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导读课程要点辅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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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导读课程要点辅导
《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导读》课程要点辅导
一、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选修课。
它是在学生已经学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引导有兴趣学生的学生在古代文学领域进一步开拓视野,培养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的提高课程。
本课程的内容重点不在于文学作品原作家及其作品本身,而在于后代学者对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传疏、笺注、评注等研究成果。
这里所谓“古代文学要籍”指的是清以前(包括清代)的古代学者所作的有关文学的经、史、子、诗文总集、别集的传疏、笺注。
它们是我国古代文学文本阐释的特有方式和文学传承的重要通道,因之通过对这些文学要籍的导读,引导学生更好的理解中国古代文学遗产,并进入到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行列中来。
二、本课程的教学重点:
本课程涉及的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共有二十四种,重点掌握的内容为绪论、朱熹《诗集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汉书补注》、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等章,一般掌握的为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论语集注》、郭茂倩《乐府诗集》、《文选》及李善注、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等章,其他章节可自行阅读学习。
绪论略论文学要籍注释的特色及其学术意义
本章要点:
1.掌握古籍注释的起源、发展、演变的概况,以及各个时期古籍注释的特点。
2.掌握注疏、补助、集注、评注、校注等古籍注释的主要体式及其特征。
3.理解古籍旧注的学术价值。
第一节古籍注释的演进
一、“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与古籍注释的产生
《论语•述而第七》:
“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
二、古籍注释的历史演进
中国古籍的注释始自西汉对经书的注释;
东汉时的注释扩展到经书以外的史书、子书及文集;
晋时期产生了义疏体;
隋唐时产生了《五经正义》及《史记》“三家注”等主要注本;
宋元时注释之学“求新求变”,有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清代考据学大兴,出现许多具有集大成意义的古籍注释。
第二节古籍注释的体式
古籍的注释体式主要有注疏、补注、集注、评注、校注等
注疏:
是经注的一种标准体式,也是古籍注释的一种常见的体式。
作为经注,它兴起于唐而完成于宋。
正义:
注疏体是经注的一种标准体式,也是古籍注释的一种常见的体式。
作为经注,它兴起于唐而完成于宋。
唐太宗时下诏改称为正义,这以后注疏又称为正义。
集注:
就是集众家之说而为之注。
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集古今有关的注释而加以比较分析。
二是在集前人注释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解释。
宋代著名学者朱熹所作四部集注体著作为《楚辞集注》、《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诗集传》。
疏不破注:
即疏必须维护注的观点,在注的基础上引申发挥,补充资料,以把原文和注释的每一句话解释清楚为目的。
疏不破注是《十三经注疏》的重要特点。
补注:
补注可以理解为注疏体之变形,在形式上它也是先录一前人的注释,继之以补注作者对前人注释的补充和发挥。
评注:
就是注释之外,再加上不同角度的评论,或艺术风格的分析,或思想观点的解说,或写作技巧的揭示,多用简洁的语言以为论断,少有反复申说者,其中警策之语,常给读者深刻的印象,这是其形式的一个特点。
校注:
即校勘加注释,所谓校勘,是在阅读和整理古书之前,正本清源的一项工作,即把不同的版本和各种资料汇集在一起,加以对比核查,把古书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出现的讹误,诸如脱字、讹字、衍文、错简、颠倒、混淆、误解等一一加以订正。
校勘:
在阅读和整理古书之前,正本清源的一项工作,即把不同的版本和各种资料汇集在一起,加以对比核查,把古书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出现的讹误,诸如脱字、讹字、衍文、错简、颠倒、混淆、误解等一一加以订正。
对校法: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归纳总结出四种校勘法之一。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
本校法: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归纳总结出四种校勘法之一。
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他校法: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归纳总结出四种校勘法之一。
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理校法:
: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归纳总结出四种校勘法之一。
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以校者的通识进行校勘。
五经与十三经:
汉代《易》、《诗》、《书》、《礼》、《春秋》,此为汉代的五经,《礼经》指的是《仪礼》,同时还有《周礼》、《礼记》,东汉末也成为“经”。
《春秋经》为鲁国的国史,注解此书的有三部,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三礼、三传再加《易》、《诗》、《书》,故唐时有“九经”之说。
唐时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三部故有“十二经”。
宋代,《孟子》升格为经,故有“十三经”。
儒家经典的结集才告终结。
四书:
指从《礼记》独立出来的《大学》、《中庸》两篇,外加《论语》、《孟子》。
宋代著名学者朱熹所作《四书章句集注》后来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
第一章朱熹《诗集传》
本章要点:
1.了解有关《诗经》的文学史知识。
2.了解宋以前《诗经》传授、注释和研究的概况和主要成果。
3.掌握朱熹《诗集传》的主要成就和特点。
第一节《诗经》的文学成就
《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表现为三个方面,即《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创作;《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赋、比、兴的创作方法。
第二节历代《诗经》研究以及朱熹《诗集传》
两汉时期,经学正式成立。
这时,出现了很多讲说《诗经》的流派比较重要的是鲁人申培、齐人袁固、韩人韩婴的今文经学,毛亨、毛苌属于古文经学,在《诗经》研究中称之为“四家诗”。
本来前三家的解说占据着统治地位。
东汉时期,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注,大大地提高了毛诗的地位。
唐代孔颖达等人作《五经正义》,定毛诗为一尊,毛诗的地位愈加巩固。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称晦翁),别称紫阳。
