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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鸦片战争可否称为商业战争
也谈鸦片战争可否称为商业战争
聊城市莘县观城镇育才中学李美成
内容提要: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转折点。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开始把鸦片大量输入中国。
到了十九世纪,鸦片输入额逐年增多。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抵销英中贸易方面的入超现象,大力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以达到开辟中国市场的目的。
英国资产阶级从这项可耻的贸易中大发横财。
由于鸦片输入猛增,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使吸食鸦片的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如不采取制止措施,将要造成国家财源枯竭和军队瓦解。
于是,清政府决定严禁鸦片入口。
从这次鸦片战争的根源与性质上看,它是“维护商业”的战争。
关键词:
史论鸦片战争林则徐商业战争
在1830年以前,英国需要中国产品,而它的棉纺织品却在中国销售不畅,所以每年不得不用现银购买中国的丝茶。
从1758年至1762年,英国平均每年对华输出现银七万三千镑。
后来,英国找到鸦片,发现通过鸦片走私可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
1830年以后,英国竟然依靠鸦片走私,使自己在对华贸易中居于出超地位。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通过对鸦片战争中中国政府战败原因的分析,提高运用史实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并试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
革命后期的清政府与鸦片战争
19世纪上半期,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
为满足商品输出的需要,蓄意发动了旨在将中国变为其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鸦片战争。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攫取了大量侵华特权,使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任务、革命性质等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转折点。
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加紧了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
首先攫取了中国海关管理权,便利了其对华进行商品倾销和掠夺原料、劳动力,同时开始对华进行资本输出,中国开始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开始把鸦片大量输入中国。
到了十九世纪,鸦片输入额逐年增多。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抵销英中贸易方面的入超现象,大力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以达到开辟中国市场的目的。
十九世纪初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000多箱,到1839年就猛增到40000多箱。
英国资产阶级从这项可耻的贸易中大发横财。
由于鸦片输入猛增,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使吸食鸦片的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如不采取制止措施,将要造成国家财源枯竭和军队瓦解。
于是,清政府决定严禁鸦片入口。
1839年3月,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通知外国商人在三天内将所存鸦片烟土全部缴出,听候处理,并宣布: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林则徐克服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不法烟商的阻挠、破坏,共缴获各国(主要是英国)商人烟土237万多斤,从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
面对清政府的禁烟措施,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鸦片利益集团,立即掀起一片侵华战争叫嚣。
英国政府很快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
1840年6月,侵华英军总司令懿律率舰只40余艘、士兵4000多名,陆续到达中国南海海面。
6月28日英舰封锁珠江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开始。
7月初,英军侵占浙江定海,8月初到达天津大沽口外,直逼京畿。
道光皇帝害怕了,连忙撤去林则徐的职务,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
年底,琦善在广州与英国侵略者谈判。
英军却于1841年1月7日突然在穿鼻洋发动进攻,攻陷沙角、大角炮台。
1月中旬,琦善被迫答允英国全权代表义律提出的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开放广州等条件。
琦善私允英军条件,违背了清廷的指示精神,后来受到严惩。
但在26日,英军却不待中国政府同意就占领香港。
清政府得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后立即对英宣战。
2月下旬,英军攻陷虎门炮台,水师提督、爱国将领关天培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
5月,英军逼近广州城外,清军全部退入城内。
