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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君览》)
一幅原始部落群居杂处的图画,文明社会所有的一切,在这个混沌的蒙昧社会中均不存在。
无差别,无等级,除自然力的限制外,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相当随意而自由。
自由到性的差别都可以忽略(男女无别),性活动当然是任意而随便的。
如英国人类学家卡纳在其《人类的性崇拜》)中所言:
“在原始时代的蒙昧人看来,性是寻常之极的东西,一点也不足大惊小怪,止如蒙昧无知的禽兽,绝不以看见异性肉体上的生殖器官而羞赦一样。
”后世所有的婚姻制度(社会性控制赖以实现的最基本的制度)及伦理道德,在这种蒙昧社会中荡然无序,原始初民们过着以自然色彩为基调的社会生活。
长幼聚集,不君不臣。
男女杂游,不媒不聘。
缘水而居,不耕不稼。
土气温适,不织不衣。
(《列子.汤问》)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配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争。
《管子.君臣》)
在原始的知识水平和混乱性关系的制约下,人们认为女人在生育中占有绝对的作用,辅以妇女在维持氏族生存上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奠定了母系社会女人地位高于男人的基础。
因此先秦时期言“嫁娶”、言“阴阳”、言“雌雄”、言“牝牡”,都是阴在阳先。
当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一次巨大变动,则大大加剧了男女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随父权制的确立,在男女两性观念上发生了几点最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观念的变化。
在古人的心目中,最深刻、最神秘、最使人敬畏的就是生育和性了,而对祖先的崇拜又集中在担负繁衍后代职能的生殖器官上。
在母系社会,人们崇拜的是直接孕育后代的阴部,次之是哺乳后代的乳房。
进入父系社会后,男性生殖器开始被当做家庭创造者的父亲的权威和力量象征,最终被当做造物者本身的象征,这方面比女性崇拜更为显著、持久和普遍。
其次,改变了以往按母系血统继承财产的习惯,确立了以男系计算世系的方法和男人的继承权,这是与新的婚姻型态密切联系、并借助新的婚姻型态而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男性取代女性成为姓氏始祖,而父子间血缘关系的确立,必然以夫妻关系为前题,就是要保障子女确凿无疑地出自一定的父母。
正如恩格斯所说: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
”中国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妇女就以屈辱的形象俯首听命于生活和家庭。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
“妇,服也。
从女持扫帚洒水也。
”意思是说,妇女应屈从于男子,手持箕帚,洒扫庭室。
这是进入阶级社会后对妇女形象及其地位的高度概括。
女人一出世,她就被社会意识决定了一生所处的“阴”的位置。
而阴位,即“坤位”,早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卜筮之书《易经》里,这种位置的属性便已被规定好了:
“坤,顺也。
”顺,即顺从。
之所以要“顺从”,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卑”,阳为天处上而尊,阴为地处下而卑,“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
”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观念确立并不断强化。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随着狩猎范围的逐步扩大,人们有机会接触部落之外的其他人,由于近亲繁衍的恶果及“杂种优势”的发现,人类普遍地产生了性方面的第一个禁忌一乱伦禁忌。
禁止血亲之间发生性行为,禁忌范围由母子父女到同一血缘的兄弟姐妹间的性行为。
这种禁忌是全球性的,从埃及、印度、中国到秘鲁,各民族都在不同时间内先后完成这一过程。
随后,又产生了对婚姻之外的自由性行为的禁忌,又称第二性禁忌,这大约发生在新石器时代,随私有制及父系氏族的发展而发展起来。
各种禁忌,体现了社会对性的种种制约和调节。
没有太阳不行,太阳多了也不行。
