规模虽不及此。
,但羌族贵族仍在起义中起主导
作用。
“他们的主导作用贯穿于从准备、发起到整个
过程的始终。
在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牧业民族中,这
是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由统治者领导和发
起的起义就否定它。
”。
当然,烧当羌在反抗东汉政
府统治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宗法统治并不稳固,其组
织结构也比较松散,因而很快被镇压下去。
魏晋以后,内迁的西羌人民被更加广泛地卷人
到各种政治集团的斗争之中,并成为各派割据势力
争相利用的工具。
无论是曹魏还是蜀汉,对羌民的
奴投都很繁重。
因此,西晋十六国时期又发生了多
次内徙羌民的反抗。
西晋政权瓦解后,北方形成了
各族豪帅拥众割据的混乱局面。
刘渊汉国、刘耀前
赵及石勒后赵等政权,均不同程度地利用羌族为其
征战。
。
直到后秦政权建立后,羌族社会才又相对
统一起来。
公元384年(太元九年),前秦符坚木将姚袭率
羌人独立,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正式建立政
权。
次年擒杀符坚。
太元十一年(386年)称帝,建都
长安(今陕西西安),国号大秦,史称后秦。
太元十九
年(394年),姚裴儿子姚兴继位,先后灭前秦、西秦和
后凉,据有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等地。
东晋安帝
义熙十三年(417年),后秦被刘裕所灭,共历三主,凡
三十四年。
公元386年姚袭称帝长安后,改长安为
常安,置百官,并以其弟姚绪为司璃校尉镇守长安,自己北率大营西上安定并败苻登于安定东。
姚兴于
公元394年继位后改元皇初,重用其叔姚堵、姚硕德
及弟姚崇等人,其宗亲统治的实质并未改变。
后秦的地方行政系统除郡县制外,还存在以宗
法关系为基础的部落与部族制相结合的“营领制”。
郡县制主要用于管理定居的汉族人,而羌族社会长
期保留着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部落组织。
不过,由
于羌族经历长期迁徙和有许多流民加入,其原有的
部落组织已发展成为部落和部族相结合的“营”。
这
种“营”是一种战时行军、平时生产的行政与军事相
结合的社会组织。
因此,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
行政、军事组织相结合的宗法文化特征在羌族后秦
政权中仍有所表现。
但需指出,这种宗法文化在姚
兴统治期间已日趋汉化。
据《晋书》卷一一七《姚兴
载记》记载,姚兴继位后施行了内修政事、广纳贤才、
免奴为良、建立法制、推崇儒学及弘扬佛教等统治措
施,使后秦统治地区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同
时也促使了羌族的进一步汉化。
姚氏后秦政权灭亡后,尚有几个羌人部落政权
如陇西武都以西的宕昌羌、白水流域的邓至羌及青
海境内的白兰羌等兴起,但因史料阙略而难以分析
其宗法统治状况,故此从略。
然据《北史》中的《宕昌
传》、《邓至传》及《白兰传》的简略记述推测,它们或
亦存在着类似的宗法文化特征。
注释:
①○20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
[M].人民出版社,1997.26.100-106.
②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M].台北:
1954.
127.
③钱穆.周初地理考[J].燕京学报,1934,(10).
④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9.9.
⑤马长寿.氐与羌[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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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第二次较大规模的羌民大起义发生于东汉顺
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至冲帝永熹元年(公元145
年;第三次较大规模的羌民起度发生于桓帝延嘉二
年(公元159年)至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
(责任编辑 陈柏萍)
OnthePatriarchalClanInstitutionoftheQiangs
LIAOYang
Abstract:
ThispaperputsforwardthattheoriginandthedevelopmentoftheQiang’spatriarchalclanruleiscon-
nectedwiththeinfiltrationofthecentralfeudalDynasties’patriarchalculture,andtheformofthenomadicpatriarchalclan
rule,whichtheclan,thebloodrelationship,andtheprimeadministrationandthemilitarycontrolmergeintooneorgantic
wholeclosely,existsintheancien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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