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八年级历史下册 新中国外交周恩来的外交辞令 北师大版 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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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外交辞令
下面这三个小故事真实地体现了周恩来总理作为一名杰出外交家的迷人风采。
在一次招待会上,尼克松一次问周恩来总理:
“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往苏联跑?
”
周恩来回答:
“这不奇怪。
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
”
一位西方女记者对着话筒匆匆问道:
“周恩来先生,可不可以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
“可以的。
”周恩来微笑着回答。
“您已经60多岁了,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记忆非凡,显得这样年轻、英俊?
”
场内顿时响起了友善的笑声和议论声。
这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周恩来温和地笑了笑,待场内安静下来,才声音宏亮地坦然回答:
“因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
”
翻译流利地译出周恩来的话,整个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各国记者无不为周恩来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在另一次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介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及对外方针后,回答记者提问。
一位西方记者提问道:
“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这实际上是讥笑我国建国初的贫穷。
周恩来正色作答: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
”全场愕然,鸦雀无声。
周恩来以风趣的语调解释说: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的10种主辅币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中国人民银行是由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它所发行的货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货币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周恩来一语惊四座,大厅内顿时响起了听众的热烈掌声。
想起总理一些著名的小故事,虽然都是小故事,更体现了绝世的智慧。
与大家分享。
都是我以前看到的,还有很多不记得了,先整理几个给大家看。
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中方代表团带了一些影片播放。
我们先是播放了一部国庆大阅兵的记录片,想让世界看到新中国正在步入强大。
但是一些人士看过后却说,中国要搞军国主义。
在总理安排下,我们播放了另一部影片,就是极度唯美主义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当时,工作人员担心外国人看不懂中国的戏剧,就准备了一些宣传资料,很详细的英文介绍越剧,介绍梁祝的故事,足足好几页纸。
请总理过目时,总理皱皱眉,这么长的剧情介绍,谁有信心看得下去。
最终稿总理改的只有一句话:
“请大家看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影片最后放映时,整个大厅挤满了人,超出了主办者的预料。
影片结束时,所有人都默不作声,都沉浸在那种悲剧的气氛里,稍后,是所有人起立热烈鼓掌,为中国这么好的电影,为中国这么好的文化。
这也是周总理日内瓦外交中很小的但也是异常光彩的一笔。
印尼万隆会议(忘记了是刚到机场的欢迎仪式,还是另一次公众讲话。
各位包涵,暂且说是机场欢迎吧。
),总理要对欢迎他的人们做一个演讲,当时,天降大雨,人们在雨中站立。
有工作人员给总理撑起一把雨伞,周总理推开了那把伞,说:
大家都站在雨中,我要和大家一样。
欢迎的人们群情振奋,他们想不到一个大国的总理会这样。
大雨滂沱,但依然难掩周总理儒雅的风度和人们的热情。
下面是几个著名的答记者问,可能大家知道。
新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世界各国都以不同的视角注视的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就会经常遇见那些恶意提问的记者。
看我们的周总理把这些很难回答又具有明显恶意的问题回答的多么的精妙。
(我这里的是一些很机智的回答,那些高深的就更多了)。
曾经有记者问:
“请问中国的银行有多少钱?
”
周总理毫不犹豫,立马回答:
“十八元八角八分。
”
倒是那个记者迷惑了,总理解释当时我们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的面值加起来正好是十八元八角八分。
怎么样,够绝的吧。
有记者问:
“中国有没有妓女?
”
周总理马上肯定的回答:
“有。
”人们都一愣。
随后,总理微笑着接着说:
“在中国的台湾省。
”绝妙的回答引得掌声雷动。
这样的回答最是高妙“在中国的台湾省”。
曾经有美国记者问:
“为什么在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却叫‘马路’?
