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十一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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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7月(道光23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前半年,在广州城北部28公里外的花县(今花都区)官禄埔村,一个30岁的私塾先生,第四次参加乡试落榜,连个秀才都没考上。
这位屡试不中的童生叫洪火秀,他后来有了个响彻天下的名字——洪秀全。
洪秀全是汉族客家人,排行老三,父亲是村里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因而能供他读私塾。
13岁时洪秀全便考上了童生,但此后连续四次长达17年的乡试,均以落榜收场。
饱受打击的洪秀全居然就此迷上了基督教。
洪秀全出生时,正逢基督教(新教)继天主教之后入侵中国。
在中国,广义的基督教涵盖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宗派,狭义的基督教专指新教。
新教是1517年马丁·
路德推动欧洲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宗派,以英美为主要势力范围(法德以天主教为主)。
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信仰利益冲突,曾经引发了欧洲各国之间一系列长达数百年的宗教战争。
到晚清时期,天主教与新教抢占争夺中国,这种宗教矛盾也带到了中国。
新教虽然比天主教入华晚了千年,但发展势头异常迅猛。
1807年9月,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马礼逊,经美国纽约乘船至澳门,违反清廷禁教令,擅自窜入广州。
他是第一位抵达中国的新教传教士。
在美国领事的保护下,马礼逊冒充美国人留在广州商馆学习汉语。
两年后,马礼逊受聘成为鸦片巨头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
此后,马礼逊翻译完成了圣经《新约全书》中文版,并与1813年抵达广州的苏格兰传教士米怜合作,翻译完成了圣经《旧约全书》中文版,于1823年刊印发行,取名《神天圣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圣经汉译全本。
由于清廷禁止传播教会刊物,1815年4月,米怜雇佣广州十三行的印刷刻版匠梁发(佛山人),乘船至马来亚的马六甲城,开设教会印刷所。
1821年,梁发在澳门被马礼逊立为中国第一位华人基督教(新教)牧师。
1832年,梁发将其撰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刊印发行。
这本书由九本小册子合订,共9万字,主要内容节选自圣经译本,宣扬基督教基本教义,让人崇拜上帝,称人民受苦是上帝给予的惩罚。
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到广州参加科举时,在龙藏街遇见传教士布道,偶然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
这本书改变了洪秀全的命运,但当时他仅是粗略翻了翻。
直至7年后(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落榜时,他的表兄李敬芳来访,借走了《劝世良言》,阅后赞为奇书,极力推荐洪秀全看看这本书。
对于八股取士已经彻底失去信心的洪秀全,潜心研读起了这本基督教入门小册子。
在书中,洪秀全得知上帝的名字叫“爷火华”,为了避讳,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洪秀全,并向周围邻里讲述教义,附会了众多神异事件,村里人都以为他疯了。
从基督教中找到精神依托的洪秀全,邀来了他的亲朋:
21岁的姑表弟冯云山、21岁的族弟洪仁玕,以及表兄李敬芳。
四人按照自己的一知半解,自行在村里举行入教洗礼。
这些人有着几乎相同的生活经历:
都是屡试不第的落榜举子,还都是私塾先生,对社会有怨气,其中冯云山比较有政治头脑。
