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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艳、王宏振(2007)认为积极情绪是指个体由于体内外刺激、事件满足个体需要而产生的伴有愉悦感受的情绪。
从分立情绪理论的观点来看,积极情绪包括快乐(joy,happy)、满意(contentment)、兴趣(interest)、自豪(pride)、感激(gratitude)和爱(love)等,这与Fredrickson定义的积极情绪的内容是一致的。
由此可以看出,对积极情绪的定义并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说法,本文的总结是,积极情绪就是个体由良好刺激所引发的愉悦的感受,可促进认知、优化行为,使人呈现出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
(二)积极情绪的功能
Fredrickson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情绪的扩展—建设理论(thebroaden-and-buildtheoryofpositiveemotion),理论指出:
积极情绪能够扩展人们的瞬时知—行体系,这个体系又反过来构建他们持久的个人资源,这些资源包括生理资源、智力资源、社会资源和心理资源。
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能够扩展人们的瞬时知—行体系,消极情绪则起相反作用;
积极情绪能够消除或者纠正冗长的消极情绪的负影响,缩短心血管活动的恢复时间,使人们达到正常的激活水平,这种消除作用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提高心理幸福感或者加强身体锻炼来培养积极情绪,以应对消极情绪带来的影响;
心理弹性无法预测人们的焦虑水平,但是却可以预测人们对积极情绪的反应,心理弹性高的人能够更好地利用积极情绪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积极情绪能够构建心理弹性,并且能够螺旋式上升地改善心理健康。
Fredrickson用数据表明,一个经历较多积极情绪体验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面临逆境时会更从容、会有更高的心理弹性。
反过来,随着应对技能的增强,个人的积极情绪也会随之加强。
积极情绪不仅使人们在当前感到愉悦,而且通过这种情绪扩展思维,会增加人们在未来感觉良好的可能性。
积极情绪的扩展—建设理论促进了积极情绪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后来人们对积极情绪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导向作用。
近几年来我国关于积极情绪的研究大多都以Fredrickson的积极情绪扩展和建设理论为基础展开或者以验证此理论中的观点为主题而展开。
郭小艳、王宏振(2007)认为
(1)积极情绪能够激活一般的行动倾向,虽然积极情绪不伴随特定的行动趋势,不产生具体的行动,但积极情绪会产生一种一般的行动激活,即接近或趋近倾向,能够促进活动的连续性。
(2)对于认知具有启动和扩展效应,积极情绪能在一般条件下促使个体冲破一定的限制而产生更多的思想,能够扩大个体的注意范围,增强认知灵活性,能够更新和扩展个体的认知地图。
(3)能够建设个体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个体内的资源,如增强心理和生理恢复力,也包括个体间的资源,如增强社会联系,有利于积极主动地参加活动。
积极情绪能够建设个体的心理资源,就为个体的社会适应准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
(4)撤销消极情绪产生的激活水平,积极情绪的撤销效应不仅表现在对于生理唤醒的撤销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对于消极情绪所造成的狭小的思维活动序列予以撤销,使得思维活动序列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能够缓解消极情绪造成的紧张。
(5)能够促进组织绩效。
积极情绪不仅对于个体的适应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组织内成员的积极情绪对于一个组织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组织内个体的积极情绪可以相互感染和传递,对于营造积极的组织氛围是极为关键的,能够激励组织中员工的工作绩效,提高组织的效能。
除此之外,积极情绪还能够提高主观幸福感。
积极情绪扩展了心理活动空间,扩展了个体的瞬间思维活动序列,而心理活动空间的扩展增加了个体对于后来有意义事件的接受性,进而增加了体验积极情绪的机会和可能性。
积极情绪体验不仅促进了挑战的应对,缓解了消极情绪,而且积极情绪的反复体验,增加了个体的心理弹性,提高了社会关系的质量,能够增进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积极情绪的表达能够促进心理健康,同时对身体健康具有促进作用。
综合以上对积极情绪功能的研究可以发现,积极情绪主要是通过作用于人的身心进而影响人的行为趋势。
三、我国关于积极情绪的研究
通过对积极情绪概念和功能的了解,我们知道积极情绪对人类大有裨益,积极情绪的扩展—建设理论的提出,为积极情绪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针对此理论的相关观点,我国的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
(一)积极情绪对认知方式的影响
Isen和Fredrickson发现积极情绪可以拓展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使个体的注意范围和认知范围更宽广。
在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的思维方式更灵活,行为更具有创造性。
为验证此结论,王艳梅、郭德俊(2008)通过两个行为实验考察了积极情绪图片所诱发的情绪状态对任务转换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任务是数字分类任务,分为保持和转换两个阶段。