”
周回答:
“很简单,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
又问:
“你们中国人走路都低着头,而我们美国人走路是挺胸抬头。
”
周答:
“因为我们走的是上坡路,而你们走的是下坡路。
”
还有很多,以后想起来,继续贴。
这需要怎样的机智,怎样的智慧,怎样的幽默,还有极大的维护祖国权益的感情,才能讲这些问题答的如此高妙。
朋友们肯定也知道很多这样的故事,说来听听。
大家共同分享这些故事,一起缅怀我们永远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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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
时光倒流50年……亚洲上空风雷激荡。
1955年4月11日,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相勾结,阴谋暗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致使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遇难。
18日~24日,万隆会议冲破阻挠成功地召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以在全球推广。
现隐居于澳门的司徒眉生先生是这段难忘历史的见证人。
《环球》杂志记者辗转找到这位历史功臣,听他讲述过去的事情。
周恩来下令救陈毅
1934年10月上旬的中央苏区,秋风渐起,吹卷落叶。
设于瑞金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10月3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了《告全苏区民众书》,以明确的讯息告诉苏区军民:
红军主力很快就要突围西征。
十分仓促的战略转移,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
周恩来——作为中央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他仍像往常一样神情稳重地对各个部门进行着巡视检查。
这些日子,他的心情一直处在极度焦虑之中,因为他对很多情况比任何人清楚。
红军主力突围西征的重大决策,没有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凡是重要人物的去留,无论军队还是地方的,实际上都由博古、李德决定,他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准备和执行。
特别是对一些“特殊”人物,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曾山等等,包括负了伤的陈毅,被指定留下,他表示过异议,但无权作最后拍板。
这让他真正领略到了心有余力不足的痛楚。
周恩来要去的部门很多,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等,他都得去,检查这些部门的动员工作和留守准备。
这三个部门共留下了1.6万余人,坚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10月10日上午10时,周恩来来到中央军区,欲向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交待几件事情。
他刚进围院,就看到一个人拄着拐杖,步履维艰地走出贺昌的办公房间。
从那人低着头只顾走路的外貌和神态,周恩来认出是陈毅,赶紧打招呼:
“是仲弘吗?
”
拄拐杖者正是已被确定留下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陈毅,他闻声抬起头,见是周恩来,颇为意外地回道:
“啊,是你呀!
”
周恩来快步上前,扶住陈毅的臂膀,目光盯在他的腿上,急切地问:
“你的伤怎么样了?
”
“还能怎么样?
子弹卡在大腿骨盘里,出不来了。
”陈毅有些惨然地一笑,淡淡地回答。
陈毅负伤已有40多天。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右大腿,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医治。
周恩来望着陈毅蜡黄的脸色和他惨淡的语声,一种悲酸的心情油然而生,关切地问:
“你不是在梅坑总医院住了一段吗?
”
“住了10多天,伤员那么多,哪顾得上给我开刀哟?
”
“哦?
没有给你开刀?
这怎么行?
要开刀才能把子弹取出来呀!
”周恩来焦急地说。
正在这时,贺昌从房间里出来,显然听到了周恩来方才的话,就接上说:
“他的伤,非开刀不可!
”
“唉,开啥子刀哟,他们走都走不赢了,还顾得上我这号人?
”陈毅拖长了语调回道。
听了这有几分揶揄的声音,周恩来面带怒色决断地说:
“还有几天的时间,一定要给你做手术!
”说着对贺昌交代:
“你,这就去找他们,要尽快做手术,说这是我布置的。
”
贺昌听说要为陈毅做开刀手术,大为高兴地回道:
“我就去!
”
“你快去快回。
”周恩来向贺昌叮嘱了一句,然后将陈毅的臂膀推了推:
“仲弘,我们进屋去聊。
”
周恩来为了等待贺昌联系的结果,所以在紧张的时刻中与陈毅聊了1个多小时。
挨近中午的时分,贺昌骑马赶回来了,联系的结果是:
红军总医院想给陈毅做开刀手术,但所有的医用器械,特别是那一架无比珍贵的X光机,全都打包装箱了,不可能拆开。
周恩来听后,面色陡然凝重,声量不高,却是沉重有力:
“拆箱!
要他们拆箱,我去找贺诚!
”
陈毅被深深地感动了,望着神色激动的周恩来说:
“恩来同志,这样好不好?
”
“什么好不好?
不把子弹取出来,你这伤好得了吗?
你拖着一条伤腿,留下来怎样坚持斗争?
”周恩来陡然泄出内心的怒气。
贺昌也犹有气愤地回应说:
“把人留下,总不至于把腿上的子弹也留下!
