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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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
近年来,国内成品油价格频频上调,国民对国内石油大企业,如中石化、中石化、中海油等,产生了严重的仇富心理,认为这些垄断企业调价频繁,只升不降,吞占了他们的财富,影响了他们的收入。
我认为这些,仅是站在自身立场去思考问题,是片面、狭隘的想法。
首先,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有利润。
近几年来,石油价格虽有大幅度上涨,各国石油公司利润都有大幅度增加。
但由于我国对成品油价格进行了适当调控,同时对上游国产原油征收特别收益金,因此盈利水平相对国外并不高。
中石化、中石油都是国家绝对控股企业,国有股权均占80%左右,因此,国家对制订的石油价格机制,首要考虑的就是国家的发展需要。
国家在两家企业中持有股权分得的利润,主要还是用于再投入,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和增强石油供给能力。
其次,要有利润,有竞争力,价格必须与国际油阶接轨。
一方面,我国是一个石油资源匮乏的国家,国内资源有限,而且国内石油企业技术低,相对成本过高,过于开发不利于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的需要。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国产石油资源也远不能满足需求增长,2010年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5%,所以国内油价必须与国际接轨,才能实现其良性发展。
根据2008年12月《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国内成品油价格实行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有控制地间接接轨,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即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
2010年12月22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已摸高回落、央行2011年2月8日晚宣布再度加息,但国内成品油调价预期依然强烈。
同时,近期埃及紧张的局势也成为了国际油价飙升重要原因,据易贸资讯数据显示,9日国际油价最新变化率已达到了9.25%,早已超过发改委规定调整“红线”4%的变化率。
因此,国内成品油品近期价格上调欲望明显,上调价格无可避免,希望这次上调后,国内的“愤青”们看到我的文章后,能尽量少制造一个“杨白劳”。
“我们现在缺的是调整供求的市场力量,而不是柴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语出惊人。
无论是炼油亏损,还是“油荒”都是价格倒挂所致,原因是国内外油价没有形成一套同步上涨的机制。
“解决短期的供需不平衡,依靠的是价格杠杆。
”分析人士称,价格由国家来控制,可波动范围非常小。
目前,柴油的批发价是每吨6800多元,而零售价却只有6091元。
“从国内调整成品油价格惯例来看,国内出现较大范围油荒及国际油价破百成为调价的主要原因。
”招商证券分析师裘孝峰如是说,从目前炼厂炼油的亏损情况来看,炼油亏损加剧的速度应超出市场预期,价格调整迫在眉睫。
在“两会”期间,中石化集团副总经理周原表示,当原油价格为100美元/桶时,中石化每销售1吨汽油的亏损额高达2000元人民币,而柴油的亏损比汽油更高。
中石化甚至在2007年下半年叫苦说,计划外进口的成品油每吨亏损额超过1000元。
面对价差问题,中石化、中石油正在申请上调成品油价格、申请减免成品油的进口关税和资源税,以缓解因价格倒挂所产生的损失。
此举确实能够缓解“油荒”,但这只是短期行为。
19日记者联系中石化方面,其工作人员拒绝就上述行为给予回应。
不过,记者很快注意到,中国石化(爱股,行情,资讯)20日公告称,获得财政补贴123亿元。
其中,49亿元计入2007年补贴收入,74亿元计入今年第一季度补贴收入。
事实上,南方地区再现柴油紧缺,两大石油巨头在保证供应的过程中,保批不保社会资源,导致连续多年频繁上演油荒悲剧,显然未能让人满意。
4月抑或调价
国内油价上调是迟早的事。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国际油价不可能长久在100美元之上运行,但今年内油价高位徘徊已成定局。
其实,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这轮油价的疯涨。
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认为,油价的上涨始于2007年第二季度,而那时正是次贷危机在全球开始蔓延之际,油价的高歌猛进和次贷危机的肆虐形成强烈对比。
