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马东瑶王润英文人庭园与诗歌书写以杨万里东园为考察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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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马东瑶王润英文人庭园与诗歌书写以杨万里东园为考察中心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马东瑶王润英:
文人庭园与诗歌书
写--以杨万里东园为考察中心
文人庭园”,指的是文人的居游之所,它与“文人园林”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文人园林是以植物、山石、水体、建筑等为素材,在造园思想、技巧和手法上融入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和诗情画意,创造出的供人游憩和赏玩的现实生活境界;而“文人庭园”,虽然也有建筑和山水审美的追求,但与建筑学界所强调的须在物质空间上富有特色的“园林”不同,它在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写意性更被凸显与强调,与文学创作也往往有着更多关联。
杜甫的浣花溪草堂、司马光的独乐园、王安石的半山园、苏轼的东坡雪堂、朱熹的武夷精舍,以及杨万里的东园,大体属于这类文人庭园。
杨万里曾在诗中说:
“金谷惟堪贮俗尘,辋川今复得诗人。
先
丽而鄙俗的金谷园相对照,又称誉俞叔奇虽小而有诗人高格的“山园”,正象征性地体现着对于园林、文人园林和文人庭园的态度。
本文试从杨万里有关庭园的诗歌文本出发,通过考察诗人的游园、造园、写园等活动,结合其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和价值追求,探讨杨万里图景、实体和文本三种知音相契场域的建构,并由此考察文人庭园与诗歌书写的深层关系。
、游园与造园:
从图景想象到实体营构
古代的政治体制决定士大夫往往过着仕宦漂泊的一生,生命中大半的光阴都在流转的官任上,拥有稳定的小家尚且是个奢望,要筑得相伴心影的庭园谈何容易?
好在他们虽不能以
主人”的身份拥有园林,作为“客人”还是可以时时游赏的。
那么,这些游园的文人士大夫在作为“客人”游赏时是否在心中也曾构筑过与自己情性契合的图景式庭园?
如果将来自己有机会筑园,要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
杨万里正是这样一位酷爱园林,虽然迟迟没有机会置园而又始终怀抱园林理想的文人士大夫。
六年(1156)赴任赣州司户参军以来,杨万里转徙
于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安徽等省,不可谓不漂泊,但也因此得以游赏了多个园林景点和私人宅园,并作了大量游园诗。
仅临安附近,诗人就游历过林逋孤山山园、裴
禧宅园、张氏北园、天竺古园、徐载叔双桂园、张功父南湖园等,以及普明寺等寺庙园林;在地方任官时,零陵唐德明玉立斋、苏州范成大石湖、广东常平西园、筠州碧落堂、建康的郡圃及南园等地方名园,杨万里亦优游其间。
甚至寓居之处简陋得几不能称其为“园”的小圃,杨万里也饶有兴致,
后圃散策》、《后圃秋步》等记下了诗人惬意的心情。
“厶厶”
竹”
对于理想庭园的图景式设想的痕迹。
这首先表现在诗人对梅、竹、菊的钟爱。
据统计,“梅”的出现竟有437次之多,出现了286次,“菊”也有6次②,这些数据在宋代诗人中皆居于前列。
园林风物如此之多,杨万里为何格外关注这几种?
