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学科和范式组织理论变迁综述word格式精校版.docx
- 文档编号:10036341
- 上传时间:2023-05-23
- 格式:DOCX
- 页数:29
- 大小:134.64KB
实践学科和范式组织理论变迁综述word格式精校版.docx
《实践学科和范式组织理论变迁综述word格式精校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实践学科和范式组织理论变迁综述word格式精校版.docx(2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实践学科和范式组织理论变迁综述word格式精校版
实践、学科和范式:
组织理论变迁综述
敬嘉
摘要:
组织理论是有关组织现象的松散理论集群。
由于缺乏清晰定义的研究客体、主流的研究方法和强有力但是简练的假设,组织理论内部频繁地出现紧张和分裂的现象。
对组织理论历史发展的回顾和评论构成了对于组织的边界和内容进行规范理论界定的实用替代。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探讨组织理论发展过程中三个重要支流的互动关系,即组织实践、多学科进入和范式演进之间的内在关系。
论文的研究表明,组织实践的丰富性、多学科进入的宽口径和范式共识的缺乏,构成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
组织理论,实践,范式
Practice,DisciplinesandParadigms:
AReviewoftheEvolutionofOrganizationTheories
Abstract:
Organizationtheories(OTs)arelooselyconnectedaroundorganizationalphenomena.Duetolackofwell-definedresearchobjects,mainstreamresearchmethods,andpowerfulbutparsimoniousassumptions,OTsfrequentlyexperienceinternaltensionandevendisintegration.Consequently,ahistoricalreviewofthedevelopmentofOTsfunctionsasapragmaticsubstituteofnormativetheorizationindefiningtheboundaryandcontentsofthisfield.InthispaperIreviewtheliteratureofOTsbyfocusingontheinteractiverelationshipsbetweenthreebranchesinthedevelopmentofOTs:
organizationalpractice,entryofmultipledisciplines,andtheevolutionofparadigms.Myresearchdemonstratesthattherichnessoforganizationalpractice,theeasinessofthepenetrationofmultipledisciplines,andthelackofparadigmconsensuscharacterizetheresearchfieldofOTs.
Keywords:
organizationtheory,practice,paradigm
对组织的认识过程贯穿于所有人类的历史中,基于现代研究方法而产生的组织理论也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
由于缺乏界定明确的研究对象、主流的研究方法和强有力的假设,组织研究俨然是一个组织实践、学科与范式自由进出和竞争的载体。
把组织理论理解为一个理论发展的松散平台或弱边界的学科,都不能提供清晰界定组织理论特征的基础,组织理论的定义、研究范围、方法也都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历史为现实的杂乱作注。
组织理论的发展成分之间的经常而非偶然的断裂,可以通过纵向的理论勾连来解释。
这种时间维度的处理方法对于像经济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来讲可能是不必要的,但对于组织理论却不可或缺。
理论变迁的综述本身可以构成界定学科边界和内容的实在过程,而避免高度抽象但可能失之于简单化的严格定义。
国内学者对组织理论进行综述时,也往往至少潜在地承担了界定理论的使命(丘泽奇,1999)。
本文主要通过一个特定观察视角,即通过分析组织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组织实践现象、多学科渗透现象以及组织理论总体范式结构之间的关系,对国外组织理论的发展作出综述。
与先前的研究相比,本文存在以下补充和发展。
首先,研究视角放在实践和理论发展在总体研究范式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建构性和分裂性的因子,而不是在某个特定学科角度,例如管理学角度,作纵向剖析。
本文的时间维度依据组织理论总体范式结构而非某个特定范式的发展。
该角度不是依照学科或学派来研究组织理论的演进脉络,淡化了学科或学派内的传承关系,而把重点放在组织理论发展的全局特征。
第二,实践和理论的探讨范围不局限于工厂或企业组织,而将政府组织也作为重点。
第三,理论回顾的重点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而对于前期发展通过本文的理论框架作简要整合。
第四,由于组织理论内部分支繁复,分析的重点是现存文献未加评论或需要补充的方面。
