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品化农业发展对中国西部生态环境的影响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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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地区,四川早在乾隆时期已经是烟草的重要产区。
如成都平原的郫县烟草“生产最多,上通蛮部,下通楚豫。
氓以其利胜于谷也。
遂择上则田地种之”。
此外,许多州县“业烟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
六七月中,烟市堆积如山。
”
贵州还在嘉庆、道光时期,烟草生产已经形成规模。
据嘉庆《黄平州志》载:
“旧志亦不载烟草,今则遍地裁之。
州南及东北一带为甲。
”“贵定出产向少特品,前清嘉道问,闷广人侨寓于此,倡种烟叶,辗转仿效,遂为出产大宗。
云南省的靠内区域如云南、大理、澄江府、广西州、临安等府州,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时都已经普遍种植烟草。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记录:
“蔫,……俗作烟,本名淡巴孤夷地草也。
……滇省各郡无处不植蔫,而宁州八寨多而且佳。
又曲靖五嶆文昌宫前有几行地,所产有兰花香,最为著名。
……种蔫之地,半占农田;
卖蔫之家,倍多米铺。
”“兰花香”,俗称“兰花烟”,当代滇东北农家仍多有种植。
广西的很多地区,乾隆时期也已经是“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二三千。
此外,青藏地区吸食烟草嗜好颇盛,但地产烟叶品质不若内地。
一些地方连妇女亦吸旱烟。
西北烟草种植以陕甘为主,其他区域则相对少些。
陕西烟草种植的主要地区是陕南,以汉中府地区为最多。
清中叶时,汉中“郡城,商贾所集,烟铺十居其三、四。
城固渭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
当其收时,连云充栋。
”且每年城固县、南郑县大商贾的大船“重载烟叶,历金州以襄樊鄂渚者,舳舻相接,岁糜数十万金”。
甘肃地区烟草的栽培也颇不少。
据王訢《食烟考》所记:
“兰州玉泉山下产烟草。
既制,必隔水吸之,入腹而后吐。
醉人尤易。
其器日壶,其烟必磁锡器盛者,盖湿食也。
初时人畏其力猛,食者绝少,渐自秦而晋,而豫,而齐、鲁、燕、宋,大江以南,今且遍天下无不至矣。
”水烟流行天下,然而市场公论则是“水烟以兰州为最”。
由于市场需求量大,兰州水烟生产有清一代经久不衰。
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吸食烟草主要来源于外地,但也有少量的种植。
如纪昀《乌鲁木齐杂记》曾记载:
鸟鲁木齐“初尚川烟、汉中烟,后尚北套烟。
近土人得种莳之法,处处畅衍。
清前期,种烟之利“视百蔬则倍之,视五谷则三之”,因此农民争相种植。
由于烟草种植的不断增加,一些传统产粮地区粮食种植明显地受到排挤。
故早在乾隆元年(1736),方苞就因此而提出了禁烟的建议。
烟草种植需要肥腴之地,对后继肥力和田间管理的要求也很高。
因此种烟所使用的土地,多占用肥沃的耕地。
如乾隆间山东巡抚鄂容安奏报:
“兖属向不以五谷为重,膏
腴之地概种烟草”。
方苞也指出:
“夺农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费,未有如烟者也。
”此外,还有方志记载:
“济州之产,甲于诸郡,齐民趋利若鹜,无异充膏肤以树根芬。
”至道光时期,山东济宁“大约膏肤之地尽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
”西部各地也都大略如此。
如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清中叶时已经是全省在在皆有烟田,而成都地区尤其如此。
嘉庆时期,合江县的烟草种植兴旺,以致“民人争趋焉。
近日河滩、山谷、低峰、高原树艺遍矣,骎骎乎与五谷争生死也。
”
膏腴耕地转为烟田,以致粮食产量大减,大片良田转为烟田,也迫使粮食种植向边缘区域山地转移。
2、烤烟对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的影响
以上所说的烟草为晒烟,而民国时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烤烟,与其分属于不同的烟草类型。
20世纪30年代,西部各地除原有的晒烟以外,新兴的烤烟也迅速兴起,种植日广。
在中国西部地区,20世纪30年代以来云南、贵州、陕西均属烤烟主要产区,四川、广西也有较大面积的种植。
以下以烤烟生产较为集中的西南地区为例略作讨论。
西南成规模地种植烤烟,始于抗日战争时期。
其中,四川于1937年开始种植烤烟,贵州于1938年开始种植烤烟,云南于1939年开始种植烤烟。
烤烟的传入,对嗣后西南各地农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云南,由于烤烟生产经济效益高,故一经传入即受到重视。
为推动烤烟生产,云南地方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组织农业科技机构进行试验、试种,以行政力量组织推广等。
