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区建设:问题与对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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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和谐社区建设:
问题与对策
王道勇
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博士
今天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都知道现在和谐社会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而社区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程,所以和谐社区建设现在受到大家很大的关注。
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跟大家简单讨论一下和谐社区建设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对策,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和谐社区建设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第二,各地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一些地方性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探索;第三,未来加强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一、和谐社区建设的成就与问题
(一)和谐社区建设的成就
先讲第一个问题,和谐社区建设的成就和问题。
我们都知道社区,尤其是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它们都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消减过后,随着人民公社制的消减过后,最近30多年以来涌现出来的一个新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以及生活的一个基层单位。
现在我国的社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农村和社区还是城市社区都在建设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目前总体而言我国的社区是67.9万个,城乡基础居民自治组织是67.9万个社区,其中农村地区在2012年初的时候是59万个,而城市地区的社区是8.9万多一点,89480个,这是一个具体的数据。
总体而言,农村地区的社区数量是在不断地下降,而城市地区的数量是在不断地上升。
我们可以看一个图,这个图是民政部公布的2002年以来全国村委会和居委会的变化情况,数据截至年限是2011年,最近10年以来可以看出来,我国村委会和居委会的数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其中居委会数量,条形柱图,居委会的数量在迅速地增加,而村委会,我们上面连的这条线的数量在不断地减少,这有可能有一些原因是把村庄给并在一起去了,也有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很多城郊地区的村庄改为居委会了,总体而言,我国居委会的数量在迅速地增加,而村委会的数量在迅速地减少。
现在我国在所有的67万个社区里边,有22%左右的社区是新建社区或者是刚刚从村委会改变成居委会的社区,所以五分之一的居委会是村改居,或者是新建社区,正是因为这样,我国的社区变化非常快,所以导致它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
最近十年以来我们一直比较重视强调搞社区建设,尤其强调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城市的和谐社区,所以和谐社区建设现在是我国社区建设的基本目标,希望社区达到和谐状态,但什么叫和谐社区?
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现在比较权威的看法是什么叫和谐社区?
以人为本,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使全体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社区各要素健康发展,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地一个社区叫和谐社区。
定义非常长,它把人和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先说一下,然后又说一下社区内部的关系,社区成员要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然后和谐共处,社区的要素的健康发展,社区又要有活力,又要有安定,后面两个是关键,既要保持活力,又要安定有序,我们都知道,既要安定有序的话,有时候活力会失去,而有时候有活力的话,这个社区有时候就不稳定,不和谐,所以和谐社区建设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基础性的工程,如果把社区建设得和谐了,整个国家的和谐社会建设搞起来就简单得多了,因为社区是基础,基础不稳地动山摇,基层牢固江山永固的,所以基础牢固与否,社区建设的和谐与否,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非常具有关键意义,所以我国各级政府,我国的社会的居委会、村委会,还有社区成员都非常关注社区建设,和谐社区建设,所以经过长期的努力。
我国目前无论是农村还是社区的建设成就都非常显著,居民的自治程度比它高,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里面居委会和村委会的选举都在正常举行,社会秩序总体而言是稳定的,我国的总体社区的区情都是稳定的,社会保障比较充分,生活环境比较舒适,公共服务比较完善,各种社会群体相互之间是和谐共处,这都是长期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和谐社区建设总体而言已经达到了和谐的程度,这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要真正建设起一个长期和谐稳定的,又有活力又稳定的社区的话,未来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因为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在和谐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让我们感觉到未来和谐社会社区建设还要加力,还要努力。