第五,本文的分析贯穿了政治理性的角度,即在人、人类组织、学科和理论上所共有的在特定制度环境内对资源和权力的终极需求和竞争,构成其他理性和行为的基础。
囿于笔者的阅读范围,以及美国学术界在组织理论成长史上的突出贡献,本文的分析重心是美国的组织理论发展。
一、组织理论的范式形成期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组织理论范式形成的阶段,主要标志性成果是20世纪最初十年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科层制理论,以及30年代的人类关系理论。
该阶段奠定了组织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例如目标、技术、结构等;还发展出了组织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行政与管理、决策与协作、权力和政治、冲突和平衡、控制和意识形态、领导才能和沟通、诱导和贡献等。
该时期组织理论的发展动力在于西方国家伴随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和及其组织形态上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市场和国家在宏观的政治经济层面形成了新的互动关系(Polanyi,1944),这既要求市场和国家的组织满足迅速的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需要,又要求组织与人、社会和一般文化环境相互适应。
从变革和稳定的角度看,该时期呈现一个弱制度的特征,即政治经济组织面临较少的制度性约束和较多的功能性诉求,则无论在组织的实践和理论总结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并反映在经典管理学范式的崛起。
但是经典管理学范式的出现绝非完全奠基于管理活动的需要,还得益于同期产生并逐步成长的社会科学。
以牛顿物理学为起点的现代自然科学催生了传统哲学的分化,促使人文学者在研究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这种社会科学的工具在管理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得到了应用。
但是这种功能性诉求本身是不完善的,即新型政治经济组织的有效运行无法忽视来自资源环境和文化社会环境的约束,尤其是现代公民权利保护的发展。
人类关系范式在组织实践和研究中的发展,就是在该角度上对于管理活动的调整和补充,以期预防和消解其负面后果。
前推到19世纪中期,尽管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对实证社会的组织设计显得荒诞不经,但其倡导的观察、试验和比较的经验方法,以及通过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对社会结构和变化的解释,提供了组织理论演进的一些基本角度。
秉承其结构功能主义的倾向(Ritzer,1992),马克思、涂尔干等社会学家对现代组织的研究,也主要是在冲突与和谐角度发展社会结构和变化的宏观理论,没有把理论触角延伸到微观层面的组织理性行为,即组织以及组织内对于生存、权力和成长的追求。
19世纪末以来,以行政国家和现代工业企业为代表的法理型(legalrational)组织迅速壮大,逐步替代传统组织而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核心,经典社会学的组织观点因偏重解释性和缺乏功能实用性,受到了以组织工程学为核心的科学管理运动的挑战。
与此相对应,该时期组织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很多都参加过实际的管理工作。
与早期的市场和经济运行状况相适应,企业的物质生产效率构成生存竞争的主要方面,导致具有工程师背景的人在企业管理和理论创新上崭露头角,其代表包括F·泰勒、法约尔、慕尼等人。
科学管理运动的发展存在若干的峰点,包括F·泰勒1911年提出的基于时间动作研究的科学管理原则、法约尔1916年提出的一般行政组织的行政角色五论和古立克1937年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
但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影响大大超越了工业企业组织,或者更准确地说,科学管理运动的渊源包括现代政府组织系统的规范化努力。
现代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学习是相互的。
现代行政国家实践,尤其军事部门和文官系统的组织实践,常常为企业管理提供先导模式(Waldo,1948)。
现代行政学的起点,即1887年威尔逊的《行政研究》,除开反对行政的政党政治化即分赃政治外,主要思想在于借鉴欧洲模式,建立一个以服务效率为衡量标准的中立的文官体系,在行政系统结构、人事和工作程序上按照工具理性的要求进行改革。
1910年由韦伯提出的官僚行政理论(又称科层制理论),亦包含有科学管理运动的原则,代表了管理学范式在政府组织领域的发展峰点。
这些在各自特殊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即现代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物质性特征所必需的工具理性,要求导向效率的在生产、管理、处置过程中的科学化、规则性、可预见性、可计算性和客观性,将组织放置在一个假想的封闭体系内,依据人和物的技术特性设计组织结构和程序。
与理性无关的人(即管理层之外的人)只是组织过程的一个投入要素,“唯一最好的方法”(Taylor,1911)是组织在实践中发展的最大化效率的物理控制和物质诱导机制。
