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doc
- 文档编号:8876764
- 上传时间:2023-05-15
- 格式:DOC
- 页数:8
- 大小:76.50KB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doc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doc(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古代长城
摘 要:
长城是我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建筑奇迹,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发挥着巨大的国防功能。
同时,长城也是农耕与游牧两大部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起着护卫先进的农耕文明,使其不致在游牧人无止境的袭击中归于毁灭的历史作用。
长城的形成有着深刻的自然、经济、文化基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地理分布乃至自然景观都有重大影响,是一条有形的自然、经济、文化界线。
关键词:
长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
长城是我国古代一项极为雄伟的防御工程。
根据历史记载,从战国以来,有二十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其中秦、汉、明三朝所修建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一万里,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大约有十万里以上。
为什么要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乐此不疲做同一件事呢?
这是中国历史上很值得关注的一件事,长城不仅是中国古代若干王朝的北部军事防线,也是中华文化圈内农耕与游牧这两大部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它不仅仅具有军事上的防御意义,也护卫着先进的农耕文明,使其不致在游牧人无止境的袭击中归于毁灭。
一、中国的自然分界线与长城线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理环境复杂多样。
中国的地形,自西向东形成三大阶梯:
最高一级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中间一级包括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在海拔2000米到3000米之间;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一线以东以及云贵高原以东属于第三阶梯,海拔降到500米以下。
中国的气候因纬度差异造成自南而北三个气候带,包括了热带至寒温带多种类型:
最南部的台南、琼西和滇南河谷地区属于热带;此线以北至秦岭、淮河一线属于亚热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南以东,即辽东、河套、陇西为暖温带;秦长城以北、以西为中温带;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为寒温带。
东亚大陆与太平洋相邻,境内水汽主要通过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输送。
受地形、气温和季风的制约,中国大陆降水量分布的基本趋势———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渐次递减,广东、海南岛、台湾等东南沿海地区降水量高达2000毫米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西侧的托克逊,年降水量则低至519毫米。
而400毫米等降水线,从大兴安岭西坡,沿西辽河上游、燕山山脉斜穿黄河河套,经黄河、长江上游,直抵雅鲁藏布江河谷。
以这条降水线为界,其东南为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其
西北为少受甚至不受东南季风影响的干旱地区。
这条四百毫米等降水线,成为东亚大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大体边界。
詹子庆:
《中国古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21页。
农业是利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过程获得物质资料的生产门类。
而植物的新陈代谢要求特定的日照、温度和水分,因此,农业较之工业更多地受到气候条件的制约,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古代尤其如此。
四百毫米降水线以东的湿润带发育为农耕区,以西的干燥带发育为畜牧区,其原因即出于此。
长城是中国自然地理的一条重要界线。
在地形地貌上,其东段是华北平原与东北的分界线,中段把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分开,西段则从沙漠边缘把河西走廊置于它的保护之下。
气候上,长城线大致相当于我国中温带与南温带的分界线。
年太阳幅射总量130千卡/厘米,年等值线大致与长城东段相吻合,中段、西段分别相当于年太阳幅射总量140、150千卡/厘米年等值量。
年活动积温3000℃和1.5干燥度的等值线也通过长城一线,标志着半干早与半湿润的分界。
另外,在我国土壤分布图上可以发现长城是一条重要分界线,其两侧土壤有很大差别。
对于植被分布,也有同样规律。
长城以北农业主要是一年一熟,以春小麦、糜子、马铃薯、甜菜、胡麻为主,而长城以南则是一年两熟,以冬小麦、玉米、谷子、高梁、甘薯、棉花为主,并盛产温带水果。
甚至许多动物生活区域的界线也是在长城线附近。
总之,可以看出长城的位置在自然地理上具有很大意义。
当然,这种界线并非绝对严格的,许多气候、土壤、植被等方面的界线也并不是与长城严格一致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秦长城与明长城之间的地带在中部、西部几乎全是沙漠或沙地。
二、中国的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发展概况