下旬,新任靖逆将军奕山向英军乞和,与英国订立了可耻的城下之盟——《广州和约》,规定由清朝方面向英军交出广州赎城费600万元。
英国政府不满足义律从中国攫取的利益,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增调援军,扩大侵华战争。
1841年8月下旬,璞鼎查率英舰自香港北犯,26日攻陷厦门。
9月英军侵犯台湾。
10月攻陷定海、镇海、宁波。
1842年5月,英军继续北犯,6月攻陷长江口的吴淞炮台,宝山、上海相继失陷。
接着,英军溯江西上,8月5日到达江宁(南京)江面。
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命令盛京将军耆英赶到南京,于29日与璞鼎查在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此结束。
将鸦片战争前近200年的中英两国发展情况作对照比较,就较轻松地记住了鸦片战争爆发的国内外环境。
具体对比分析如下表:
1841年5月广州北郊三元里一百零三乡人民群众围歼英军的战斗,是人民群众自发抗英的高峰。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得到了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接踵而来,乘机索取特权,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开始经受更加深重的苦难,中国人民面临着更为复杂曲折的斗争。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谈林则徐的禁烟。
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是很讲究策略的。
1839年二月,他在致英国维多利亚女皇书中说:
“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已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既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
”这就把英国政府与英国鸦片商人区分开,给英国政府留足了面子。
连经常进行对华敌意宣传的《澳门新闻纸》都说:
“钦差并非与英国人作对,只是攻敌凡做鸦片贸易之人而已。
”二月初四,林则徐召见十三洋行商人,发出《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和《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
这两件谕帖严斥洋商历年弊端,责令洋商转告鸦片贩子遵照规定缴出烟土。
同时申明:
“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
”在这里,林则徐把正经买卖跟鸦片走私区分开,鼓励正经买卖,禁止鸦片走私,态度十分鲜明。
二月十一日,林则徐赞扬美商京一贯不贩卖鸦片,“殊为出众可嘉”,并希望他“催各夷人即速缴土”。
这充分体现了林则徐区分良莠的分化策略。
二月十二日,林则徐作示谕四条,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方面论证应速缴鸦片的理由,敦促鸦片贩子缴烟。
随后,林则徐向朝廷请示获准,宣布:
“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
”试问林则徐的禁烟措施哪一点“过激”,哪一点“粗暴”呢?
在禁烟期间,林则徐曾下令暂时封舱、停止贸易、撤回商馆外商雇用的华工和围困商馆。
但那是因为英国领事义律由澳门来到广州,阻止鸦片贩子缴烟,唆使臭名昭著的鸦片贩子颠地乘夜逃遁,破坏中国禁烟运动的罪恶行径而引起的。
这不能说明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有“过激”和“粗暴”的地方。
污蔑林则徐禁烟“过激”和“粗暴”的,只有两种人──英国侵略者和清廷投降派。
我们见到议会双方都对鸦片贸易加以谴责而感到高兴,但双方既一致把这个灾难性的鸦片贸易看做这场战争的原因,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实行他的信仰的勇气站起来,要求议会在它的权力内取消它自己从前通过的法案中的把鸦片的种植和贩卖与印度的财源同一化的那部分,以杜绝一切未来战争的根源呢?
”
这段评论揭示出一个深刻的矛盾,英国议会辩论的双方都谴责鸦片贸易,都认为“这个灾难性的鸦片贸易”是“这场战争的原因”,但却没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要求议会杜绝战争的根源。
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人勇敢站出来,要求议会禁止鸦片贸易。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鸦片贸易对英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1830年以前,英国需要中国产品,而它的棉纺织品却在中国销售不畅,所以每年不得不用现银购买中国的丝茶。
从1758年至1762年,英国平均每年对华输出现银七万三千镑。
后来,英国找到鸦片,发现通过鸦片走私可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
1830年以后,英国竟然依靠鸦片走私,使自己在对华贸易中居于出超地位。
与此同时,英国利用棉纺织品、鸦片和丝茶构成掠夺中国和印度财富的一条锁链。
英国一方面从鸦片贩卖本身直接赚钱,成为其印度统治机构的主要财源之一。
1835至1838年,英印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为两千一百万镑,其中鸦片税收为一百四五十万镑,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以上。
鸦片贸易使英印政府每年“有将近四百万镑的款子”输往英国。
鸦片贸易还为英国棉纺织业资本家开拓了广阔的印度市场,“印度对英国制造品相当大量的需求,乃是依靠于在印度生产那种鸦片”②的缘故。
中国的禁烟运动斩断了英国掠夺中国和印度财富的锁链,对英国的打击相当沉重。
当年的《澳门新闻纸》报导:
(1839年)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当命令缴烟的消息到伦敦时,“天色昏暗愁惨”。
销烟不仅使价值六万三千二百六十六英镑的鸦片化为灰烬,而且还断绝了准备好运华销售的鸦片的图利良机。
英国市场上的米价、丝茶、银价上涨,银根吃紧。
面对这样的现实,英国议会的爵士们,又有谁真心诚意地去为禁止鸦片贸易奔走呼号呢?
