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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明史研究
明史研究的兴盛明朝,自洪武元年(1368)建国,迄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中经十六帝、十七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跨越四个世纪。
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明代约占七分之一。
而且上承秦汉唐宋元,下启有清一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
这时正值世界范围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
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国也开始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明朝这段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辉煌灿烂的篇章,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岁月,到了明代,这种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经面临解体,但可惜新的进步因素仍十分脆弱。
因此,既有原先历史留下的深深烙印,又有自己创造的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君主专制主义皇权的高度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权力结构、阶级结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新变化。
这些也是研究明史时必须注意的关键问题。
当然,也是明代历史最迷人的魅力。
明代,还是一个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时代。
明太祖一举废除丞相制和中书省的大动作;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人数最多的移民垦荒运动。
永乐帝,第一次在中国创立内阁制度;迁都北京以及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
标志大明帝国由强变弱的“土木之变”。
由税粮“折色”而引发的中国古代实物地租向近代货币地租的过渡;东南地区率先掀起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革;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市民运动”的发生以及近代启蒙思潮的出现;欧洲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和中西文化交流。
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矿税使之争”、“万历三大征”、“东林党争”、辽东战争与“三饷”加派、明宫“三案”、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
明太祖的雄才大略,明成祖的开拓进取,明武宗的风流韵事,明世宗的崇信道教,明神宗数十年不视朝,明光宗在位一月而死,明熹宗好弄斧锯,明思宗吊死煤山。
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所处的领先地位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如此等等,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从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说,明代又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
在这之前,中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力强盛,雄踞亚洲,威震世界,远近咸服。
直到明代初年,中华帝国仍是声威远播,万国来朝。
而到了明代正德年间,形势却急转直下,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首先公然入侵广东,继之进占澳门,为列强侵略中国开了先例。
使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从此由主动变为被动。
明朝历史画卷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丰富内容、生动场面和深刻变化,历来深深地吸引着中国学者的注意力,使明史研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
同时,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使明史研究越出国界,成为当今国际汉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
现将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明史的情况,概述于下: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统计,从1900年到1978年共计出版明史研究著作七百余种、论文等万余篇。
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明史研究事业更加繁荣,论著更多,成绩更为显著。
研究的领域,遍及明代的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农业、水利、交通、手工业、商业、城市、赋役制度、金融货币、政权结构、阶级结构、军事、法律、农民战争、民族关系、宗教问题、社会风俗、历史地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历史人物、海外华侨、对外政策等等。
从研究的发展过程看,可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三个发展阶段。
在此以前,为明史研究的启动时期。
在此以后,为明史研究的发展时期。
后这一时期,又可以七十年代末期为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1949年前的明史研究从现有的资料看,在二十世纪国人研究明史的第一篇文章,是毋暇撰写的《明苏州知府姚善》,刊于《清议报》1901年3月20日。
《清议报》,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在日本创办的刊物,由梁启超等人主编。
姚善(1360—1402)字克一,安陆人,举人出身。
洪武三十年为苏州知府,为政持大体,不为苛细,又好礼贤下士。
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姚善秘密联络江南松、镇、常、嘉诸府练兵抵抗。
建文帝失败,姚善为燕王所俘,不屈而死。
当时,《清议报》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显然是为了唤起国人研究明朝历史的兴趣,并鼓舞斗争勇气。
自此之后,明史研究遂蔚为风气,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严格说,中国学者对明史的研究,在明代已经开始。
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明会典》、《明经世文编》,以及明代所修的地方志书、明人文集、野史、笔记等等,都是明朝人研究明朝历史的结晶。
明朝败亡以后,明史研究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日益发展,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查继佐的《罪惟录》、傅维鳞的《明书》、陈鹤的《明纪》等,各有千秋,倾注了明末清初学人潜心研究明史的滴滴心血。
而清修《明史》的行世,则可以说是清朝政府试图总结明代兴亡经验教训的集大成之作。
对明清两代学者这种辛勤的笔耕,理应予充分肯定。
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没有如此规模宏大的资料基础建设,后人研究明史不知要碰到多少困难。
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时代局限,阶级偏见,他们仅仅是做了一些史料整理与编纂,并没有对明朝历史发展规律进行研究。
无论是指导思想、研究方法,还是史学理论体系,都还存在着严重问题,有时甚至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增加了后人研究明史的难度。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至四十年代末期为止,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逐渐变化,明史研究才慢慢摆脱封建传统研究模式的束缚,向着以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为指导的方向转化,逐步揭示了明朝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辛亥革命前夜,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评介明代志士仁人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精神,提倡民族意识。
