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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变了什么
大国变了什么
看世界形势,离不开对大国的分析。
国际上有这样一句顺口溜:
“美国病了,欧洲老了,日本熊了,中国醒了。
”西方大国看中国,五味杂陈,又羡慕、又嫉妒,对华政策也更有两面性。
美国病了——国内问题缠身
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病得不轻,有些气喘吁吁。
在它身上压着三座大山:
失业困扰、楼市低迷、债务高企。
最头疼的是失业的人太多,一直在9%左右徘徊,也就是说,有大约1390万人口失业。
失业人多,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口袋里的钱少了,消费自然就低,东西卖不出去,就会影响生产。
这不仅给刚刚复苏的美国经济蒙上阴影,也成为奥巴马竞选连任的最大问题。
楼市依然起色不大。
房价和金融危机前相比,跌了一半。
约有500万户家庭还不起房贷,房子可能被银行收回。
债务问题更是美国的慢性病。
5月16日,美国债到了14.29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一年的GDP,到了美国法定举债上限,再借债,需国会批准才行。
现在,一美元的债务,只能还56美分,不借新债,就还不了旧债。
美国国家债务一天膨胀43.8亿美元,为什么经济还能运转,美国的一个政客说了真话,如果美元不是事实上的全世界储备货币,美国就是另一个希腊。
美国病了,但不是绝症,实力还在。
美国的GDP是排在二、三、四位的中国、日本、德国的总和。
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3,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了大约3/5。
恢复美国经济,奥巴马开出了药方:
鼓励创新、推动教育、促进出口,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并把中国的发展当作今天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警醒自己。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间的问题要合作,世界重大问题也要合作。
所以,中美关系十分重要。
一位学者形象地比喻,中美关系就像一条大河,关系好时,水位上升,水面平稳,合作增多;关系不好时,水位下降,藏在水面下的对台军售、南海、人权、贸易争端等“大石头”就会冒出水面。
今年,中美关系转暖,年初,胡锦涛主席访问了美国。
5月,总参谋长陈炳德时隔7年后再度访美,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举行,6月,中美进行首次亚太事务磋商。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高度重视两国关系。
既合作、又斗争,斗而不破,将是中美关系的常态。
欧洲老了——债务危机重重
欧洲老了,是说欧洲陷入“高收入陷阱”和“债务危机”。
他们的生活很富裕,但再往前走,困难重重。
有一个说法,叫“双速欧洲”,讲的是欧洲分化了。
2010年,德国经济增长3.6%,占了欧元经济的1/4。
英国增长1.8%,法国增长1.6%。
而所谓“欧猪五国(piigs)”(Portugal—葡萄牙、Italy—意大利、Ireland—爱尔兰、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债务太多,困难重重,日子难过。
近期,美国信用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希腊、意大利、比利时的主权信用评级,使得新一轮欧债危机担忧加剧。
都说美国发债多,欧洲国家也基本是“债务依赖型国家”。
世界外债发行数量最多的前10个国家,包括美国、7个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这10个国家对外发行的债券占全球的83.8%,其中欧元区各国债券市场总规模占到全球的45%,超过美国32%左右的份额。
兜里没钱,欧洲各国政府只好大幅缩减开支,减少福利。
可老百姓不干,上街游行抗议越来越多,导致社会矛盾上升。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上任时说,这个国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我们的巨额赤字和不断增长的债务。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将影响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
走下坡路的欧洲,对待中国心情很复杂。
既不想放下架子,还要摆出一副姿态,在人权等问题上指手画脚,面对现实,又迫切需要与中国加强合作。
日本熊了——经济复苏乏力
我们的近邻日本,日子过得也不好。
近来,有两件大事让日本人心里很难受。
第一件大事是,在2010年,日本把占据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长达42年的宝座,不情愿地让给了中国。
这一年,日本的GDP换算成美元为54742亿美元,而中国为58786亿美元,超过日本4044亿美元。
要知道,在2001年,日本的GDP还是中国的4倍。
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还是日本的1/10,但这次超越还是让日本心里不舒服。
日本《朝日新闻》前主编船桥洋一在英国《金融时报》无奈地写道,东京除紧靠中国之外别无选择。
第二件大事是,日本“3·11”大地震、海啸、核泄漏事件使日本经济经受严重考验。
地震还打破了日本管理最好、核电技术最安全的神话,对民众心理造成巨大冲击。
早在2006年,日本就确定了“原子能立国”的发展战略,决定2030年把核电比例提高到30%~40%。
核电出事,打乱了日本的能源规划布局。
正在进行恢复重建的日本,一方面想加强和中国的联系,与中国做生意;一方面使劲投靠美国,拉拢其他国家防范中国,总想给中国找点麻烦。
这反映了日本的矛盾心理。
中国醒了——机遇中有挑战
和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1989年,中国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11位,1999年上升到第7位,2005年超过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跃升第4位,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2010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同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1年年初,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而美国已在这个位子上坐了110年。
中国的发展让人自豪,也带来更多的关注。
世界对中国:
借重多了,要求多了,防范多了,制约多了。
中国发展了,挑战却更多了,因为“老二”最不好当。
前面有“老大”处处防范你、遏制你,怕你超过自己;后有“老三、老四”忌妒你、掣肘你。
连一些小国也要在你没更强大之前,赶紧争点利益。
从国内来说,中国人均收入仍然很低,贫富差距大,发展不平衡,矛盾多、问题多。
前不久,英国一位学者给中国取了一个新名字:
“穷富国”,说的是中国总体上富了,但按人均计算很穷,排在世界100位左右。
中国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的步伐还要加快,一点也慢不得!
