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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坤舆万国全图,12,第十四章异文化的碰撞与交流,13,第十四章异文化的碰撞与交流,14,第十四章异文化的碰撞与交流,15,第十四章异文化的碰撞与交流,16,17,第十四章异文化的碰撞与交流,18,第十四章异文化的碰撞与交流,19,徐光启向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学习了西方科技,合作翻译西方书籍,然后将西方科学知识和中国传统的科技知识结合起来,才使得他在天文、历法、数字、生物、农学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
20,西学东渐开阔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他们从西方科技中获取营养。
21,大中华高高在上的观念以及程朱理学的束缚,使得西方科学的传播步履艰难,到了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教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乎中断,中国走进彻底的“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1840年的鸦片战争,“闭关锁国”的中国被洋人的洋枪洋炮轰开了大门。
一、古典文化的集成,1、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编纂于明代永乐年间,由翰林院大学士解缙担任总纂修,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初名文献大成。
依韵编纂,全书凡例、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这一古代文化宝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永乐大典常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
2、古今图书集成编纂始于清康熙年间。
由康熙第三子、诚亲王胤祉的侍读陈梦雷编辑,雍正登基后命尚书蒋廷锡等重辑。
雍正三年(1725年)定稿,次年以铜活字排印,六年印成。
其书采集广博,内容丰富,全书10000卷,目录40卷,分为6编、32典、6109部。
3、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经十年编成。
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全书缮写七部,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七阁。
四库全书经部有10类,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史部有15类,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子部有14类,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
集部有5类,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二、极端皇权与文化专制,1、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统治的顶峰自秦汉以降,总的趋势是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治愈演愈烈,至明清则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沿袭千余年的丞相制,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成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集政、军、财、文大权于一身。
清承明制,发展了明代的绝对皇权,又强化了严酷的民族压迫。
2、空前严厉的文专制
(1)科举制明:
科目繁多,程序复杂,大致可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
清:
程序较明复杂。
明清两代科举都以八股文取士。
(2)文字狱明清时君主专制统治超过以前历代王朝,文化专制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文字狱”,古人很形象地又把它称作“文网”。
编织文网,对知识分子在文字上的所谓“越轨”、“悖逆”加以威胁、恐吓乃至残酷镇压、无情打击,这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几乎每个朝代都出现过,因为它本来就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特色之一。
但在明代之前,“文字狱”一般还多是偶一为之。
从明代开始,“文字狱”就多了起来,但明代的“文字狱”基本上集中在前期,尤其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
朱元璋出身寒微,青少年时代曾要过饭、当过和尚,又是从红巾军的农民起义起家,后来才当上了皇帝。
所以,朱元璋很怕别人讥讪他早年那些“不光彩”的经历。
再加上他读书不多,也怕读书人转着弯骂他。
明初的种种“文字狱”,多半都是与朱元璋的“忌讳”有关。
清代“文字狱”不同于明代的地方,就在于多因镇压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而发起。
这里的理由很简单,就是由于身为少数民族的清代统治者,对数量庞大,又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汉民族的恐惧。
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汉人民族意识一日不消灭殆尽,他们的统治就一日不得巩固。
而汉人民族意识的阐发者和传播者,无非就是那些读书人。
因此,对这批人必须加以特别严格的管制。
而“文字狱正是管制读书人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清朝的“文字狱”早在顺治时期就已出现,如顺治五年(1648年)的“毛重倬坊刻制艺案”,毛重倬等人因在出版八股选文时所写的序中只用干支纪年,而不用清朝纪年,就被认为“目无本朝”而处死;
又如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刘正宗诗集案”,刘正宗出版诗集,张晋彦在为其作序中有“将明之材”句,清政府认为这句话诡谲暧昧,难以解释,刘、张两人因此均被处死。
康熙朝的“文字狱”,有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廷鑨明史案”,这是清代“文字狱”中的大案之一。