鸦片在英国对华贸易中占有“无与匹比的地位”,“鸦片不是一个小的和偶然的问题,而是核心的问题”。
③1840年英国发动的侵华战争是由这个核心的问题引起的。
其目的就是维护罪恶的鸦片走私。
所以,马克思称这场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
“鸦片战争”的名称,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场战争的本质。
那些英国御用史学家总想掩盖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自然不愿意使用“鸦片战争”这个名称。
英国首次使用“鸦片战争”名称的史学家麦迦塞,在他著的《我们自己的时代的历史──自维多利亚女王即位至柏林会议》中曾质问发动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外交大臣巴麦尊:
美国梅恩州是禁酒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
假若商人不顾梅恩州的法律,向这州贩运私酒,我们的政府能为了保护我们的商人的利益,派遣军队和美国宣战吗?
这是可能的吗?
这个质问是发人深省的!
那么我为什么拒绝接受“鸦片战争也可以称为商业战争”的说法?
用抽象的中性词语掩盖具体的罪恶行径是侵略者惯用的伎俩。
就像日本右翼势力把侵略中国说成“进入”中国一样,在有名的屈勒威林著《英国史》中,把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海盗式的侵略行为,轻描淡写地说成“接触”。
鸦片是毒品,不是正当商品。
英国侵略者及其御用学者将“鸦片走私”,说成“鸦片贸易”,再把“鸦片贸易”说成正当的商业活动;把旨在维护罪恶的鸦片走私而发动的侵华战争,说成是“维护商业的战争”或“商业战争”,他们就是用这样的伎俩来掩盖“鸦片战争”的侵略性。
对于英国侵略者及其御用学者歪曲鸦片战争性质的说法,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拒绝接受。
还有一层更深刻的阴谋,可能是我们广大师生,包括蒋碧勇老师和他的学生并不了解的,那就是英国侵略者及其御用学者宣扬1840年英国发动的对华战争是“维护商业的战争”或“商业战争”,其目的是将战争的罪责强加给我们,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不是英国侵略中国,而是中国首先侵略了英国,英国是被迫自卫的。
请看1839年《义律致巴麦尊的机密件》:
“中国政府对陛下官员与臣民已经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用最近这样的方式强迫缴出英国人的财产(笔者注:
此处义律同样玩弄用抽象的中性词语“财产”代替毒品“鸦片”的丑恶伎俩。
)就是一种侵略,这在原则上是如此的危险,在实行上又如此的不能容忍,所以,为每一件损失要求完全的赔偿,已成为文明的高尚义务了。
”在这里,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竟然将林则徐禁烟的正义之举,污蔑为“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是“一种侵略”;竟鼓动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而把这种侵略战争说成是“文明的高尚义务”。
这不是颠倒黑白的弥天大谎吗?