梅在诗中出现较晚,宋初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可谓梅的写意描写之滥觞。
此后,王安石、苏轼等都有著名的咏梅诗,进一步赋予梅人格化的高格雅韵,杨万里继承了这一文化特征。
他爱梅惜梅、画梅
风雪自成音”
写梅,在诗中多次将梅称作“梅兄”:
“道是梅兄不解琴,南枝
(《和张功父梅花十绝句》)、“梅兄冲雪来相见,
雪片满须仍满面”(《烛下和雪折梅》)等,不同于以往梅被描述为女性形象,而赋予梅以之比德的君子气质。
其诗还往往出现梅与雪的联袂,以此凸显梅的铁骨冰姿、坚韧高洁。
事
实上,“梅妻鹤子”的林逋在当时已经成为士人们竞相效仿的人格和德行的典范。
杨万里有些诗更是直接表露了对林逋高蹈品行的钦慕。
如林逋般以鹤、琴与梅相伴,恐已成为杨万里理想园景之一隅。
对于竹,苏轼曾嗟叹:
“宁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
瘦,无竹令人俗。
”(《于潜僧绿筠轩》)杨万里回应道:
“坡云无竹令人俗,我云俗人正累竹。
玉立斋前一万竿,能与主人相对寒。
”(《题唐德明秀才玉立斋》)爱竹慕竹之情丝毫不减于苏轼,诗人在清高的竹前甚至显出几分惶恐,怕竹嫌弃自
己刚作的诗不够清绝。
诗人以竹为友,强调竹之风节,其“春
陵,斋前忽有竹满庭。
盖墙外之竹,进逸而生此也,喜而赋之》)完全将竹视为临风的高士了。
杨万里诗中对菊的喜爱则
往往与陶渊明有关:
“菊生不是遇渊明,自是渊明遇菊生。
岁渊明语,菊却犹存径却荒”(《寄题俞叔奇国博郎中园亭六咏•菊径》)。
周敦颐称菊为“花之隐逸者”,菊在宋代受到频繁的歌咏,正因其代表了陶渊明田园隐逸的人格与情怀。
梅、竹、菊便这样在杨万里的想象中成为理想庭园的必备花木。
杨万里不仅关注园中景物的格调,还极重视这些景物与园主胸襟、情性的契合。
其诗《题唐德明玉立斋》以竹喻主人唐德明,又作《玉立斋记》赞美园内美竹“不为雨露而欣,不为雪霜而悲”的品格,实际上却是宅园主人唐德明“庄静端直”、
“抗节玉立”人格的映射。
文末借登玉立斋的游者之口巧设问:
“人观竹耶?
竹观人耶?
”进一步体现了杨万里对庭园风景与园主情趣、人格一体化的审美追求。
其《贺澹庵先生胡侍郎新居落成》诗云:
“眼高不肯住清都,梦绕江南水竹居。
却入青原更青处,饱看黄本硬黄书”,亦称赞胡铨“拆洗乾坤的铮铮铁骨、高尚品德与“江南水竹”、青山绿水的庭园风光相映相契。
而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据《宋史》载,韩侂胄“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
万里曰:
‘官可弃,记不可作也。
’”③这固然反映了诗人近乎倔强的不畏权贵,然而也从另一方面道出其同样执着的对庭园与主人须品性相契的审美追求。
在杨万里眼中,韩侂胄为人奸邪,品格恶劣,这与南园“取天地之造化,极湖山之优美”的雅洁美好是断不相配的。
杨万里书写庭园的作品中,有大量“寄题”诗和组诗,其中不少庭园其实是其一生不曾游赏过的,因而这类诗最为明显地
体现着杨万里对于庭园的想象。
其想象的依据,一是庭园的
如《次韵寄题马少张致政亦乐园》:
“亦乐园将独乐园,两园谁窄复谁宽?
似闻闾里溪深处,下有蛟龙水底蟠。
黄帽已捐苍玉佩,朱颜不借紫金丹。
刺桐花发梅花落,安得乘风去观?