此后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干了一件惊人之举:
按照基督教十诫中“不拜偶像”的教义,砸掉了村里私塾的孔子牌位,乡人大为震惊。
结果自然是丢掉了私塾先生的饭碗。
见本乡人不信洋教,洪秀全又从基督教义中受到启发,决定出游天下,去远方“宣传真道”。
1844年春,洪秀全、冯云山等四人结伴出游,足迹遍及顺德、番禺、南海、清远、英德等邻县,一路宣讲新教,但成效不大。
洪冯二人继续西进,抵达了广西贵县(今贵港市,花县以西360公里)庆丰乡的赐谷村,因为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住在这里。
找到立足点后,二人在这个小山村住了下来,还被村里聘为私塾教师。
赐谷村附近有座六乌庙,香火旺盛。
洪秀全为了宣传上帝是唯一真神,捣毁佛像,题诗怒斥六乌神,遭到乡绅指责,甚至上报官府。
黄盛均的儿子黄为正,因跟随洪秀全捣毁佛像被捆绑入狱,过了一个多月才获得释放。
这年秋天,冯云山离开了赐谷村,进入附近桂平县的紫荆山区,继续做招收信徒的工作。
而洪秀全则回到了花县老家,继续做私塾先生,并埋头撰写信奉基督教的文章,就这样一直过了两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个姓巫的村民告诉洪秀全,一位姓罗的洋人在广州城传教,说的基督教教义的和洪秀全的不太一样。
洪秀全随即写信至广州,与洋教士取得了联系。
英国间谍——郭士立策划宗教入侵计划
1847年3月,为了解释对基督教教义产生的疑惑,洪秀全与洪仁玕一起来到广州城,找到“粤东施蘸圣会”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要求学习圣经并受洗。
他们参加罗孝全的圣经班学习,每天听课两小时。
通过这次三个半月的学习,洪秀全才首次读到中译本《圣经》,并系统地学习了宗教知识。
罗孝全也便成了洪秀全的基督教老师。
此人于1802年出生美国田纳西州,1833年成为牧师,1837年自费抵达澳门,但受到欧洲人排挤,只与德国路德会传教士郭士立(K.Gutzlaff)有密切来往,并成为其助手。
到鸦片战争后期,1842年2月,罗孝全追随郭士立夫妇移居香港。
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士立是个非常重要的外国人。
此人于1803年生于普鲁士什切青城(今属波兰)一个裁缝家庭,18岁时入神学院学习,1827年抵达新加坡,在华侨中传教,并开始学习中国广东、福建方言和马来语。
1828年他脱离教会,成为独立传教士。
1831年,郭士立首次来到中国,由于语言天赋,受雇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实际在上海贩卖鸦片,并从事情报工作。
从1831年到1838年间,郭士立曾到中国沿海侦察至少有十次。
其会说中国方言,且善于伪装成中国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间谍之一,也是西方少有的中国通。
郭士立编辑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
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著作,均大量引证该刊资料。
1834年3月,郭士立在马六甲与英国伦敦会女教师玛丽·
温施拖(MaryWarnstall)结婚。
此人是巴夏礼的表姐,巴夏礼则是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
1835年,郭士立夫妇受鸦片商资助,在澳门开设马礼逊纪念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容闳、黄宽、唐廷枢等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均毕业于该校。
1839年林则徐虎门硝烟时,郭士立是义律的翻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他随英军北上,任翻译兼情报官。
英军攻占定海、宁波、镇江等地,他都被任命为知县。
1842年南京条约谈判时,郭士立是英方三个翻译之一,《南京条约》的中文草稿即出自他的手笔,是英国特使璞鼎查的得力助手。
1843年6月,璞鼎查成为首任香港总督,郭士立出任港督中文秘书和翻译,长达八年之久。