”
周恩来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对贺昌交代说:
“你先照应一下仲弘,我去找人。
”
周恩来直接找到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
贺诚听了要给陈毅开刀取子弹,不禁皱眉犯难了:
“X光机和那些开刀的器具都打包装箱了,怕是来不及打开呀。
”
周恩来的棱角分明的嘴唇抿得更紧了,旋即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贺诚部长,下午你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请他们开启箱子,由你亲自给陈毅同志开刀,这是我布置的任务。
”
贺诚迎着周恩来的炯炯目光,郑重地回答:
“好,一定开箱,手术由我来做。
”
周恩来这才感到放心了,伸手在贺诚肩上重重地按了一下,眼里闪射出充满希冀的热切的目光,再次叮嘱说:
“拜托你了,一定要把手术做好!
”
当日下午,贺诚亲自组织人拆开几个包装严实的大木箱,取出X光机和其他医用器械,为陈毅做了大腿盘骨开刀手术,取出了一颗嵌在股骨中的“七九”步枪子弹。
手术后,贺诚亲自从最为珍重的药箱里,给配了一大包中、西药,交到陈毅手上。
陈毅手术后的第四天——10月14日起,已经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渡过于都河,踏上了突围西征的漫漫之途。
陈毅对周恩来长征前夕,下令救治自己一事,始终铭记在心。
1943年1月,他因痔疾在江苏盱胎黄花塘大刘郢新四军二师医院住院时,曾对张茜讲了这件事,深情地说:
“我的这双腿,也可以说这条性命,是恩来同志给保住的呀!
”
周恩来的外交絮语
周恩来是一位能言善辩的语言大师。
在纷纭复杂的外交活动中,他常常以其精辟、准确、幽默而又富有思辨性和战斗力的语言,使复杂的问题简明化,使紧张的气氛得到缓解。
在猝不及防的诘难下,在别有用心的挑衅前,周恩来总是以其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清晰的思路、敏捷的反应、自如地应付各种难以预料的意外情况,常常在谈笑之间使对方的诘难处于尴尬地步,从而维护了中国的尊严。
“18元8角8分”
建国之初,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西方记者提了一个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要周总理回答:
“请问总理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这句话实质上是在讽刺中国的贫穷落后,意在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
周恩来冷眼看了一下那位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然后从从容容回答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
”
这一回答令全体在场的记者为之愕然!
场内鸦雀无声了。
只听周恩来进一步解释道: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值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主辅十种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他又说:
“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信誉卓著,币值稳定!
”这段巧妙的回答,既表现出周恩来的睿智,更显示了中国的国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象征“万事如意”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次招待外宾的国宴上,服务员端上了一道大菜,这个菜由冬笋、蘑菇、红菜组成,形成一种艳丽的图案。
菜上席后,有人用筷子拨动了一下,大家一看,竟是一个“”形图案!
友人们不禁吓了一跳,不知此时出现此种“”形图案是什么道理。
因为二战期间,“”形图案成了法西斯的象征。
这时,周恩来心明眼快,神态自若,他一边劝酒一边解释道:
“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万()字图案,象征‘万事如意’,是对远方客人最良好的祝愿!
”语音刚落,整个宴会厅的气氛又活跃起来。
接着,周恩来幽默地说:
“就算是法西斯,也没有关系,来,让我们一齐动手把它消灭就是了。
”逗得客人们哈哈大笑,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齐指向这道菜,来了个“全面进攻”,很快,这幅“法西斯图案”就被彻底消灭了。
100多万人才是西藏人民
1959年3月,西藏反动农奴主勾结帝国主义发动武装叛乱,残害西藏人民。
可是,西藏一小撮反动派和妄图侵略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却说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同情西藏人民,要帮助西藏人民获得幸福生活。
周恩来总理严正地批驳了这种荒谬滥调:
“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120万,参加叛乱的人口只有2万左右,而且其中多数还是被欺骗胁迫参加的……在西藏要求改革的劳动人民和赞成改革的上层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就有110多万人。
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同情西藏人,他们却没有区别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
是同情110多万要求和赞成改革的劳动人民、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呢,还是同情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呢?
