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佛教美术考古泛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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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佛教美术考古泛议
中国早期佛教美术考古泛议
内容摘要:
近年来关于早期佛教美术考古的一大发现是在丰都槽房沟汉墓出土青铜钱树佛像及伴出的延光四年(125)陶器座,揭示了中国佛教美术滥觞的年代。
西晋以后,中国佛教告别初传期,走向成熟,在战乱纷扰的北方,佛教中心先后形成于河北、长安和凉州。
十六国佛教美术始于后赵金铜佛系统,继而经过关中秦陇与河西凉州两个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北魏佛教美术走向兴盛的基础。
平城佛教的形成与发展,聚集了山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东北和龙、东方青齐五个方面的实力。
以五所大窟承前启后,在北魏统一北方和推行改制的过程中,云冈模式逐渐形成。
关键词:
钱树;金铜佛;麦积山;炳灵寺;莫高窟;云冈石窟
中图分类号:
K879.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4106(2015)01-0001-20
Abstract:
ArecentdiscoveryintheearlyarchaeologyofBuddhistartinChinahasunearthedabronzemoneytreewithBuddhastatuesandapotterybasedatedfromthefourthyearoftheYuanguangera(125CE),whichshedlightonthebeginningofChineseBuddhistart.AftertheWesternJindynasty,ChineseBuddhismbegantomature,successivelyformingthreeBuddhistcentersinHeibei,Chang’anandLiangzhou,northernprovincesinChinaravagedbywar.AftertheSixteenKingdomsperiod,ChineseBuddhistartbegantoappearintheformofgiltbronzeBuddhastatuesfromtheLaterZhaodynastyanddevelopedintotwoBuddhistartsystems,oneincentralShaanxiandeasternGansu,theotherinLiangzhouintheHexiregions.ThisearlyworkwouldbecomethebasisfortheprosperityofNorthernWeiBuddhistart.The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BuddhisminPingchengwasinfluencedbytheBuddhistartfromfiveBuddhistcenters:
LiuzhouinShandongProvince,Chang’aninShaanxiProvince,LiangzhouintheHexiRegions,HelongregioninnortheastChina,andQingqiregionineastChina.WiththeunificationofnorthChinaandthereformationoftheNorthernWeidynasty,thefivecaves,whichinheritedpastBuddhistart,graduallygavebirthtothe“YungangPattern.”
Keywords:
moneytree;giltbronzeBuddha;MaijishanGrottoes;BinglinsiGrottoes;YungangGrottoes
一
近30年来,关于早期佛教美术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硕果累累。
新世纪降临之际,在田野发掘中有了重大的发现。
重庆市博物馆和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在重庆市丰都县槽房沟墓地,配合三峡水利工程进行考古发掘。
清理的12座墓葬中,第9号墓(砖室)中出土了青铜钱树残件(M9:
45)和灰陶器座(M9:
39)等文物。
铸铜钱树上的佛像,因伴出的灰陶器座上刻铭“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而知是公元125年前后的作品(图1)。
这一发现不但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佛教美术滥觞的年代,而且报道认为,“其重要意义可能还在于把印度佛像的起源至迟上溯至1世纪”[1]。
一般认为印度佛像艺术兴起于贵霜王朝迦腻色伽一世在位时期,但迦腻色伽即位的年代众说不一,有公元78年、128年、144年等多种意见。
中国槽房沟铜钱树佛像的发现,证明最令人信服的年份是公元78年。
伴出延光四年(125)纪年文物的槽房沟钱树佛像,头顶发髻状的大肉髻,圆眼,高颧骨;右手在胸前作施无畏印,左手攥握衣角;衣着右袒,左肩三道斜向隆起的衣褶,下身残失。
可资比较的如四川安县崖墓出土钱树佛像(图2),形态完整,上半身表现与槽房沟像相同①[2]。
厚重的衣褶和整体形象、姿态似乎具有犍陀罗造像的影响,与迦腻色伽舍利容器盖上的佛陀形象较为相似。
但犍陀罗早期佛像均为通肩,未见有右袒的施无畏印佛像。
右袒施无畏印坐姿佛像只能见于公元110年前后的秣菟罗。
此前发现于四川彭山崖墓的陶器座、乐山麻浩崖墓的石刻和绝大部分钱树,以及后来江浙出土青瓷上的佛像(图3),均着通肩衣。
通肩衣着厚重,身前有层叠、对称的U字形衣褶。
佛像手印为施无畏印。
迦腻色伽舍利容器上的佛像被视为中国佛教初传期佛像的原型(图4)。
秣菟罗也有施无畏印的通肩衣坐佛(图5),其年代(约129)大体与延光四年像同时,但也已经受到了犍陀罗的影响[3]。
初传期通肩衣、U字形衣褶的佛像,三国时期出现了禅定印,看起来像汉式的袖手,以后逐渐形成主流,并成为礼拜像的基本样式。
佛教初传中国,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外来的宗教偶像,佛陀形象长期与神仙思想以及中国各地民间传统信仰混淆一起,出现在墓葬和祭祀等仪式当中,见诸于钱树、器座、崖墓石刻、铜镜、青瓷器、堆塑罐和多种饰品,成为研究佛教东渐的重要物证[4]。
民间葬俗引入了佛形象,意味着信仰上的蒙昧,属于“仙佛模式”[5]。
尤其汉代西南巴蜀地区,佛教的传播几乎未见记载,在那里由古老的神树信仰发展起来的钱树(今俗称摇钱树),佛像加入西王母、仙人、神树、钱币、龙凤、神兽等形象的组合,寄托的是对财富的追求[2]145-147,与佛教信仰不同。
由于2世纪中叶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西域僧人来到中原汉译佛经,中国的佛教信仰在三国时期日益推广,走向正轨。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中天竺僧昙柯迦罗于3世纪中叶在洛阳译出《僧?