首先要求被试对靶刺激形成一定的习惯化反应,然后改变任务要求。
实验1以53名大学生为被试,分别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中性条件下完成任务,发现在与中性条件相比时,积极情绪促进任务转换,消极情绪延缓任务转换。
实验2以37名大学生为被试,增加了一种转换条件,考察积极情绪促进任务转换的心理原因,结果表明积极情绪因偏好新异刺激而促进任务转换。
当然,这样的结果也可以用积极情绪的拓展理论来解释,积极情绪拓宽了注意范围,由此对新的分心物产生了注意,从而导致转换速度下降。
也可以进一步尝试推论,积极情绪拓宽注意范围的心理机制,是由于积极情绪下,对新异刺激和新异信息的加工偏好。
本研究结果为积极情绪促进任务转换的心理机制提出了初步解释,但只局限于本研究的任务范式中,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获得更多的证据。
接着,王艳梅、郭德俊等人(2008)在积极情绪对任务转换的影响方面又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以获得积极情绪影响任务转换的性别和发展特点。
此研究以52名大学生、36名高中生、45名初中生为被试考察积极情绪影响任务转换的发展变化和性别差异。
结果发现,对于女性,积极情绪促进任务转换的现象,在三个年龄段上具有发展上的稳定性;
对于男性,只在初中阶段表现出此特点,在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积极情绪促进任务转换的现象不再明显。
年龄越小的男性儿童越容易受情绪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受情绪的影响表现的不再明显;
而女性则在发展上表现出稳定的现象,其认知活动一直都受情绪变化的影响。
女性在消极情绪下的转换损失显著高于男性在消极情绪下的转换损失。
而且,在大学和高中这两个年龄段中,均发现只有女性被试表现出积极情绪比其他两种情绪状态显著地提高了任务转换速度的现象,而对于男性被试没有表现出这种现象。
实验现象表明女性比男性对情绪刺激的反应更敏感。
进一步说明了性别在情绪研究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但是研究者普遍认为男女在情绪体验、表情控制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性别角色认同。
以上两个实验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会促进任务转换,减少转换损失,调节认知活动,且会因为年龄和性别的差异而不同。
结果支持了Fredrickson的积极情绪扩展—建设理论的观点。
但是,在蒋军等人(2011)做的关于积极情绪对视觉注意的调节及其机制的研究中有提到过,高、低趋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对空间注意范围的影响是不同的,甚至说是正好相反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针对此做相关的实验。
随后,王振宏等人(2013)也指出,Gable和Harmon-Jones提出的情绪动机维度模型认为动机维度是一个独立于效价和唤醒度的情绪维度,情绪对认知加工的影响受其动机强度的调节,积极情绪对认知加工的影响自然也会受其趋近动机强度的调节。
因此,他们做了相关的实验以验证不同趋近动机强度积极情绪对认知控制的影响。
此研究运用情绪图片诱发被试高、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采用停止信号任务和任务转换作业考察了不同趋近动机强度积极情绪对认知控制的影响。
结果表明,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对认知控制的影响表现出了与高趋近动机积极情绪不同的效应模式。
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能增强认知灵活性,加快了反应抑制和任务转换的速度;
高趋近动机积极情绪能增强目标聚焦和维持,促进认知稳定性,加快了停止信号任务中Go任务和任务转换作业中重复任务的反应执行,也增加了反应时转换损失。
同年,崔丽霞等人(2013)也做了类似的相关研究,主要研究了趋近动机的调节效应。
此实验也是以Gable和Harmone-Jones提出的动机维度模型为基础,采用行为的和认知的情绪诱发手段,研究趋近动机强度不同的积极情绪对复合字母刺激心理旋转整体优先效应的影响。
研究表明:
趋近动机调节着积极情绪对心理旋转整体优先效应的影响,趋近动机较低和中等时存在整体优先效应,趋近动机较高时整体优先效应消失。
即趋近动机较低的积极情绪拓宽心理旋转加工范围,趋近动机较高的积极情绪缩小心理旋转加工范围;
(2)本研究没有发现效价(积极情绪/中性情绪)调节心理旋转整体优先效应。
这两个实验研究与王沛、康琳(2008)曾经做的关于任务无关积极情绪与时间限制对大学生风险决策的影响实验有相似之处。
该实验探讨了任务无关积极情绪和预支情绪与时间限制对风险决策的交互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强调损失可能且意义重大的职业决策,积极情绪使个体表现出风险回避倾向,而时间限制通过影响个体的决策策略增强情绪状态对决策的影响作用。
在无重大意义无损失可能的决策情境中,时间限制能降低个体的冒险倾向,而积极情绪通过促使个体夸大时间限制造成的压力,增强时间限制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此实验中的任务无关积极情绪可等同于高、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都考虑到了积极情绪方面的差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研究,积极情绪对认知的影响在不断完善。
不同程度趋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会对认知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考虑积极情绪的影响时,不能忽视性格所造成的差异,也不能再单纯地认为所有的积极情绪都会对认知产生促进作用。
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使得个体对于目标的注意聚焦水平降低,从而增强了认知灵活性;