在史料整理方面,也主要以明末遗民的活动事迹为重点对象。
辛亥革命以后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明史研究的重点课题开始转移。
这时一些学者开始留意明代的政治与经济,把较多的精力用于研究明代的城市生活、党社运动、学术思想和对外政策。
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尚处于一种茫然状态,研究课题有所深入,而思想倾向、理论方向,仍没有跳出封建史家和资产阶级史家的研究路数及其所构筑的理论框架。
由三十年代开始,至四十年代末为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史研究也从此得以注入了新的积极因素。
第一,在研究课题方面接触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造就了一批明史专门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
例如,孟森先生、吴晗先生关于明代政权结构与阶级关系变动的研究;梁方仲先生关于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朱东润先生关于大学士张居正与万历初年改革的研究(《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版);谢国桢先生关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的研究(《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容肇祖先生关于明代思想史的研究(《明代思想史》,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版);李文治先生关于晚明民变的研究(《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年版);傅衣凌先生关于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等等,均各具特色。
在当时,已广为学界所崇。
这些老一辈史学家治学勤奋,知识渊博,学风端正。
他们的著作史料翔实、分析深刻、观点独到,在今日仍为广大读者爱不释手。
如,谢国桢先生的力作《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1932年印行),上起万历,下止南明,其搜罗之广泛,考校之精详,向来为人们所叹服。
自其面世以来,一直为治明史者所必读。
多次重印,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想的激烈撞击中,一些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探讨、解释明朝历史上的某些重大课题。
1936年,吕振羽先生首先提出了明代已有“资本主义性工场手工业幼芽”的重要论断,为五十年代开展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做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
1944年3月,郭沫若先生发表的史学名文《甲申三百年祭》,第一次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评价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功绩,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开了先河。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筚路蓝缕,开创之功永不可没。
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巨大付出,对我国明史研究逐渐走上正确轨道,兴旺发展,意义不可低估。
另外,这一时期在史料整理方面也有不少成绩。
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商务印书馆承印的《明清史料》甲、乙、丙三编(甲编1930、1931年;乙、丙编1936年)出版之后①,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明实录》,又于1940年影印行世。
《明实录》为明朝政府官修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最重要、最基本的第一手资料。
虽然这部传抄本存在不少问题,但有了它就便于同其他本子互相校勘、去伪存真、补缺求全。
这两种大型史料的出版,为人们研究明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的明史研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件。
从此以后,神州大地面貌一新。
明史研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走上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正确道路。
学术研究的特殊规律,在于它不能忽视前人的研究成果,保持科学研究的连续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明史研究,是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对此不必否认。
然而,这一时期明史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发展之迅速、指导思想之明确,还是研究广度深度和总体水平提高诸方面,都是前一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量的变化增加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思想理论上质的飞跃,即运用马列主义观察、研究明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是明史研究划时代的转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明史研究最主要的收获。
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至六十年代中期为止,广大明史研究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形势,站在新的起点,运用①《明清史料》后来又陆续出版丁、戊、己、庚、辛、壬、癸诸编。
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从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入手,对明朝从建立到败灭的全过程及其内在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对明史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如:
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对外关系诸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专题讨论(详见“关于几个专题的研究情况”)。
这种讨论,以点带面,促进了整个明史研究出现生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在有明一代史研究方面,有李洵的《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和李光璧的《明朝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明清史》一书,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明朝通史专著。
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基本脉络清楚。
此书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固然有所欠缺,但不宜苛求,因为它是当时理论的主流。
况且又具有拓荒性质,在普及明史知识,推动明史研究不断深入方面,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从横的方面看,在不少领域中有较大的开拓和发展。
例如:
一、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经济是基础。
明代经济史是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向来为治明史者格外重视。
举凡大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体到户口、土地、农业、手工业(包括盐业、矿业等)、商业诸部门的发展情况,以及经营管理方式、产品分配、赋役制度与变革、城镇、货币、对外贸易,都有人问津。