(二)和谐社区建设的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上看,现在和谐社区建设中了问题有以下几点,五点问题。
第一点问题,社区管理主体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厚。
无论农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无论是党组织还是村民自治组织,甚至是其他经济合作组织和综治维稳组织、文化组织、社会保障组织,这些组织行政化色彩相对而言仍然比较浓厚。
社区(community)这个词最初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来的一个词,滕尼斯写了一本书叫《社区与社会》,这本书介绍了一下什么叫社区,community这个词和共产党的词根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共同的意思,自治的意思。
所以社区这个意思在西方国家的基本意思是由自由的人民群众共同构成的一个自由的联合体,它应当没有任何行政色彩的。
所以在西方国家,社区、政府和市场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力量,如政府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市场行使的是经济权力,是盈利的,而社区是公众平等交往的领域,它不应当跟政府,也不应当跟市场交织在一起的,但中国长期以来,政府机构下沉,政府机构管着社区是一个传统,而且中国老百姓已离不开政府机构了,所以中国社区建设虽然是群众自治组织,但它的行政化色彩相对而言仍然比较浓厚,甚至个别地方,如一些直辖市的一些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甚至还有给他参照一些行政级别,如副处级的说法,给他行政级别的待遇,我们现在一部分的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内心中也有存在一些行政化的痕迹在里面,所以目前我国的社区管理主体这一块行政化色彩相对而言比较浓厚,行政化比较浓厚过后,对政府机构的意志贯彻得非常好,但对老百姓活力的发挥,积极性的发挥相对而言有一点约束作用,这是我们存在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社区建设的支撑体系比较薄弱。
社区建设要钱,要人,要东西,但现在无论是钱,还是人,还是服务设施相对而言都不太足,这个在中小城市,尤其在农村社区里边表现得非常明显,如社区的工作人员不够多,而且相对而言社区工作人员比较单一,如有“社区老大妈”的说法,这个说法是比较片面的,老大妈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它也需要一部分新的人才,如社会工作者,它需要大学毕业的社会工作者进入社区,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基本上是不敢想象的,在很多中小城市里也很少,人员配备还不够。
如经费不足,很多活都无法开展起来,因为它到社区级别就不属于行政系统,财务体系比较麻烦,而且自己没有自己的独立财务,甚至在乡里面代管之类的,钱不够。
第三服务设施不足,很多地方的服务设施,无论是娱乐设施还是自己的办公设施都相对而言不足,这些社区建设的支撑体系比较薄弱,导致和谐社区建设相对而言有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现象。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对于很多居民和村民来说,他们的社区意识比较大,社区参与程度比较低,很多村民、居民觉得自己这个小区、社区里边的和谐社区建设主要是居委会的事情,党的事情,治保会的事情,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我应该为社区出一份力的意识比较单薄,他又不愿意参与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些事务,觉得耽误事情,觉得我不敢参合,这也制约了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社区的维稳和社区的和谐难以协调一致。
这是和谐社区建设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和谐社区建设的关键词是“和谐”两个字,既有活力又安定有序,但一个社区秩序或社会秩序的状态有很多种,根据社会稳定不稳定,一个社会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很多种状态,如最不稳定的战乱状态、动乱状态是最不稳定的,如巴基斯坦地区还属于战争状态、动乱状态,现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不是这种状态。
比它稍微好的一个社会状态是骚乱状态,这个国家总体比较稳定,但是经常有老百姓起骚乱,如以前伊斯兰的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如埃及的一些国家,老百姓经常上街游行示威,打砸抢烧的骚乱状态。
第三种,比它更好一点的状态是稳定状态。
这个社会表面看没有什么大的骚乱,更没有动乱,它表面上比较稳定的,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处在这种状态,但比较稳定的状态它有一个问题是它看上去比较稳定,但内在的很多有可能导致冲突和骚乱的因素非常多,随时都可能爆发,这叫稳定状态。
第四种状态比它更好一点,社会比较稳定,社会群体的关系比较和谐,叫团结状态。
社会群体比较团结,像朝鲜,老百姓的群体之间比较团结。
最高的状态是和谐,我们可以发现和谐,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和谐共处,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而且这个社会有活力,这是最高状态。
对于社区来说,它追求的是和谐,但现在中国整个社会总体状态不是动乱,肯定不是,骚乱也不是,和谐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状态,团结的状态我们现在可以说因为城乡矛盾、区域矛盾、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新市民和旧市民的矛盾都比较突出,我们也不敢说现在处在比较团结的状态,说我们现在处在一种稳定状态是大家比较认同的,社会比较稳定,但矛盾冲突也比较多,所以现在建设和谐社区的重点工作是维稳,很多时候把和谐就等于维稳了,但和谐不等于稳定,稳定是第三种状态,和谐是第五种状态,是最高的状态。
