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上的烈士屈原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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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史上的烈士屈原上
莫砺锋:
诗史上的烈士——屈原(上)
刘旦宅《屈原诗意图》
1以生命铸成一首诗
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辨骚》篇,来论说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篇末不胜景仰地赞曰: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
”其实我们也不妨反过来说:
不有《离骚》,岂见屈原?
在汉初的贾谊作赋祭吊屈原之前,屈原其人在任何文献记载中都不见踪影。
后人完全是通过《离骚》等不朽诗篇才得以知道屈原,认识屈原的。
《离骚》等作品是屈原用生命铸成的诗歌,它们引导我们跟随着诗人上下求索,它们是我们解读屈原生平及其心迹的可靠文本。
《离骚》的开篇是屈原自叙身世: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结合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刘向《新序·节士》、王逸《楚辞章句》等史料以及后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得知这几句中包含着三个秘密:
一是屈原出身高贵,他与楚国王室同族,都是五帝之一高阳氏颛顼的后裔。
颛顼的后人开创了楚国,姓芈。
传至楚武王,其子瑕食采邑于屈,子孙遂以屈为姓。
所以屈氏与昭氏、景氏一样,都是楚国的同姓贵族。
二是屈原生逢吉日良辰。
楚威王元年(前339)的夏历正月初七,屈原降生人间(此取浦江清说。
关于屈原生年,历来歧说纷纭,其中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有邹汉勋的前343年说,汤炳正的前342年说,郭沫若的前340年说等,详见郭维森《屈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0页)。
“摄提格”指“太岁在寅”的寅年,“孟陬”就是夏历正月(也即寅月),“庚寅”是该年正月的初七日。
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对于一个男子来说,那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
三是屈原的父亲伯庸根据他初生时的气度,通过卦辞为他取了美好的名字:
名为“正则”,字曰“灵均”(“正则”和“灵均”分别是“平”字和“原”字的隐语,意即名平,字原。
王夫之解说得很清楚:
“平者,正之则也。
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
隐其名而取其义,以属辞赋体然也。
”详见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屈原赋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页)。
《离骚》和《惜往日》中简洁地叙说了屈原从政的主要经历: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
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
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
”由于屈原的高贵出身和杰出才能,他深受楚怀王的信任,二十多岁就担任了“左徒”的要职,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仅次于“令尹”。
左徒屈原既理内政,也管外交。
他在内与楚王商议国事,发布号令;对外则接待外宾,应对诸侯,成为楚怀王的肱股之臣。
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国为了富国强兵,争先恐后地进行变法。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楚悼王就重用吴起进行变法。
如今楚怀王也有变法图强的意愿,就把制订宪令的重任交给屈原。
受命以后,屈原劳心焦思,精心起草。
没想到草稿还没完成,却被妒贤忌能的上官大夫发现了。
上官大夫一见屈原的草稿,就要抢过来看。
屈原奉命制订宪令,本应保密,况且还在草稿阶段,就不肯让居心叵测的上官过目。
于是上官大夫跑到楚怀王那儿进谗言,说屈原把朝廷颁布的新宪令都说成他自己的功劳,还宣称“非我莫能为也”。
刚愎自用、不辨是非的楚怀王一听便怒火中烧,从此疏远了屈原。
屈原被免去了左徒的官职,改任“三闾大夫”。
三闾大夫的主要职务是掌管昭、屈、景三个王族,并教育宗室子弟。
这个职务相当于中原晋、鲁诸国的“公族大夫”,仍是朝廷重臣,但远不如左徒那么重要了。
屈原降职以后,仍然忠心耿耿地恪守职责,一心要为国家培育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材。
没想到宗室子弟们受到富贵的诱惑,往往见风使舵,转而投靠朝中的奸邪势力,这使屈原痛心疾首。
《离骚》中对此三致意焉: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兮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
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
明刻本《楚辞》
仿佛是命运的有意作弄,赤心爱国的屈原偏偏生活在国家灾难接踵而至的多事之秋。
战国时代,列国纷争,纵横捭阖,楚国也是逐鹿天下的一方诸侯。
然而楚怀王志大才疏,性格多疑,在内政外交上总是举棋不定,在内常被谗臣宠妾所蒙骗,在外则屡受秦国的欺侮。
于是忠而见疑、信而被谤便成为屈原的宿命。
他先是被楚怀王猜疑、疏远,放逐到汉北。
后又受顷襄王敌视、迫害,流放至江南。
他在汉北写了《抽思》: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
既惸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
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他在离开郢都南迁时作《哀郢》说:
“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
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
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
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
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及至流放沅湘,他的心情更加悲凉,乃作《涉江》曰: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而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
就这样,屈原的生命火焰在长期的流放生涯中渐渐熄灭,楚国日益衰弱的形势更使他万念俱灰。
顷襄王十六年(前283)夏历五月五日,屈原终于以投江自杀的激烈举动为生命画上句号(此从潘啸龙、赵逹夫之说。
按:
关于屈原的卒年,也是歧说纷纭,主要的说法有林云铭的前288年说、郭沫若的前278年说、游国恩的前277年说等。
详见潘啸龙《屈原与楚文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4—59页;赵逹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377页)。
在怀抱砾石、自沉汨罗之前,屈原写下了《渔父》和《怀沙》这两首绝命辞。
《渔父》的前半部分说: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
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酾?