而用力最勤的是农业、手工业和赋役。
农业,研究的重点有两个:
一是研讨明初的移民垦荒、军屯、商屯、兴修水利交通,及其在维护皇权中的历史作用;二是探析明代中后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及由此而引发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革,并进而阐明这种变革对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的巨大推动作用。
文章很多,而深浅不齐。
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从农业生产的恢复、棉花的广为种植、工商业的发展三方面,论列了明初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与原因,并与元代作了比较。
认为它是元末农民起义推动的结果。
对于手工业,多数人都把视线投向江南苏、松、嘉、湖诸府的棉纺织业和丝绸业的发展沿革、生产规模、经营性质、原料来源、产品营销、经济效益,及其对当地农业、商业、城镇兴起、社会风气变化的影响。
另一个重点,是研究明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
一般认为,明代官营手工业的衰落,私营手工业的迅速崛起,都是发生于嘉靖、万历年间。
人户和土地是皇权的物质基础。
根据人户和土地征派的赋役是为官府经济。
明代赋役名目繁多,而且多变,情况复杂,研究难度大。
五六十年代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选题颇为广泛,有通论一代赋役制度的发生与演化,有专论某一阶段赋役的变迁,有综述一代户口制度和田土制度,有分论田赋、盐法、茶、马各个门类,有概述全国各地赋役状况,有具体透视某一区域赋役编派。
从时间与内容看,多数偏重于明初赋役制度的建立、中叶以后的赋役改革、明末赋役制度的败坏。
对于明初,更多的是研究“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明末,重点是剖析“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危害。
在这两方面看法比较一致。
分歧较大的是关于赋役改革问题。
当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由均粮、均田开始,最后归结为“一条鞭”法。
对于“一条鞭”法,从它诞生之日起,人们就毁誉参半,评价不一,始终未能取得共识。
(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加以详细介绍)
反映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论文颇多,著作有: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0年版)、《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明代江南市镇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秦佩珩《明代社会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及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等,都较好地体现出这一阶段明代经济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二、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明代时间长久,社会变迁激烈,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才辈出。
仅收入《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湾1965年版)一书的,即有万余人。
不少人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明史各个领域中,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人们最感兴趣的,研究成果也最多。
从1950至1966年,仅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明人传记著作就有五十多种。
专文论及的明代人物四百余人。
用墨最多的有:
明太祖、明成祖、明英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崇祯帝;郑和、魏忠贤;海瑞、张居正;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弘祖(霞客);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自成、张献忠等。
就多数人的评论意见而言,褒贬不一的人物不多。
这里着重介绍对朱元璋和史可法两人的评价。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有明一代各种典章制度的奠基人,在明代历史上影响最大,始终是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久盛不衰。
以研究朱元璋的学术专著而论,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绮云《明太祖风流史》(上海新华书局1923年版)、陈醉云《明太祖》(中华书局1936年版)、季柔《朱元璋》(上海抗战编辑社1938年版)等书刊行于世。
而最具权威的当推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
吴晗为著名的明史专家,三十年代已闻名学界。
1944年,他出版专著《明太祖》(重庆胜利出版社版),后经反复修改,1949年以《朱元璋》为名,由新华书局公开发行。
《朱元璋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不断推敲写成的。
全书虽只有二十余万言,但分析深刻,而且写得有血有肉,文笔生动流畅,可读性很强。
从朱元璋的童年,写到他即位后的家庭生活。
特点是突出明初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以及他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对后世的影响。
是书在史料运用和学术观点上,存在一些缺陷,然就对朱元璋一生及其事业的全面估价,可以断言,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这里顺便提一下,明史学界在评价朱元璋这位历史人物中,虽然没有尖锐的意见冲突,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不仅研讨的重点不同,他的身份和地位也时常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时高时低,脸谱上的油彩不断变换。
在五十年代,主要是探求他投身反元起义的作用及其政权性质转化的原因。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有文章认为他参加反元起义是以孔孟思想为武器,是一名蜕化变质的农民起义领袖,还有文章以为他是“投降派”。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更多的是批判他坐天下时如何强化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推行个人独裁统治。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点则转移到全面分析他所强调的中央集权的正负面作用,肯定其在明初经济恢复中的积极意义。
对其经济政策、整饬吏治、用人之道等亦多持肯定态度。
认为他是一位有作为的伟大帝王。
关于史可法的评价,之所以要作为一个特例提出来,是因为涉及到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和理论问题。
众所周知,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
那些为封建国家效劳的官吏,由于阶级立场和自身利益的驱动,都对农民起义怀着敌视的态度,污蔑他们是“盗”、“贼”、“匪”、“寇”,并积极参与镇压。
这是其一。
其二,我国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族关系的本质与主流是友好相处,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家庭里,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创伟大的中华文明。
但由于各族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差异诸因素的影响,也有过兵戎相见、互相战争、争夺统治地位的现象发生。
于是有些人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战争中的重要人物。
对这些人如何评价,自然而然又成为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史可法(1602—1645),就兼具这两种情况。
他既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又在明亡清兴之际,在东南坚决进行抗清斗争,反对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屠杀人民,因此被清朝政府杀害。