不过,更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铁矿石、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都大幅上扬,石油涨价是全球性的资源品价格调整的一部分,不必过于担忧。
有消息称,3月初成品油涨价的传言在网上传开,北京由此引发车辆排队加油的现象。
知情者称:
“北京的司机首先排队加油,很可能是提价计划被泄漏。
”
“CPI持续高位,是国家发改委迟迟不提价的原因,加上年初的雪灾,使CPI走得更高,如果没有雪灾可能早就提价了。
”目前柴油的零售价格,地方政府不得擅自涨价。
由于国内市场对成品油的需求十分旺盛,一些重点城市出现了柴油短缺的现象。
尽管石油巨头正在尽力保障成品油供应,但资源是有限的。
问及提升油价有何影响时,裘孝峰认为,此举能在短期内减少炼油厂的亏损,在通胀压力减轻之后,还可以加快油价的接轨。
“油价上调将是大势所趋。
”20日上午,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专家在接受记者咨询时称,改变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今年出现柴油短缺原因很多,但无论如何这值得警惕。
正如黄驻军所言:
“石油是司机的口粮,只要手里存点粮,心里才不慌。
”:
按照公司目前的经营结构,我们(炼油)的盈亏平衡点是66-67美元。
也就是说,在国际油价67美元以上而国内油价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国际油价每上涨1美元/桶,按全年下来全公司炼油量计算的损失就是32.4亿元人民币。
此外,政府从2006年起开始征收特别收益金,企业在这方面的经营压力也比较大。
我们并没有和兄弟企业联合起来向国家提要求,但中石油本身还是按照国家关于成品油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和逐步与市场接轨的精神,提出了关于调整成品油价格的请求。
同时,我们也提出了希望减免成品油进口关税的申请。
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当商品价值与价格违背经济规律以后,需要用体制或制度去约束或补充。
分析我国对石化企业的补贴方式,虽然连续三年给予补贴,但并没有形成制度,如亏损与补贴的比例、数额等,而是每年申请,还要受到舆论的拷问。
如果实行顺价销售,或者制定出国际原油价格与国内油价的价格形成机制,由企业或管理部门共同联动,明确出现油荒的责任单位以及处罚措施,社会效应就会相对好一些。
可现在的情况是,国家给了补贴,照样出现油荒,给多少就不会出现油荒呢?
一是没有考核标准,二是企业也很难核算,因为加工提炼的原油以进口为主,国际油价变动比较频繁。
要彻底解决油荒,还需要从价格上做起。
再次,抑制油价还助长了一些商家的投机。
由于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国内成品油价格上升预期越来越明显。
这就使囤积石油的不法商家,通过各种手段囤积成品油倒卖或等待涨价后牟利,使本已出现短缺、特别是柴油的市场供应更加紧张。
这种状况,仅靠行政手段去加强管理和查处,毕竟属于整个市场管理链条中的滞后环节,不如从价格调节上入手,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稳定物价的总体策略是正确的。
可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有许多国际因素在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
我认为,我们在价格方面的宏观调控,应当充分考虑其社会成本,不能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为某一种产品价格的抑制而付出代价,应当有更加理性的措施予以应对。
从历史上看,国内两大石油商恐怕也并无多大成本压力。
去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一直在攀升,国内因此而三次上调成品油价格,每次的理由都是,炼油企业面临巨大成本压力。
然而,结果却是戏剧性的。
中石化集团全年实现利润42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86.4%。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石油则在其刚刚公布的年报中说,2004年全年获得净利润为1029.27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度同期大幅增长47.9%。
这其中大头是油气勘探与生产,但炼油与销售业务赢利同样实现大幅度增长,全年实现经营利润119.81亿元,比上年增加约69.47亿元。
也就是说,炼油与销售业务的利润翻了一番还多。
炼油企业的成本压力全部转嫁给了成品油消费者,而且,这两大成品油供应商和零售商还一次又一次地搭了原油涨价的便车,趁机大捞了一把。
显而易见的是,目前石油企业的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
面对两大石化企业巨大的利润,消费者完全有理由反问一句:
为什么他们不能消化一些原油涨价成本?