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
“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
屈原与渔父的这段对话,或许是寓言之笔,但是司马迁几乎一字未改,将它们采入《史记·屈原列传》中。
非但如此,太史公还将《怀沙》全文录入,然后说:
“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由此可见,屈原的作品就是真实可信的史料。
从《离骚》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到《怀沙》的“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屈原的作品是其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的完整记录。
当后人用图画或雕塑为屈原造像时,《渔父》中的“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便是最好的艺术指南,因为这是屈原的身影在历史上的永久定格。
屈原的生命过程便是一首感天地、动鬼神的长诗,屈原的作品便是用整个生命铸成的一首诗。
2故国之恋与美政之思
屈原爱国,既见于其作品,更见于其行为,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毫无疑义。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
“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然而今人或以为战国时的诸侯国不算真正的国家,或以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有碍于秦国的统一事业,故而反对将“爱国主义”这顶桂冠奉献给屈原。
其实“主义”这个后缀并没有特别神圣的意义,“爱国主义”则是现代语境中才出现的一个名词,其核心内涵就是“爱国”。
为免缠夹不清,本章中暂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名词。
至于屈原是否爱国,屈原的爱国精神是否值得肯定,则事关重大,必须明辨。
何谓爱国?
对于屈原来说,当然就是热爱楚国。
热爱故土,人同此心。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就是疆界最为分明的故土。
据《孟子》记载,“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
去鲁,曰:
‘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
’”《礼记》则记载说:
“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
君子曰:
‘乐,乐其所自生。
礼,不忘其本。
古之人有言曰:
狐死正丘首。
仁也。
’”孔颖达解释说:
“所以正首而向丘者,丘是狐窟根本之处,虽狼狈而死,意犹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
”屈原生于楚,长于楚,楚国是他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故土,他当然会诚心诚意地热爱她。
所以屈原在《哀郢》中说: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又在《橘颂》中歌颂橘树说: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故土之恋本是出于人类天性的普遍情感,屈原的特点是他对故国的爱恋格外浓烈,且至死不渝。
有一个问题需要稍作辨析。
楚怀王和顷襄王都是不辨是非的庸碌之君,楚国的朝政则掌握在子兰、靳尚等奸邪权臣手中,他们一再排斥屈原关于联齐抗秦的正确策略,却甘心在秦国的再三欺侮下丧权辱国,于是楚国逐渐走上了日薄西山的不归之路。
在这样的形势下,屈原为何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游走各国早已成为风气。
孔子、孟子、墨子、吴起、申不害、商鞅、孙武等人,为了实现各自的主张纷纷奔走列国,并没有坚守故国的信念。
楚国的人材流失尤其严重,以至产生了“楚材晋用”的成语(《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声子之言:
“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还说这种情形已达到“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的地步。
详见《左传正义》卷三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3—1045页)。
到了屈原的时代,这种情形依然如故。
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朝秦暮楚,便是最显著的事例。
世风如此,屈原为何不肯随波逐流呢?
对此,连非常同情屈原的司马迁都感到不解:
“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
其实屈原并不是思想僵化、不知变通的迂腐之人。
屈原讴歌优秀的历史人物时,从未因他们出仕他国而另眼相看。
他在《惜往日》中说:
“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
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
不逢汤武与桓穆兮,世孰云而知之?
”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后被晋国俘虏,以媵臣身份入秦,终得秦穆公之重用。
宁戚原为卫国人,后得齐桓公之重用。
屈原对二人评价甚高,竟与商、周时代的辅弼重臣伊尹、吕望相提并论。
即使对逃楚奔吴,并率吴军伐楚报仇的伍子胥,屈原也在《惜往日》中极表同情:
“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
”还在《悲回风》中说:
“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
”屈原也深知凭着自身的才干,完全能够投奔他国另谋高就,《离骚》中巫师灵氛对屈原说:
“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
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这未必不是屈原在现实生活中曾听到的劝说。
然而屈原本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豪杰之士,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对故国的爱恋之深非同常人,也在于他的性格之忠贞耿介迥异常人。
热爱故国的人必然会诚心诚意地希望她变得更加美好,必然会披肝沥胆地为她贡献自己的才华与能力。
况且屈原本是楚国的同姓,其家族中世世代代都有人官居“莫敖”之高位,他本人也曾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等要职,他与楚国有着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
所以屈原始终把楚国的兴衰看得比本人的命运更加重要,始终把实现楚国的富强视作自己的神圣使命。
性格忠贞耿介的人必然会坚守信念而不肯轻易改弦易辙,必然会一心追求道义而不肯为了实际利益见风使舵。
况且屈原在楚国的政治事业本来是前程远大的,他提出的政治主张本来是切实可行的。
屈原早年曾经得到楚怀王的重用,不但在内政、外交上牛刀小试,而且提出了联齐抗秦的重要战略。
他的抱负,他的事业,都已在楚国奠定了根基。
如此故国,屈原怎能忍心离弃?