(来源:
《时事报告》2011年第8期。
作者曹勃亚,系《时事报告》杂志社总编辑)
四大危险对执政党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共党员人数达8000余万。
不论从党员人数或是党员在全体公民中的比例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党。
然而,大有大的难处。
如何有效管理这样一个大党,是一大挑战;从执政党的角度看,是最根本的挑战。
中共领导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反复强调党的建设与管理,便是明证。
古今中外,各类政权和朝廷垮台的一个最根本原因,便是对官员管理的失控。
天灾人祸只不过是政权崩塌的诱因。
试举两个显例为证。
其一,明朝。
中国历史上的24个朝代中,明朝大概是最重视官员管理的。
除了管理官员的各种典章制度之外,更设锦衣卫、东厂两个由皇帝亲自掌控的机构,监管官员。
尤其是东厂,后来居上。
然而,到了明朝末年,尽管东厂耳目遍天下,手段恶古今;崇祯也算是励精图治,但朝廷对各地官员却是完全失控,内斗不止。
面对农民义军的内祸和满人入侵的外患,对内调度失灵,对外征伐无序,终于垮台。
其二,苏联。
20余万勇于献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革命成功。
200万苏共党员,是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但经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以及勃列日涅夫的“扩大先锋队组织”,至上世纪80年代末,苏共党员人数已达空前的2000余万,几乎达总人口的9%!
然而,苏共中央对自己的“执政党”的掌控却有名无实。
中上层党员干部异化为一心为私的特权阶层;基层党员管理散漫,甚至不知党为何物。
以至于在侵吞国有资产、推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执政”的苏共党员成了真正的先锋队。
而最后埋藏苏共的竟然是以叶利钦为首的苏共精英。
前车可鉴。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年大会的讲话中,总结出全党面临的四大危险:
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
但这四大危险给党的建设和管理带来的挑战,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制度的根源。
首先,入党动机多样化是产生四大危险的根本原因。
革命战争年代,入党是以命相搏。
加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动机无非是相辅相成的两类:
一是追求理想,信仰共产主义是救国之道,为此不惜牺牲生命。
二是一无所有,饥寒交迫,饱受欺凌。
只有革命才能砸烂身上的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但今天的入党,受利益驱动者众,为理想献身者寡。
于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精神百倍,奋力向前;对于党的事业,则是懈怠懒散,得过且过。
这种行为方式的恶性延伸,便是脱离群众,消极腐败。
其次,执政党利益多元化是酝酿四大危险的社会条件。
所谓“党不管党”,其实是一元化的党纪体制与多元化的执政利益不相适应所致。
随着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甚至冲突也日益加大。
其结果,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适用度”大大降低。
于是,一方面是国家利益地方化——各地区、各部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解读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土政策”泛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切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阳奉阴违是一切腐败行为的开始,其原有自。
再次,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力是四大危险延绵不绝的体制缺陷。
管理官员的关键是奖罚分明,升贬有序。
但是,官员管理考核的有关制度和机制需要不断完善,才能应对面临的挑战。
否则,消极腐败要么屡禁不止,要么一动而惊天下。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用人要“以德为先”;又强调“制度”更带有根本性。
德者,清流而无形。
因而必须靠“制度”来度量、保持、积攒、营运。
党的建设与管理,当然要高举旗帜,宣扬理想事业;更应该实事求是,面对利益多元;但正如高层反复强调的,加强制度建设才是关键所在。
(来源:
《南风窗》2011年第15期。
作者黄靖,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城市之涝的背后
今年入夏以来,暴风雨席卷之下,武汉、北京、成都等“水淹城市”几成另类景观。
近期,不断有网民发帖讲述各自城市因暴雨发生严重内涝的情况。
以往鲜亮的城市在瞬间变成“水城”,暴露了一些看似“现代化”的城市在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方面的严重落后。
诚然,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狂热的冲动多于理性的思考。
许多领导者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眼前的政绩,而非城市的持续性发展。
城市规划缺乏百年规划,重表面,轻实质;重上水,轻下水;建筑频繁拆了建,建了拆,一届领导一个想法,楼越盖越高,霓虹灯越来越华丽,城市趋同化现象严重,普遍缺乏百年沉淀。
一位哲人曾说过:
“验证一个国家和城市是否发达,一场雨足矣”——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因为,“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你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得出真面目来。
”目前在国内的中等以上城市,地上的建筑物以破竹之势拔地而起,地下世界却越发像一座积重难返的逃宫。
城中村拼贴着商业中心,拼贴着高档住宅小区。
