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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孩子教育成本与生育决策
中国孩子教育成本与生育决策
摘要:
1990年至2000年十年间,中国孩子的教育成本有着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和生育率有着怎样的关系?
本文将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探求十年间我国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从而基于孩子成本-收益理论分析这一成本的变化的原因和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
关键词:
孩子成本-收益理论平均受教育年限就学率教育成本
1引言
近年来,养育一个孩子需要花费高额的教育成本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2005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徐安琪研究员发表了一篇有关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的报告,报告中,她根据2003年的物价水平,核算出徐汇区家长从孩子刚出生到30岁,共要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
这一新闻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不小的轰动,而八年后的今天,物价水平不断上涨,加之补习班、赞助费盛行,孩子教育所要支出的经费数量已经难以估算。
但是,孩子教育的成本不仅表现在金钱上的花销上,也表现在时间上的使用上。
195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是1.0年,1980年估计是4.5年,2000年是7.11年①。
教育部2009年数据显示,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年以上。
由此可见,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展迅速。
笔者试通过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探求十年间我国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从而分析这一成本的变化的原因和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
这些研究将基于孩子成本-收益理论。
1.1孩子成本-效益理论
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生育率呈现出较大差异;并且,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生育率也差异明显。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大致形成了社会学派、社会心理学派、经济学派三大学派。
社会学派注重从生育文化和家庭制度进行分析,社会心理学派则认为是以孩子的经济价值减小和心理效用增大为特征的孩子效用构成变化导致了低生育率。
经济学派则对孩子的成本-效益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即属于经济学派。
莱宾斯坦认为,父母生育孩子的成本是指从母亲怀孕起到把孩子抚养成为自立者的各种费用和支出,及父母抚育孩子所花费的时间;孩子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孩子的效用包括:
消费效用、收入效用、保障效用和家庭效用。
家庭外部经济条件和内部经济条件同时影响着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而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影响着生育决策:
(1)当孩子成本随家庭收入的上升而增加时,孩子效用将会降低,这种成本和效用的一升一降使得对孩子的净投入增大,从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下降;
(2)当孩子成本保持不变时,家庭收入增加导致孩子效用减小,使得原来孩子效用大于成本的比值关系变为互相抵消或成本超出效用的比值关系,从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也下降;(3)当孩子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而下降时,孩子效用下降的速度大于该孩子成本下降的速度,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还是下降。
贝克尔用消费者需求理论来进行生育率的经济分析。
他认为孩子是“耐用消费品”,把对孩子的需求分为孩子数量的需求和孩子质量的需求。
生产孩子需要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贝克尔认为,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有一种相对的代替性。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父母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上所花的费用也会增加,但其数量弹性小于质量弹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相对替代关系可以转化为绝对替代关系,其转变机制主要是避孕知识变量的加入。
有超额孩子的家庭减少了对其他商品的消费,尤其是孩子的数量直接替代商品。
美国人口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生育率的供给和需求理论。
伊斯特林认为直接影响孩子需求的内生因素是家庭收入、价格和偏好。
孩子需求直接受家庭收入、市场商品和孩子价格制约。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孩子需求的数量可能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动而变动。
一定质量的孩子体现了一定数量的时间和商品投入,孩子的价格会受到投入的时间和商品的价格影响。
如果投入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时间和商品价格上升,希望得到高质量孩子的父母会支付更大的成本,一般而言,家庭收入的上升意味着孩子成本中预期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提高。
由于收入和价格的这种变化,父母对孩子的偏好也会改变,父母将更加p本文里,我们将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孩子的教育成本,即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
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某一时刻某一人群受教育年数之和与该人群总数之比,用来解释某一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状况。
就学率是指各类在校学生数与相应年龄应受教育人数之比,常用来说明教育普及程度。
而人口学一般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是15~64岁人口,所以,为了让研究结果更准确,我们将计算已经达到劳动年龄人口在普查时年轻人的教育成本,也就是普查时15~24岁人口的教育成本。
为了让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这两大指标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更具有说明性,我们还将做出以下假设:
第一,每一单位受教育时间所需要的教育成本相同,例如,甲受教育10年,乙受教育20年,则乙是受教育成本是甲的2倍;第二,在相同时间段,每个人花费的教育成本是相同的,可以这样理解,2000年某地15岁就学人口为2万人,16岁就学人口为1万人,那么该地2000年15岁就学人口花费的教育成本是16岁在学人口的2倍。
我们的研究是要查看孩子教育成本变动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
这里,我们选取了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来观察。
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
众所周知,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发展程度、医疗卫生水平、政策限制、生育观念等等。
而从孩子成本-效益角度分析,总和生育率是人们在进行了孩子的成本和效益比较之后做出的生育决策的结果,它同时受孩子的成本和孩子的效益影响;孩子的教育成本作为孩子的成本之一,必然对总和生育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不能疏忽的是,我们这里研究仅仅是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研究略显片面,所以不能因此否认其他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1.3数据来源及说明
研究中所使用数据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②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③。
在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时,每种学制的受教育年限按以下计算:
小学5.5年,初中8.5年,高中11.5年,中专11.5年,大学专科14.5年,大学本科15.5年。
另外,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增加了文盲、扫盲班和研究生,分别按0年,1年,18.5年计。
然而值得说明的是,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的“大学本科”的实质含义是“大学本科及以上”,这部分人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时全部按“15.5年”计算似乎有失公允,但是考虑到1990年前后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实属少数,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将这部分人暂时忽略。
对于城乡孩子的教育成本分析中,由于未能找到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教育程度城乡数据,故只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教育进行了分析,其中,城镇数据来源于“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城市)”数据和“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镇)”数据的加总。
2数据分析
总体上来说,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孩子的受教育成本上升。
具体表现为,1990年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7年,2000年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8年,增长15.37%;1990年15~24岁人口的就学率为94.28%,2000年15~24岁人口的就学率为98.88%,十年间就学率增长4.88%。
2.1分性别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由于中国几千年“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文化影响,家庭中女孩的教育问题往往不被人们重视。
表现在孩子的教育成本投入上,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如图1所示,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15~24岁人口中男孩的值均高于女孩,男孩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8.0874年、9.1909年,女孩分别为8.0874年、9.1909年,其增长率均为13.64%。
就学率上,如图2所示,1990年男孩就学率为96.98%,2000年为99.21%;1990年女孩就学率为91.45%,2000年为98.53%。
可以推算,从1990年至2000年,男孩的就学覆盖率扩大2.23%,女孩的就学覆盖率扩大7.08%;分别增长了2.30%和7.74%。
由此可见,由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5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分性别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率没有差别,也就是说,就时间而言,十年来,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平均教育成本投资的增长率没有差别。
但是,就代表教育普及程度的就学率而言,十年内女孩的就学率增长了7.74%,远远高于男孩,可以理解为,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愿意为女孩进行教育成本投入(图1、图2)。
2.2年龄别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从年龄别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看,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7岁或18岁处出现拐点,原因是15岁、16岁人口大都处于在读期间,难以计算出最终的受教育程度。
但是从增长率可以看出,16岁~21岁人口的平局受教育年限明显增高,且程度大于其他人口,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中专、高中、大专、大学本科教育得到了更好的普及,家长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而21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程度不及16~21岁人口原因可能是研究生教育普及程度尚不及高中、大学本科的普及程度,并且2000年距离国家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仅有一年之久。
可以说,10年的变化是家长更愿意为义务教育以上的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成本投资。
分年龄被就学率在1990年和2000年均显示出了随这年龄增长就学率下降的趋势,原因在于越到高等学历就读人数越少,这一特点符合一般规律。
而各年龄组就学率的增长程度处24岁组以外,则显示出了随着年龄增大增长程度扩大的趋势。
这再次证明了我们前面的结论,接受义务教育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日益增大,家长更愿意为义务教育以上的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成本投资(表2、图3、图4)。
2.3城乡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我国城乡成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特点也表现在了孩子的教育成本上:
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城镇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农村,城镇15~24岁人口就学率高于城市;并且这规律体现在城乡分性别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上。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农村家庭的父母不如城镇家庭的父母为孩子教育成本投资多。
这既与农村对于教育的观念有关,更与农村的教育资源有关。
并非农村父母都不希望子女读书成才,而是由于农村教育资源落后于城市,基础教育差,使得在农村孩子买入高等教育时难以与城市孩子竞争。
表3中就学率“百分比差值”表现的更为明显,随着年龄的上升,城市就学率与农村就学率差异成增大趋势,城市远远超过农村。
可见,越到高等教育,农村孩子的机会越小、竞争力越低(图5、图6、表3)。
3孩子教育成本与总和生育率
1990年代初,全国性调查的数据都一致性表现出生育水平大幅度迅速下降(陈胜利,1996;于景元、袁建华,1996;曾毅,1996),后来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乃至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出来的总和生育率(TFR)甚至低到了“似乎难以解释的极低水平(郭志刚,2000;张为民、崔红艳,2002;于学军,2002;丁峻峰,2003)。
郭志刚根据2000年普查数据重建的全国199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如下:
1990年2.373,1991年1.803,1992年1.683,1993年1.570,1994年1,.466,1995年1.479,1996年1.362,1997年1.308,1998年1.309,1999年1.233,2000年1.232。
(郭志刚,2004)
可以看到,19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迅速,到2000年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笔者认为,孩子教育成本的上升和总和生育的下降二者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方面,总和生育率下降诱导孩子教育成本上升。
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人们的生育决策,根据贝克尔的孩子需求理论,孩子的数量和质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那么在限制了生育数量的情况下,父母会通过提高孩子的质量来满足欲望,而增加教育投资无疑是提高孩子质量的一种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孩子教育成本上升导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莱宾斯坦所言,观念的转化、人口城市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妇女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劳动力人口的流动等因素都会间接影响生育率下降,而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影响教育成本来影响生育率。
这些变化也正悄然发生在中国的1990年代,观念的转化让中国人越来越重视教育的作用;人口城市化,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孩子的教育成本增加;家庭结构由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代际支持减少孩子教育成本完全落在父母身上……孩子教育成本增加的速度大于家庭收入增加的速度,且大于孩子效用增加的速度,父母对于孩子的需求下降,影响生育决策,对总和生育率下降产生影响。
4讨论
4.1孩子教育成本上升的其他表现
前文讨论的孩子的教育成本通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表现出来,但笔者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衡量是片面的,因为它只衡量了孩子教育成本的显性成本,即每个人都要花费的时间,和在这一时间内的平均金钱支出。
但是,孩子的教育成本还存在隐性成本。
幼儿园数量不足问题严重,入园之前幼儿园对于孩子的各种考核日益增多,并且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好的幼儿园还要交高额的赞助费。
“小升初”、“中考”、“高考”的战争日益剧烈,各种课外辅导大行其道,既增加孩子的学习时间,有增加家长的金钱支出,并且家长为了陪孩子上辅导班而花费的机会成本更是难以计算。
大学阶段,各种“证书”的考试、为获取各种证书而上的学习班再次增加了教育成本。
孩子教育成本中的隐性成本价格越来越高昂。
4.2孩子教育成本上升的原因
(1)家庭收入:
经济的突飞猛进带来的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家庭收入的增加。
家庭收入越高,投入到孩子质量上的费用也就越多,每个孩子的质量也就越高。
由于父母从高质量孩子身上得到的效用大于低质量的孩子,所以父母更愿意在孩子的教育、培训上花费更多的投入提高孩子的质量。
(2)孩子的质量偏好:
贝克尔认为,父母的偏好总是指向高质量的孩子,即父母宁愿选择数量少的高质量孩子,也不愿意选择数量多的低质量的孩子。
所以为了获取高质量的孩子,必须加大教育投入。
(3)政策与观念:
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生育数量的选择,同时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人们不再愿意多生,所以,父母用提高孩子的质量来弥补数量的不足。
(4)教育成本本身的升值:
由于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近年来教育的隐性成本不断增加。
4.3孩子教育成本何去何从
孩子的教育成本不断增加意味着这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人才的产出;但是,笔者认为教育成本无限增加并非是百利无一害的好事,这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教育显性成本无限增加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受教育水平普遍过高,导致劳动力的“奢侈使用”,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使用着大量的高端人才。
无疑这是对教育投入的一种浪费。
第二,教育隐性资本的增加使教育失去意义。
赞助费是上学成为“财力”的竞争,而非“才力”;辅导班让学生失去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与年轻人该有的活力;奔波于各种证书的考取使得教育成了形式。
所以,如何使孩子的教育成本的效益最大化还值得我们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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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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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力.关于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J].科学决策,1999(3).
注释
①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
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
②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2.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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