我希望一切好心的朋友,对于这种明显的绝大多数和极少数的划分,应当首先弄清楚。
”周恩来通过120万比2万的数字,阐明了要求和赞成改革的110多万人才是西藏人民,从而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派所谓的“同情”和“帮助”的阴谋。
700多年与100来年哪个历史长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访问印度。
在一次谈判中,印方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问题:
“西藏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领土的?
”周恩来当即答道: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
”
印方却说:
“时间太短了。
”
周恩来严肃地说:
“中国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了,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成为一个国家呢?
这显然是荒谬的!
700来年与100多年哪个历史长?
”
周恩来通过700来年与100来年的数字比较,驳得印方哑口无言,尴尬之极。
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降半旗的真正内幕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
这是非常罕见的事。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
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
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就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
他说:
“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
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
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
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瓦尔德海姆机敏而锋利的谈吐,不仅表现了他机智无比的外交才能,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高尚品格是举世无双。
周恩来握手事件:
外交档案解密鲜为人知历史
2018-18-1818:
36: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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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8月8日 周恩来邓颖超的传奇婚礼(多图)
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张素林处长说,
首批确定开放的1万多份档案,主要反映建国初期中国对外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包括中国参加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等情况。
其中不乏昔日绝密档案,例如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一些档案都是昔日的绝密。
我国前驻荷兰大使华黎明作为离退职资深外交官,参与了最后复审开放档案的工作。
华先生向记者介绍说,首批开放的档案记录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外交活动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独立自主、坚定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和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
在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的蒋本良、侯振谊、马守国、王新艳几位同志分别向记者讲述了记录在外交档案中的鲜为人知的史实——
司徒雷登试图与新中国政府接触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以后,李宗仁将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以司徒雷登为大使的美国大使馆却不肯跟着南迁,而一直留在南京,其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深为不满,对其丧失了信心,希望留在南京找机会与将来的新政府接触。
外交档案中的很多材料记载了这一过程。
1949年5月13日,时任南京军管处处长的黄华同志,利用过去在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与司徒雷登见了面。
司徒随即向外交界散布自己已与中共方面取得了联络,收到了周恩来的回信,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并要求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与自己保持一致行动。
对于司徒的这一说法,我方显得更为谨慎,黄华随即强调自己与司徒的接触纯系私人交往,不知道司徒与周恩来有什么信件,更谈不上回信。
但从档案中可以看到,黄华与司徒接触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在上级严密指导下进行的。
司徒雷登在回美国以前,希望能北上北平,借去燕京大学访问探故的机会,与周恩来见面。
黄华接到上级指示,可以允许司徒去燕京大学访问,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则可等其到北平后再定,但此二事均系司徒提出,不是我方的主动邀请,这一点必须明确,不给对方宣传的借口。
此外,上级还明确指示,司徒到北平,可在火车上挂一卧车前往,派人护送,不得乘美方的专机。
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司徒的秘书傅泾波邀请黄华去参加生日宴会。
也许是考虑到这种场合过于公开,黄华经向上级请示,婉拒了这一邀请。
但是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触的努力也只是他个人的主张,美国政府方面对此有很大争论,各方看法很不相同。
根据档案中的记载,7月2日,傅泾波造访黄华,告知司徒已接艾奇逊的来电,要求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为恐引起各方评论,暂时不要去北平。
黄华随即答复,去北平是司徒雷登自己提出来的,去否可由司徒自己决定。