福特制和科层制的兴起、成功和广泛采纳所导致的组织同态性(isomorphism),主要还是基于实用需要的模仿(Powell&Dimaggio,1983),显示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制度环境的阶段特征。
即使泰勒在《科学管理原则》的结尾反复强调科学管理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精神福利,科学管理运动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人的边缘化和物化的地位。
这种理性模型在忽视人的同时,也忽视了组织与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摩擦。
先进技术、机器和管理方法往往因为工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抵制而失效。
科学管理运动在有效管理企业上的局限性,促使经典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理论进入微观组织研究。
这种将社会学、道德哲学和心理行为实验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一般被归纳为人类关系学派。
该趋势的代表是J·梅约和其他参与霍桑实验的哈佛商学院的同事(J.Meyer&Rowan,1977:
340363)以及伯纳德。
其学派早期代表玛丽·佛列特(MaryFollett)作为一个哲学家和道德理论家,提出组织主要是人类关系的集合而非一个技术统一体,“我们决无法将人类问题和机械问题分离”(Follett,[1925]1973)。
佛列特认为,组织内冲突和无效率的根源是利益、意见和权力的差异,而解决之道在于依靠实现协作的领导才能,而非凝固的结构和程序。
显然,当个人的情感、抱负、人际关系、社会背景等非完全可控因素进入组织时,经典管理理论的假设将无法自持,而封闭的组织边界也难以为继。
基于此,梅约等人发展了对工业企业内非正式的组织、控制和承诺等非(工具)理性因素和社会过程的研究。
原新泽西贝尔公司经理伯纳德则将组织作为由具有物理、生理和社会因素的人构成的合作系统和集体过程。
组织的生存依赖于通过组织领导来协调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两个目标。
首先是组织作为一个适应性系统的有效性目标,即实现对于环境要求的满足;其二是组织的运作效率,而为了激发成员的参与和对组织目的的认同,需要建立在组织诱导和成员贡献之间的平衡。
不论组织目的或者成员的服务意愿,都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达到。
伯纳德理论的道德色彩使他将组织内冲突因素的对立性最小化了,而没有讨论合作的起点上存在的权力、资本和知识的不平等以及结果的不平等。
人类关系学派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其研究取向仍然在于组织表现(performance),然而对表现与个人情绪、工作满意度、目标认同、人际关系环境等因素的关系的研究停留在推理或个别的案例研究上,其因果性缺乏经验性的结论。
其二,在科学管理范式无可避免主宰业界的情况下,人类关系学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难以将其组织理论嵌入到企业管理活动中,实现对福特制企业的改造。
人类关系学者成功地挑战了组织研究的重点,将研究视线从无摩擦的理性模型转向非决定性的人类关系模型,但是又普遍继承了佛列特的过程论而无力在企业设计和控制上有所建树。
更有学者认为该学派忽略了人类关系最为重要的一面——权力,因而其研究本身欠缺重要性(Perrow,1979)。
组织理论的该发展阶段由于在理性和非理性观点、工程和社会观点、机械和人的观点、人性恶和人性善的观点、结构和过程观点上的分歧而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研究范式,即经典管理学范式和人类关系范式,或称作封闭的和趋向开放的系统。
但是二者的分裂不是无限度的,相反,它们的根本目标都服务于构建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组织体系,最终实现资本的利益和权力的价值。
例如,两种范式都设定了组织权力结构中资方和管理方的支配地位,差别只在于权力运用的冷暖和硬软色调。
人类关系学派的管理倾向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弱范式或者经典管理学的附属范式,其所重视的组织软因素完全有可能被用来修正和完善理性模型。
这为以后组织理论的局部性整合提供了一个基础。
二、组织理论的范式局部整合期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石油危机是组织理论局部整合的短暂时期,现代主义者的成就在该阶段达到顶峰。
该时期的成就和问题为70年代以后组织理论走向分化预设了条件。
战前福特制企业和科层制政府的持续发展,由大危机进一步推动的组织兼并和市场垄断,以及由反危机措施和战争所推动的行政国家膨胀,深刻改变了组织的外部环境和生存法则。
权力的直接重要性越发明显。
把权力的获取和保持作为组织现象核心问题的学者包括克罗齐埃和C·佩罗(Crozier,1964;Perrow,1979),他们将权力视为组织的一种主要稀缺资源,认为组织是个人、组织和人类群体间权力争夺的枢纽,因而围绕权力研究组织行为。
但是权力获取这个永恒的组织命题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战后组织生存的权力逻辑出现路径变化。
在相对弱制度环境条件下,组织的生存竞争结果更与其功能优劣直接相关。