但现在政府根据现实的可行性,尤其社区根据现实的可行性,它遵循的是长期保持社区的和谐稳定,尤其稳定是最重要的,尤其在现在压力制体制下,维稳工作是一票否决的,到街道,到乡镇这一批都是一票否决的,甚至到社区都是这样的,都是工作评价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我们的硬任务。
所以很多时候,维稳和和谐是难以达到和谐统一的,有时候为了维稳,为了维护稳定而不惜牺牲长期的和谐,都有这种可能的,或者说,你现在为了追求长期的和谐,短期之内很难保持社区稳定的。
我举一个例子,一个社区拆迁,这个社区有73户人家,拆迁的过程中有60户人家经过居委会,经过各方做工作,同意跟开发商签合同了,60户人家赔偿了50万,他搬走了,有13户人家死活不搬,不管怎么做工作都不行,他不断地到市政府门口去示威,不断去北京上访,不断地在工地上横躺着不让开工,闹了两三个月之后,当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受不了了,最后偷偷跟他们达成协议,这13户人家每户增加20户,签订了秘密协议不要公开,但隔了一年多后,房子都做得差不多的时候,这60户人家突然发现原来这13户人家多给了他20万,这60户人家就不敢了,结果这60户人家大部分人又开始上访,又开始到市政府门口聚集,通过各种途径喊冤,喊委屈,结果这种维稳的动作是维护了13户人家的稳定,但长期导致了社区不和谐,导致一年过后,三年过后这个社区仍然不和谐,而且是回迁户的格局,这13户人家跟这60户人家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好,本来是13户人家的问题,结果变成60户人家的问题,所以短期的维稳有可能跟长期的和谐难以协调一致,这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这是第四点问题。
第五点问题,国家政权下沉和民主自治的相悖离。
为了建设和谐社会,我们现在对基层的社会管理非常重视,我们现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创新,各地动作都不断,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把基层的矛盾化解在基层,让基层稳定和谐,这样的话国家政权有可能不断地下沉,它把自己的力量下沉,为了维护基层的稳定,把财力、人力,还有一些东西都下沉到村庄和社区里面去,给社区老百姓提供服务,同时提供管理,进行服务管理,在下沉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国家政权下沉了,有可能和居民的民主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相互之间是矛盾的。
国家政权下沉的一个标志,举一个例子,某一个市为了保证全市5000多个村庄和社区和谐稳定,就在各个村庄和社区里面设立一个治安员,每一个村庄设立一个治安员,这个治安员统一招考、统一招聘、统一培训、统一下派到村庄里面去,成立一个警务室,治安员都拿政府工资,政府的公共财政给他支出,这位治安员同时兼当地的一些村委会主任助理,相应地参加一些当地村务工作,参加当地党务的一些工作。
这些治安员是基层政权下沉的标志,有利于维护当地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也有可能干涉到当地居民和村民的自治,很多事情本应该是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事情有可能跟社会稳定混在一起,侵犯了居民的民主自治的权力,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就有可能侵犯他们的权力,这样的话,国家政权下沉有可能跟民主自治相悖离,我们如何又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又要让社区的民主权利和自治权力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也是我们目前仍然无法处理好的一个大问题。
这是我说的居民自治目的存在的一个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成就是很辉煌,很显著的,但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正是因为存在以上问题,所以我们各个地区都进行了很多地方性的探索。
二、和谐社区建设的地方性探索
第二个问题,和谐社区建设的地方性探索。
各个地方进行了很多探索,怎样把社区建得更加和谐,这些探索分别是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探索的,这些探索对各个地方进行和谐社区多少都是有一些借鉴意义的。
以下我讲这么几个探索:
第一个探索,在体制这一块的探索,强化社区建设的领导体制。
如北京,北京成立在市委和市政府共同领导的一个市委工作委员会,市政府的社会建设办公室,各个区也相应成立了区委的社会工作委员会,区政府的社会建设办公室,在街道一个级别也分别成立相应的机构,但在社区这一块不成立,但这些社区社会工作委员会或社会建设办公室对社区建设都提供指导,如社区党建工作,它提供指导;社区的稳定工作,它提供指导,它对社区党建提供相应的指导,甚至建立一个新的考核体系,它成立了新的机构,大庆都有这种社会工作委员会,大庆甚至是市委常委担任社会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重视程度很高。
在领导体制这一块,加强和谐社区建设的领导,这是第一个地方性的探索。
第二个和谐社区的探索,对农村社区的和谐社区建设进行总体性创造的探索,整个农村地区,我们这一片怎么建设和谐社区进行了探索。
例子非常多,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河北沧州肃宁的“四个覆盖”的做法,河北沧州肃宁30多万人口,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民,80%以上都是农民,27、28万都是农民,这样的话,农村地区的社会和谐和稳定问题非常重要。
河北沧州肃宁县就专门推行了一个农村社区的“四个覆盖”,在所有的农村社区做到党组织全覆盖、居民自治组织全覆盖、经济合作组织全覆盖、综治维稳组织全覆盖,所有的村庄都有党组织,都有居民的居委会,都有经济合作组织,如协会,农民经济合作社会,瓜果协会这些协会,同时综治维稳组织,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些治保,治安保卫,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这一块,巡逻队这些东西,它全部覆盖。