由于后一种原因,所以在各种史书上和人民的心目中,史可法一直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且已定论。
意见分歧最早是从五十年代初丁正华《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
》(《历史教学》1952年第5期)一文引起的。
丁正华等人认为:
史可法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历史的罪人。
理由是:
他在政治舞台上十七年,“无日不以贼为事”,自始至终主张“安内攘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用于镇压明末农民起义。
后来,他转为抗清,是被迫的。
其转变过程是:
由怯于对外,勇于对内,转到放弃对外,全力对内,乃至企图联合外敌,共同对内。
最后,因为联外失败,才勉强走上抗清的道路。
即使如此,他还是内外并抗,以内为主。
进入扬州以后,仍举棋不定,甚至准备逃跑。
他没有降清,是为了顾全家眷。
他做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事情,但不是他一生中的主要部分。
总而言之,史可法是至死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
他的死,不是殉民族,而是殉阶级,是不值得歌颂的。
与丁正华等人的意见相反,多数人还是坚持史可法是民族英雄的基本观点。
他们以为:
否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的论据缺乏说服力,不光是史料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在评价这类人物中,如何把握评价的方法、标准与理论问题。
从本质上看,史可法的抗清是坚决的,为当时抗战派的一面旗帜。
他的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殉阶级与殉民族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承认他是民族英雄,不等于说他没有错误和反动的一面。
镇压农民起义,甚至企图联合满洲贵族消灭农民起义军,无疑是他一个极大的错误,但决不能因此抹掉他的抗清事迹,掩盖他的大体和本质。
他是作为民族英雄而死的。
后来清政府对他追赠,是一种欺骗性的宣传,目的是为了消除他在人民中间的影响。
如果以此否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更是站不住脚的。
总观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的明史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喜中有优”。
喜的是明史研究与新中国各项事业同步前进,出现了划时代的转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理论、轻史料的不良倾向。
当时关于“论从史出”,还是“史从论出”的议论,就是一种反映。
二最为严重的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左”的思想影响时有所见。
具体反映在选题长期偏重于农民起义问题,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个方面,而又只讲其进步作用,忌讳分析其落后的一面。
对于典章制度的研究,往往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
有时以至把政治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划为“禁区”,很少有人进行研究。
经济史,也没有花大力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综合研究。
特别是在人物评价方面,往往偏于正面人物,而对他们的思想深处又不敢进行深入发掘,政治面孔大多公式化、概念化,忽略人物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私人生活,没有血肉,失去光彩。
对于所谓反面人物,多数是不敢碰。
其中,最大的失误是不能正确区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有时甚至把两者混为一谈,挫伤了积极性,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直至使明史研究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陷入停顿状态。
从1966年中期开始,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席卷整个中国。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明史研究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场“大革命”就是以明史研究为突破口而发动起来的。
明史学界关于明代名臣海瑞的研究,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曾经是很有生气的。
然而,为时不久,风云突变。
1965年底,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号角”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借题发挥,公开点名批判吴晗。
整个明史研究也被引入邪路,先是“横扫一切”,继而“评法批儒”。
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彻底改变。
1978年后的明史研究及其成果1978年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日新月异、阔步前进。
科学研究事业日益振兴。
明史研究也从此进入了全面、健康、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由于广大明史工作者政治方向、理论方向、科研方向明确,无论是在史料整理、队伍建设,还是专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
在史料整理方面。
史料是研究的基础。
现存的明朝史料,主要有这样几大类:
明朝政府官修的历史文献;明臣奏议;地方志书;明人笔记;墓志、碑刻、谱牒等。
这些都是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
而由于这些资料,有的卷帙浩繁;有的内容庞杂;有的当时印数很少,加之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就更少,一般很难见到。
总之,是需要进行一番整理,或加以分类编排,或者是去粗取精,或是重新刊印,使之更好地为研究工作服务。
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研究条件逐步改善,明史学界广大同仁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除了重新校勘、出版一批明代官私著述之外,还对《明实录》进行分类整理。
这项工作,始于五六十年代,如《〈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等。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郭厚安编的《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将分散在二千多卷的有关经济资料,一一按其不同内容分门别类摘录出来,分为户口、田地、岁入总数、田制、赋役、农业、工商业、盐务、漕运、财政八大类,每类之下再分若干子目,使用方便,节省了大量的劳动。
另外,还陆续出版了《明实录人物传记选编》、《明实录广西资料选编》等。
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谢国桢先生关于明代经济史资料的搜集与编辑。
谢国桢,这位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一生爱书成癖,懂书,懂版本,从年轻时代开始,就购得不少“难得而珍贵”的书籍,尤其嗜好明清野史笔记及汉魏以来金石砖瓦碑刻,于是渐渐“盈架累屋,俨然成聚”。
谢先生年老而笔耕不辍。
1980年至1981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就是从他搜集到的大量的明清野史笔记中摘录出来的。
此书以马克思主义为统率,以抄录原文为原则,以明清野史笔记中涉及明代史事为主,兼及明清时代的诗文集、地方志和档册,间及近人著作,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不少为稀世珍本,可以补正史之不足。
对有些资料还间附按语,加以考证,堪称研究明代经济史难得的一部好书。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谢先生又以嘉惠学林的可敬精神,从其珍藏的众多书中,精选出《留青日札》、《梅花草堂笔谈》等十种,以“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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