而处于高趋近动机积极情绪水平下的个体会主动排除无关刺激、知觉或认知的干扰,将自己的注意和认知聚焦于他们渴望获得的客体或目标上,也增强了对既定目标的维持,从而增强了认知稳定性。
关于这一点对教学的启示是:
教师要针对不同的任务要求激发学生不同程度的积极情绪。
不能盲目的认为所有的积极情绪都可以促进当前的教学活动。
(二)积极情绪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人际互动在人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每天都在与他人进行的接触中发生着各种形式的互动,人际互动所带来的结果可以为我们提供共享资源、帮助我们获得不同的观念以及认同感。
与人的交往已经渗透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际活动的主体是人,人的行为活动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所以,研究积极情绪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何晓丽、王振宏、王克静(2011)对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影响的线索效应做了相关的实验研究,该实验用书写任务与信息反馈方法诱发与信任不相关和相关情绪,采用信任投资任务和自我报告法研究了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影响的受信者信息与情境线索的依赖性,即线索效应。
结果发现:
(1)在不相关情境和对受信者熟悉的条件下,三种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差异显著,积极情绪条件下的投资信任和直接报告的信任显著高于中性与消极情绪条件下;
在不相关情境和在对受信者陌生条件下,积极情绪条件下的投资信任和直接报告的信任与中性和消极情绪条件下的投资信任和直接报告的信任差异不显著。
(2)在相关情境和在对受信者熟悉条件下,三种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差异显著,积极情绪条件下的投资信任显著高于中性与消极情绪条件下;
在相关情境和对受信者陌生条件下,三种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差异显著,积极情绪条件下的投资信任和直接报告的信任显著高于中性与消极情绪条件下,中性与消极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差异不显著。
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存在受信者信息与情境线索的依赖性。
何晓丽(2013)又做了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与人际互动影响的线性效应的研究,更深入分析了积极情绪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除了之前研究过的不同情境条件下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具有情境和目标线索效应的影响外,还进行了不同自我卷入特性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与人际互动的影响和不同趋近动机强度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与人际互动的影响。
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合作与竞争情境下积极情绪具有对熟悉人的人际信任的增进效应,低风险情境下积极情绪对熟悉人的人际信任具有促进效应。
受外部情境线索和内部信息线索的影响,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具有情境线索与受信者目标线索效应。
(2)在不同的情境下,积极情绪对人际互动的影响作用不同。
积极情绪对人际互动的影响不具有普遍的增进效应。
积极情绪对熟悉人的人际互动水平普遍高于对陌生人的人际互动水平,但在合作竞争情境下,积极情绪对陌生人的人际互动具有增进效应,在高低风险情境下,积极情绪对熟悉人的人际互动水平具有增进效应。
(3)研究发现自豪、感激和愉快情绪条件下对熟悉人的人际信任均具有增进效应,感激与愉快情绪条件对陌生人的人际互动具有增进效应。
研究表明情绪的不同自我卷入特性对人际信任与人际互动的影响与一般积极情绪在社会认知领域的作用即有一致性也有不同,当考虑积极情绪的具体性质时,不同自我卷入积极情绪在社会认知领域的影响与一般积极情绪存在差异。
(4)研究发现渴望与愉快情绪条件下对熟悉人的人际信任具有增进效应,渴望情绪条件下对陌生人的人际互动具有增进效应。
研究表明不同动机趋近动机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与人际互动的影响与一般积极情绪在社会认知领域的作用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差异,研究发现渴望对陌生人的人际互动具有促进效应而一般积极情绪条件下并没有表现出对陌生人的人际互动促进效应。
总之,通过考虑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与人际互动影响过程中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与人际互动的影响并不具有普遍的增进效应,而是受到内外在因素的制约,情绪对社会认知及人际行为的影响受多种内外在复杂因素的共同制约。
(三)心理弹性、积极情绪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Fredrickson的积极情绪扩展—建设理论中曾指出,积极情绪能够扩展个体瞬间的思维与行动序列,帮助个体发展和建设个人资源,个体个人资源的增强又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应对生活挑战,利用各种机会取得成功,生活得健康。
而且,积极情绪能够促进心理弹性,促进心理健康。
针对这两方面的观点,我国学者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