问题出在目前的石油产业管制机制和油价管制机制。
两大石油企业居于垄断地位,巨大的利润使得政府在进行管制时投鼠忌器,这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挟持了价格管制机构。
因而,能够成功地将原油价格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成品油消费者,并且夹带大量私货。
目前的定价机制大体采用成本加价的方式,以确保成品油生产、零售企业享受合理的利润率为前提。
本来是限制油品价格,结果却成了油品企业旱涝保收,总能享受到一定的利润率。
除了价格管制,在一般竞争性市场,哪家企业能够享有这么美妙的待遇呢?
有谁保证过农贸市场小贩们的利润率?
有谁向农民保证过
农产品的利润率?
这种机制也使企业无需根据价格制定成本策略,从而使企业丧失了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
这种机制剥夺了消费者获取剩余价值的机会。
根据貌似科学的公式、以国际市场为基准所确定的那个东西,其实不是价格,因为它根本不是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而是垄断企业借助权力单方面强加于消费者的交易条件,且不得提出异议。
法治之下的自由市场最伟大的地方,恰恰在于交易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本身赋予市场博弈的结果以正当性。
垄断的行业结构与管制的价格体系究竟会使产品定价高于还是低于市场自由的交易价格,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进行实证研究的课题。
但有一点现在就可以肯定:
这种定价机制剥夺了消费者的议价权利,因而,是缺乏经济学与法律上的正当性的。
凡是能够赚钱的经济活动,市场的效率更高,无需政府插手,市场可以有效地完成这些活动。
只有在赚不到钱的地方,私人企业投资与生产意愿低下,单纯依靠市场将发生供给不足,即经济学中所说的“市场失效”,这时才需要政府拾遗补缺,接过民间食之无味的“鸡肋”。
以市政道路等公共品为例,政府之所以介入其间,并非公共品和政府有着天然联系,而是因为赚不到钱,私人企业不愿意做。
公共品不赚钱的原因在于它的非排除性(Non-exclusiveness),即供应者无法将未交费者排除在消费之外。
城里街道的两侧住着千家万户,总不能在每家门前设一个收费站,谁不交钱就不让上街吧?
收不到钱,私人建筑商就没有修路的积极性,完全依靠市场的道路供应将低于社会的需求。
为克服公共品供给的“市场失效”,政府动用财政资金修建道路,增加供给。
政府在拨款修路时就知道,由于公共品的非排除性,它也无法回收全部投资,更不要说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了。
因此,政府经营公路不可能也不应该以赢利为目标。
政府干预经济的另一经典领域是“自然垄断”,即效率因素决定的独家经营,例如输电行业,一张电网就比两张重叠电网的效率高,投资的节省和调度的方便降低了单位输电成本,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一般而言,规模经济效益越大,厂商的数量就越少,当规模经济趋向无穷大时,就只能由一家厂商经营。
对于效率导致的“自然垄断”,我们不能用《反垄断法》治理,但放任自流又会伤害公众利益,垄断厂商将利用其市场独占地位提高价格,赚取超额利润。
对于这样的垄断,政府应当实施监管,规定输电收费不得高于法定标准,以保护消费者利益。
法定费率如何确定?