使农村地区社区有人管,管得到,管得住,这是农村社区的三大问题。
现在农村社区的三大问题:
第一,没人管,很多村支部书记、村长出去打工去了,很多时候没人管;第二,管得到,很多事它管不到,它管不了,像农村治安问题,它力量不够;管得住,以前管不住,有一些社区比较乱。
这样的话,肃宁地区通过“四个组织”全部覆盖,把广大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让他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调解、自我保护,实现了这个目标。
实行1、2年以来,使农村社会的秩序明显好转,而且农村地区社区的老百姓非常开心,非常和谐。
习近平同志专门给它一个长段的批示,批示的第一句话是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效果不错,值得推广,是这样的一个批示。
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是农村社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目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做好的问题,但是在沧州肃宁这个地方,它进行了探索。
河北秦皇岛地区以肃宁为基础,进一步把“四个覆盖”变成为“六个覆盖、六个提升”,除了党组织覆盖之外,村民自治组织覆盖之外,经济合作组织覆盖之外,还有一个综治维稳组织覆盖,另外加上两个社会组织覆盖,一个文化组织覆盖,一个社会保障组织覆盖,六个覆盖,使农村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农村社区的和谐程度明显提高,这是第二个创新。
第三个创新,创新社区的运行机制,使整个社区运行得比较和谐。
如沈阳的沈河区模式,我们搞社区建设的同志都知道,沈河区的“沈阳模式”是个老模式,运行得非常好。
沈阳沈河区的社区建设在运行机制这一块,按照国家权力机关运作的机制,参照国家机关的运作机制的做法,建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制度,社区委员会和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
这三个大会和委员会,它分别代表了决策、执行和议事协商这三个机构。
社区的事务决策主要在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有什么大事小事都通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表决、决策,这个事情决定了过后就由社区委员会来统一执行,执行的过程中由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来协商、监督,它有决策制度、有执行机构、有监督机构,是议行分离、相互制约。
整个社区运行真正体现了居民自治自觉、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所以导致社区运行得非常好,这是社区创新的运行机制这一块。
第四个,探索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机制。
社区,尤其是和谐社区建设,基层矛盾化解是关键,很多矛盾都是起于基层,我们不希望它从社区跑到街道,跑到区里边,跑到市里面,跑到省里边,最后跑到北京,我们希望在村委会和居委会、街道,在比较基层的层面把它解决掉,社区的和谐程度就会明显地增高。
我们现在探索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这一块,各个地区都有很多新的做法,现在全国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是南通探索的一个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全国很多社区都去学习,社会矛盾的调解。
南通最近十几年以来,探索了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这样一个六级的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从村开始,到街道,区里面,市里面,一直往上,六级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
它在各个村庄,以村庄和社区为基础,希望实现社会和谐,具体的做法是在所有的社区里面都设立了一个“1122”模式,都建立了“1122”模式,所有的基层社区都推行“1122”专职队伍建设新模式,在所有的基层社区里面都配备一名公安干警,配备一名综治专干,配备两名专职治安,配备两名专职调解员,“1122”模式。
在一个村庄、一个社区里面有6个人,一个是公安民警,第二个是综治专干,村委会、居委会的综治专干,配备两名的治安员,配备两名调解员都是专职的,综治专干和民警还好说,因为本来都有,但两名的专职治安,两名的调解员很多地区都没有,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拿出大笔的钱购买公共岗位在村庄配备治安员和调解员,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让老百姓的矛盾,起于基层,终于基层,矛盾不上交。
经过多年的努力,南通地区的和谐社区建设是非常成功的,80%的矛盾冲突都化解在基层的社区层面,矛盾不上交。
这是基层社会矛盾化解这一块。
最后一个,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这一块,这也是社区和谐的一个关键所在,很多社区,尤其是城市社区,还有城郊接合部的社区,它是流动人口聚居的地方。
农村地方有很多特殊人群在居住,如刑满释放人员,如解教人员(劳动教养结束的人员),如精神病,如老上访户,如流浪乞讨儿童,如法轮功,甚至于一些敌对势力,还有一些宗教敌对势力,这一些都是特殊人群,还有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对社区的和谐稳定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基层社区,尤其是社会稳定工作的一个重心所在,很多地区都对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服务这一块做了很多探索。