据《云南省志》,1940年,云南全省种植烤烟500亩,产烟叶1.75万斤。
1941年,全省烤烟种植面积为2000亩,产烟叶7.7万斤。
至1948年,全省烤烟种植面积增长至301336亩,总产烟叶1505.165万斤,达到民国时期云南省烤烟种植的最高峰。
。
又如贵州,烤烟生产也发展很快。
1938年贵州成立农业改进所,开始引种烤烟。
1939年贵州首先在贵定新添司试种,此后逐渐推广到贵定、德江等36个县。
至1945年,贵州种植面积增加到81000亩,总产量达到785万斤。
烤烟经济的兴起,对于西南地方财政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财税方面,如贵州1942年烤烟税收已经占全省统税收入的65%,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柱。
烤烟生产也使烟农收入增加,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如贵州贵定一带1940年代前期,每亩耕地种稻收入约14元,种烟收入则可达92元。
但是,烤烟种植使土地利用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其对粮食生产的冲击乃至西部山地面貌的改变也是很大的。
在西南各地,由于农民将大量耕地改为烟田,导致了传统农业区域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
如贵州贵定县1940年水稻产量为35.5万余担,1945年下降为24.1万担;
平坝县的水稻产量,1940年为28.5万余担,1945年下降为26.2万担。
贵州全省,1936年水稻种植面积为712.9万亩,1945年减为655.1万亩。
其结果必然促使农民向山岭高坡拓垦,以解决相应的粮食需求。
此外,由于西南平地甚少,因此还有许多烟地系由平坝向山地高坡延伸开拓而成,其对山地景观和生态原貌的改变也极为明显。
在加工工艺上,烤烟与晒烟不同。
烤烟烟叶在由原叶制成半成品“烤烟”时,必须经过烘烤工序。
当时在西部地区,烟农基本上是以木材为燃料烘制烟叶,其结果也使烤烟产区森林植被遭到大量砍伐。
据研究,烘制l吨烤烟,大约需要9立方米的木材做燃料。
不断扩大的烤烟生产对于森林的消耗也可想而知。
二、鸦片经济对中国西部农业布局的影响
近代鸦片经济在西部地区的发展,也使西部许多地区粮食作物用地受到挤占,而驱使粮食生产由低山浅丘向较高的山地和边缘区域拓展。
鸦片的种植在近代中国流毒广布,而以西南地区最盛。
据研究,清代中期以后,四川、云南、贵州为土烟(按,即国产烟土)的主产区,其产量占全国土产烟的一半以上;
山西、陕西、甘肃次之,占五分之一;
直隶、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又次之,占十分之一;
东北占三分之一;
此外,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西、新疆等省的鸦片产量亦较可观。
即令在红色苏区和根据地,禁令较严,但是鸦片也未能禁绝。
以下以鸦片种植最多的西南为主,略予分析。
1、近代西南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张
近代中国西南罂粟的种植面积,诸说不一,但其种植面积广大,则为多方面的共识。
一种估计是:
贵州的鸦片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75%,云南占33%,四川占6%。
具体则有多种不同记载:
清末云南鸦片的种植面积,据当时国际禁烟委员会有关报告,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仅云南省的鸦片产量达到了7.8万担,折合为12480万两,约占当年中国鸦片产量的l3.34%。
当代学者考析,清末云南罂粟的种植面积,约在30-70万亩之间。
民国时期,云南罂粟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当时唐继尧和龙云政府为应付财政和军费压力,也为抵御缅英当局由缅甸经云南对中国大量贩运鸦片而导致的财税锐减,曾经实行“寓禁于罚”政策,全省种植罂粟者一度多达130余县。
民国时期云南种植罂粟的面积,据当时禁烟局统计,全省共计107.07万亩;
据30年代云南北平同乡会人士的统计,全省罂粟种植面积在100-200万亩之间;
当代学者认为当在120-130万亩左右。
近代贵州罂粟的种植面积,也有多种说法,从占耕地总面积的二成多至七成多不等。
如王树槐认为,19世纪末贵州罂粟种植面积为全部耕地面积的75%
另有史料记载,“黔省种烟(鸦片)之区,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二”,“各县种植面积,总计达八百万亩以上,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六,年产鸦片十余万担。
”此外,约翰.L.卜恺(John.I.Buck)估计,贵州罂粟种植面积为耕地面积的43%。
另据H.B.摩尔斯(H.B.Morse)估计,当时贵州罂粟种植面积约为250万亩;
《贵州省农业概况调查》称“贵州种植罂粟最盛之时,各县种植面积总计达800万亩以上,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6%”;