”马氏亦乐园在其家乡建安,从诗意来看,杨万里多半并未亲至,诗歌主要围绕“亦乐”之名和马氏致仕之意做文章,作者将“亦乐园”与北宋司马光的独乐园联系起来,从而也将
两位园主精神气质的传承联系起来。
对园中景致逐一赋诗,从而形成颇具规模的组诗。
如为俞叔
苇林、酴醾洞等二十六景,诗人多因题名而想象而书写,于是现实中俞叔奇的磬湖园,便成了诗歌中杨万里的磬湖园。
如《爱山堂》,表现心性淡泊虚静的“诗人”,在爱山堂中竟日流连,乐而忘返。
诗歌将平淡而超脱尘俗的自然景物,描绘得如同写意的风景小轴,而流连其间的“诗人”,与其说是园主俞叔奇,毋宁说是沉醉于庭园想象中的作诗者杨万里。
为向子諲芗林而作五十首五绝,也是按园林景致,分别题咏。
这组规模宏大的组诗,实为追和园主向子諲之作,与园主进行精神沟通与对话的写意性明显更胜过对园林景致的写实。
如《归来桥》暗寓向子諲四十多岁便求终老芗林之事,围绕桥名的“归来”之意加以申发;《白鹤亭》则由亭名而联想“白鹤”的幽居林下和叫月之声,揣测向子諲或许也有未竟的“冲
天之志”。
在一组诗的不同作品中写出仕与隐的矛盾,既是为他人写心,更是抒自我之意。
至于《梅坡》、《菊坡》、《竹斋》、
《岁寒亭》、《读书堂》诸诗,无不是以诗意想象营造出的充
满文化气质的庭园图景。
不管是否亲自游赏过那些庭园,在
对自我设想中的庭园图景的勾画。
对于杨万里来说,正是多年的游园经验和个人情性的取向使他心中建构了一个图景式的庭园。
这个理想中的庭园从林逋那里借得一树梅,从王子猷、苏东坡那里讨得几竿竹,更植了陶渊明南山下的菊,还有鹤、有琴、有溪、有山石,都是和自己心性融洽的风物。
神游其间,在园中景物的变化中静观自然代序,体悟人生宇宙,兴来则赋诗小唱,亦可架花理蔬。
常约三五好友,流觞把酒,琴声伴笔墨,何等快意悠闲。
绍熙三年(1192),杨万里上书谏阻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得罪权相韩侂胄,改任赣州知州,不赴而乞归南溪故里,从此开始退居生活。
绍熙四年(1193)正月,杨万里自辟东园。
占地虽仅一亩,但杨万里极具审美的眼光和智慧的造园能力,将其构筑得雅致而灵动。
依傍旧宅,顺应山势和周围的自然状况,杨万里在东园开得九条花径,命名为二二径④,并赋
诗曰:
“三径初开自蒋卿,再开三径是渊明。
诚斋奄有三三径,人早有的隐逸情怀。
后又因白乐天有《洛阳春》和《游赵村杏花》诗,素慕乐天的杨万里便又将杏花径中小亭命名为“赵村”,并赋诗:
“杏花千树洛阳春,白傅年年爱赵村。
月蕊晴葩风露格,老夫移得在东园。
”因了杏花这并不罕见的花,及赵村这毫不起眼的命名,诗人与数百年前的白乐天有了知己同道的愉悦神交。
庆元元年(1195),周必大来访,有诗曰:
“杨监全胜贺监家,赐湖岂比赐书华。
回环自斸三三径,顷刻能开七七花。
”⑤除了赞赏三三径的“意象绝胜”,还用贺知章以秘书监致仕时玄
御赐镜湖一曲之事作比,“赐书”之事,指“光宗尝为书‘诚斋'
字”⑥。
杨万里的这一书斋名,既因皇帝的御书而代表着种荣耀,更因与理学的关系而在其庭园中有着象征性的意义,故以精石刻之,立于“钓雪舟”前。
“钓雪舟”为一小斋,因其形状似舟而得名。
以“雪”命名的另一景致是“度雪台”从杨万里同题诗可知其为遍植酴醾、金沙等花草之所,与三三径既有关联,又自成一方小世界。
“万花川谷”同样是以花为主角的所在。
杨万里为其写诗:
“无数花枝客说些,万花两字即非夸东山西畔南溪北,更没溪山只有花。
”其实作为占地仅一亩的东园中的一景,无论如何也没有“万花”之多,而“万花川谷”,既以“更没溪山只有花”的巧妙布局造成繁花似锦的眼前实景,更以诗意的题名在读者的想象中营造了繁花似锦的图景。
杨万里平生极好泉石,至于膏肓而不改其衷。
恰逢乡友之子王子林来,赠其永新怪石,于是便建成假山,又浚旧泉,泉
冽而甓池,在池内“植以芙蕖,杂以藻荇”⑦,机泉喷射,流
的“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在杨万里这里都成了发自内心的自然创造。