o戒心》一卷,为中国佛教制定了戒律规范[6],内地开始有了正式的佛教组织和佛教仪式。
中原僧人渐渐参与译经,遂有朱士行等西行求法之举。
与此同时,在“佛教未行”的东吴,西来的支谦和南来的康僧会译经,立寺,设像行道,令南方佛法倏然而兴,涌现出最早见于记载的佛教画家曹不兴曾经摹写“西国佛像”。
二
西晋是佛教在中国得到初步确立的时代,佛教的中心在洛阳。
东晋十六国时期,社会生活较为安定的南方以建康为中心;战乱纷扰的北方,佛教中心先后形成于河北、长安和凉州。
南北竞相发展,交流互补,中国佛教走向成熟。
东晋十六国佛教艺术的成就标志着佛教初传在中国终告完成[7]。
在佛教信仰日趋广泛的基础上,终于产生了正式用于礼拜的佛造像。
现存最早纪年的佛礼拜像是后赵建武四年(338)的铜鎏金佛坐像{1}。
以这尊纪年像为代表,大小不同、形制相近的金铜佛像在传世品和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中所见众多,数以百计。
这一大批佛造像产生于十六国前期的后赵。
在铁血嗜杀中建立起来的后赵政权,受到天竺高僧佛图澄的教化。
东晋十六国百余年间,佛图澄是《高僧传》神异卷中第一人,是对社会政治、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佛教人士。
他以医术和神异技能折服王者,参与和指导了石勒、石虎两代帝王的军事与政治决策,有效抑制了暴虐与杀戮,“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大力推动佛教信仰的传播和佛教文化的发展。
“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
据《高僧传》,竺佛图澄,西域人,“以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适洛阳,志弘大法”,至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十二月八日卒于邺宫寺,“春秋一百一十七岁”,“弃家入道一百九年”,“前后门徒,几且一万。
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8]。
佛图澄重视“像教”在教化中的作用。
当他以医术救活了石勒的太子,“由是勒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
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灌佛,为儿发愿”[8]。
旧历四月八佛诞日的浴佛活动,反映出后赵国内礼敬佛像的盛况,陆?