在气温和雨量适中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中华先民从六、七千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就逐渐超越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进入以种植业为基本方式的农耕时代。
这个阶段的许多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农具,以石器为主,仅半坡遗址就出土700多件,经过了磨光和钻孔,有石斧、石锛、石耜、石铲、石刀、石镰等,还有石磨盘等谷物加工工具。
河姆渡遗址还有大量骨耜出土。
半坡遗址以种植粟为主,发现一个地窖里就保存厚达18厘米的腐烂谷粒,河姆渡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草等遗存,有的堆积厚达1米多。
张宏彦:
《史前考古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与地下发掘相互印证,历史典籍也有关于农业的记载,《尚书》有对统治者应当“先知稼穑之艰难”的劝诫《尚书天逸》
;《论语》称: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
认为古代部族领袖能够赢得百姓拥护而拥有天下,是重视农业的结果。
这与游牧民族的酋长靠弯弓骏马驾驭部众大相异趣。
在史前社会,农业的发生发展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被称为“农业革命”。
农业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生存方式从攫取型经济变成了生产型经济,农业属于一门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行业,如土地,人力,畜力等,尤其是在地面崎岖,排水不便的南方,有否使用水利建设和畜力牵引,直接影响着农业的再生产空间。
正是因为农业的高投入,人们对农业生产所得的粮食,谷物格外珍视,因此战争的形态也加深了,从最初的血亲复仇,“猎头”变成了掠夺人口和土地的高级战争,战争促进了以军事首领为首的特权阶层的诞生,于是阶级诞生了,城池作为防御弓箭流矢的防御工事广泛建设在中原大地上,于是城乡分化产生了,于是早期城市型国家产生了,文明就循着这样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发展下来。
而南方地区由于农业一直滞后于北方地区,所以在文明进程中,一直处于北方领导南方的态势。
商人在3000多年前即进入有文字可考的青铜时代,其农具铜石并用,种植业达到新的水平。
殷墟甲骨文中出现黍、稷、麦、稻等各种农作物字样,并多有农事活动记载。
周人也是一个农业部落,他们以后稷即农神为先祖。
殷商西周,农业虽然已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但渔猎、采集等直接取于自然的生产方式还占有相当比重。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得到长足发展,铁犁牛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秦汉以后,大一统的帝国把“重本抑末”作为治国之道,农田水利的兴修,农具的制作、农书的刊行,被视作社会的大事。
农耕区的范围也随着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善,以及朝廷移民拓边屯田政策的推行而不断扩展,中国大陆四百毫米等降水线东南的广大区域在先后辟为农耕经济区后,进而又成为文化发达的文明区。
栖息于这片农耕区的华夏———汉族,以种植业为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同时也发展家畜、家禽的圈养业和家庭手工业,构成一种自给自足的复合型经济。
农耕人“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也许是世界各种职业者中最追求稳定与和平的。
成书于东汉——魏晋之际的《四民月令》描绘了中原农村耕织并重、耕读传家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方式:
男子耕田,妇孺养蚕;成童以上的青年男子农闲入学读书,农忙从事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的固定性决定了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周而复始地精耕细作,难以产生强烈的创新和开拓欲望,如果不是出现大灾荒、大战乱,农民很少迁徒流动。
安土乐天是农耕人最大的生活渴望。
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描绘的那个质朴宁静的乌托邦世界,正表达了处于乱世流离间的农耕人对和平安宁的执着渴求。
与追求稳定和平的农耕人形成强烈对照,在四百毫米等降水线西北部,虽然有少量由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但这里占压倒优势的是游牧经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游牧人在这片广阔的草原———荒漠地带以放牧为生。
《史记·匈奴传》大略记述了游牧人的一般生活方式:
“匈奴,其先祖夏后代之苗裔也。
⋯⋯逐水草迁徒,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变亦各有分地。
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
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这段文字相当全面地概述了游牧民族的特征:
无城廓、耕地,迁徒不定,游牧为生。
处于文明社会的门槛以外,没有文字,不知礼仪。
全民善骑战,极其勇猛、剽悍。
畜牧、狩猎和从事掠夺战争,是其生活方式的两个互为补充的方面,而且他们可以随时彼此转化。
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女真、党项,以及后起的蒙古,生活方式与匈奴近似。
至于东北的靺鞨、女真,以及由女真演化而成的满洲,则是半农半牧或半农半猎的骑马民族,也具有游牧的特性——惯于迁徒,孔武强悍。
一般当牧区水草丰茂的时候,游牧人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的。
当然,农耕区的富庶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以畜产品与农耕人交换粮食、茶叶、布帛、铁器,自古在游牧——农耕分界线如长城各关口进行,这种物资交换形式后来称作“茶马互市”。