我们可以证明,对社会最有利的费率等于厂商的边际成本。
然而按照边际成本确定费率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厂商将发生亏损。
自然垄断的特有性质就是厂商的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费率若等于边际成本,厂商的单位输电收入低于成本,亏损所在难免。
预期监管价格过低而赚不到钱,没有私人公司愿意进入输电业,电网建设落后于社会需求,市场又“失效”了。
这时政府又要动用财政资金,或补贴私人电网公司,或自己投资电网,建成后按照边际成本收取电网使用费。
于是与公共品的情况一样,政府经营电网不可能也不应该以赢利为目标,而是保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以最大化社会福利。
必须强调的是,政府进入自然垄断行业,意在减少垄断的危害,而不是以行政垄断代替市场垄断,自己赚取垄断利润。
上述两个案例证明,凡政府经营的都应该是不赚钱的,或者说,国有资产不应保值增值,国有企业的使命是赔钱以实现公众希望的社会目标。
国企其实不必分红,因为本来就不赢利。
考核国有企业,不看利润或市值,而要看少赔了多少,要看是否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预定的社会目标。
以此论之,国有炼化企业亏损完全符合逻辑。
政府希望控制通胀,反倒是石油公司的暴利令人尴尬。
保值增值让位于社会目标,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
以眼下股市上大热的“资产收购”概念为例,国际市场上的规律是收购方的股价跌,被购者的价格涨,我们正相反。
这个中国特色的奥妙就在低价收购,上市公司以几十倍的市盈率发行股票融资,再以几倍市盈率的价格从国有母公司收购资产,低买高卖资产,收购方的股价当然要上涨。
只不过,收购完成后,保值增值的是原有散户与机构股东的资产,而母公司的国有资产则“流失”了,或者说被“贱卖”了。
当然,这里“流失”与否的判断标准是市场价值,而不是计划体制下的账面净资产值。
市场经济中,资产的价值取决于资产的赢利能力,因为投资者占有资产的终极目标是现金回报,实物资产不能吃不能花,账面净值无论多大,若不能带来现金流入就没有任何价值。
论者或以为非上市的国有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后,将同上市公司一样,拥有几十倍市盈率的定价,资产也增值了。
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估值的双重标准,用账面净值为非上市的国有资产定价,对已上市的资产则用市盈率,两把尺子衡量同一资产,当然会有皆大欢喜的“双赢”。
偷换尺度的虚幻“双赢”是经不起推敲的。
设想一家国家与公众各持50%的上市公司,现从国有股东购入账面净值100万的资产,作价180万。
假设收购后股权结构不变,而100万账面净值的资产变成了500万的市值。
国家向公众股东出售了50万净值的资产,收到90万现金,并继续持有注入资产的另50%,总计资产价值90+250=340万。
按账面净值算,国有资产增值了240万,按市价估值,则“流失”了500-240=260万,因为这100万净资产本来就值500万,无论上市与否,都可以给所有者带来500万的收益,否则投资者也不会给它500万的市场定价。
上市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实现价值。
国有资产在股市上“流失”,验证了本文的结论:
保值增值服从社会目标。
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现有股东特别是散户投资者获利,维护了社会和谐。
对此,投资者心知肚明,纷纷锁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特别是拥有大量优质非上市资产者,急切地找寻下一顿“免费的午餐”。
其实说“免费”并不准确,没有那边的资产流失,哪有这边的股价大涨?
为实现社会目标而贱卖国有资产本无可厚非,只是与保值增值的现有陈述相矛盾。
为保持政策与实践的一致性,应该修改的或许不是资产注入的做法,而是国有资产的经营目标。
政府经营资产的目的可以是保证公共品的充足供应,降低垄断行业的价格以保护消费者利益,或者促进社会和谐,但其目标唯独不能是利润或市值,因为利润和所有这些社会目标都不相容。
政府逐利,则公共品势将匮乏,垄断价格也必然高居不下。
最后,政府如果逐利,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民争利。
经济学家汤敏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谨防富人搭穷人的便车。
很多公共政策,以穷人的名义制定,但是穷人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富人却搭了便车。
例如油价,中国当前汽油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但汽油一要提价就受到“穷人负担不起”的指责,实际上马路上开车的大部分人并非穷人,低油价受益最多的是富人;现在社会上炒得比较热的几项费用,比如教育、交通、住房,还有最基本的水、电、热的价格,都要特别防止富人、中产阶层搭穷人的便车(见3月14日《中国青年报》)。
百年奋斗史,奥运圆梦时。
风霜雪雨,一言难尽;苦辣酸甜,品味悠长。
…
中国,没有奥运金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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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汤敏这个判断首先犯了一个错误,公众所以反对水、电、热、油等产品的涨价,并非因为“穷人负担不起”,而是因为公众无法忍受这些垄断企业一边在行业内部享受着畸高的工资和福利,一边却以亏损之名把成本都转嫁给老百姓。
竞争的市场中,公众何时反对过商品提价?