而据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书估计,1906年贵州鸦片产量为4.8万担,如以每亩平均产量50担计,其种植面积约在153.6万亩。
以上数据,估计的成分较多,难以信据。
如果以鸦片生产第二大省云南罂粟种植约在100-200万亩的数据作为参照,则贵州罂粟种植面积应当在80-150万亩之间。
四川本即鸦片大省。
20世纪20年代,四川军阀加重鸦片税,规定不种烟的家庭,也要照例缴纳,四川的鸦片生产由此进一步增加。
“于是向日农产品之种植,转而为鸦片种植,四五月间,试散步田野,常见阿美蓉与野草闲花争艳”。
据估计,l920年,鸦片种植面积更高达八万顷。
2、鸦片经济对粮食生产和土地利用/覆盖的影响
鸦片经济对西部地区粮食生产和土地利用/覆盖具有很大的影响。
首先,鸦片经济致使粮食、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用地面积不断缩小,作为补偿,传统种植业用地被迫不断从传统农业区域向边缘区域转移。
罂粟的种植,往往占用较好的农业用地。
“为了照顾罂粟的生长和收割,农民们多将罂粟种植在坡度和缓、土质肥沃的地块,以及住宅周围的菜园地里。
又因为罂粟系草本植物,其茎脆弱,容易被风折断,农民在种植罂粟的时候,往往是选择地表排水好、地下水位低、土壤通气透水性好、避风的山间平地。
为种植鸦片,还有一些坝区将产量较高而费工的水田改为低产而省工的旱作。
如云南昭通县“在初设郡时,未常不极力经营堰闸,以促进农业。
逮鸦片盛行,西北一带良田均改为地,不种稻而栽苞谷,鲜用秧水,故四大名闸俱废”。
西部各地广泛种植罂粟,还使许多平衍温暖湿润区域粮食和茶叶等经济作物用地受到挤占,而驱使粮食等的种植由低山浅丘向更高海拔的山地拓展。
以云南为例,据统计,当时云南全省耕地总面积2830余万亩,水田约1100余万亩(1935年统计数),不适于种植罂粟;
旱地1700万亩,不适于罂粟种植的高山和贫瘠之地至少也在一半以上;
此外剩余的旱地仅约800万亩,而其中罂粟即占地100-200万亩。
另据统计,滇南大马散寨等佤族地区的罂粟种植约占其寨旁优质土地的25%;
滇南陇川景颇族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25%或旱地面积的30%。
鸦片经济对耕地的吞噬,于此可见。
其次,鸦片经济使西部地区农业结构畸化,传统经济产出下降,粮食供求失衡,从而进一步加大了西部各边缘区、山地、干旱区等生态脆弱区域的农业开发和生态破坏的驱动力。
鸦片种植对土壤、资金、劳力的消耗相当严重,对传统农村经济具有强烈侵蚀作用。
由于罂粟对土壤肥力的吸收能力强,种植鸦片特耗地力,种植鸦片以后的土地,再种农作物产量就会下降。
这必然会对粮食供求关系造成影响。
据清代人称,未种植鸦片的土地,“每种谷一斗,可收谷三十担”,而种植过鸦片的土地,“每播种一斗,收谷不过七八担”。
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在四川凉山做调查时也发现,“倮倮种植鸦片,必择肥沃园地。
鸦片增加,农产减少,田园因种鸦片之故,亦渐变为贫瘠。
”加以一些地区农民抛弃庄稼,改种鸦片,进一步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减少。
据对民国时期四川金阳县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金阳鸦片种植区基本上集中在农耕条件较好的地带,鸦片种植最多时期期面积约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0%,几乎是“粮食种到哪里,鸦片就种到哪里”。
如1945年灯厂区派来乡“户户种烟,上半乡鸦片与粮食兼种,下半乡甚至不种粮食,专种鸦片”。
其次,鸦片种植使土地肥力减退,种植过的好田好地,土质变坏,
“大春作物普遍减产”。
如派来下半乡甚至不能再种农作,“本地粮食无力自给,年年需汉区输入粮食”。
罂粟种植需要较高的成本和人工的投入,也对粮食生产产生不利影响。
据1929年至l933年的调查,西南水稻区(主要是云贵高原)鸦片栽培所需人工量(每作物公顷所需的人工日数)为469.30日,高于栽培水稻所需的338.54日、早稻所需的207.57日和蚕豆所需的126.03日。
大量种植罂粟还使农村经济依赖于鸦片之利,而对其他经济作物及副业、手工业如贵州传统的蚕丝、蜡虫、茶叶、制笠产生严重冲击。
据调查,清末民初贵州镇远、独山、兴仁、镇宁、黔西、大方、毕节7县的356户农家中,平均每户有农作物种植面积16.42亩。
其中,种植鸦片的农户,兴仁为89%,镇宁为89%,黔、大、毕为53%;
种植鸦片所占耕地面积,兴仁占15%,镇宁占28%,黔、大、毕占l4%;
而兴仁、镇宁和黔、大、毕农民的鸦片产值竟占其出售农作物总额的30%~500%。
其结果,上述传统的农村经济生产均因此而衰萎。
如贵州全省茶叶产量一度因此下降了2/3,遵义原先盛产的府绸也由1830-40年代年产量600多万匹、产值800多万两,下降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仅约100万两。
“由于罂粟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使得清末民初贵州农业经济更加滞后。
并造成贵州粮食匮缺等社会问题越愈严重”。
显然,鸦片种植“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中国近代的农业结构,……加剧了中国近代的农业危机”。