然而,在草枯水乏之际,饥饿使游牧人躁动起来,他们竞相南下劫掠,来如飓风,去若闪电。
如果游牧人又建立起比较严密的社会——军事组织,产生了具有号召力的领袖,便把短暂的劫掠发展为大规模、长时间的征服战争,甚至入主中原,建立混游牧区和农耕区的王朝。
公元五世纪,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十七世纪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便是典型例证。
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界线,长城也许更为重要。
在我国政区划分上,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与内蒙古自治区的界限基本上是与长城一致的。
在民族分布上长城以北是蒙古族,以南是汉族。
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界线,决不是由历史上的偶然原因造成的。
它是基于长城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之上的,而且也正是长城的修建造成了如此明显的界线。
三、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矛盾
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经济形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生活在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汉族,与生活在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便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碰撞与摩擦。
农耕与游牧人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古代社会的军事格局:
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人处守势,经济、文化落后而武力强盛的游牧人处于攻势。
两大部类文明长期对垒。
农耕民族国家,是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在农业经济发达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具有稳定性,其典章制度也较为完备,那么,骑马民族则是那些四处流徒的游牧人为着掠夺战争的需要,临时组合起来的,由部族而民族,由民族而国家,其兴起和衰落,都如沙漠上的沙暴一样迅速。
骑马民族虽然经济文化一般处于较原始的阶段,文明发展程度大大低于其东、其南、其西的农耕民族,然而,他们的善于骑射和勇猛强悍,使其武力十分强盛。
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人往往难以与其争雄。
酷烈的气候,流动迁徒、四海为家的生活方式,使骑马民族天然是善战的勇士,只需略加组织训练,便立即可以变成令农耕人战栗的武装力量。
游牧民族军事组织、生产组织、社会组织是合为一体的,如女真族的猛安谋克,蒙古人的领户分封,满洲人的八旗制度。
部族成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游牧与狩猎就是军事演习,战争和掠夺是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普通的游牧人与骑马战士之间只有一纸之隔。
农耕民族则不然,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们必然是兵农分工,建立一支常备军,出现脱离生产的职业军人,这就需要朝廷和民众投入大量财力来养兵。
巨大的军事消费与有限的农业生产积累形成尖锐矛盾。
许多王朝也曾尝试在边境地带实行兵农合一的屯垦制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
但屯田时日一久,即产生兵不习战的后果;同时,军官变成实际上占有屯田和屯兵的农奴主,与屯垦的初衷大相径庭。
总之,兵农相分的农耕人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财政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远不如兵牧合一的游牧人那样便捷,在战争生活中游刃有余。
此外,农耕人由定居生活养育出的饮食起居习惯,也无法与游牧人一较短长。
必须经过艰巨努力,才能把中原农民训练成勇敢无畏、驰骋四方的勇士,这要进行从生活方式到内在心态的重大调整。
战争对农耕人而言是不自然的事情。
四、长城——农耕文明的防卫线
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骚扰和毁灭性攻击,农耕人作过种种努力。
中原王朝相对强大时,便主动出击,远征大漠;相对衰弱时,便退守农耕区边界线。
然而,游牧人来去无定,农耕区却固定难移,彼动我静,注定了农耕人在军事上的被动状态。
为着确立一种退可守,进可攻的态势,中原农耕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期,历尽艰辛,耗费巨大财力、物力、人力,修筑万里长城,创造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早期分“互防”和“拒胡”两种,“互防”指具有列国之间互相防御的意义的长城。
秦统一后,列国“互防”长城失去作用,被拆除,而“拒胡”长城则有必要连成一片。
秦始皇在发起北逐匈奴战争的同时,修建起万里长城。
秦长城是在燕长城、赵长城、秦长城的基础上修复、连贯而成的。
关于秦长城的起点和止点何在,至今仍有很多争论,大部分学者认为秦长城西起今甘肃岷县,中经黄河河套以北阴山山脉,东部主要利用了战国燕长城,今日在朝鲜北部清川江的支流大宁江发现了一条长城,中国学者大部分认为这是中原王朝修建的长城,之于战国燕,还是秦始皇统一后新建的,亦或是汉代修建的尚有争论,但是朝鲜学者一般就说是高句丽长城之类的,本文不作研讨。
秦长城是用土筑的,从现在临洮北边秦长城遗址可以看出:
最下一层是生土,生土上有层压的非常坚实的黄土,黄土上筑有夯土层的城墙,夯土层为黄色粘土夹碎石。
这虽是早期的夯筑办法,却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秦以后,西汉、东汉、北魏、北齐、北周、隋、辽、宋、金、元、明各代都修筑或增建过长城。