杨万里还手植罗汉松,并赋《松关》诗:
“竹林行尽到松关,分付双松为把门。
若教俗人来一个,罚渠老瓦分盆。
”可知这松紧挨竹林而种。
将竹引入东园,正是杨万里对早年设想的庭园图景的实现,松,则是与竹一样被寄寓着品性风节的宋人喜爱之物。
杨万里这首以俗语写就的谐趣之诗,去卩恰恰是对“俗”的拒斥,是文人对雅洁品性的追求。
种竹为林,以松为关,松竹之间,又恰成翠色蓊郁的“碧瑶洞天”。
于是,荷池、松关、赵村、三三径、泉石轩、度雪台、万花川谷、碧瑶洞天,小斋钓雪舟、云卧庵,加上书房诚斋,东园已初具规模。
花木相映,松竹苍翠,泉石唱和,鱼跃鸟飞,满目的鲜活可爱。
园内可读书、可小憩,可闻醉人花香,可听起伏松风,园外则有南溪水潺潺流过。
杨万里珍惜与东园相处的每个朝夕,几乎日日必来,来则赋诗。
偶尔因病不到园中几日,诗人便因又错过了某场花事,又误了与东园的某个约定,而感到万分遗憾。
杨万里收集东园每个变化的表情,赋之于诗,不是如宇文所安所说将园林视为情人⑧,而是将其当作最理解自己的子期,当作仕宦退守后珍贵的人格依靠。
、写园:
诗人之心、学人之眼与士人之退守
庭园景致的布置完工并不意味着庭园生命的开始,作为主体
的人居住与游赏其间,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
当杨万里将东园作为表现对象来抒写,便如同面对一位可以与之谈心的知音。
早在东园尚未布置完全时,杨万里就难以抑制自己的
兴奋,兴致勃勃地邀人前去游赏:
“草草东园未整齐,却于看
雪中入东园望春》)不游则已,游必有诗,在与东园朝夕相对的日子里,杨万里的诗心诗情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与“泛滥”。
诗人写梅、荷、牡丹,写明月、松涛,写新晴、雪霁,写夏热、冬暖。
即便园中不起眼的细物,如荷池中的小莲蓬,杏
花上的小蜜蜂,也满怀情致地为其赋诗;即便园内最细微的
篷,惊开睡眼初朦忪”(《小池荷叶雨声》);写桃花穿径:
“可
儿戏水:
“一鱼试前行,似报无他故。
众鱼初欲随,幡然竟回去”(《观鱼》)。
诗人在园中细细体悟自然万象,于是花草季候都浸染了诗意,鸟雀虫鱼都充满了灵性。
这诗意与灵性,不仅在于杨万里具有敏感细腻的诗人之心,
也因其有着擅长“观物”的理学家之眼⑨。
早在为向子諲所题咏的《芗林五十咏•文杏坞》诗中,杨万里就极有深意地写道:
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
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
”文杏坞当是遍植杏树的所在,当杏花满坞时,可以想见一片灿烂的红白之色。
在一个纯粹而感性的诗人眼中,首先吸引他的也定是这满目的绚烂,杨万里却强调,不要被表面的鲜艳所迷惑,因为更重要的是探寻红白背后的“天工”。
其中所体现的,便是理学家的观物态度。
正因兼具诗人之心与学人之眼,杨万里对园中风物有着非同寻常的浓厚兴趣,能于细细观物之时发现旁人所不察觉的丰饶诗意,并用其诗笔极为灵动地表现出来。
杨万里常邀亲朋好友来东园游赏,留子西、材翁晚酌,同子文、巨济望月,和子仁看梅,与周益公读诗,烹茶抚琴,题画品藻,在钓雪舟中、度雪台前,将诗、酒、茗、琴一并醉成了花香与流岚。
但更多时候,东园是杨万里一个人的东园。
独自漫步园中,观雨后新晴、雪霁天朗、月上山头,诗人无数次甘愿沉入庭园诗意的魅惑。
在东园,他不是园主,而是
(《荷
醉入
和东园融为了一体,“我乐自知鱼似我,何缘惠子会庄周”
池观鱼》)、“醉倒落花前,天地即枕衾”(《又自赞)、》梅林化作蜂”(《雪后东园午望》),正道出了诗人庄周般的
糊”,但不同于庄周的是,杨万里对东园是一种主动的靠近,同时也是一种与外界纷扰的自觉的区隔。
“孤吟莫道无人觉,松竹喧传菊细听”(《新晴,东园晚步》),独自吟咏的诗人并未感到无人听赏的寂寞,松风阵阵,竹影摇曳,菊花静放,都是在与他相和相应。