夸父逐日和后羿射日的神话,既反映了原始初民征服自然力的渴望,也反映了他们最单纯的辩证思想。
2、春秋战国松散的性控制
孔子野合之生
在列为经典的《易》中,居然有直接言及男女性交的条目,似乎不可思议这点,也正是后世儒者不愿正视的,所以他们总是将这个咸卦作他种解释),然而,如果把《易》当作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反映,而性生活又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社会对性义采取自然而开放的态度,那么,在《易经》中出现这样的条目,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孔子也不因此见怪。
同样,从孔于对《诗经》的态度,也可看出当时社会性控制在观念形态上的宽泛。
《诗经》中有不少篇目直接反映男女爱情及性爱的活动,《国风》是最富有性爱情绪的一部文献“。
“三百篇”之首《关睢》就是以赞美青年男女的爱情来拉开整个《诗经》的序幕: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窃窕淑女,君子好逑。
《野有死麇》中描写青年男女在野外的幽会: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子衿》(写情人相思的焦灼与埋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蒹葭》以极优美的笔调描绘出相思的情怀和意境: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一百六十篇国风中,有相当篇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性爱生活和男女性爱活动,诗歌情感诚挚而热烈,笔触坦率而大胆,往往直接描写热恋中男女的心情及行为,不像后世有些爱情诗含蓄委婉。
《诗经》是经孔子整理而最后定形的,孔子木仅把这些炽烈的爱情诗保留下来,而且,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评论—“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思无邪”。
所谓正邪,主要是针对社会道德、风尚、习俗而言。
“无邪”二字,集中反映了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对《诗经》中男女性爱诗歌的肯定,其中也就包含了孔子及那个时代的性观念。
儒家尚且如此宽容,其他各家就不用说了。
既是理论家又是实干家的管仲,不仅在行为上比较自由(多妻妾),而且在理论上认为、‘好色“是人之常情。
当齐桓公问他“好色”是否有害于霸业时,他说这不是毛病,成霸业的关键是任用贤才。
《战国策》载:
楚围雍氏,韩令尚靳求救于秦。
宣太后谓尚子曰:
“妾事先王时,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固不支焉。
尽置其身于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
以其少有利嫣。
”这位执掌国政的宣太后,在庙堂之上对前来求援的外国使节讲起利弊之事,竟然用自己与丈夫的性生活来打比方。
史官也毫不忌讳地照录不误,足可说明一点:
从春秋到战国这一
时期,社会对性爱的看法,是自然而肯定的。
这种开放使后来的中国社会难以理解,并感到难堪,清代儒者王土帧对上述一段史话的反应是:
“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同样,孔子对《诗经》的评价也使后儒们为难,他们认为“三百篇中也有淫诗”;
而他们的宗师居然认为淫诗“无邪”,并列为经典,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他们当然没想到,春秋战国时候社会的性控制与性观念,与他们所处的明、清时代有多大的差异。
“春秋”历时二百多年,“战国”历时二百六十年左右,加上自黄帝到周初的约两千年的历史,中国社会对性的控制在这两千五百多年中逐渐走上一条自由松散的、多元形式并存的轨道,以〈礼记〉为代表的典籍提出了性制约的种种规范,但这些规范不可能在一个婚姻关系松弛,婚外性关系自由的土地上得以实施。
尽管如此,中国的性文化已经逐渐摆脱野蛮蒙昧的状态,先后形成以城邦结构(春秋战国)为代表的文明形态。
这种形态,与当时政治、经济。
文化的大背景协调一致。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一个最辉煌灿烂的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处充满了活泼的灵气和蓬勃的生机。
这一时期,写下了中国性文化史上最耀眼的一页。
3、汉朝-魏晋六朝
刘邦对儒教态度的改变。