例如经济组织的竞争成败常常取决于其有效降低产品成本和提高质量的能力。
战后企业规模扩大、社会依赖性加深和多样化、国家管制增加,使得企业生存愈发依赖适应环境和影响环境的能力。
战后组织的管理中更多吸纳了政治和制度的理性和策略。
帕森斯(Parsons,1960)对于组织的结构划分,把制度层置于高于管理层和技术层的战略层面。
与旧的逻辑相反,技术层反而成为组织最为脆弱的部分而需要被重重包裹(Thompson,1967)。
具体看,战后世界制造和金融体系进一步整合,企业进一步走向公众,产权安排和管理战略与社会环境要素更加紧密的结合,新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导致了新的组织形式,例如联合投资、连锁经营等。
产业变迁使对于环境更为依赖的服务业的比重不断增加。
企业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强化,其边界扩展单位的权力不断增强,处理复杂信息和内外相互依赖的能力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
在公共组织领域,工业国家政府进一步福利化,社会项目激增,行政机构膨胀,1951年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不包括军事人员)比1931年增长了3倍,从59.6万人增加到245.6万人。
治理环境的变化、范围的拓展和任务的增加使传统科层制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例如1968年英国富尔顿报告,指出传统白金汉宫行政模式下对牛津剑桥通才教育的青睐导致官员长于决策而疏于管理(Campbell&Graham,1995)。
克罗齐埃(Crozier,1964)对法国官僚机构的研究也指出,官僚机构存在的非个人化规则、决策集中化、层级分化和围绕不确定性产生的平行权力关系,导致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惰性、目标置换和功能失调。
理性的官僚及其机构为保护自己免于迅速变化和外部干涉,把遵从手段或理性化程序变成了目标。
塔洛克(Tullock,1965)和A·唐斯(A.Downs,1967)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分析了美国官僚系统的扩张冲动和无效率。
该时期组织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是由现代主义者主导的,在认识角度上是理性的面向实际问题的。
实际组织发展中对于处理信息和协调环境的需要,客观要求对经典管理学范式和人类关系范式在拓展的情况下作某种整合。
这个时期组织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专业理论研究者的崛起。
H·西蒙(HerbertSimon)首先在组织管理行为决策化的方面作出理论贡献,汤普森(Thompson)则在组织与环境的适应性上作出了理论发展和总结。
H·西蒙通过分析微观组织行为中的决策活动而部分地沟通和调和了上一阶段的两个对立范式。
H·西蒙的早期研究主要是直接运用行为心理学来研究组织行为,尤其是模式化惯例化的行为,例如记忆、学习、信息处理、选择性注意、适应和组织内社会化等。
这些人类因素对于环境刺激的稳定的或制度化的反应模式,构成了组织结构,比如项目和学习可以看作组织的短期结构和长期结构(March&Simon,1958)。
组织因此被解构为一个连续咬合的决策网络,而决策基础是有限理性——“人类是欲向理性的,但仅在有限程度上是这样”(Simon,1945)。
有限理性是人和组织在复杂活动中的行为特征,即在面对压倒性的环境不确定性下的理性选择,其手段是适应而非控制,其目标是满足而非最优。
西蒙的理性概念不局限于管理者而包含了所有组织成员,组织通过在不同等级上设置决策前提,分层递解组织任务,实现组织目的。
H·西蒙、J·马奇和塞尔特在40到6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将组织解构为寻找问题、学习和在可选项中选择的过程。
组织成员既不是“工具人”,也不是“关系人”,而是“决策人”。
H·西蒙的组织决策理论在政策和外交决策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Lindblom,1959:
7988;Allison,1969:
689718)。
H·西蒙的组织理论着眼于组织内及其边缘的心理过程,决策者在价值给定情况下依事实因素进行决策,环境仍然作为残差部分存在。
将环境在组织研究中独立出来的使命是由以塞尔兹尼克(Selznick)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旧制度社会学派完成的。
早先人类关系学派对非正式组织的研究已经涉及到超越组织边界的环境因素(Roethlisberger&Dickson,1939),但是R·K·默顿(Merton,1936:
894904)对有意行动的意外后果的研究才明确奠定了组织与环境间互动的重要性。
塞尔兹尼克深受其老师默顿的影响,但其对行政组织的研究从其师所创的官僚僵化模型转向了特定组织的价值承诺的产生和制度化过程。
由他和他的许多学生所作的案例研究,开始将组织处理为适应性的有机系统,受到参与者的社会特征和环境压力的同时影响(Selznick,1949)。
古尔德纳(Gouldner,1959)将该类研究的模式归结为“自然系统模型”,区别于科学管理运动的“理性模型”。
理性模型下,资源、活动、产出都是合宜的和可预计的,一个统揽一切目的明确的主导计划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而在自然系统模型下,影响组织后果的变量超出了组织的控制范围,不仅组织内部的成分,而且组织与更大的环境之间,在本质上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鲍尔丁(Boulding,1956:
197208)首次强调组织是以高复杂性程度、反应性和系统成分的宽松结合为特征的开放系统,该系统论的组织观点后来由D·卡茨(Thompson,1967)和卡恩(Katz&Kahn,1966)全面运用在组织研究中。
汤普森的行政学研究融合了同期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发展成就,在H·西蒙基础上进一步整合组织理论,将自然系统所确认的环境影响因素引入到有限理性决策活动中,形成基于应对不确定性的行政理论(Thompson,1967;Crozier,1964)。
通常汤普森被认为是权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即组织要针对一系列非完全可控的因素而“随机应变”,建立适应性的组织结构、设计和行为模式。
这些因素包括任务环境要素、因果知识、技术、目标和组织内相互依赖等,同时体现了组织行为的功利性和社会性。
这样组织的适应性行为就超出了单纯的理性模型或自然系统模型的范围。
汤普森将组织处理为开放系统,指出复杂组织行政的基本职能是通过对组织内外的多重行动流的调配(co-alignment),处理在相互依赖而非绝对控制条件下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实现其组织目的。
组织行政的基本方法是在有限理性的背景下,尽量通过对内部结构和流程的设计来适应技术理性的需要,同时通过建立开放的专业化的边界扩展部门来处理对外尤其对任务环境的依赖,并且实现两种行为的协调与配合。
这种分层的组织结构设计实现了技术核心与任务环境的缓冲,用组织理性保护技术理性,在制度和长期的层面上使组织获得灵活性,而在技术的和短期的层面上使组织获得确定性。
复杂组织的结构从外到内表现为一个从开放到封闭、从灵活性到确定性的谱系。
其他同期的权变理论家主要研究组织类型与环境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Gouldner,1954;Woodward,1958;Burns&Stalker,1961;Lawrence&Lorsch,1967)。
他们注意到了不同类型组织对不同类型环境的特别适应性,但是这种对应性易于将组织单调化,在组织与理性模型和自然系统模型之间机械配对。
实际上,汤普森权变理论将组织视为开放模型的微观角度,可以自然地延伸解释这个更高层面的现象。
但是在汤普森的理论推导中,“权变”要基于个人或企业特有的资源,而对组织群落与环境的关系这样一个更倾向于领域探讨和国家介入的层次未予强调。
权变理论至今仍是最有影响的组织理论,此后出现的传统取向的组织理论很大程度没有挑战权变理论本身,而是对权变理论的细分、延伸、修正和拓展(Scott,2003),例如种群生态理论(Hannan&Freeman,1977:
929964;1984:
149154)、自然选择理论(Aldrich,1979)、资源依附理论(Pfeffer&Salancik,1978;Salancik,1979:
375394)和网络理论(Nohria,1992:
122;Provan&Milward,1995:
133)等。
该时期组织理论的主流,是H·西蒙、J·马奇、汤普森等从不确定性、决策和适应角度将人和环境因素向组织理论的整合,反映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获取生存和权力而在内外行为上发生的变化,以及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变化。
对于经典管理学和人类关系范式,该时期在扬弃的基础上作了局部的整合。
同期该领域的显著学术发展至少包括社会学和政治学制度学派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渗透、以及非主流组织理论的兴起。
由于这些发展在70年代后达到高潮或者发生转向,因此放在后面集中论述。
三、组织理论的范式繁荣分化期
实践的剧变往往赋予主流理论范式的对立或竞争范式以崛起甚至颠覆性的力量。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组织理论已经不再有主流。
该阶段组织理论在研究方法论、知识论、研究客体、学科背景上不断分化和细化,一些这之前已经端倪初现的理论分支开始枝繁叶茂。
学科的观点差异不仅深化了早期组织理论中存在的基本争议,而且在知识论上出现了新的难以弥合的决裂,撕碎了组织理论脆弱的公共平台。
组织理论范式繁荣的同时,也是组织理论无范式的开始。
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于战后西方企业和政府组织的主导发展模式敲响了丧钟。
通货膨胀、高利率和经济衰退终结了二战以来持续的经济繁荣和增长,重塑了市场观念,并改变了政治生态。
经济和政治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向。
在经济方面,哈耶克经济伦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得到广泛接受,面临国际竞争力危机的美国服务和制造业开始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组织创新,强化企业内的竞争激励和企业的灵活性、技术领先与成本节约。
信息技术扩展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实践学科和范式组织理论变迁综述word格式 精校版 实践 学科 范式 组织 理论 变迁 综述 word 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