直到此时,司徒雷登还心存幻想,问回美后如何与我方保持联络,黄华答复还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事实上,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有很大争论,直到7月21日,傅泾波还给黄华打去电话,说马歇尔以私人身份给司徒雷登打去电话,说个人主张司徒应去北平一趟,但杜鲁门害怕反对派议员讲话,不赞成司徒去北平,南京美国大使馆内部对此也有很大争论。
可以看出,直到司徒雷登离华前的最后一刻,内心仍是充满矛盾。
司徒雷登最终还是没有去成北平。
毛泽东同志的《别了,司徒雷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为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
修防空洞与原英国领事冲突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对比以往的中国政府在洋人面前俯首帖耳的态度,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在新中国外交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防备美国飞机轰炸,东北各地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工事。
当时英国驻沈阳的领事馆还没有撤走,但我政府已不再承认这个领事馆的外交机构地位。
1950年10月27日,我守卫前英国驻沈阳领馆的公安部队开始在领馆大院内空地上挖掘防空掩体,但英国人对此表示反对,说不能把领馆变成军事目标,要求我方终止,并声称如不终止,将电告北京。
我公安部队在请示上级以后,决定继续在原英国领馆内修建防空工事。
10月30日下午1时,当我战士在施工时,原英国领事史蒂文顿怒气冲冲前来干涉,说:
“这是英国领事馆区,不准挖,飞机来了不炸我。
”一边说一边踩住战士的铁锨。
当时还有我方战士在坑内挖土,史蒂文顿即夺过铁锨往坑内填土,把土扔到了战士的身上。
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我们的战士保持了很大克制,随即撤出了。
沈阳市外事局长陆曦随即召见史蒂文顿,向他严正指出:
“我们不承认在沈阳有英国领事馆,更无所谓领事馆区,我们只知道有一个英国侨民史蒂文顿没有正当职业,而且一再假借领馆名义干涉公安部队执行防空任务,违抗我人民政府法令,我们不允许沈阳市有这样的侨民。
现在我决定在三昼夜内请你离开沈阳市。
”
史蒂文顿起初还试图狡辩,后来不得不承认了违法事实。
史蒂文顿以处理财产为借口,要求延长三日,但我方指出财产可委托代理人处理。
最后,史蒂文顿还是在11月1日下午6时,按要求离开了沈阳。
周恩来与史密斯的握手事件
1954年为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
鉴于当时紧张的中美关系,中美代表在会议上的接触是比较敏感的事情。
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之事曾在各种文字中广为流传,但在此次公开的外交档案中,并无关于此事的记载,倒是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与周恩来握手一事上表现出的偏狭小气、颇多顾忌,在档案中有生动的记录。
日内瓦会议的第二阶段,进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当时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副国务卿史密斯。
7月18日召开了第23次限制性会议,在下午会议休息期间,史密斯自己找到周总理的秘书、翻译浦寿昌谈事情,一旁的周总理主动向前与史密斯打招呼,并伸出手来,但史密斯却只回应了总理的招呼,对总理伸出的手“未做表示”。
随后不久,在周恩来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交谈的时候,史密斯凑过来自我解嘲似地插话说:
每次我走近周恩来先生,记者就会说我和周恩来先生握了手。
周恩来随即说:
我刚才已经伸出手来了。
史密斯说:
刚才我一手拿烟,一手拿杯子,下次伸得比你还快。
7月21日,最后一次大会后日内瓦会议闭幕。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步入休息室,史密斯趋前向总理说:
“我刚才怕讨论下去,又要发生分歧,这样简短地结束很好。
”总理此时又向史密斯伸出右手,但史密斯却急忙用右手握住总理的左臂,以避免握手。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曾两次向美国代表伸出手,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自信大度的风范,但美国代表史密斯却想出各种办法避免与周总理握手,还要用种种托辞掩饰,处处被动小气,顾首顾尾,实在不是什么高明的、有大家风范的举动。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在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前夕,美蒋特务一手制造了旨在谋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坠毁事件,震惊世界。
“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一架印度客机,由我方包乘,从香港起飞,原计划周总理乘坐该机飞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
但因为一些新出现的情况,周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由中国代表团一些工作人员和记者11人乘坐该机,与印度方面的8名机组人员飞往万隆。
4月11日下午6时半,飞机在北婆罗洲上空爆炸失事,我方人员全部遇难。
事件发生后,我方立即指出,这是美蒋特务制造的一起暗杀事件。
当时我国与英国已有代办级外交关系,12日清晨,我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即约见英国驻我国代办杜维廉,要求港英当局迅速调查,破获此案。
但是从当时的谈话记录可以看出,杜维廉对我方的要求抵触很大,反复强调,你们现在就判断这个飞机失事属于人为破坏,没有证据,为时太早。
4月26日,我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召见杜维廉,敦促对方抓紧破案。
但英国方面仍然采取抵触、拖延的态度,一再表示没有证据,并要求我方把掌握的情报提供给他们。
事实上,英国方面根本无心破案,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刺探我方的情报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7月13日和8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两次亲自召见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把我方情报人员掌握的大量证据向英方摊了牌。
在谈话中,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指出,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坠毁事件的主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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