在一个相对稳定平和的社会中,法律保障的性关系——婚姻首先向儒家制定的礼法制度看齐,聘娶婚姻成为主要形态,其主要程序是通过媒的之言,由男女双方的父母亲商议后,男方出具聘礼,双方立下婚约,再举行一定的仪式成婚,这种通过礼聘的、经过一系列繁琐程序的婚姻制度,成为两汉及以后各封建王朝的主要婚姻制度,这种制度无疑使青年男女的自由结合变得困难起来。
结合过程中,各种外力的干预远远超过当事男女的个人意志。
春秋时代那种自由恋爱及“合独”之风似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抢掠婚姻、交换婚姻都大大减少了,但买卖婚姻依然盛行。
连年战乱,使中原地区人口锐减,为了恢复生产,增加人口,汉代各朝政府一般都采取婚姻促进政策,到一定年龄而不成婚的,将以犯法论处。
汉惠帝六年令:
“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处于罪罚。
到了西晋,这方面的律令更为严酷,晋武帝九年令: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长吏配之”。
十七岁的女孩子还不嫁人,便要由”官府强行婚配,这种残酷的政令迫使有女子的人家都及早为婚嫁而操心,整个社会早婚成风。
民间如此,朝廷亦如此。
汉昭帝八岁即位,皇后上官氏六岁;
汉平帝九岁即位,皇后也是九岁,结婚后生了孩子,十八岁时成为太后……这种早婚的风俗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婚前性关系,使婚姻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非常明确的社会功利性一传宗接代,繁衍人口。
婚姻的另一方面—男女
性爱成分则日趋减弱以至到忽略不计的程度。
儒家强调以礼教治国,强调通过道德伦理来实现对社会和人们行为的控制,在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上,对性爱进行道德控制的思想及礼教也相继出台,除进一步强化《礼记》中提出的种种道德规范外,西汉还出现了两部对后世颇有影响的道德著作,一是刘向编撰的《列女传》,另一是班昭撰写的《女诫》。
《列女传》共七卷七篇,分母代、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娶等七个门类,记叙了一百零五名妇女的事迹。
全书依据儒学准则褒扬了这些妇女的德行,是后世“女学的蓝本,但这本《列女传》与后世所出的无数“烈女传”不同,它并非一味地表彰什么“贞操”,而是记叙了作者认可的各种妇德,其中还保存了若干反映社会风俗,妇女生活方面的材料,为了与明清时代各种毫无价值的“烈女传”区别开来,刘向的《列女传》被称为《古列女传》。
班昭一家在汉代颇有名气,班固是著名史学家,作《汉书》;
班超投笔从戎,打通
西域之路,封定远侯。
班昭聪明美貌,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有建树。
班固和班昭都笃信儒家
礼教,为兄的在《汉书》中宣扬这些礼教,为妹的则专著一书宣传妇女的“三从四德”。
《女诫》全书仅二千多字,涉及面却较广,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等七篇,书的主旨是:
“夫者天也,天固不可以逃,夫不可以违也;
行违神祉,天则罚之。
礼义有愆,夫则薄之”。
另一方面,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魏晋南北朝,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
战乱频繁,异族入侵,经济调弊,权力斗争惨烈。
再加之体现自由思想的魏晋风度及玄学、佛学的影响,社会对性的整个控制比两汉松弛得多。
由于王朝更迭频繁,一种“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颓丧情绪笼罩朝野,朝廷(皇帝、大臣)的暴虐,市野的放荡都大大超过两汉,很多地方又重现春秋战国遗风,并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赵皇帝石虎在位期间,几乎不停地征集美女。
有一次一下子就征集三万人。
官吏们挨家挨户搜捕美女,敢抗拒者当场处决;
前秦君主符生,是瞎了一只眼的名副其实的“独眼龙”,也是一个施虐狂的性变态者。
他命令宫女与其他男人性交,自己率群臣在一旁观看。
又命宫女与山羊性交,看能不能生出小羊,又常常把牛、马、羊、驴等牲畜活活剥皮,看它们血淋淋的奔逃,还把人的面皮剥掉,再令其唱歌跳舞;
刘宋皇帝刘子业把所有王妃公主召到皇宫,命令他的左右亲信和士卒轮流奸淫,他自己在旁观看。
他的婶母拒绝从命,被他用皮鞭痛打,刘子业还让宫女们脱光衣服,在宫院中追逐游戏,不从命者立即砍头;
北魏王朝垂帘听政的胡太后,公开重用自己的两个情夫,为了保注权位,不惜毒死自己的亲儿了;
陈后主陈叔宝是个只会作宫体诗的昏君,常邀当朝诗人与他的美女杂坐在一起,饮酒作诗,挑其中最艳丽的诗词谱成歌曲演唱。