还有的地区为了扩大鸦片种植面积,大肆砍伐森林,栽种罂粟,而直接造成生态破坏。
如滇西边民深入野人山砍伐森林,偷种鸦片。
云南盈江地区因大量砍伐森林种植鸦片,导致土壤结构变化,造成了泥石流,使城镇周围地区变成了一片荒山。
总之,烟草、鸦片种植“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中国近代的农业结构,……
加剧了中国近代的农业危机”。
烟草经济、鸦片经济等不仅使近代西部地区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冲击,也使西部农业的畸形性、脆弱性、不平衡性和落后性更加突出和严重。
烟草、鸦片种植使得中国西部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发生较大的改变和转移,进而对西部地区山区、边缘区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严重压力。
如古称“天府”的陕西关中地区,素为西北重要粮食产区,由于遍种鸦片,粮食不能自给,反而要靠贫瘠的渭北供给。
西南地区,由于清代以来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使传统农业地区人口迅速增加而粮食增长缓慢,反而需要不断从以山区为主的边缘区输入粮食。
“西南粮食生产增长的主要区域因此多为边缘区,而不是中心区。
”而西部各边缘区粮食的增加,主要是耕地面积扩大的结果。
显然,在商业性农业的增长进程中,近代中国西部在粮食生产、农业结构进而土地利用/覆盖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传统农业中心区非粮食作物用地的扩大,促使边缘区和山地增加粮食生产,而受限于低下的农业发展水平,不计生态后果的传统式同质化农耕区拓展也就成了人们最终的选择。
三、现代化因素对西部地区商业化农业和边缘区拓垦的推动
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或称近代化)的初始动力和主要内容,城市化则是现代化最突出的表征之一。
工业化、城市化等的发展,促使西部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业用地增加,促使商业化农业加速发展,进而也促使非宜农区域及边缘地区开垦的扩大。
就现代工业而言,晚清时期出现的军事、民用工业,在西部地区分布尚极少。
据统计,西北地区1840—1911年一共仅设立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工矿企业11家,占全国设立企业数不到1%。
晚清西南企业总数有68家,也仅占全国总数的4.2%。
其中约3/4(51家)分布于四川,云贵仅有14家。
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西部地区现代经济进入较为迅速的发展阶段。
但总的说来,近代前期中国西部近代企业分布不多。
这种情况在抗战期间发生了较大变化。
1938年夏至当年12月,国民政府将国家战时首都设立于西部战略中心重庆。
在此前后,东部大批工矿企业、文化教育科研机构辗转迁徙后方,使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地理分布实现了一次大规模的西移,西部地区在工矿、金融、文化、教育科技和城市化等各方面都有巨大发展。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统计,截止l941年,仅西南地区已有3700余家工业企业。
这种发展虽是战时阶段特殊的历史现象,但它较明显地改变了全国工业的布局。
后方工厂分布的情况,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统计,1942年国统区各省共有3758家工厂,内地川、滇、黔、桂、湘、陕、甘七省3188家,其中四川一省即达l654家,占国统区工厂总数的44%,占内地上述七省工厂总数的51%;
资本11.3亿元,占国统区工业总资本的58%,占七省工业资本的66%。
内地其他省份,工业发展水平也都有提高。
就工业资本在内地各省工业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看,分别为:
云南占10%,广西占8%,陕西占6%,湖南占4%,甘肃占3%,贵州占2.4%,其他各省则多在1%以下。
就城市的发展而言,抗战前,西部城市发展缓慢,城市规模都不大,人口也较少。
抗战时期大量人口的迁入和工厂的开办,以及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等的发展,使西部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l946年,重庆城市人口达124万多人,为战前人口的2.63倍;
l946年成都人口76万多人,为战前人口的l.4倍;
1945年昆明人口达30万人,为1936年的2.14倍,1945年贵阳人口达28万余人,为1937年的2.33倍,1946年西安人口达54.9万余人,为1939年的2.5倍。
城市面积也大大拓展。
如重庆,到1940年城市的辖区面积已经由30年代初的93平方公里增加到300平方公里。
西部城市经济包括工商业、金融业等,也得到飞跃的发展。