寓居东园,与自然万象同归于适意,心绪本该是卷舒悠闲的,
步月》、《八月十二日夜,诚斋望月》、《钓雪舟中霜夜望月》等诗的背后都有一位找不到睡眠的诗人。
这照着东园的月,
似乎也成了东园的一部分,它能和东园一样慰藉诗人的心灵古之心,又是什么呢?
从游园中理想图景的建构到现实中终于营得一方小园,奔波宦途大半生,从此本当无忧无绊,超然物外,明月清风我,与天地共徘徊,然而,我们为何又总能感受到诗人徘徊小园时流露出的孤独呢?
绍熙五年(1194),朱熹在写给杨万里的信中说:
“时论纷纷,未有底止,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属心,切冀眠食之间,以时自重,更能不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
毋过于
万里的同道好友,但他从未像周必大、张镃等人一样写过称颂东园的诗,相反,在这封信里,他表达的是对杨万里醉心园林、忘却世事的责备。
那么,以儒家正心诚意之学自励的杨万里,果然是满足于一己之园的悠游享乐生活而“忘与人同忧之忧”吗?
若果如此,既已有了东园,为何又常常并不开怀呢?
事实上,与石崇金谷园一类主要是联系着奢华与财富的园林不同,文人的庭园往往联系的是政治上的退守和精神上的慰藉。
从建筑空间来说,这些庭园大多只是一些并不宽展的小天地,没有值得夸耀的亭台楼阁、奇花异草,而它们之所以能传世,在于庭园主人以诗文的书写传达出寄寓于庭园
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从而使坍塌湮灭的物质处所在文字的流传中成为经典,引人回想。
而在文人庭园的文化意蕴当中,与政治的关联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庭园以山石花木营造出自然和山林的气息,本就隐含着与朝市的对立,文人在庭园的诗歌书写中,有着与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杨万里的东园诗,亦是如此
早在淳熙十六年(1189),杨万里因好友周必大解机政而作《感兴》诗:
“何似闲人无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已表达出对政争的厌倦和归隐之心。
故而当卷入赵汝愚与韩侂胄之间的
斗争的朱熹力劝杨万里出山以挽狂澜时,尽管不齿韩侂胄的作为,杨万里却坚拒再次出仕。
同为理学家,同处儒学由“外王”转向“内圣”的时代,杨万里和朱熹此时却有着不同的选择。
朱熹选择了“外王”,杨万里则选择政治上的退守和人格的修
号。
持与完善——东园的营造,正是他表明这种态度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对于杨万里来说,东园是一座可栖身的小园,更是与政治纷扰相抗拒的栖心之所。
庭园之于文人士大夫,是为其心灵找到栖息地,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庭园居住悦游,炼造心性,纵怀宇宙,以达到人格的完善。
杨万里在东园观物,在诚斋读书,便都与他作为理学家的修为和追求有关。
另一方面,这种人格完善的追求,
其最终理想却是通过对士大夫精神、品格、尊严的坚守,来
离‘兼济'这一最终目的的‘独善'对于整个士大夫阶层来说是没
以,即便是退守于庭园,家国之忧仍然是文人士大夫精神的碑石。
庭园作为特殊的文化空间给士大夫提供了退守以持道的知音场域,使士大夫能于其间养浩然之气并力图使之充塞于天地,达到人格的完善。
然而肩负天下的本体担当却注定了这种人格完善的磨难。
对于杨万里来说,从不曾忘却世事
的蒿目忧世之心,注定了给予他精神慰藉的东园,却并不能
溪步月》诗中说:
“天下无人闲似我,秋边有句说从谁”,这“闲”似乎是呼应当年《感兴》诗中所说要做个“闲人”,然而正如
闲淡之
夜游承天寺时自称“闲人”的苏轼和退居半山园时“寓悲壮于