庄廷鑨是浙江湖州的富户,盲人,好史学,以“盲史”自居。
他从明代大学士朱国桢后人手中购得朱国桢所著明史稿本,又让人续撰了明天启、崇祯二朝事,合为明书辑略。
书成后庄廷鑨死,其父庄允诚为之刊印。
后被人告发。
清政府以其书不记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年号,将南明隆武、永历二帝视为正统,又有指斥满洲的文句,故为“大逆不道”。
于是把已死的庄廷鑨开棺戮尸;
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共72人;
庄氏家属发配边疆为奴,受牵连者多达数百人。
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有“戴名世南山集案”。
戴氏为康熙朝的翰林院编修,在他的南山集中,叙述了南明几个小朝廷的事,还采用清初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所载南明桂王时事。
于是便以“大逆”罪被处死,其家属也被处死;
方孝标已死,开棺戮尸。
其后人处死。
牵连进此案的知识分子也多达数百人。
顺治、康熙两朝虽有“文字狱”,但数量还不是太多。
到了雍正、乾隆两朝,统治者编织的文网更密,“文字狱”的数量也随之大大增加。
雍正四年(1726年)的“查嗣庭试题案”。
礼部侍郎查嗣庭任江西省主考官,出八股文试题“维民所止”。
这句话原出自儒家经典诗经中的商颂,玄鸟: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思是王者之都十分宽广,都是臣民们居住的地方。
但有人上告,“维民所止”中的“维止”即去“雍正”之首,也就是砍掉雍正的脑袋。
于是查嗣庭就被革职查办,不久死于狱中,但仍被戮尸和砍头示众,其儿子皆被处死,家属被流放。
又因为查嗣庭是浙江人,还下令停止浙江省的乡试、会试6年,以示惩戒。
雍正七年(1729年)的“吕留良文选案”。
吕留良(16291683)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明亡后曾图谋复兴。
事败,家居授徒,拒绝清廷博学鸿词科所召,削发为僧。
其著作中含有明显的反清思想。
雍正时,湖南人曾静偶读到吕留良的文选,大为感动,决心反清。
曾静得知,当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是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后裔,就派其弟子张熙去游说岳钟琪起兵反清。
岳钟琪告发,曾、张被逮捕。
雍正与他们辩论,并撰大义觉迷录批驳吕留良文选中的思想。
对吕留良开棺戮尸,杀吕氏后人及学生和刊刻吕氏著作的人,吕氏家属发配边疆。
为了表示“宽大”,雍正赦免了曾静和张熙,但曾、张却被乾隆所杀。
此案在民间影响很大,后来雍正暴死于内宫。
民间纷传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的,传说尽管未必可信,但却反映出此案的影响及人民的义愤。
乾隆帝曾信誓旦旦地说过:
“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但事实恰恰相反,乾隆一朝是清代“文字狱”的顶峰,数量最多,共有8辑的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了65起“文字狱”案,其中64起就是乾隆朝的。
乾隆朝的“文字狱”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前朝,而且其荒唐程度也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
如彭家屏写的家谱中遇弘历(乾隆的名字)的字样没有以缺笔来“避讳”,就令彭氏自杀;
王锡侯编写字贯一书,被认为仿效康熙编字典,冒犯唐突,处斩,所著书全部焚毁:
徐述夔写诗中有“大明天子重想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之句,认为“壶儿”是“胡儿”的谐音,是骂满洲人,徐氏本人包括儿子已死,开棺戮尸,其孙子处死;
沈德潜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认定是影射满洲以异族夺得朱明王朝的皇位:
胡中藻诗中有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被认为是存心把“浊”字加在“清”字前面,实际依诗的格律,“浊”字必须加在“清”字前面才对,但胡氏被判“居心不良”而立即处斩;
此外还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案等等,真可谓是竭尽了妄意引申、构陷人罪之能事。
明清两朝的文字狱,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机桎梏。
明初文字之祸主要危害在于缩小了朱明王朝的统治基础,致使那些以“学而优则仕”为正途也不愿入朝为官。
清代文字狱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
明清之际由于社会格局的巨大变化而萌发的具有启蒙精神的社会思潮和带有若干近代色彩的自然科学,由于文字狱一类的高压政策,其发展道路被粗暴地切断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遭到扼杀,广大士人转而埋头古籍的考证和整理工作。
清代学术出现两种倾向:
一是宋明理学成为钦定学术,士人的思想被教条所束缚;
二是出现了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派。
三、理学的嬗变,在理学发展历程中,明代占有重要地位。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
“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元公历一至一六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
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
”大体上,理学在明代经历了由兴盛到变态的过程。
明初是朱学的统治时期。
明中叶是王学崛起和传播阶段,程朱理学日趋式微。
初明时期,是理学的“述朱期”。
程朱理学在南宋已占据统治地位,元代也以朱子之书,作为科举取士的规程。
元、明时期对朱熹的尊崇,可与汉武帝表彰孔子相比拟。
作为初明理学大师的崇仁学派领军人物吴与弼,学宗程朱。
崇仁学派是吴与弼所创立的学派。
吴与弼,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故称其所创学派为崇仁学派。
该学派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理产生气,气产生万物;
坚持万事“万殊而一体”。
该学派门人众多,主要有娄谅、胡居仁、陈献章等。
陈献章,早年从师于吴与弼,但其学术思想与吴氏有所差异。
主张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其“识趣近濂溪,而穷理不逮”。