1844年,郭士立与罗孝全在香港设立“福汉会”,目的是专门训练中国人到内地散发经书教义,以将欧洲宗教势力渗入中国内陆腹地(同年郭士立还在伦敦设立中国传教会,招募传教士至中国)。
在此之前,到中国传教的都是洋人牧师,势单力薄收效缓慢。
郭士立的这个创举,极大增强了欧洲教会的渗透力。
大批缺衣少食的中国人加入“福汉会”,受洗后每月还可领取银两,不啻于找了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于是信徒数量骤增。
1844年福汉会只有20名成员,到1848年已经增至1100人。
在此期间,郭士立与马礼逊、裨治文合作,改译出更加忠于原著的修订版《圣经》,并在1847年出版。
1849年郭士立返回欧洲,在多国进行巡回演讲,大肆宣扬其“中华归主”的庞大计划,请求欧洲人给予捐款援助。
由此欧洲掀起了向中国捐赠圣经的热潮,大批欧洲传教士相继窜入中国,如戴德生、宓道生等。
马克思就是通过郭士立,引发了对中国局势的关注。
而洪秀全,则是郭士立对华宗教入侵计划的一个产物。
1845年7月26日,罗孝全受郭士立差遣,到广州南关天字码头开设“粤东施蘸圣会”,实际是福汉会在广州的据点。
洪秀全所学习的《圣经》,就是罗孝全采用的郭士立译本。
百年来,新教能在中国迅速超越天主教,与郭士立的推动有很大关联。
只是郭士立肯定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学生,居然能够搞垮一个国家;
更不会想到50年后,因为欧洲宗教入侵,引发了席卷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
(作为对比:
日本自1621年由德川幕府发布第一道《禁教令》,严厉镇压天主教,次年对京都53名信徒处以火刑。
此后两百年,欧洲宗教在日本消声灭迹,直至鸦片战争后重新入侵日本,但因日本强势的神道教和汉传佛教传统,以及普及性国民教育的迅速发展,西方宗教在日本至今仍难以扎根。
)
184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欧洲和中国都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
这年1月14日,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的学生容闳、黄胜、黄宽赴美国留学,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
其中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黄胜是香港兴中会第一任会长黄咏商的父亲,黄宽是中国第一位医学博士。
11月,欧洲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大会委托,撰写《共产党宣言》。
这一划时代的著作,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自欧洲工业革命后,贫富两极化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尖锐矛盾,由此引发的暴力革命,影响了其后百余年的世界局势。
广西桂平——拜上帝会渐成气候
1847年7月,33岁的洪秀全在广州学了三个多月圣经后,请求罗孝全为其洗礼并留在教堂工作。
可是就在受洗仪式上,洪秀全突然提出,由于经济原因,希望罗孝全能给他发工资。
新教的牧师确实是有工资的,罗孝全教堂的标准是月薪八块银元。
但罗孝全最讨厌别人讨要工资,认为如果为了钱才来传教,目的不纯。
他暂停了施洗,让洪秀全回去想明白再来(实际此时罗孝全在借教堂失窃事件,敲诈清政府巨额赔款)。
就这样洪秀全离开了教堂,于7月21日决定去广西寻找冯云山。
此时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区,冯云山经过两年多的活动,已经将信徒发展至两千多人,建立了“拜上帝会”组织。
杨秀清、萧朝贵、秦日纲等先后入会,成为拜上帝会早期的领导核心。
8月27日,洪秀全带着《原道觉世训》等新作,来到了广西紫荆山。
由于冯云山拜上帝的信仰得自洪秀全,信众对“洪先生”敬重有加。
洪冯二人共同制定了拜上帝会的各种仪式和《十款天条》(山寨版十诫)。
同时带领信众砸毁附近庙宇佛像,与当地乡绅发生冲突。
1847年12月28日,紫荆山乡绅王作新,乘洪秀全至贵县赐谷村之际,伙同地主团练拘捕冯云山,责令保正押送桂平县,在途中被教徒卢六等人夺回。
王作新向县衙控告冯云山“阳为拜会,阴图谋叛”,要求查办。