《邺中记》对石虎浴佛“行像”的情形有细致的描述:
石虎性好佞佛,众巧奢靡,不可纪也。
尝作檀车,广丈余,长二丈,四轮,作金佛像坐于车上,九龙吐水灌之。
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
又十余木道人,长二尺余,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佛,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
车行则木人行,龙吐水,车止则止。
唐代封演《闻见记》卷8“佛图澄姓”条记“邢州内丘县西,古中丘城,寺有碑,后赵石勒光初五年(322)所立也。
碑云:
太和上佛图澄愿……”[9]北宋赵明诚《金石录》卷2、卷20记录“伪赵浮图澄造像碑”,“碑云:
大和上竺浮图澄者……”与封氏所见同一。
明诚跋曰:
“此碑即演所见,其说皆同……惟光初乃刘曜年号,而以为石勒时,盖演误也。
”[10]封演按语曰:
“大历中(766―779),予因行县,憩于此寺,读碑见之”。
相比之下,《金石录》作为专著,赵明诚伉俪考订精核,可信度高于前者。
但碑文中的刘曜年号仍有问题。
虽说石勒于刘曜光初二年(319)已自称赵王,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但碑上镌文“大和上”,乃“赵天王”石勒登皇帝位之年(330)八月以后赐予佛图澄的封号,立碑必不能在8年之前。
无论如何,此记载表明,佛图澄于后赵兴佛运动中,在河北邢州内丘佛寺中,发愿修造释迦佛像,是为迄今所知最早的石刻造像碑,业经封、赵等名士见证,其碑石存世于唐宋无可怀疑。
在崇佛的氛围之下,后赵的佛像制作颇具规模。
逾千年至今,寺庙里的石刻、泥塑以及铸铜的大型造像,俱已无存{2},唯有金铜小像质地坚固、便于携带,数量大又极分散,更易藏匿保护,才能够有所留存,陆续被发现与收藏。
后赵建武四年像(图6),高40厘米,是幸存下来最大的一尊,高肉髻,直发纹,眼稍大,高鼻梁,头后有水平方向安插光背的榫;双手前后相叠于腹前作禅定印,结跏趺坐于长方形座上,不露足;身披通肩大衣,圆领,衣角敷搭左肩并垂至肩后,身前衣褶作对称形式,间隔较宽的浅阶梯式衣褶呈层叠的U字形下垂{1}[11]。
佛座前面有品字形排列的三个圆形小孔,似为安插中间香炉及两侧双狮之用。
像座背面留下了珍贵的阴刻文字题记,残缺过半,约13行,识为:
建武四年岁在
戊戌八月卅□
比丘□□……
慕道德……
□□□……
……
及□……
生
建武四年像的造型特征及其题记具有经典的意义。
现在能见到的同类型十六国金铜佛像大都是7―20厘米高的坐姿禅定像,藏于故宫等博物院(馆)者不在少数,20世纪初流失国外尤多。
构件较完整的实例显示,除造像主体而外,背后应配有光背(头后都有榫以安插光背,光背上刻头光、身光,饰火焰纹、化佛、飞天等)。
有的还在两侧配置胁侍成为三尊像,上方有伞形的华盖(伞盖周围悬挂铃铎、流苏等),佛像座前或见双狮,座下承以四足床趺(或称高足床)。
其共有的明显特征是通肩大衣在身前层叠、对称的U字形(或V字形)衣褶。
此即所谓南北朝前期第一阶段的类型[11]330-333,日本藏家称为古式金铜佛{2}。
这一类型的造像多数系河北地区的作品。
1955年在石家庄市东郊北宋村东汉墓葬发掘中清理出土两尊铜佛{3}[12],均为禅定坐佛像。
其中一件通高19厘米,鎏金,佛像及光背、伞盖、座下四足床趺配置齐全,十分可贵(图7)。
1958年在满城县发现的青铜佛坐像(图8),高18厘米,虽无鎏金,但造型饱满,是流行于民间的精工之作[13]。
金铜佛分布地域,以邺城、襄国、中山一带为中心,波及后赵全境。
后赵强盛时期幅员广大,“其地南逾淮汉,东滨于海,西至河西,北尽燕代”[14]。
鉴于纪年像的成熟程度,金铜佛的冶造应始于后赵建武(335)之前,延续150载,直至北魏太和年间(477―499)。
佛图澄众多弟子中名声卓著的释道安,为常山扶柳(今河北正定)人,“事澄为师”,“后于太行恒山{4}创立寺塔”,弘赞像法。
逢“冉闵之乱”,石赵衰亡,“遂南投襄阳”,“复宣佛法”,立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蒙凉州刺史杨弘忠送铜万斤,铸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1}[15]。
前秦建元十五年(379),苻丕领17万大军攻陷襄阳,将道安请去长安,住五重(级)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
“每讲会法聚,辄罗列尊像,布置幢幡,珠佩迭晖,烟华乱发,使夫升阶履闼者,莫不肃焉尽敬矣。
”道安与他的弟子们甚至直接在寺院内进行金铜佛像的冶造{2}。
后赵以来的金铜造像流布四方。
据道宣《感通录》载:
宋元嘉十四年(437),?
O?
┰?