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县)。
14岁时父病逝,寄居崇安五夫。
19岁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
荣登进士榜。
他一生为官九年,先后担任同安县主簿、知江西南康军、湖南潭州知州、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焕章阁待制、侍讲(皇帝的老师和顾问)、知福建漳州等职。
庆元六年(1200年)十一月初九,逝世于考亭,归葬于建阳唐石里(今黄坑镇)大林谷。
他一生刚正不阿,无意仕途。
平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创办书院、讲学传道,是我国继孔孟之后的一代宗师。
如果说孔子是中国早期儒学的权威代表者的话,那么朱熹则是中国后期儒学的集大成者。
他著的书被元、明、清三朝代定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之收;他的哲学观点影响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长达600多年时间;迄今仍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发展起到承先启后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南宋儒家学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创始人。
朱熹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渐东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
平生不喜为官,“仕于外者仅九考(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宋无学案.元晦学案》上),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在福建讲学。
晚年卷入当时进行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被定为“伪学”,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
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在经学方面,朱熹有许多著作,如:
《易》有《周易本义》、《易启蒙学》、《蓍卦考误》、《易传》、《古易音训》、《损益象说》、《易答问》、《朱文公易说》等;《书》有《书古经》、《书传辑说》、《书说》、《文公书说》、《书经问答》等;《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图解》、《朱子井田谱》、《礼记辩》、《仪礼经传通解续》、《朱子礼纂》等;《孝经》有《孝经刊误》、《孝经存异》;《四书》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两种)、《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
以上还是不完整的统计,但仅从以上这个书目就足以说明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
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
自元朝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
朱熹于《四书》几乎用了他毕生的精力,他早年着力于《论语》、《孟子》,晚年尤工于《大学》、《中庸》,辨析毫厘,远在《易本义》和《诗集传》(这两书了为明清科举功令)之上。
至于对《大学》分经传、补“格致”,那是出于其经学中的“宋学”之主观立场,此点虽有论辩之余地,却也属可以理解的举措。
朱熹治经,既重汉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论语训蒙口义》中所说的:
“本之注疏以通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
”自义理之学兴,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对汉儒经注颇为鄙薄,朱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所以,他努力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是朱熹对经学的一大贡献。
正如钱穆指出的:
“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
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
此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
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午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
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
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
”(《朱子新学案》)
第三节朱熹《诗集传》的成就
一、《诗集传》高度重视《诗经》的文本
朱熹《诗集传》之所以能够突破汉唐《诗》学,批评汉儒的牵强附会,根本原因就在于他高度重视《诗经》的文本,以涵咏文本为根基,处处依照文本立说。
二、《诗集传》对六义做出了新的解释
朱熹在《诗集传》分别解释风、雅、颂说:
“国风,诸候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
”;“颂者,宗庙之乐歌”。
朱熹在《诗集传》分别解释赋、比、兴说:
“赋者,敷陈器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
《诗集传》对六义的解释,对汉儒言不离政教善恶、见美见恶是一个根本性突破。
三、《诗集传》凸显了《诗经》的抒情特性
从孔子到汉儒,说《诗经》者大都比附儒家道德说教的老路,《诗经》的很多篇章都变成干巴巴的道德训戒,朱熹《诗集传》肯定“《诗》本性情”,倡言“天地无终穷,人情安得有异”。
四、《诗集传》启发、引导读者自主决择、独立批评的精神。
朱熹《诗集传》要读者心中不要存汉唐先儒的旧说,通过自己独立的熟读涵咏《诗经》文本,推求《诗经》本义。
第三章杜预《春秋左传集解》
第一节《春秋》与《左传》
《春秋》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又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从多方面创立的史学传统,对司马迁及以后的历代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记载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481年)共242年史事,大约有一万六千字。
内容主要是各诸侯国间聘问、会盟、战争等政治事件,也有关于自然现象如日食、水旱等的记录。
其记事的特点是十分简略,最少者一条仅一字,如“雨”,“螟”;也有二三字的,一般不过十字左右。
虽然记载得很简单,但它对史学的发展却影响至巨,历代对它评论研究的著作多达数百种。
褒奖的人对它推崇备至;批评的人如宋王安石直斥它是“断烂朝报”。
从汉代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成的。
孟子则认为,孔子这样做是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虽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并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司马迁十分尊敬、理解孔子,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并且本人以“继《春秋》”自任(《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扬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所谓笔削,是指孔子不单纯记载史事,它的遣词用字体现出一套褒贬书法。