陈献章是明代理学家中第一个大胆“通禅”的人物。
他的“主虚”以保以灵,以静坐达到于虚之道,颇有禅宗意味。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别号碧玉老人、玉台居士、江门渔父、南海樵夫、黄云老人等,因曾在白沙村居住,人称白沙先生。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正统十二年两赴礼部不第,从吴与弼讲理学,半年而归,居白沙里,筑阳春台,读书静坐,数年不出户,入京至国子监,祭酒邢让惊为真儒复出,成化十九年授翰林检讨,乞终养归,著作后被汇编为白沙子全集。
应该说,明代理学到陈献章的白沙学派,才开始脱离程颐、朱熹理一元论的轨道,走入周敦颐、程颢心一元论的门径。
所谓“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
陈献章一反初明学者因循程朱的习气,提倡“自得”的独立思考的学风。
从学术路线的内在联系看,周敦颐程颢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是一脉相承的。
上承陆九渊,下启王守仁的陈献章,是由初理学的“述朱期”向中明“王学期”的桥梁。
陆九渊(1139-1193)号象山,字子静,书斋名“存”,世人称存斋先生,因其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
汉族,江西抚州市金溪县陆坊青田村人。
在“金溪三陆”中最负盛名,是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
是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祖。
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深远影响。
被后人称为“陆子”。
明中叶,理学日渐衰退,“王学”应运而生。
王学又叫“心学”,因为王守仁把“心”(人的意识)视作第一性的、本原的东西。
这与朱熹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大不相同。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王守仁“心学”的主旨是“心即理”说“致良知”说,其实行的路径是“知行合一”。
王守仁认为世上事理皆具于“吾心”之中,故他主张求理于“吾心”,把外物的存在说成是心灵的感应,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形态。
王守仁把良知和天理相结合,“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始终。
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
王守仁所谓的“知”,是指“良知”的内在感悟,“行”是“良知”的外在表露,并非主观作用于客观的实践。
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
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10月31日),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9年1月9日)。
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
封新建伯,谥文成,人称王阳明。
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
王阳明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有名,故称之为“真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继朱学之后,王学极盛一时,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显学”。
按明儒学案所作的人文地理分类,王学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大系统。
王学在嘉靖初年形成体系,很快进入鼎盛期,在嘉靖至万历年间,不仅是一种学术主流,而且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
万历十二年(1584),钦准王守仁从祀文庙。
到万历中期则转入变态期。
王门后学使王学发生变态,并对明代晚期社会生活造成较大影响的,是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王艮,盐西出身,庸工林春、窑匠韩乐吾、樵夫朱恕、田夫夏廷美,都是该学派的健将。
功利主义是泰州学派的另一富于战斗性的思想,它直接针对理学禁欲主义。
颜钧、何心隐明确提出有欲论,公开倡导功利主义。
何心隐之后,又产生了称王艮及其门下称为英雄的李贽。
他以更加尖锐泼辣的风格,对程朱著述特别是四书集注所阐发的礼教展开空前激烈的批判,甚至提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自称温陵居士,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
李贽在考中举人后就不再赴考。
在南京,李拜来此讲学的王襞为师。
李贽发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和“人即道”、“人必自私”的命题。
泰州学派的思想,发展到李贽,进入了更全面、更成熟、更系统、也更激进的阶段,亦即顶峰阶段。
李贽一生反对封建道学,他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观点相背离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带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汉)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
李贽一生的著作,数量十分巨大,达几十种之多。
其代表作有藏书68卷;
续藏书27卷;
焚书6卷;
续焚书5卷。
对于李贽的言论和著作,统治者恨之入骨,骂他为“狂诞悖戾”、“左道惑众”、“不知尊孔子家法”,是“人妖”、“妖怪之物”、“异端之尤”、“猖狂无忌惮的小人”;
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李极尽了迫害之能事:
以“大坏风化”之名,驱逐他出境(麻城),拆毁他寓居多年的芝佛院。
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七十六岁。
他跋涉数千里、冒着大风雪投奔家居北通州的、生死与共的挚友马经纶家。
李这时心力交瘁,本想在好友处平静地了却此生(他在去世前一月,写下了李卓吾先生遗言),但在这年三月间被捕了。
大金吾审讯时,衰弱不堪的李贽,由“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
金吾问:
“若何以妄著书?