我们的广大师生是善良的,即便是蒋碧勇老师赞同鸦片战争可以称为“商业战争”的说法,这也是由于他还不了解英国侵略者及其御用学者的罪恶阴谋。
我相信,每一个了解英国侵略者这一阴谋的中国人,谁也不会赞成鸦片战争是“维护商业的战争”或“商业战争”的谎言。
正确引导广大师生认识鸦片战争的性质,是我们每一个历史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现在教材中关于鸦片战争的提议
教材的概念远远大于教科书的概念。
教材包括课程标准、教科书、教学参考书、教学辅导书、教学辅助材料,如教学挂图、投影片、幻灯片、录音录像磁带和光盘等等。
教材中最主要的是课程标准,其次是教科书,再其次是教学参考书等等。
课程标准的核心是课程内容。
每一学科的课程内容都是该学科最基本、最重要的科学事实、概念、原理、方法、价值观等等。
这些内容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概括性和目的性,是由课程专家和学科专家精选出来的人类智慧和文化的精华,然后经国家批准,用课程标准的文本形式确定下来。
在国家课程标准体制下,课程标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它规定的课程内容具有相对确定性和法律约束力。
它是指导教材编写和教师授课的法规。
一般说,课程内容无论从科学角度,还是法律角度,都不允许教材编者和授课教师擅自变更和重新解释,否则,就无法保证课程目标的实现。
课程标准是舶来品,原产地在欧美。
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带有鲜明的工业生产标准化的烙印,衡量尺度非常严格,不容许随意更改。
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都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指导教学的法律性文件,但顾名思义,课程标准比教学大纲具有更严格的规定性。
教科书是以课程标准为基础,依据教学规律,由学科专家编写,经权威组织审定,供学校施教使用的文本教学材料。
教科书是学生直接的学习对象,是理解课程内容并实现课程目标的媒介。
但是,受编校水平的限制,教科书存在着不能确切表达课程内容,影响实现课程目标的问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从来不认为教科书是“圣经”。
1979年我在当教师使用人教版教科书的时候,曾发现“秦统一货币”的插图有毛病,图上楚国的郢爰不是用的实物图片,而用的是铸造郢爰的陶范图片,为此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后来,人教版教科书就改正了。
教科书与课程内容有严格区别,二者不能划等号。
课程内容是课程标准规定的,具有权威性,而教科书对课程内容的表达不具有权威性。
现在,教材的概念使用得太泛太滥。
笼统地使用“教材”概念,不区分教科书和课程内容,就提出“蓝本”和“文本”的问题,我想,这是蒋老师误解我,提出跟我商榷的原因。
关于以教材为“蓝本”,还是为“文本”的问题?
我认为,它不是我跟以前的分歧所在。
我个人无论在作学生,还是当教师时,从来都没把教材,准确说是教科书当“圣经”。
1965年,我大学的一位同学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这样学算“出圈”吗?
》一文,引起一场大讨论。
我第一个撰文发表在北京师范学院院刊上支持他。
我们当时的主张就是不迷信课本,不迷信教师。
如今,我这位同学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是位明史专家。
那场讨论已过去整整40年了。
我1968年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就到农村中学教书。
我总是鼓励学生超越课本、超越教师。
我教过的学生之中,确实有人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课本,超越了教师,也就是超越了我。
我为她们的超越由衷高兴。
《中小学教材教学》杂志2001年第2期刊登我写的《围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对话》一文,其中提到了我的一些学生超越课本、超越教师的实例。
把我视为维护“以教材为蓝本”的卫道士,要跟我“商榷”,恐怕是迈错了门槛,找错了对象。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分歧,我们兴许还是一条阵线上的战友。
前新课程改革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理论滞后。
新课程改革需要有新理论作指导。
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常常会迷失方向,产生异化现象。
过去有一种说法,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左”的思潮。
“左”的思潮没肃清恐怕是造成理论滞后根源之一。
支撑新课程改革的理论涉及面非常广,具体到我们谈论的话题,涉及的主要理论就是教材观。
“教材”是教育的基本用语之一。
它在课程与教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课程改革的浪潮猛烈地冲击了旧教材观,却没有重视新教材观的建设。
如今,似是而非的教材概念已经成为课改交流与对话的严重障碍,也是造成课程改革异化的原因之教材的概念远远大于教科书的概念。
教材包括课程标准、教科书、教学参考书、教学辅导书、教学辅助材料,如教学挂图、投影片、幻灯片、录音录像磁带和光盘等等。
教材中最主要的是课程标准,其次是教科书,再其次是教学参考书等等。
课程标准的核心是课程内容。
每一学科的课程内容都是该学科最基本、最重要的科学事实、概念、原理、方法、价值观等等。
这些内容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概括性和目的性,是由课程专家和学科专家精选出来的人类智慧和文化的精华,然后经国家批准,用课程标准的文本形式确定下来。
在国家课程标准体制下,课程标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它规定的课程内容具有相对确定性和法律约束力。
它是指导教材编写和教师授课的法规。