1848年1月,冯云山、卢六二人被抓入桂平县狱。
卢六在狱中病死(洪秀全后来追封他为嘏王)。
为了营救冯云山,洪秀全想起两广总督耆英曾宣布基督教弛禁令,遂于2月13日回广州设法申诉,结果没有成功,只得返回广西。
在此期间,杨秀清召集信众集资贿赂官吏,冯云山被判为无业游民,着遣送广东原籍管束。
在押送途中,冯云山说服两个解差入教,脱身回到了紫荆山,住到石达开家。
冯云山被羁押期间,由于紫荆山群龙无首,人心动摇;
杨秀清(27岁)、萧朝贵(28岁)假托天父、天兄下凡附体,稳定了教众情绪,并使信徒激增至万余人。
杨萧二人都是紫荆山人,出身贫寒以烧炭为生,但富于谋略和组织才能。
这套下凡把戏,他们后来玩了无数次,甚至威胁到洪秀全的地位,终引来杀身之祸。
他们两人,连同紫荆山东麓金田村的韦昌辉(25岁,出身地主)和贵县那帮村的石达开(17岁,矿工首领),与洪秀全、冯云山一起,形成了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
他们全部是客家人。
此时正值广西爆发严重旱灾及瘟疫,饥民遍地,盗匪横行;
加上地主豪强大肆兼并土地,无业流民激增,天地会等地下会党势力乘机膨胀。
做为外来户的广东客家人,与广西当地汉壮瑶土著的矛盾日益尖锐,时常发生大规模械斗(史称来土之争),死伤数以万计。
但地方督抚为保住乌纱帽,长期向朝廷隐瞒实情。
客家人是汉族分支,源自秦始皇征伐岭南时,几十万秦国大军在南方开枝散叶,其后千年王朝更替,不断有北人南迁,形成客家群体。
鸦片战争后,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加剧,大批广东、福建客家人流入山多地少的广西,造成争抢土地资源的局面,双方持续械斗仇杀,矛盾越结越深(流向台湾的也是如此)。
在这场争端中,双方最初都想依靠官府,但官府不闻不问,继而就投向了天地会。
天地会本来以广东为活动中心,鸦片战争后,他们在广西客家人聚居区找到了立足点,其中部分广西人还是南明政权残部后裔,同以反清复明为号。
1848年,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兴办团练将天地会驱入广西。
这样广东是暂时平静了,却把广西搅得天翻地覆。
天地会中的广东、广西两派人马,为了宗族利益,卷入来土之争中自相残杀。
广西土著虽然战斗力较弱,却胜在人多势众。
在斗争中失败的广东客家人,有的投靠清军,有的便加入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成为太平军最早的来源。
1849年夏,洪秀全为神化自己,让上帝会散布“人将瘟疫,信者得救”的预言,第二年年初果然应验。
而在瘟疫大爆发的紫荆山区,死人最少的田心、花雷二村,偏偏是拜上帝会信徒最多的地方(会里有多位军医)。
加之洪秀全略懂医术,逐渐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
1850年7月,洪秀全跟随教徒胡以晃,到了离赐谷村东北100公里外的平南县花洲山人村居住。
胡以晃出身地主富户,为武秀才出身,但家道中落后受到当地乡绅凌辱,发誓雪耻报仇,才加入拜上帝会(后被封为豫王)。
在花洲洪秀全命令组成“团营”,要求各地教徒变卖田产,到韦昌辉家所在的桂平县金田村集中(赐谷村东北45公里)。
他也将广东花县老家的亲族接到了金田。
此时由于广西大旱,来土之争愈发激烈。
贵县赐谷村村民之间因争水源械斗,客家人打死人命后,附近奇石寺村数百土人前来寻仇。
1850年9月,贵县大墟村一个叫温亚玉的客家财主,花重金娶一户土人家的姑娘为妾。
不巧的是,这家其实早已将姑娘许给了同族。
温亚玉提出要么还钱,要么送姑娘。
可是这家人早已将彩礼花掉大半,纠集同族摆出钱不退、人不给的架势。
双方就此爆发大规模械斗,规模达万人,持续四十多天,最终客家人大败,家园被烧成白地,躲过杀戮的客家人只得仓惶逃命。
率部前往金田村的石达开,趁机吸收了近2000名客家人加入。
加上其他队伍接纳的客家人,总计约有三千人。
这批无路可退的客家人,就这样成了洪秀全最忠诚的部下。
韦昌辉家族本是金田富户,但有钱无势,常遭当地豪强欺凌。
韦家投靠拜上帝会后,金田村成为洪秀全的指挥中心,修筑营寨,开炉督造兵器,训练团营士兵,规模达13125人,编制成组织严密的军旅。
所有教众需将私人财物悉数上缴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
如此声势引来官兵围剿,11月4日双方打了第一仗。
官府侦知洪秀全、冯云山在花洲后,派兵封锁围困,胡以晃派人至金田送信。