今天我们所研讨的长城,更直接的是指明长城。
明代因蒙古和女真(后更名为满洲)先后在北边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一再修建长城。
明长城是中国最后一道万里长城,也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万里长城。
它东起鸭绿江边,沿燕山山脊,巍然耸立,屏护北京,然后斜穿黄河河套,直抵甘肃嘉峪关,全长七千三百公里,即一万四千六百华里。
明长城的特点是:
在重要的关隘地方,特别是在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一带修筑了好几重城墙,多的达二十几重;并在长城南北设了许多城堡、烟墩(烽火台),用来了望敌情,传递警报。
秦长城和汉长城,都是在黄河河套以北、以西,凭阴山、贺兰山之险及黄河天堑而筑。
但明长城却向东南后缩数百公里,沿山西大同、陕西榆林一线逶迤而去。
这是自然和人文双重因素造成的变迁。
就自然条件而言,在距今五千年至一千年间,黄河流域的气候发生了由温暖湿润转向干冷,这样,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有向东南后退的趋势。
黄河河套以内的鄂尔多斯地区,秦汉时本属农耕区,唐宋以后变为荒漠草原,成为游牧区。
而作为农耕区———游牧区分界线的长城也就随着这条边界线的南缩而向后退了。
通过秦汉长城与明长城走线的对比,可以看出:
在秦汉,鄂尔多斯包围在长城以内,明代却已被抛弃于长城以外。
就人文条件而言,长城的南移又说明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的攻势愈益严峻,黄河河套以外的阴山、贺兰山等天险,中原王朝已无力防守,拱手交与游牧人。
农耕人在失去天然屏障的情况下,越来越依赖于长城来维系自身的安全。
秦汉长城均系夯筑土城,明长城则由砖石砌造,由石灰与糯米粘接,坚固度大增。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明长城的线路走向,几乎与前述四百毫米等降水线相重合。
这恰恰说明,长城是湿润区与干燥区的边界,也即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边界。
它是农耕人护卫发达的农业经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防线。
五,长城——文明的碰撞点与融合点
文化上,长城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古以来,长城就是关内外文化冲突和文化交流的界线。
古代汉文化的扩散始终没有越过长城,它一直是一条文化区界线为什么呢?
汉族是由黄河流域从事平原集约农耕生产的各民族发展而来的。
他们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汉文化。
汉文化的保守性必然导致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以中华自居,对外围各民族则称之为北狄、西戎、东夷、南蛮。
相应地在民族政策上采取民族歧视政策,甚至不屑于采用民族同化政策。
所以不可能指望汉族政权主动去推广汉文化。
在民间也只有通过两种途径通商互市或人口迁移。
汉族越过长城定居塞外的在古代数量极其有限,而且绝大部分是被迫去的。
他们处于奴隶的地位,对北方少数民族怀有敌意,有机会就要逃跑,因此对扩散汉文化不可能有重大作用。
通商互市似乎倒是一个作用较大的手段,但是由于汉族统治者对于长城内外的贸易往来控制十分严格,汉族一直又有‘无商不奸”之类的思想,所以这一手段对于长城内外的文化交流也十分有限。
正如《明世宗实录》所载“国家初与‘虏’为市,本为羁糜之术”,并非从经济利益考虑,而是作为维护边防、控制戎狄的一种手段。
由此可见,不但汉族统治者从来不采取“汉化”政策,而且由于长城这条界线存在,就汉族单方面而言,无论传播汉族文化还是受外族文化影响,都是十分困难的。
对照我国南方,则从来不存在明显的、长期不变的文化界线,文化的交流乃至“汉化”都是在民间通过人口迁移完成的。
从少数民族的角度看,由于他们多处于较原始的文化阶段,经济比较落后,因而十分向往长城以南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
但是由于汉文化的载体一一汉族人方面对于文化扩散的重重障碍,所以北方少数民族不可能象南方民族甚至日本那样全面吸收汉文化,而更多地是通过通商或俘掠汉人来获得经济的进步。
文化的进步则慢得多。
一旦他们能够进入中原,由于和汉族人民杂居,也由于其统治者为了适应中原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和文化采取的“汉化”政策,他们就反而被汉族所同化,甚至采用汉族语言。
例如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就采取了激烈的政治手段来执行“汉化”政策。
同时,一旦他们政权稳固,又以正统自居,而把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视为夷狄,采取歧视、镇压政策。
所以,长城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吸引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而“汉化”,但它自己始终作为文化的界线使长城以北不同于汉文化。
长城作为一项及其耗费人力物力的纯消费性劳动,它的产生最根本源于中原农业民族对抗游牧民族的“不得已而为之”,所以长城说到底是矛盾的产物,这种矛盾也一直体现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既相互对抗又相互依存的历史中。
长城对我国民族、人口、文化、经济格局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它们与长城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系统。
战国、秦时代初步的农耕与游牧经济的分布格局以及相应的民族、文化的分布格局,必然导致长城的建筑。
而长城的“一刀切”又反过来强化和扩大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差异,使它们在长城内外各自片面发展。
而在经济上,以农为主和以牧为主的地区之间是互相依存的,有着密切的联系。
历史上,游牧民族的牲畜和畜产品大批输入中原地区,有力地支持了中原的农业和畜牧业。
中原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和生产技术也对塞外民族的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