只听说高楼建了多少个第一,地铁修了多少公里,很少听说地下排水修了多少公里。
相差了几十年的排水技术在地下勉强地合流成一,使光鲜繁华与朽败并存。
暴雨造成的城市内涝损失,已成为大部分省会城市面临的经常性问题。
地下忧患的背后,实际上是城市灵魂的缺失,是城市在追求的价值上发生了偏差。
和罗马人的马克西姆下水道相比,我们城市的智慧相形见绌。
这个公元前7世纪伊特拉斯坎人为罗马人修建了马克西姆下水道,被誉为罗马“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在2500年后的今天,仍在投入使用。
包括巴黎在内的世界城市,它们在数百年前便为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准备了方案。
通过对地下空间设施的开发和合理规划,开发出了便于持续性升级所用的城市共同管道——“共同沟”。
“共同沟”就是将排水、给水、通讯、电力、信息统一考虑,其理念已被世界主要城市广泛采用。
相比之下,中国城市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城市的建设中,当局往往牺牲专家的意见,一味追求快速兑现政绩工程,许多城市的领导者并非不了解城市循环排泄和“共同沟”的概念,但他们往往由于种种社会原因而放弃了对城市理性规划的追求。
在著名的世界性城市规划中还有一个值得借鉴的做法,便是忠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遗迹。
对于那些已经淘汰的第一代市政工程,城市规划时,会首先考虑在保留第一代遗迹的基础上加入第二代的改进元素,通过内部改造实现市政工程文史价值的保留。
这与国内许多城市“不破不立”的市政改造理念截然不同。
这样的做法既实现了市政工程的科学功能,又体现了城市的生命力,乃至艺术价值。
而这些极具价值的事物不断积累,便逐步形成了一座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形成了一个城市的魂。
如今,在暴雨面前,现代城市显得尤其脆弱,我们通过来自城市地下的控诉,看到了城市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与日新月异的地上世界相比,城市地下世界更像一个积重难返的病人,而且时常被领导忽视。
因此,在今天推行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考核指标,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成为领导者的切实行动。
我们的城市建设无论在城区选址上,还是在建设规划上,都要多一点科学理智思考,少一点政绩热情冲动;多一点百年规划,少一点短期执政计划;多一点法律意识,少一点长官意志;只有这样在百年不遇的暴雨面前,老百姓才能免受生命之忧,城市才能免受毁灭之役,子弟兵才能不再疲于奔命,此乃国家之幸事,老百姓之幸事。
(来源:
《中国政协》2011年第13期。
作者高建民,系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经济未来:
四大机遇与四大挑战
一、中国经济未来四大机遇
一是高储蓄率。
纵观人类历史,大国的经济崛起,往往是与高储蓄率相联系。
尽管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但从人口平均年龄看,我国正从20世纪80年代的28岁逐步提高到2050年的46岁左右,该年龄段正处于收入储蓄较高的时期。
因此中国整体储蓄率仍处于相对高峰阶段。
二是工业化、城镇化。
世界经济史上一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往往都与工业化、城镇化或全球化相伴随。
我国的重化工业过程尚未最终完成,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空间更是甚大。
城镇化率仍低于东南亚平均水平,仅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水平。
三是全球化。
人类千年经济史上的两次全球化,明显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但在第一次(1870-1913)中,中国几乎是全球化的被抛弃者,导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直线下降。
由1820年的32.9%占全球最高,下降到1900年仅占6.8%。
在第二次全球化的前30年(1950-1980),也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
1979年改革开放,又加上“人口红利”因素,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收益,中国占全球贸易和GDP的份额,分别由1978年的0.8%和1.7%,上升到2007年的7.7%和6%。
目前,世界上尽管在美国危机后出现了对全球化的反对声和“杂音”,但在世界民主力量逐渐上升的历史时期,主导世界经济周期的主要发达国家仍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享受者和推动者,加上一批正在崛起的新生市场国家同样是这轮全球化利益的享受者和推动者,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仍可维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这对于目前正积极投身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来说,正是谋发展的大好机遇。
四是体制改革的空间。
30年的改革“奇迹”,制度、体制的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EP)上的明显提高。
今后政府管理职能、财税及金融等方面改革压力和空间仍然巨大,制度与体制的深入改革,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
二、中国经济未来四大挑战
一是人口老龄化。
过去30年经济奇迹的取得,与我国的人口结构相对较年轻有相当大的关系。
目前该优势正出现消退势头,未来会构成增长的约束与潜在的负担。
而且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之快,跳过了西方国家曾经历的建立庞大中产阶层的漫长过程,带来了西方不曾遇到过的挑战。
二是资源、环境制约。
此问题的严重性已无需更多的阐述与数据例证。
三是经济结构的失衡。
也是人们常说的中国经济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