中”的王安石,他们的“闲”,都类乎反话,杨万里诗的
句“秋边有句说从谁”便正是对上句的颠覆,写出无人“知予万古心”的无限孤寂之意。
据《宋史》本传:
“(杨万)里卧家十五年,皆其(韩侂胄)柄国之日也。
侂胄专僭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
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
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曰:
‘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
'又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
”这段记述仿佛宣告了孤独的胜利,最终以其冷峻和残酷打破了杨万里关于庭园的构梦。
然而杨万里用踽踽一生建构图景、实体、书写三种知音相契的场域,已经实现了士大夫人格的完善。
在庭园中数次拒仕不出,节操的坚守贯穿始终,“笔落而逝”,殉于精神的清野。
、精神建构:
诗歌书写中的文人庭园
事实上,庭园的建构从来就不是从一砖一瓦的实体开始,对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而言,他们积极参与造园、艺园,那些游园的经历和前人对于庭园的审美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到他们自己的庭园蓝图中来,这是经验与习得的问题。
只是,这经验中又有着选择,譬如杨万里在众多园林风物中尤为钟爱活泼的泉石和高洁的梅兄竹君,在众多的园主中更愿意亲近陶渊明和白居易,可见,想象中的文人庭园图景实际
上是在经验的基础上糅进了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精神气质。
经验穿过文人士大夫精神与气质的滤网,最终形成的图景式庭园自然脱不了他们自我情性的色彩,然后在实体的营构中尽量与那个图景靠近。
而这种靠近,并非实物的重现或模仿,它更重视的是写意性的模范,是通过题名、诗歌咏唱或其他象征的方式创造性地与理想图景达成一种精神气质的贯通和联系。
文人士大夫以庭园为屏障,作为对尘世和政治的主动区隔,摒弃了外在现实世界的纷扰,一方面是对天地和自然的靠近,
对自己理想图景的贴近,故而耳目得以清净,身心得以舒放。
文人的诗心诗情和学问修养有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和土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诗歌的生长,进而拓宽了诗歌对于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的探索;另一方面,庭园的建构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可居可游的场所,使得有着家国责任本体担当的他们因为庭园的区隔,更容易清晰地反观内心和反思政治,正如杨万里于东园的静谧中照见自己忧世的孤独,在观物与诗酒中深刻体认到现实政治的痼疾。
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政治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时,庭园作为文人士大夫失意后的退守之地,成全了他们人格的坚守和完善。
如此,进则有功,退则持道,文人士大夫才能成为裕然于仕与隐的君子,而不至沦为进退失据的小人。
文人士大夫于庭园中养天地浩然之气,锻造心性以追求人格的完善,那么,仕途风波便不能湮没其理想与节操。
同时,通过这种“内圣”的人格坚守和完善,也就捍卫了士大夫阶层在社会机制中对于“外王”的追求。