杨秀清得信后率部救援,在思旺打败清军浔州副将李殿元部,杀掉一个巡检,将洪冯二人接到了金田。
一场影响中国国运的战乱就此掀开大幕。
金田起事——无能清军不堪一击
1850年10月17日,也就是拜上帝会向金田集结的时候,20岁的咸丰帝(道光四子,继位仅8个月)决定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平乱(原本对付天地会)。
这时候65岁的林则徐已经重病不起。
11月5日,他奉旨从福州启程赶往广西,17天后因吐泻不止,病死在潮州普宁县行馆(西距金田620公里)。
接替林则徐的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
12月25日,镇远镇总兵周凤歧率清军两千为中路,刘继祖等团练为两翼,三路进剿杀奔金田。
韦昌辉派出精锐冒充团练,乘清军轻敌之机发起突袭,斩杀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千总田继寿等300余人。
拜上帝会连创清军,声势大振,广西各路天地会散寇纷纷投效,但因不愿受会规约束,留下的不多。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的38岁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余教众聚集在金田村,为他举行“恭祝万寿”大典。
洪秀全在会上正式宣布起兵反清,自称太平真主,部众蓄发易服,头裹红巾,改称太平军。
1月13日,太平军沿大湟江向东,杀向江口墟(金田以东13公里),这里水路可入大湟江,旱路可入紫荆山,但这个重要据点已被天地会张钊部控制。
而张钊又投降了清军。
为了围剿太平军,清政府派出悍将出任广西督抚要职,广西提督向荣,和广西巡抚周天爵,均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主战派,熟悉军务。
向荣围住江口墟后并不求战,企图等太平军钱粮断绝后再进攻。
无奈在钦差大臣李星沅几番催战下只得出击,结果遭到太平军设伏大败而归。
2月18日又在牛排岭遭到伏击。
此后向荣坚守不战,太平军被困得弹尽粮绝,只得撤向西方55公里外的来宾武宣。
3月23日,洪秀全抵达武宣东乡(金田以西26公里),宣布改称天王,立儿子洪天贵福为幼天王,立号太平天国,设立六部百官,封杨秀清等人为主将军师。
天下尚未取得,小朝廷却已一应俱全。
4月3日,向荣率六千清军进攻,遭到大败。
5月12日,钦差大臣李星沅病死于军中。
清廷命老将赛尚阿为钦差,继续清剿太平军。
此后两军在金田附近鏖战四个月,清军屡遭大败。
9月25日,太平军攻克蒙山县永安州城(金田东北80公里)。
12月17日,洪秀全在永安州下诏封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
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永安封王预示着太平军依然在走历代农民造反的老路子,所不同的是,它披着基督教的外衣。
1852年4月5日,太平军因遭清军围困,趁贵县数千银矿矿工增援之机,从永安突围向北进攻120公里外的广西重镇桂林。
清军追剿时遭到伏击,折损千余名兵将。
两万多太平军围攻桂林城月余,清军大将乌兰泰中炮身亡。
赛尚阿畏战不出,清廷将其革职治罪,命两广总督徐广缙接任钦差大臣。
见桂林久攻不下,太平军转而进攻桂林东北50公里的兴安,破城后焚毁衙署,然后杀向兴安东北50公里外的全州。
矿工埋设炸药,炸垮全州城墙,斩杀清军数百人。
可是全州属于小城,价值不大。
太平军的兵锋指向了全州东北320公里外的湖南长沙。
自此之后,太平军从广西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
6月5日,太平军在全州城北5公里的蓑衣渡集结,准备渡过湘江进攻全州东北80公里外的湖南永州。
候补知府江忠源率其招募的1500名楚勇团练(湘军的雏形),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粉碎了其沿湘江进攻长沙的计划。
经此一战,太平军由5万余人减员至不满万人,南王冯云山腹部中流弹,于6月10日气绝身亡。
6月12日,太平军因未能渡过湘江,转而进攻全州东南70公里外的湖南道州(今道县)。
在道州休整五十多天,太平军得到喘息机会,补充大批兵员,连老弱妇孺共5万人。
自此太平军一路东向,连下宁远、嘉禾、蓝山等地。
8月17日,攻克湘东南战略要地郴州(道州东北146公里)。