结构问题,有影响总量增长的出口与消费结构问题,有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投资结构问题,也有收入分配结构等问题。
体制与机制问题是以各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形式得以表现。
解决好此问题,将涉及中国发展中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在国民经济从过去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相对次高速增长的阶段中,集中表现为艰难的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
四是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动荡。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对过去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一次强制调整,表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金融制度正在逐步积累、孕育着相反的力量。
从历史趋势看,国势趋于式微的美国,为继续保持过去的荣光与地位,肯定会以更大的力量,运用美元其特殊地位,维护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美元政策意图,必将引起美元主导地位衰落后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更加不稳定、大国货币汇率更趋动荡的不确定性,全球化趋势噪音增多、贸易投资摩擦加大,这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稳定发展,将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来源:
《人民政协报》2011年4月19日。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陈道富)
中小企业的集体困惑:
转型、转移、转行?
在如今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机器仍在轰鸣,车辆仍在奔波。
遍布于每条小巷里的工厂里繁忙劳作的身影,显示出中小企业并未如外界担忧的那样出现大面积倒闭。
但几乎每家企业负责人都会向记者倾诉其生存空间的日渐狭窄。
除了原材料成本上升、招工难、人民币升值这些老问题,今年上半年以来,资金链骤然紧绷和电荒加剧,更成了中小企业能否生存下去新的考验。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以制造和加工为主业的中小企业旧有营利模式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转型升级的重重困难,面对产业转移的巨大挑战,面对转行投资的种种诱惑,如何理清继续发展的思路,成为众多中小企业面对的共同困惑。
转型:
可望而不可即?
“企业要继续发展必须转型,可是该往哪儿转,怎样转,拿什么转?
……”在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同时经营着两家五金模具加工厂的张卫东在谈到“转型升级”这个问题时显得十分无奈。
张卫东说,对于他们这样的机械加工制造业而言,转型意味着购买更加先进的机械设备,意味着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这不仅需要庞大的资金,更需要优秀的人才,而这两样恰恰是众多中小企业难以单独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采购的先进车床大多是从日本和我国台湾进口的,一次性投入太高,虽然能把10个人的活减少到2个人干,但同时也透支了未来几年的利润。
”张卫东说,劳动力成本压力下的产业升级能够保证生产的稳定性,却使企业的资金链条紧绷,从事多元化生产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几乎被遏制。
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何佐贤说,企业转型升级需要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支撑,然而中小企业恰恰缺乏这些要素,这使得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难度加大。
部分中小企业反映,在对企业追加投资,特别是在新设备投入上有顾虑,因为,未来不一定能够产生效益,尤其是在一些产品周期短的行业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转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面对不断上升的土地和人力成本,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成为最近几年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项重要选择。
不过,在基础设施、服务配套、产业链建设等等问题上存在的不足,却使这种转移成为一种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
东莞天时时装有限公司余红锋说,最近几年他已经把工厂一半的产能转移到江西。
“主要是那边有留守劳动力,工资比这边低四分之一。
但质量做不到这边这么好,还要下工夫派人去验收,也挺麻烦的。
全部转移肯定不行,配套都在这边。
”
在东南沿海的众多中小企业当中,余红锋的想法颇具代表性。
虽然从理论上看,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转移,对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有着显著的效果,但由于物流成本的存在和管理成本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形成的优势又被迅速抵消掉了。
不仅如此,由于产业链不健全,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环境的匹配程度也不及东南沿海,产业转移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不仅风险高,而且不实惠。
转行:
谁来坚持“中国制造”?