苏舜钦的沧浪亭和司马光的独乐园,便都隐含着这类政治的因
直指
素。
苏舜钦因“进奏院案”废居苏州,购园圃而名其亭曰“沧浪”,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孺子歌》)的隐喻以及与忠而见谤的屈原的联想。
尽管舜钦之濯足“沧浪”并非自愿的选择而只是仕途失意者的无奈接受,然而其后期的“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懑于歌诗”(12),才使他完成了不惟“兼济天下”、且又“独善其身”的儒家文人士大夫的形象塑造。
他的“时时携酒只独往,醉倒唯有春风知”(苏舜钦《独步游沧浪亭》)的孤高幽独之态,便因此鲜活在了后世文人的咏唱中:
“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识春风载酒人”(沈东《游沧浪亭》);“醉倒春风载酒人,苍髯犹想见长身。
”(程俱《和张敏叔游沧浪亭》)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洛阳,建“独乐园”,并作《独乐园七题》(13)。
诗歌以读书台、钓鱼庵、采药圃、见山台、弄水轩、种竹斋、浇花亭为题,分咏董仲舒、严子陵、韩伯休、陶渊明、杜牧之、王子猷、白乐天等,司马光对他们的“穷经守幽独”、“爱君心岂忘”、“退身家履道”大加称许,不难看出正是自述心志。
他更与同道聚饮于独乐园后见满窗明月而抒怀:
“只疑玉壶冰,未应比明沽。
”(14)与苏舜钦的沧浪亭一样,独乐园见证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失意、坚持与理想节操的坚守。
由于家国天下并不随时在场,对于庭园的诗歌书写自然亦录
了文人士大夫对庭园风物和自然万象的单纯喜悦,这种喜悦融汇着文人士大夫的诗情和学养,浸在笔里,便点落成映雪的梅花、田田荷叶间俏皮的鱼吻,以及庭园雨中不可捉摸的氤氲烟气。
而相对于庭园和庭园生活的单纯喜悦,因了特殊的身份与责任,文人士大夫面对历史政治时的态度和情感在诗歌书写中并不容易被隐藏。
于是,书写传达的不仅是文
人士大夫的品位好尚,更留下了他们的人生历程和品格追求的印记。
由于这类文人庭园并不十分突出园中建筑和景物布置的精美,而重在通过文人的方式(如想象和书写)来形成具有象征意义的知音场域,故而实体庭园的筑成并不能代表“文人庭园”的完成,它和文人士大夫设想中的图景式庭园或多或少还存在着距离。
当诗歌作为一种书写方式参与进来,用纸笔搭建起书写中的庭园,才真正填补了“文人庭园”精神的部分,赋予物质实体的庭园以灵魂,从而与想象中的图景式庭园更为贴近。
例如同为安史之乱后的政治失意者,王维和杜甫,同样以远离朝市的文人庭园拒斥政治、慰藉心灵,而他们的庭园又因诗人主体精神旨趣和书写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王维的辋川别业既是一个物质的庄园,更是诗人精神的依归之所。
作为物质实体来说,这别业里的花、鸟、竹、明月、青苔、深林,似乎与其他人的别业并无二致,然而在王维诗意的书写中,缺席的他者,明月相照的深林,独坐于幽篁里弹琴长啸的诗人,空山涧户中自开自落的辛夷花(15),远离尘俗的宇宙与自然的生命的永恒存在与自在,构成一方自足的净土,而诗人不是这个世界的闯入者,是与那
自然融为一体的。
相比王维的辋川别业,杜甫的浣花溪草堂千载之下,人们依然时时流连于此,追想诗人当初“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杜甫《寄题江外草堂》)的风姿。
尽管连衣
食都尚无着落,诗人仍兴味盎然地细细经营着他的草堂,不
殊不草草,且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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