家世奉佛。
妾王惠称,少而信向,年大弥笃,诵法花经。
辄见浦中有杂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连光趺,高二尺一寸。
趺铭云:
“建武六年岁在庚子,瓦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
”[16]
佛图澄弘扬像教的影响,通过弟子道安传播到关中、秦陇,又由道安及其弟子,如从太行恒山就一直追随他的慧远,传播到以建康为中心的南国。
河北以外的表现,如大夏胜光二年(429)铭金铜像(图9){3}[17],发愿文为:
胜光二年己巳春正月朔日,中书舍人施文为合家平安造像一区。
赫连勃勃死后,夏国迅速衰亡。
当时,在北魏军力强势压制下,统万城陷落,赫连昌被擒,赫连定逃奔陇东的平凉。
其属下官员惶惶之中,造佛像祈求平安,造像样式沿袭流行的古式。
同类的造像曾出土于泾川玉都镇太阳墩西秦窖藏中,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和天水市博物馆[18],足见其在陇东、陇西的影响。
金铜佛的潮流应该也影响到南方,但目前尚未发现早至东晋的像例,海内外所见南方最早的几件金铜像铭文纪年,均在南朝宋元嘉年间{1}。
就外观而言,几尊元嘉纪年佛像无例外都是禅定坐姿、通肩大衣、U字形衣褶,合乎古式的规格,不同于北方的是坐下都有方形束腰的须弥座。
只是这些文物多少存在真伪问题[19],暂不在本文中讨论。
三
淝水之战过后,后燕慕容氏据河北而强盛一时,北魏拓跋氏则由代北兴起。
宿白先生在论述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时,首先注意到平城实力的聚集,摘引了鲜卑拓跋氏通过战争大肆掳徙人力资源充实平城及其周围的史实,列举其来源如山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东北、龙、东方青齐等五个方面,“迁移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人才、伎巧的搜求”[20]。
其中排列第一的是“山东六州”{2}。
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
?
从代北南下,灭后燕,夺取河北为基地。
道武帝复国,于天兴元年(398)定都平城,《魏书》记载,当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总数可达四十六万;但校勘记指出,据《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这里的“三十六万”当作“三十六署”;即便如此,迁徙的总口数也有十万余之多,其中工巧以数万计,且行业齐全,为北魏历次徙民之最。
不止于此,当年年底,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21]。
可见,“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21]33,依靠来自河北各地的工匠和劳力,新都平城拔地而起,包括社会上中下各个阶层的河北徙民亦成为平城人口的基本构成。
这还仅仅是开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过程中,始终注意经略河北,充分利用了河北各州郡的人力、财物和文化资源。
道武帝尊奉佛教,就在这一年,下诏敕有司在平城修建佛寺。
天兴元年,下诏曰:
“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
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
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
^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
[22]
毋庸置疑,远在云冈石窟开凿之前,河北的匠师们早已是承建所有这些工程的主力。
在河北大地上,后赵以来的佛教文化、佛教美术给北魏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道武帝下诏以礼征河北赵郡高僧法果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供施甚厚”[22]。
在军事行动中,道武帝注意发挥佛教信仰的精神作用。
“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
”[22]并且,“于虏地造十五级塔,又立开泰、定国二寺,写一切藏经,造千金像。
三百名僧,每月法集”[23]。
其中“造千金像”,或可解释各地发现古式金铜像数量众多的原因。
由此推想,出征的行伍中会有随军的匠师。
道武帝去世后,“太宗(明元帝拓跋嗣)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
对于法果大师,“至太宗,弥加崇敬。
永兴中(409―413),前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皆固辞。
”法果于泰常中(416―420)卒,年八十余。
殡葬之前,帝三临其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22]3030-3031。
明元帝神瑞二年(415){1},出自后赵的沙门法显,西行天竺十五年携经像归来{2}。
这些取经僧给中国佛教和佛教美术带来勃勃生机。
“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
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敬礼。
”[22]3032在建设平城的同时,太武帝也注意补充河北的实力,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以巩固后方,七年(446)春,“永昌王仁至高平,擒刘义隆将王章,略金乡、方与迁其民五千家于河北。
高凉王那至济南东平陵,迁其民六千余家于河北。
”[24] 太武帝时期,金铜佛的“古式”发生了变化。
太平真君四年(443)的一尊金铜立佛像(图10){3},艺术造型有了很大的进步,通肩大衣宽松而又轻薄贴体,使人感受到5世纪印度笈多朝佛教文化的影响;胸腹前的衣褶仍旧是基本对称的U字形,只是由雕刻的阶梯式起伏改为如塑造而成的条状隆起,装饰性中因增加了写实因素而倍加生动。
台座上刻有发愿文:
太平真君四年,高阳蠡吾任丘村人菀申发愿,为东宫皇太子造□玉菩萨,下为父母、一切知识,弥勒下生龙华三会听受法言一时得道;申弟菀霸、菀景、菀思、菀亮侍佛时所求如意,常见诸佛。
清信士女刘文姜菀景妻侍佛时。
文字提供了造像年代与地望的可靠信息。
太平真君四年是太武帝灭法的前三年。
北魏灭法前的作品,能幸存至今极为难得。
而且,这尊佛像是专为东宫皇太子拓跋晃所造,因而有特殊的意义。
太子晃明慧强识,好读经史,素敬佛道,世祖出征时受命监国,于太武灭佛之际力谏不许,乃“缓宣诏书”,保护了四方沙门,并使诸经论及金银宝像“大得秘藏”[22]。
这位24岁夭折的太子被文成帝“追尊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24]。
河北任丘人菀申造像,意味着古式金铜佛在它的故乡发生了变革。
文成帝复法以后,古式金铜佛仍然继续出现,但已经失去活力,工艺水平大为降低,与新样式新作品相形见绌,有些甚至令人疑其真伪。
由佛图澄在河北倡导的后赵佛教信仰,产生了特色鲜明的金铜佛像,其遗存之丰、分布之广、延续之久,实为十六国佛教美术遗产最大的一宗。
它植根于深厚的中原文化传统,以初传期佛像为雏形,规则的造型中犍陀罗、秣菟罗两种西来的元素兼而有之{1}。
它自成系统,又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系统相交融,也影响到后世的发展。
进入公元5世纪,石窟寺艺术首先在关陇地区兴起,天水麦积山的后秦石窟与?