如此身世,屈原又怎能像苏秦、张仪那样朝秦暮楚?
傅抱石《屈原渔父图》
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稍作辨析。
屈原去世六十多年后,秦国终于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
而屈原奋斗终生的政治目的,正是阻止秦国对楚国的吞并。
那么,能否说屈原的努力事实上阻碍了秦国的统一大业,所以其爱国精神违背了历史前进的趋势呢?
不能。
因为在屈原的时代,西方的秦国军力强大,东方的齐国经济富足,南方的楚国则疆域辽阔,形成鼎足三立之势。
当时的谋士因盛行合纵、连横之说而被称作“纵横家”,正是天下大势的实际反映。
也就是说,战国诸雄中并不是只有秦国被历史赋予统一天下的使命,事实上秦、楚两国都具备这种可能性。
正如辩士苏秦所言:
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天下大势则是“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事实上楚怀王确曾以“纵长”的身份率六国之军共同攻秦。
如果楚王能够励精图治、重用贤能之士的话,焉知不会由楚国来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
屈原主张的联齐抗秦的国策初见成效后,秦国万分恐慌,并不遗余力地使出各种阴谋诡计来破坏齐楚联盟,正是一个旁证。
屈原在作品中反复呼唤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等古代明君,那些明君都是天下之共主,说明屈原心中一向怀有辅佐楚王统一天下的远大理想。
我们又怎能以后来秦、楚两国的成败来判断屈原的是非功过!
况且屈原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尧舜那样的美政,他在《离骚》中满怀深情地呼唤美政的降临: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美政的基础则是仁政爱民: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怀沙》中的“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从《惜往日》来看,屈原的美政理想中也包含重视法制的精神: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
”楚族本是中原民族的分支,楚文化本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所以屈原的作品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他笔下的花卉草木主要产于楚地,咏及的历史人物却大多出于中原,例如尧、舜、禹、商汤、后稷、周文、齐桓、晋文等明君,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推等贤臣,这说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虽在南方,其文化血脉却与中原的华夏民族一脉相承。
所以屈原的政治理想决不限于楚国一隅,而是要继承历代明君贤臣的传统,从而将以仁政爱民为核心内涵的美政普施于天下。
与之相反,秦国奉行的则是一条穷兵黩武、暴力征服的统一路线。
据《史记》记载,苏秦游说楚威王曰: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
”鲁仲连斥责新垣衍曰:
“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
”所谓“上首功”,就是将士出征以杀人多少来论功赏爵。
在秦国的兼并战争中,斩首过万乃至过十万的战事层出不穷。
孟子指斥“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要是移用来评说秦惠王七年(前331)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这一百多年的兼并过程,确切无比。
除了残暴,狡诈也是秦国的主要手段。
就以秦国欺骗楚怀王为例,当初秦国为了破坏齐、楚同盟,派张仪使楚,许诺只要楚国与齐绝交,就割让商於之地六百里给楚国。
等到楚怀王上当绝齐后派人赴秦受地,张仪却说约定的割地只是六里而不是六百里。
若干年之后,秦国提议与楚结为婚姻,并邀请楚怀王赴秦。
然而楚怀王一进武关,秦国就伏兵断其后路,并扣留怀王强求割地。
奸诈反覆一如鬼蜮伎俩,全无信义可言。
无怪鲁仲连要义不帝秦:
“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也无怪楚怀王卒于秦而归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
诸侯由是不直秦。
”屈原谏止楚怀王入秦时曾说:
“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他对秦国的野蛮本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的联齐抗秦的战略出于与鲁仲连同样的价值选择,这是根于理性与正义的政治判断。
屈原死后六十年,秦国灭楚。
又过了两年,秦国统一天下。
然而以残暴狡诈得来的天下是不会长久的,与秦始皇传至万世的痴心妄想恰恰相反,秦王朝建立不过十二年,陈胜、吴广就起义反秦,并以“张楚”为号。
次年,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找到了流落民间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心,立为楚王,仍号“怀王”,勒义军诸部攻秦。
两年之后,秦王朝土崩瓦解。
楚亡之后在民间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到此终于成为现实。
随后建立的汉朝在政治体制上虽承秦制,但其立国精神则与秦朝反其道而行之。
早在刘邦入关之初,就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秦之苛法。
及至贾谊作《过秦论》,遂把秦亡的原因归结为“仁义不施”。
从暂时的结局来看,确实是秦国使用武力统一了中国。
但如果从较长的时段来考察历史,其实是楚人刘邦建立的汉朝才真正开创了中国的大一统时代。
相对于秦国崇尚暴力的反文明路线,屈原的美政理想及其文化精神更具进步意义,他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此处受到郭维森先生观点的启发,谨此志谢。
参看郭维森《屈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屈原的爱国精神有违于历史前进的趋势呢?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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