而垄断的行业,涨价不经过听证,成本不经过监审,利润拒绝与国家分红,这样的提价当然缺乏合法性,跟“穷人负不负担得起”没多大关系。
资源性产品价格过低而又涨不了价,并非多数人的民粹暴力使然,而是垄断体制使涨价缺乏合法性。
如果非要说谁搭了谁的便车的话,是富人搭了垄断的便车,是拜垄断涨价不合法所赐,而不是搭了穷人的便车。
汤敏说,马路上开车的大部分人并非穷人,所以低油价受益最多的是富人——我想,看到这句话后,垄断者一定乐坏了,因为当下中国两个石油垄断寡头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去年某媒体曾对煤、电、油、运等央企十二豪门进行过一次收入调查,发现这些央企豪门利用垄断身份利润增长很快,而收入增长更快,其中中石油尤其突出:
2005年度该集团将675.8亿元用于人工成本,同比增长22.2%,这一数字比中部大省河南一年的地方财政收入还要多,中石油员工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在央企豪门中是出了名的——看到这一系列数据,你还会说富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吗?
实际上,垄断者才是当下油价受益最多的人,富人只不过搭了垄断的便车沾了垄断的光,从而享受到很低水平的油价。
经济适用房也是如此。
表面上看,经济适用房被中产阶层和开着宝马车的富人买走了,所以富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不然——富人为买到价格低廉的经济适用房,是向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力的人行贿才获取购房机会的,官员可以利用权力寻租从经济适用房中获得更高的利益。
这些人才是经适房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富人只不过是搭了权力的便车。
如果纯粹是“富人搭穷人的便车”,也不是多大问题。
比如让中产阶层和富人享受到较低的油价、电价、水价等等,反正为了补偿未纳入产品的资源成本和环保成本,最终还得通过其他方式从富人身上征更多的税;同时富人得为搭便车承担公共品“服务上不去”、“质量上不去”等许多弊端,比如由于电价太低,城市因为电力设施陈旧而经常停电,水价太低水质就不会太好。
而且,让所有国民享受低价的公共品,这也是一种藏富于民——问题是中国的当下并非如此,而是“权力在搭穷人的便车”:
权力以救助穷人的名义设租寻租,以公益的名义维护垄断利润,在公益和穷人的幌子下,利润大多流到权贵和垄断者手中,富人只不过是在这种搭便车中分享着一点利益。
中国企业、车主所需要的石油燃料来自石油“市场”,与其产地位于何处几乎没有多少关系。
就拿现在说吧,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汽车所加注的汽油是由什么地方生产的石油炼出来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汽油价格不会因为原油产地、炼厂位置不同而有所区别。
河北发现一个油田,与沙特阿拉伯发现一个油田,对北京、广州的汽油消费者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中石油不会因此而降低油价的。
这就是“市场”的特征。
市场是匿名的,市场也从来就不承认国界线的存在。
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吃的馒头是谁生产的,但制造这些馒头的小麦产自何处,是陕西的关中还是美国的中西部或者俄罗斯,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当然更没有必要知道。
产地对于小麦批发商来说是重要的,但随着生产过程逐渐接近最终消费,其重要性趋于淡薄。
即便某个生产商因为采取新技术,成本大幅度降低,它也仍然有可能参照市场上既定的价格进行交易,最终消费者得到的仍然是市场所决定的价格,而不是一个特殊的价格。
因此,说国内发现一个大油田令国人振奋,恐怕是不懂市场的人才会说的话。
文明的本质就在于越来越多地依赖陌生人来生活。
很多关于偏远地方的人类学调查显示,即使是最偏远地方的居民,其生活也需要通过与外部的贸易关系来维持。
到现代社会,人们所需要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来自抽象的市场,这个市场的范围不断扩张,甚至从一开始就是超越国家的,今天的全球化不过是历史自然的演进结果而已。
每个人都在这个市场上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当然,因为我们生活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市场被国界线人为地分割。