这就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借此以表达孔子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见解,寄托他的社会理想。
后人称为“以绳当世”,“立天下仪法”,“为后王制法”。
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其地位降到等于一个小国,只好依附于强大的诸侯。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
为了更好地表
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
较著名的有齐人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鲁人穀梁赤的《春秋穀梁传》、鲁人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都属今文经,从《春秋》中搜寻并发挥其“微言大义”时,偏重说理,多穿凿附会之处。
《春秋左氏传》属古文经,偏重于记事,较为翔实。
《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在两汉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第一个大力推举《左传》的氏西汉末年的刘歆,但直到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因郑玄等人的努力才战胜今文经学,《左传》才的影响才胜过《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
直到西汉初年出现了《左传》著作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
上起鲁隐公元年,
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
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
公羊高。
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
《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
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
起于鲁隐公元
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
体裁与《公羊传》相似。
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
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
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
晋人范宁
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
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30卷。
《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
颇有争议。
汉代时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
左丘明在口
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故用
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氏传》。
清代今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托名改
编。
近人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
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
事的过程。
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
出17年。
若按叙事时间论,则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下限比《春秋》多27年。
所记鲁国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为13位。
文字增加更多,共计约18余万字,内容大大丰富了。
《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
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
故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
《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
以称其为《左氏春秋》。
尤其是《左传》,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说:
“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
”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
《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堪称为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
司马迁发扬《左传》的传统,为世人留下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
第二节《左传》的早期流传与杜预《春秋左传集解》
《春秋》、《左传》行世以来,《春秋经传集解》第一次为之作注释的解经之作。
作者为杜预,魏晋时人,司马懿之婿,位居高官。
此公文武全才,号曰“杜武库”、“杜父”,并有“《左传》癖”,用心著《春秋经传集解》一书。
此书学术价值甚高,历代治《春秋》之学者,无一敢置杜注于不顾。
《春秋经传集解》版本纷杂。
以近世藏书家所见者,主要有:
宋蜀刻大字本,原为陆心源皕宋楼旧物,后卖归日本静嘉堂文库;宋刻巾箱本,原藏潘氏滂喜斋;宋嘉定九年兴国军学刻本,藏日本帝国图书寮;宋藏府刘氏家塾刻本、宋抚州公使库刻递修本、元初相台岳浚荆家刻群经本,后三种均藏国家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录有其中两种)。
第三节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特色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为汉代《左传》学说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一、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中,反驳了今文家“左氏不传”的攻击,精心为《左传》解释《春秋》构筑一个理论体系。
《春秋》本属史书,但《公羊传》与《谷梁传》都是从经学的角度看《春秋》,偏重《春秋》字句的解释,故多穿凿附会,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左传》。
杜预指出,《左传》也是对《春秋》的解释,并未偏离春秋“大义”,但《左传》则是史书记事角度解释《春秋》。
这样就肯定了《左传》的史学价值。
的,但。
的内容和特点在今人看来大同小异,二者都重视阐释《春秋》之“大义”或“宗旨”,
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纯以《左传》为依据,避免了前代《左传》学者杂引《公羊传》与《谷梁传》所造成的相互抵牾的现象和弊病,使《左传》学更加纯净。
三、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在体例上也有重大革新。
杜预之前,包括《公羊传》与《谷梁传》和《左传》等,所有的《传》都是和《春秋》分开另行的。
杜预则把《左传》附到每一年的《春秋》文下,都加以注释。
这样读者可以把《经》、《传》对照来读,非常方便。
这一体式,为后来者所效仿。
四、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在字词训诂、文章大义、名物制度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地理的考证比较精审,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第七章郭庆藩《庄子集释》