如广州在2010年开始在全省2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中间,流动人口中间推行了居住证制度,把暂住证制度给取消,推行了居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主要是管理,而居住证制度更多体现的是服务,如提供办理驾照等11项新公共服务,通过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让社区的外来人口感觉到这个社区是我家,我是新市民,所以它对社区的认同感就会增加很多。
如广州的居住证制度现在在全国开始推行,各个地方都在效仿,中央在全国推行。
如北京推行以房管人制度,北京专门成立了一个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把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放在一起,在社区层面上。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每个社区都设立了一个来京人员出租房屋服务站,服务站不仅仅是给你提供租房子服务,它还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如你的孩子要上学,你可以问社区怎么办上学手续,如你要交社保,你在社区享受公共医疗服务,社区都会提供相应的咨询,甚至直接提供服务,所以北京市以房管人、以证管人和以业管人相结合,以证,暂住证;以房,出租房屋,你到我这个社区来居住的话,我就把你登记下来,走的话就销掉,然后把数据都录入电脑中,这样的话,这个人在北京地区住房的情况、变动情况或社区给他提供服务的情况都基本上比较清楚。
如北京还推行了一个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式管理做法。
对于城郊结合部社区,因为流动人口比本地人口还要多,甚至多了多少倍,这样的话社会治安情况就比较混乱,和谐社会建设就比较难,北京市对300多个流动人口比本地人口还多的流动人口倒挂村推行封闭式管理,叫社区化管理,把城郊结合部都砌上围墙,做上大门,安上摄像头,配上专职保安,整天巡逻,社区以外的人进来过后对他进行查询、问询,这样的话,这个社区的治安情况明显比过去好了多,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式管理。
以上是我说在解决和谐社区建设的问题的基础上,从社区的领导体制、农村社区的整体性创新、运行机制、矛盾的化解机制以及流动人口管理的方法的创新这一块,分别介绍了一下不同地区建设和谐社区的一些探索和尝试,这些探索和尝试都是得到中央承认的,甚至推广的,所以值得各个地区在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参考、借鉴。
这是我从地方探索和创新的层面来讲怎么建设和谐社区。
三、加强和谐社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社区的社会管理体制
第三点,最后一点,从宏观层面来讲加强和谐社区的建设的对策和建议,这是从宏观层面、从国家层面、从都很适用的层面来讲加强和谐社区建设的对策和建议,讲几点。
第一点,健全社区的社会管理体制。
中国人现在主要居住在社区里面的,单位制以前发挥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以前中国是单位制,无论是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还是城市的真正意义上的单位制度,它都发挥了社会稳定的作用,都发挥了维护社区和谐的作用,但现在的单位制度有一部分在延续,但大部分老百姓不是生活在单位制度里面的。
这很简单,我们都可以分析一下,现在将近一千万的公务员和退休人员,加上三千六百多万的企事业单位人员,加上国企一千多万人员,现在真正地在单位制度内部的也就六、七千万人,但他们的家属乘以三的话也就是两亿多人口,所以中国的大部分人口,80%以上的人重点是生活在社区里面,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新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很多单位只管你的工作,不管生活,结婚、生老病死,单位都不管的,所以这样的话都是由社会来管或者自己管,很多时候,8小时以外的社区生活重要性比过去更加重要了。
这样的话,我们过去是“单位人”,现在是“社区人”、“社会人”,是“自由人”,在这样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基层的社会管理体制一定要健全,一定要加强,我们现在中国总体情况是大中城市的社区管理体系,和谐社区的建设体制是比较健全的,小城市,尤其是农村社区的管理体制,相对而言,体制比较健全但执行比较起来困难,还有一些体制是涣散的,很多村委会的干部都出去打工去了,都找不到人影,甚至很多中小城市的居委会没有钱,没有人,建设起来非常困难。
这样的话,我们要完善社区的社会管理体制,顶层设计这一块首先要做好设计,因为现在社会和谐社区建设任务非常多,很多国家的公共服务,很多的社会管理的职能都承担到社区来了,社区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上面是千根线,下面是一根针,都要经过社区的针缝里给穿过去,所以社区工作的任务非常重,非常多,还有很多新的任务不断地加过来,在加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在社区的顶层设计这一块做得非常好,如北京市统一“两委一站”,居委会、村委会加上一个站(服务站),“两委一站”,加上一个服务站,这个服务站是所有的公共服务集中到这几个地方来,“两委一站”的做法,体制这一块就比较集中,做法就比较好,比较清晰,你来什么事情都是结构体制快都比较清晰,这是顶层设计这一块,所以,将来很多社区理顺社区内部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理顺社区居委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它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定要说清楚。
另外,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组织是什么关系,和一些经合组织是什么关系,这一定要说清楚。
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各负其责,应该各得其所。
另外一个,在管理体制这一块应该注意的问题是要发挥社区建设中的社会协同作用和公众参与的作用。
社区协同作用和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一定要充分发挥,否则的话社区建设就变成党的建设、几个社区领导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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