⒑毙』?
石山中的西秦石窟相继建造。
今永靖炳灵寺石窟发现西秦建弘纪年题记的第169窟中第7号龛和公认为西秦时期的第1窟,两尊通肩立佛像(图11―12),尽管不是禅定相,使用的工艺、技法不同,但通肩大衣在胸腹前的褶襞却分明是层叠、对称,呈现金铜佛最具特征的U字(或V字)形。
北魏佛教,因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帝厉行灭法而沉寂数年,直至“高宗(文成帝拓跋?
F)践极”(兴安元年,452),下诏复法,京师沙门师贤为道人统。
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
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
论者以为纯诚所感。
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22]3036
“和平初”,凉州沙门昙曜代师贤为沙门统,白帝:
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22]3037
上述如帝身之石像、为五帝所铸五立像,以及开窟五所镌佛像各一,都以佛像象征帝王。
佛教信仰与帝王崇拜合二而一,是为赵郡沙门法果理论的实践。
初,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
谓人曰:
“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22]3031
所以,礼佛亦乃是拜天子也,适与“沙门不敬王者”的南朝佛教主张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冈石窟初创期洞窟中,仍旧看到了金铜佛古式最后的表现(图13―14)。
第17窟东壁大龛内坐佛、西壁大龛内立佛,第18窟东壁立佛、西壁立佛,第19窟南壁西侧立佛(罗?
T罗受记),第20窟东侧立佛,这些立佛和坐佛,除第19窟之外,都是窟内的主像,尺度较大,胁侍在北壁主尊左右。
六尊像均披通肩大衣,胸腹前面刻出对称、层叠的U字形衣褶。
虽然完全可以将这种现象看作是古式金铜佛的“回光返照”,但也充分证明河北地区佛教美术传统对“云冈模式”产生的影响。
北魏石窟,除云冈之外,这种衣褶的形式后来还出现在遥远的河西。
例如肃南金塔寺东、西两窟,在中心柱西、北、东三面的中层,U字形的衣褶除见于禅定佛像外,还出现在交脚坐佛像、苦修像和倚坐佛像的胸前。
四
聚集到平城的“实力”,第二要考虑的是关中长安。
长安,曾是周、秦、汉的首都,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
十六国时代后期,公元386年,后秦姚苌继前秦之后定都长安,称大秦皇帝。
公元393年,姚兴继位,平定关陇,夺取河东,攻占上郡、洛阳。
于是,“自淮、汉已北诸城,多请降送任(质子)”。
以后,又陷?
⒑薄⒐藐埃?
乞伏乾归、沮渠蒙逊、秃发利鹿狐、吕隆俱降,后秦一度成为中国北方西部的强国[25]。
早有道安、道整、竺佛念等众高僧的丰功伟绩,长安于前秦时已是中国佛经翻译的基地。
后秦姚兴信奉佛教,精研佛学,以名僧鸠摩罗什为国师,命罗什翻译佛教经论,亲率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经,长安遂成为北方的佛教中心,盛况空前。
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
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
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
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
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
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
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
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25]2984-2985
姚兴将已故皇后所遗佛珠、佛像赐其弟姚嵩,嵩上表致谢,赞姚兴“亲营像事”[26]。
姚嵩热衷经像,镇守上?
(今甘肃天水)。
南宋祝穆地理著作《方舆胜览》中有后秦姚兴在天水麦积山建造石窟寺的明确记载: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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