”李答:
“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
”表现得一点也不屈服。
由于不堪侮辱,李贽在狱中趁给他理发之机,夺剃刀自刎。
马经纶依李遗言,把他安葬在北通州北门外,墓前立了一块一丈多高的石碑,并遵嘱请焦漪园书写墓碑。
李贽生前死后,统治者还先后下令将他的著作“尽行烧毁,不得存留”;
结果是“卓吾死而书愈重”,他的思想和著作,像一颗划破黑压压长空的光灿明星。
王门后学的变异,心学末流的隐入空疏,东林学派兴起。
东林学派起源于王学,但反对王学末流的通禅,力图用正宗儒学抗拒佛老,并力促王学与朱学调和。
到了明末,刘宗周进一步融汇王学和朱学。
刘宗周的努力,表现了明末士面对日益深化的社会危机,试图实现王学与朱学的联合,以达到救世之目的。
这种尝试被清代儒家加以发展。
东林学派,是中国明代末年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的一个以讲学与议政相结合的著名学术流派。
因该学派的创始人顾宪成、高攀龙等学者在地处江苏无锡城东隅弓河畔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和读书,故得名。
四、启蒙新声1、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对君主专制展开猛烈的批判,成为这一时期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
2、明清启蒙浪潮还大力提倡实学精神。
徐光启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想的先导人物。
3、清初启蒙思想家们极力从复兴儒学的立场出发,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
黄宗羲、唐甄指出,至高无上的君主并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不过是一介“独夫”而已。
“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人君之贱视其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我”,“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
”(唐甄潜书)虽然他们的声讨并未触及专制君主与封建制度的本质联系,但是把绝对君权作为人民的异化力量加以揭露,这在君主至上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叛逆。
唐甄(16301704),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
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唐甄塑像亭。
四川省达州(今通川区蒲家镇)人。
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
清顺治十四年(1675)中举人。
曾在山西长子担任过10个月的知县,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被革职。
后曾经商,因赔本乃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维持生活。
著作主要有潜书。
顾炎武、王夫之也对君主独裁进行尖锐批判。
顾炎武明确区分“国家”和“天下”两个概念,认为“国家”是指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则是万民的天下。
王朝的更易兴亡只是君臣们的问题,与民众利益没有多大关系。
保天下才是民众应尽的责任。
将民众利益置于君臣私利之上,显示了顾炎武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
王夫之的思想十分接近顾炎武。
“一姓之兴亡,私也;
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以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
”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读通鉴论。
针对明代皇权高度强化的弊病,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人提出一系列制约君权的设想。
如顾炎武认为,扼制君主专制的有效办法是分权,即将宋明以来为专制君主一人所操纵的“辟宫、莅政、理财、治军”四权,分割给地方郡县,扩大地方官的自主权,并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著名论断。
唐甄在潜书中认为,改为君主专制的捷径是“抑尊”,即取消君主的专制势尊。
君主应该问政于民,访求安邦治国之道,让百姓参政议政。
黄宗羲认为,天下与君主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
他主张建立平等的君臣关系来限制君主专制。
他还提出恢复宰相制,扩大相权,以牵制君权。
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主张以法制来抑制君权。
他指出三代以下的法,是专制君主的“一家之法”、“非法之法”。
反对儒家“有治人,无治法”的理论。
黄宗羲还提出设学校以监督朝政的思想。
具体做法是,选择著名学者充任太学祭酒,给予其与宰相相等的政治地位。
每月初,皇帝及百官到太学执弟子礼听讲。
对于朝政国事,祭酒可以直言不讳。
地方郡县的学校亦复如是。
如此,则太学和郡县学校成为监督中央及地方政治的重要机构。
通过讲学和舆论,以规范专制国家各级政府的权力。
无怪乎有人认为,黄宗羲的学校设计已具有资产阶级代议制的色彩。
明清启蒙浪潮还大力提供实学精神。
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的特征之一。
徐光启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先导人物。
他对王门后学空谈心性极为反感,认为这种空疏学风于世无补。
他力倡实学,认为屯田、盐法、河漕、水利、兵事等乃为天下要务。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
徐光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
晚明实学思潮不仅打破了阳明心学独尊的格局,造成学术文化生机盎然,而且哺育了一批承上启下的启蒙思想家,这就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等人。
他们在明末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强大的实学思潮中历练了实学功夫和思想锋芒,成为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中梁柢柱。
清初启蒙思想家们极力从复兴儒学的立场出发,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
黄宗羲认为,儒学本质上是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
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
清初另有倡导实学的“颜李学派”,其领袖人物颜元、李塨。
颜元(1635年1704年),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创始人。
原字易直,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
一生以行医、教学为业,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几方面并重,亦即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材,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家“穷理居敬”、“静坐冥想”的主张。
其主要著述为四存编、习斋记余。
李塨(16591733),清初哲学家。
字刚主,号恕谷。
直隶(今河北)蠡县曹家蕞人。
他是颜元学说最得力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展者,在教育方面颇有成就。
且著有四书传注、周易传注等。
五、耶稣会士来华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十六七世纪之交,即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揭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利玛窦开创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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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 晚期 帝国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