清廷闻报十分着急,立刻抽调川、贵、赣、陕、豫、闽等地官军来援。
但各地官兵行动缓慢,湖南省内的驻军兵员极其有限,省城长沙的防御兵力连四千人都不到。
太平军至郴州后进行休整,杨秀清因争权矛盾,仅派萧朝贵统李开芳、吉文元两将,率一千余人去进攻长沙(郴州北部270公里)。
8月26日,萧部自郴州出发,一路势如破竹,安仁、攸县、茶陵、醴陵等地官兵不战而逃;
至长沙城南时,恰逢刚从陕西调来的两千绿营兵,被萧部击溃。
守在金盘岭军械库的沅州副将朱瀚闻风而逃,为太平军留下大量火药军械。
太平军在城南妙高峰架炮攻城,长沙提督鲍起豹紧守城门,双方展开激战。
西王萧朝贵率部攻城时,胸部中弹身亡。
洪杨闻讯即率主力进攻长沙,10月11日抵达长沙南门。
此时,清军已在长沙集结3万重兵,此外还有2万援兵赶来。
太平军腹背受敌,粮草渐失。
见硬攻长沙不成,杨秀清派石达开率两千余人西渡湘江,吸引清军分兵。
10月17日,石达开至湘江西岸修筑营垒,抢掠晚稻为军粮,稳定了军心。
同时,石达开在回龙潭筑垒,在湘江搭起浮桥,将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入太平军大营。
咸丰帝闻讯震惊,连下数道谕旨,必须剿灭西岸太平军。
但石达开部已高筑营垒,清军连连受挫,折损两万余人,这一年石达开年仅22岁。
围攻长沙城的太平军,用矿工挖地道炸塌长沙城墙,但屡次被清军击退。
11月30日,太平军趁雨夜从长沙撤围,向西与石达开部会合。
长沙之战,太平军虽不胜,却锻炼了队伍。
清军虽不败,却失去了聚歼太平军的绝好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日后剿灭太平军的曾国藩,当时也在长沙城内。
太平天国——基督教害死数千万中国人
1852年12月3日,太平军杀进长沙西北70公里的益阳城,劫掠数千只民船入洞庭湖,水陆并进,攻占益阳东北115公里,洞庭湖岸边的岳阳城。
岳阳地处湖南湖北交界,扼守长江咽喉,地理位置特别重要。
由于岳州城内还留有昔日吴三桂军存留的大量军械和火药,太平军进攻实力大增。
12月22日,太平军沿长江而下,连克汉阳、汉口,20天后攻下了岳阳东北174公里外的武昌城(今武汉)。
入城之后,一边洪秀全四处搜掠美女“选妃”,一边杨秀清将目标瞄向了曾经的中国帝都——南京(武昌东北450公里)。
太平军在武昌呆了一个月时间,到1853年2月,太平军已达50万人规模(含老弱妇孺),不仅军械精全,更有数千艘船只。
清廷震怒之下,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入狱。
提升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责两湖军务;
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防卫安徽、江苏;
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守湖北、河南;
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守荆襄之地。
三个“钦差大臣”来防太平军,可谓空前绝后。
但分兵四守,结果自不待言。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抓捕屠杀满汉旗人官吏,悉数释放监狱犯人,强令居民入拜上帝会,上交一切私人财物,称为“进贡”。
敢隐匿不交者仗刑惩处,地痞流氓乘机诈掠民财。
在纪律方面,由于兵士大肆奸淫民女,太平军严惩强奸行为;
数天之内,将数百名兵士斩首于汉阳城外。
在武昌阅马场,太平军天天派人宣讲“天父功德”,引人入教,如此折腾了一个月。
1853年2月9日,由于清军大举进攻。
太平军将抢掠财货一律装船,水陆并进沿长江而下,连克武穴、九江、安庆、巢湖、池州、铜陵、和州等沿江市镇,斩杀万余清军,缴获大批火炮弹药。
至3月8日,50万大军仅仅花了一个月时间,便攻至南京城外。
围城后,太平军扎大营,立垒24座,开始昼夜攻城。
3月19日,太平军在仪凤门外挖掘地道,往里面填塞装满火药的棺材,将城墙炸塌。
清军封堵缺口时,另一支太平军从水西门(三山门)越城而入,南京失陷。
钦差大臣陆建瀛逃跑时被太平军活捉,当街斩首。
城中三万多满汉旗人官兵被悉数斩杀。
南京陷落,不仅震动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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