所以,中国现在所消费的石油有相当份额来自进口,在有些人那里,就变成了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
本来,面对这种情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就有责任与其他国家合作,为市场之稳定运转提供某种公共品,使这些市场正常运转,自己能够从市场上购买得到所需要的资源。
不过,国人似乎还没有学会依赖市场。
相反,战略家们热议能源供应安全,政府官员则反复强调,中国要立足国内解决能源供应。
这是人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本能:
对于外部世界,人们总有一种不信任感。
市场是一个看不见的网络,所以,生活在市场中的人们,尽管其福利在不断改善,却总是有一种不安全感。
因此,在很多文人那里,自给自足都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
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具有一些变数,在一国之内适度地保证能源供应安全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对于外部世界有过多的疑惧,因而扭曲自己的行为,按照自给自足的心态来安排本国的生产、消费活动,那就属于一种返祖现象。
这种返祖现象的一种表现,就是现行怪异的石油供应安全政策。
既然石油安全供应十分重要,那合理的做法就是放开石油进口,允许跨国公司、民营企业自由向中国进口石油,进口渠道越多,石油供应就应当越安全啊。
但有些人却不这样想,他们觉得,只有国有石油公司到海外购买油田、开采石油,才能够保障石油供应安全。
类似的观点还有认为只有靠国内耕地才能保障粮食安全,但事实却是,粮食与石油或其他任何产品一样,其供应来自市场的网络,而不是来自物理性的土地。
生产粮食的是追逐利润的农民,而不是土地。
拥有一定面积的耕地是必要的,但并不足以保证一国就能获得粮食供应安全,或者获得稳定的粮价。
因为,农民跟其他人一样是企业家,只有在他确认生产粮食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会利用土地这种要素去生产粮食。
假如粮食生产无利可图,那即使他有土地,也不会去种植粮食,宁可让土地抛荒。
事实上,历史上的歉收、丰收或者饥荒,从来都与土地多寡无关。
更进一步说,在目前的环境下,国内粮价甚至粮食供应量,都与国内的耕地面积短期的增加、下降没有关系。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所需要的粮食是由全球粮食市场供应的,而不是由国内耕地供应的——现在就已经如此了。
惟有克服了自给自足的本能,政府才有可能为国内、国际市场之扩展和正常运转,制定出合理的政策。
百年奋斗史,奥运圆梦时。
风霜雪雨,一言难尽;苦辣酸甜,品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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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奥运金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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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认为,一方面可加大油价价格的浮动幅度,企业在国家确定的零售基准价基础上,可以自行确定的价格浮动比例超过目前8%的限制;另一方面,要在调整中准价的“频率”上做文章,将目前的“一个月跟踪法”的时间跨度缩短,改为两周跟踪法,甚至更短等办法,通过加快成品油价格调整的频率,从“滞后定价”逐步过渡到“实时定价”,从而向更合理的市场规则迈步。
周天勇指出,小步快走调油价是现阶段的权宜之计。
最终要通过放开市场,让各类市场主体充分参与竞争,实现完全放开价格。
届时,国家将不再干预具体油价水平,只通过吞吐国家储备,用市场手段来调控价格。
他具体阐述放开市场的做法如下:
放开原油进口,增加市场油品供应;放开成品油批发,让民营企业参与竞争;放开成品油零售,只要符合条件,任何企业都可以成立加油站卖油。
周天勇说,社会上有很多的买者和卖者,自然就会通过竞争形成市场价格。
在整个石油领域的上中下游,凡是达到一定资质的企业,都可以投资石油领域。
周天勇分析了开放市场的必要性。
他说,我国近年来历次油品供应紧张,基本上都与国际油价高涨、国内油品购销价格倒挂有关。
而油品购销价格倒挂的主因,就是国家的油品价格机制和石油工业体制。
此次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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