据何佐贤介绍,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目前广东省有80%的中小企业表示综合生产成本同比上升,其中19%的企业反映涨幅超过20%……
“上帝惩罚谁就让谁去从事制造业……”这句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制造业毛利低微的玩笑现在已经被许多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主演绎出了不同的版本。
东莞鸿仁五金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圣武说,在机械加工行业的圈子里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要是看谁不顺眼就让他去干机械加工吧……
玩笑的背后是中小制造企业面临的无奈现实。
即便是每天加班加点、开足马力赶工,在面临来自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双重挤压下,付出巨大精力的制造业企业主仍旧感觉到得不偿失。
“中国的中小企业主生存能力已经算是非常顽强了,但为什么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可无论是技术还是规模水平却总是原地踏步,无法出现德国、日本、美国那样从小做大的制造业巨头呢?
”王圣武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残酷的竞争,尚未完全理顺的市场环境,过于繁重的税负束缚着中小企业的手脚,实业真的值得一直干下去吗?
事实上,许多淘到第一桶金的企业主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转行之路,当制造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时,这种转行的冲动似乎更加强烈。
余红锋说,现在服装加工这一行业做起来太苦,不少中小企业主都关门了,转而去投资铺位、炒炒股票……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世界工厂”仍旧是无法丢掉也不能舍弃的角色。
然而当大量的资金选择离开制造业,大量的企业选择逃离实体经济的时候,“中国制造”这四个字的根基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来源:
新华社北京2011年8月1日电)
振兴实业才是根本之道
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稳定器”,只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实力,才能增强一个国家抗击经济风险的能力。
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证明:
实体经济发展,则国家兴盛;实体经济衰退,则国家没落。
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实质上也是一场虚拟经济压倒实体经济的危机。
然而,近年来,随着物价的快速上涨,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剧增;随着资源消耗量的剧增,我国由很多资源的净出口国,成为净进口国,成为世界上石油、铁矿石等多种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廉价资源的优势已经消失;随着鼓励实体经济的免税、减税政策到期,企业税费压力陡增;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我国很多企业人才匾乏、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实体经济经营环境逐渐恶化。
因为滥发货币会形成泡沫经济,使得人们争相去“赚快钱”,而实体经济恰恰不具备这种“赚快钱”的条件。
这也是许多靠实业起家的企业热衷离开主业,蜂拥进入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原因所在。
如此下去,真正的实体经济必然日趋萎缩,而市场上的投机之风则愈来愈盛。
以温州为例,温州现在以炒房团而闻名全国,而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家的传统制造业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空心化现象。
同时,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还波及金融环境,一是导致银行风险增加,迫使银行惜贷,从而实体经济的经营生存环境更加恶化;二是导致银行资产质量下降,银行更加惜贷,银行监管要求进一步提高。
如此恶性循环,最终是实体经济大面积破产,若实体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同时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而言,保持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不动摇,对于促就业、保民生、进而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较快发展尤显重要。
眼下,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引导资本投向实业,关键在于国家政策要为实体经济“松绑”,真正解决以下几类问题:
——经营成本高,中小企业普遍税负较高。
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税收占销售收入的负担率为6.81%,高于全国各类企业6.65%的平均水平;税收占资产总额的负担率为4.9%,高于全国1.91%的平均水平。
过重的税负不但增大了企业的负担,而且降低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竞争能力。
——民间资本无法进入某些行业是部分资金逃离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环境不宽松,垄断性行业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问题依然严重,民营资本进入的壁垒障碍较多。
虽然“新36条”的颁布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然而“弹簧门”、“玻璃门”现象依然存在。
——我国的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劳动力结构等还存在着既往传统经济模式的烙印,与中小企业发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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