赵晶等人(2010)通过抽取5所高校的560名大学毕业生,对其施测心理弹性量表、积极消极情绪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发现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弹性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效应是通过积极情绪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
王振宏等人(2010)通过对105位大学生进行牛津幸福感问卷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调查,按性别分层随机分配受试,其中集体干预组35人(男16人,女19人),个体干预组35人(男15人,女20人),对照组35人(男17人,女18人)进行实验,最后证明了Fredrickson的积极情绪扩展—建设理论中的观点:
积极情绪有助有促进人的心理健康。
随后,王振宏等人(2011)又进行了大学生积极情绪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个人资源的中介效应的研究,通过科学严密的实验,证明了个人资源在积极情绪与心理健康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积极情绪能够通过建设个人资源而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结论。
董妍等人(2012)对积极情绪与身心健康关系又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医学实例实验,有力地说明了积极情绪能够促进身体健康,增强个体的免疫力。
同时,还论述了积极情绪对健康起作用的两种模型:
直接效应模型和压力缓冲模型。
通过这两种模型的论述,对于积极情绪对健康的作用有了更直观具体的认识。
每一阶段的研究都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或者采用更加科学先进的测量手段进行更加直观的验证的。
崔丽霞等人(2012)做的心理弹性与压力适应的关系:
积极情绪中介效应的实验研究中,就采用了生理多导仪与测量量表相结合的实验方法,利用仪器精确记录被试实验前后压力下的生理反应,经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
压力下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与生理恢复指标显著相关,当心理弹性和积极情绪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积极情绪对生理恢复的预测显著,心理弹性对生理恢复的预测下降,但是依然显著,因此积极情绪在心理弹性与压力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于积极情绪对大学生的影响的研究也一直是积极情绪相关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王永、王振宏(2013)通过对207名大学生采用心理韧性量表(CD-RISC)、积极情感量表(PAS)和总体幸福感量表(GWB)进行了为期9周的追踪测查,考察大学生心理韧性的特性及其与积极情绪和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
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大学生的心理韧性与积极情绪显著正相关,积极情绪可以预测其9周后的心理韧性;
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可以预测其幸福感,积极情绪在该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周妍、蔡明(2013)通过随机抽取3所高校的686名大学毕业生为施试,对其施测心理弹性量表,积极消极情绪表、挫折承受力量表,以考察大学生心理弹性、积极情绪与挫折承受力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结果发现,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对挫折承受力的预测效应是通过积极情绪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实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积极情绪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并且,在心理弹性预测心理健康、抗压力或者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心理弹性指的是个人从挫折等逆境中恢复到常态的能力,在竞争激烈的今天,拥有较好的心理弹性对一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结论给我们在教育教学中的启示是:
在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抗压能力时,要注重对学生心理弹性的培养,不能忽视积极情绪所起的作用,要加强学生培养积极情绪、转换和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同时积极情绪的部分中介效应也提示我们,积极情绪所起的作用有限,单纯依靠积极情绪不能够解决学生应对挫折的问题,应当进一步探索影响学生挫折承受力的其他因素。
四、结语
至此,可以发现我国关于积极情绪的研究是在不断完善与进步的,但是它仍然处在一个不成熟的阶段,更多的是基于对外国相关理论观点的验证,并没有提出我们自己的新的理论观点,在理论建构上还不深入。
对积极情绪的这些验证,给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使我们了解到了积极情绪的作用以及它是如何对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起作用的,但是对于该如何利用积极情绪促进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这一方面还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具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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