重庆到抗战胜利前夕,已有工矿企业1690家,资本总额达272.6亿元,职工l0.6万人,分别占国统区工厂总数、资本总额、工人总数的28.3%、32.1%、26.9%。
其中重工业远远超过了轻工业,而又尤以钢铁、机器制造最为突出。
重庆工厂数量众多,门类齐全,成为以重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中心,也成为大后方工业的中心。
重庆商业、金融也迅速发展。
抗战时期,重庆仅各种银行即有近百家。
重庆商会同业公会l939年仅39个,1943年增至116个。
1945年加入重庆商会同业公会的商号达到27481家,
从事商业的人数达到234278人。
此时期重庆已经成为战时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形成了比较完善、规范、门类齐全的商业、金融体系。
其他西部城市的现代工商业、金融业等也有很大发展。
至1945年,成都已有工厂330家,银行、钱庄70至80家。
昆明至1940年现代工矿企业已达80余家,其中重工业也占有较大比重,成为战时仅次于重庆和川中的第三大工业区,也成为大后方的工业支柱之一。
l945年昆明经政府登记领取执照的商号近l万家,未经政府登记的商号达2万余,两者合计为战前的2000余家的15倍左右,昆明的金融机构也达48家。
1944年西安从事工商业的人数111273人,如加上交通运输业人数,共计140656人,占总人口的1/3以上,西安已经成为西北重要工商业城市。
此外,兰州市1947年已有人口182697人,其中从事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的人数为40070人,占总人口的22%,也已经是西北重要工商业城市。
在上述重要城市辐射、带动下,抗战时期在工业区集中分布的各个次级城市,以及一批小型城市、城镇也都聚集了大批人口,城市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西南地区如四川的泸州、宜宾、广元等城市人口都成倍增加,此外如四川的万县、涪陵、达县、雅安等,云南的昭通、曲靖、沾益、畹町、保山、下关、楚雄、文山等;
贵州的遵义、安顺、都匀、镇远、桐梓、毕节、大定等。
在一些新开辟的交通沿线,许多旧的城镇发展速度加快,一些新的城镇迅速兴起。
如滇缅公路沿线的禄丰、楚雄、镇南、下关、永平、保山、芒市、遮放、畹町等,或因滇缅公路通车而兴盛发展,有的则从仅有数间小房子的农民居住点
(如畹町),一跃成为知名的城镇。
上述变化对西部一些现代化发育地区土地利用状况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首先,在城市、工矿企业、交通枢纽等现代化因素明显扩张的区域,植被和农业用地减少,城镇和非农业用地迅速增加,非农业人口也不断增加。
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对棉花等工业原料及粮食等的需求,商业化农业的扩大又加大了对粮食用地的争夺。
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现代化因素的增长主要集中于西部相对“靠内”和自然条件相对宜农之地,如一些低平湿润之地、交通枢纽及其沿线一带。
随着这些地方的被挤占,人们不得不在传统农业区域之外去寻找耕地,从而也驱使农业区持续向边缘区、山区等转移。
总之,近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成为驱动西部地区农业布局大为扩张,尤其是边缘地区和非宜农区域开垦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近代时期西部地区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主要地仍然表现为内地式的同质化的农业扩张与差异化的(非宜农区域)自然环境之间的冲突。
人们在繁衍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将垦殖区域从宜农的相对低平暖湿之地向其周边并不十分适于农耕的草原、沙漠以及山地、湿地等拓展,从而引起大地面貌和生态环境的一系列相应变化。
近代中国西部农业分布的拓展乃是多种因素作用的共同结果,其中,以往学界较少注意的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应当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种种力量的驱动下,近代西部拓垦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了前代。
据研究,中国“耕地面积在1893年至1913年间增加9%,在1913年至1933年间增加8%,皆为荒地开垦的结果。
”这些新开垦耕地,主要的部分即分布于面积广大、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
其中许多地区都属于非宜农区——农业效益低、环境响应激烈而且难以修复。
农耕区域过度拓展对于山地、湿地(包括沼泽、河流及河缘湿地和湖泊)、农牧交错带、沙漠边缘区等敏感区域的环境影响,亦因此而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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