两大区域经济的片面发展,更加大了相互的经济上的依赖性。
汉族由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关外依赖较少,而游牧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经济,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因此关外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依赖更大。
所以,在汉族所筑造的长城的军事防卫、商业文化阻碍面前,游牧民族发动掠夺性战争的必要性就更为迫切。
例如,明朝中期蒙古统治者俺答汉就多次向明廷提出通贡互市要求,在遭到一再拒绝后才以大兵压境,袭扰中原,迫使明廷取消经济封锁的政策。
于是出现了这么一种内部循环的动力机制,即长城的隔断强化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地理分异,加深了长城内外的文化差异,而这又必然导致更激烈的军事行动,长城的重要性又进一步加强,于是又要求加强长城的隔离作用,如此循环下去,直到双方之一切底赢得边界上的胜利,即或者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或者汉族统治范围大大越过长城。
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过程,历史的进程由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而变得十分复杂,如和亲政策等,但这样一种潜在的动力机制是存在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为什么除去几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以外,其他各朝均对长城兴大役的原因。
其中唐朝比较特殊,虽是汉族统治,但因为魏晋南北朝以来大批少数民族南迁,各民族之间处于融合、同化的阶段,而且唐太宗的母亲就是少数民族人。
所以唐朝各民族关系比较融洽,不用理会长城也是理所当然。
另一方面,长城的“一刀切”形成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在地理上的分异及各自的片面发展,造成了生产结构上的不合理,使长城内外的环攻质量受到破环。
汉族由于人口增加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大量垦山伐林,农牧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态平衡受到破坏。
如前已提到的,在秦汉长城与后来的明长城之间的地带上进行的开垦,破坏了草原生态系统脆弱的平衡,导致沙漠化。
所以,长城线不断的南移也不能不说是基于这一自然因素。
如果这一带开发十分成功,那么完全有理由相信长城线是不会南移到现在的位置上的。
当然,长城线南移的另一实际原因是出于军事上的原因。
随着生产的发展,军事技术也日益提高,长城在军事上的作用日渐减弱,因而长城的修建也就愈来愈靠近中原腹地。
特别明显的是明朝,不仅长城线最靠南,而且为了集中力量抵御北方威胁,明成祖朱棣由南京迁都北京来坐镇指挥,这也是中国汉埃统治历史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以及文化中心第一次出现重大分离。
正如陈正祥先生所说“这条边墙所给予中国人的,是民族的心理安全感超过了实际的防御价值。
”陈正祥:
《中国历史地理上》
随着历史的发展,长城的军事作用日益削弱,而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意义,经过两千年的淀积,却日益重要起来。
六,长城对中华文明形成的作用
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前进的历史已经证明,长城除防御作用外,还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长城为中国军事科学的进步准备了智慧基石。
长城作为军事筑城,是我国古代各民族统治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组织防御的产物。
长城从放大了的城堡到最终成为烽堠相望、敌台林立的巨大防御体系,是两千多年来数个朝代无数先贤才智的积淀。
许多深邃的军事思想由此脱颖而出,为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的形成提供了参照,准备了基石。
长城主要是一种边防设施,然而古人在设计长城体系时,并不仅仅满足于边防的稳固,而是从整个国家的战略形势来考虑。
长城是当时战略方针的物质体现,它针对了主要敌人,突出了主要防御方向。
如明长城一带,设置了大宁(宁城)、开平(多伦)、东胜(托克托)三卫;并且分别以居庸、紫荆、倒马“内三关”和雁门、宁武、偏关“外三关”为枢纽,构成两道长城防线。
这种防御布势,不仅着眼于敌人从正面的进攻,而且考虑了敌人组织战略迂回的可能,是比较缜密的。
这些军事战略思想,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第二,长城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过保障。
长城的外在形态是军事对峙,本质却是对国家利益的守护。
游牧民族的掳掠,给农耕地区的人民造成许多灾难和痛苦,自然也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公元前215年,秦王朝收复匈奴盘踞多年的河套地区,在连贯原秦、赵、燕所筑长城的同时,因河为塞,建筑44座城池,并把内地人口迁移到这一地区屯垦,开辟这一地区长期稳定的局面。
西汉王朝在取得河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向西所烽堠、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向北到了居延海。
这样一来,就控制了祁连山和焉支山,打通了河西走廊,从而比较彻底地解除了匈奴威胁。
之后,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兹后六、七十年间,北部边城晏闭,牛马布野,“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班固:
《汉书·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农耕 文明 游牧 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