本章要点:
1.复习庄子思想和《庄子》书的有关知识。
2.了解历代注释研究《庄子》的概况和主要成果。
3.掌握郭庆藩《庄子集释》成就。
第一节庄子的生平和思想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
他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而较孟子稍晚。
他一生视仕途为草芥,除做过看管漆树园的小吏外,不追逐官禄,因而一生穷困潦倒,除讲学、著述之外,有时还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
住在“穷闾陋巷”,人瘦得“槁项黄馘”。
《庄子》一书,汉代流传的古本,为10余万言,52篇,内篇7,外篇28,杂篇14,解说3。
到晋时,经郭象删定并加以注释的33篇,其中内篇7篇(为《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外篇15篇,杂篇11篇。
这些是不是都是庄子的著作,历来有争论。
大多数论者认为,《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学派的论文汇编。
后人注解《庄子》很多,通行本有晋郭象注、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以及陆德明的《庄子音义》、清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等。
一、庄子的“天道”思想
庄子的“天”,或者“天地之道”,与“自然”同义,与“人”、“伪”相对,在很大方面是针对儒家的礼乐思想而言的。
庄子的道是自然之道,人性是人自然之性。
“顺其自然”是庄子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观念。
他妻子死的时候,认为妻子的死是安然睡在天地这个大房子里,得到了宁静,他不但没有痛哭流涕,竟“鼓盆而歌”(《至乐》)。
他自己临终前,也反对弟子厚葬,他说,要与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
总之,以万物为赍送。
在《秋水》篇中,记述了庄子拒绝去楚国做官的事。
楚威王派使者北上邀请庄子,答应给庄子高官厚禄。
庄子在濮水边上钓鱼,他对使者说:
我听说楚国有个神龟,死了3000年了,楚王把它珍藏在庙堂之上。
就这个神龟来说,是愿意死后使它的骨甲得到重用,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土中爬着呢?
我看它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土中爬行。
庄子婉言谢绝邀请,使者只好南归。
庄子用久已死去的神龟被供奉比喻官爵受吹捧,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虚名而已,他宁可像活龟拖着尾巴在泥里爬。
二、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
《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
其大蔽牛,囗(“契”字以“系”代“大”,音xie2)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舟者旁十数。
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
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
‘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
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
”曰:
“已矣,勿言之矣!
散木也。
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囗(“瞒”字以“木”代“目”,音man2),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
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
匠石归,栎社见梦曰:
“女将恶乎比予哉?
若将比予于文木邪?
夫楂梨橘柚果囗(上“艹”下“瓜瓜”,音luo3)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
大枝折,小枝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
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
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
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
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
”匠石觉而诊其梦。
弟子曰:
“趣取无用,则为社何邪?
”曰:
“密!
若无言!
彼亦直寄焉!
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
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
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而以义喻之,不亦远乎!
”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三、庄子的人生理想
这就是庄子追求的绝对自由——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
“芒然仿惶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名耳目哉!
”(〈大宗师〉)、〈天道〉)庄子主要是从个人的无负累的心境状态、或逍遥自在的心情感受的角度来认识和描述自由的。
庄子的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具有某种神话的幻想性。
《庄子》中描写的“至人”、“神人”、“圣人”、“真人”等理想人格在饮食起居、行为功能等方面都表现出神异性。
例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
不食五谷,吸风饮露。
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几(《逍遥游》)
这是一个让人类头疼了几千年的问题。
庄子有一天睡觉,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双翼飘举,游历花丛,他在花瓣和木叶间大声地笑。
醒来之后的庄子如陷浓云:
是我作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作梦变成了我?
如果是我变成了蝴蝶,为什么我会体会到蝴蝶独有的飞翔之乐?
如果蝴蝶作梦变成了庄周,为什么这一切会出现在庄周的记忆里?
第二节郭庆藩《庄子集释》的成就
一、郭庆藩《庄子集释》的成就,首先在它收录了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以及陆德明的《庄子音义》等此前庄学研究的成果。
郭象《庄子注》侧重揭示义理,间或训释字词。
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既训释字词、章句,又阐发义理,在义理阐发方面偶尔也有反驳郭注。
陆德明的《庄子音义》侧重训释字词、标注读音以及揭示篇题命名原则。
上述三书对庄子研究均有很大贡献。
二、郭庆藩《庄子集释》在继承此前庄学研究的基础上,在训释字词、章句,阐发义理等方面对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以及陆德明的《庄子音义》又有不少驳正。
三、郭庆藩《庄子集释》在继承此前庄学研究的基础上,在训释字词、章句,阐发义理等方面对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以及陆德明的《庄子音义》又有不少补足工作。
第八章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本章要点:
1.复习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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