一般说,课程内容无论从科学角度,还是法律角度,都不允许教材编者和授课教师擅自变更和重新解释,否则,就无法保证课程目标的实现。
课程标准是舶来品,原产地在欧美。
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带有鲜明的工业生产标准化的烙印,衡量尺度非常严格,不容许随意更改。
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都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指导教学的法律性文件,但顾名思义,课程标准比教学大纲具有更严格的规定性。
教科书是以课程标准为基础,依据教学规律,由学科专家编写,经权威组织审定,供学校施教使用的文本教学材料。
教科书是学生直接的学习对象,是理解课程内容并实现课程目标的媒介。
但是,受编校水平的限制,教科书存在着不能确切表达课程内容,影响实现课程目标的问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从来不认为教科书是“圣经”看过这个研究性学习案例,谈几点看法。
第一点,历史课堂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重心应当落在“学习”上,不应当落在“研究”上。
因为从主观上说,学生还不具备研究能力;从客观上说,还不具备研究的条件。
要注意区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与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本质不同。
前者的目的在于追求创新成果,后者的目的在于理解历史概念,领略历史研究的方法、途径,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如果将研究性学习的重心放在研究上,追求“创新成果”,难免误入歧途,导致研究性学习异化。
第二点,《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规定的本节课程内容是: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并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这就是说,国家规定要我们对学生进行鸦片战争性质的教育,要求每一个学生明确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
而蒋老师以《鸦片战争可否称为商业战争》为题,开展研究性学习,如果他能引导学生批判鸦片战争是商业战争的谬论,使学生明确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自然无可非议。
但遗憾的是,蒋老师把史学研究中非主流意识引入课堂教学,得出“将这次战争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固可,概括为商业贸易战争亦无不可”的结论。
这实质上是擅自更改国家规定的课程内容,擅自更改培养目标。
在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教科书产生于清末。
1903年丁宝书编著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八编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是《鸦片之役及江宁条约》。
1913年陈庆年编著的《增订中学历史教科书》卷七近世史第三章《鸦片之战争》。
“鸦片之役”也好、“鸦片之战争”也好,其含义都是直接揭露了这场战争的罪恶目的,直接揭露了这场战争的实质──维护罪恶的鸦片走私。
这是我国历史教科书一贯坚守的正义立场。
至于“维护商业的战争”或“商业战争”,都是那些为英国侵略辩护的西方御用文人,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诡辩词。
其手法不过就是用一件合理的外衣来遮掩罪恶的实体。
对历史问题的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就有不同的诠释,但关键的是我们要在正反双方寻求一个平衡点。
”试问:
西方御用文人为英国侵略行径辩护而提出“商业战争”的诡辩词,中国人民为揭露英国侵略行径而直呼鸦片战争,在这两者之间,怎么寻求这个平衡点?
“将这次战争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固可,概括为商业贸易战争亦无不可”。
难道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平衡点”,是公正、客观的吗?
如果用这样的平衡术去理解历史问题,那么,日本右翼势力将日本军队侵入中国说成“进入中国”,我们还有抗议、批判的必要吗?
忽视政治导向,是当前历史教学存在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围绕“鸦片战争”是否可以称为“商业战争”的争论,我与对立面的分歧点,就是在政治导向上。
我国目前的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
它是由我国现阶段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决定的。
但在这种多元文化中,必须保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国目前多元文化的主心骨。
有了这个主心骨,我们才能演奏出威武雄壮、和谐活泼、气象万千的多元文化交响乐乐章。
高奏主旋律,宏扬主流意识,是我们每一位历史教师的崇高职责.
参考文献:
[1].萧致治:
《鸦片战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12.01
[2].茅海建: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12.
[3].杨国桢:
《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2004.6.
[4].牟安世:
《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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