至于国家大事,他一慨不知,批阅公文时。
宠妃张丽华就坐在他膝上一指点。
最后兵临城下,他逃到枯井里,随身带的还是两个女人一张丽华和孔贵嫔,唐代诗人李商隐嘲笑他,“小怜玉体横陈夜,己报周师入晋阳”,讽刺他为了美色,连国家都不要。
帝王如此,将相也不“逊色”,当时的大臣几乎没有不贪恋声色狗马的,家中妾动以百千计,还不断地抢掠民女,外宿娼妓。
梁朝的一个太守鱼弘,家中就有“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玩服车马,皆一时之绝”。
北齐的高聪,“唯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如果这些家妓生病或失宠,高聪就命令她们“烧指吞炭,出家为尼”,把手指烧坏,成了残废,吞炭是为了毁容貌。
对玩厌了的妇女采用如此残酷的手段,足见这些士大夫心底的阴暗。
晋朝石崇有美女数百,一次,孙秀向他索要宠妾绿珠,石崇不肯,一下子叫出数十名妓妾让孙秀挑选;
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祖父陶侃,是《世说新语》中称为勤俭严厉的人,但《晋书·
陶侃传》载:
其家“滕妾数十,家憧千余,奇巧宝货,富于天府。
”遍阅晋南北朝史籍,类似情况数不胜数。
朝廷的风气势必影响市野,朝野上下,竞相放浪形骸,一时间娼妓鼎盛,淫靡成风。
《晋书·
五行志》载:
“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
”解散头发,脱光衣服,集体公开地进行性活动,这种宴饮,比当年齐国的州阎之会更为!
放荡。
梁朝时的贵族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男人打扮得像妇女一样,涂脂抹粉,剃胡须,熏香气。
除了追求一种病态美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男色,同性恋成风。
难怪有人感叹:
“举国若狂,荒淫无度,前人所谓‘乡觅温柔,不问是男是女,的话,正是魏晋六朝时候的写照。
”
从两汉到南北朝的约八百年间,中国社会对性的控制呈现出一个大的波形曲线。
这就是:
两汉时候的逐渐紧缩到魏晋时代的再度松弛。
两汉时候的紧缩更多地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这种道德究竟有多少约束力还是个问题,而魏晋南北朝的松弛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松弛,它不仅在理论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人的觉醒与性的觉醒,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后果。
很难武断地评价这一时期的社会性控制,因为它既有思想上、哲学上高度进步的一面,也确有社会政治上消极、颓丧。
淫靡、腐败的另一面。
正如宗白华所说:
“汉未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理智、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这种矛盾,是一个社会在历史大前进中的必然进程。
4、唐宋时期
唐代,中华民族最辉煌的年代,中国文化最灿烂的年代,结束了”近三百年大动乱的唐帝国,以一种新的姿态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并在政治、艺术、文化上把中国的农耕文明推到了顶点。
明代戏剧作家汤显祖曾赞叹唐代是“有情之天下”,(武则天)这个言简意赅的评价确实是开启唐代文化。
包括性文化奥秘的钥匙。
情、人情、性情、爱情,在兴旺发达的唐代社会中获得充分的承认和表现。
性爱是人情之极致。
有唐一代,中国社会性控制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体现出更多的人情味。
魏晋年代“人的觉醒”的思维之花,在唐代总算结成了虽不丰硕、但多少成点模样的人性之果。
与汉代相比,唐代婚娶制度有进一步宽松的倾向,尽管唐初也面临繁衍人口、发展生产的困难局面,但在婚嫁律令方面不像汉代那样严厉。
唐贞观元年的诏令规定:
“男二十、女十五以上可以成婚”,超过年龄未婚嫁者,“州县以札聘娶”。
这种措施,一方面稍稍改变了早婚习俗,一方面又促进成年男女的结合。
贞观十六年,又下令禁止卖婚,这主要针对当时的门阀世族及民间百姓利用婚嫁索取重金聘礼,危害世风。
另外,唐太宗重新确定世族序列,“打击六朝以来以王、谢为代表的门阀世族,也多少打击了当时流行的贵族门第婚姻。
在婚嫁形式上,虽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占重要地位,但当事的男女双方也有一定的接触机会和选择余地,唐代奸相李林甫,政治上一塌糊涂,在处理女儿的婚事上却比较开明,他有六个女儿,到了出嫁年龄,。
他就让她们在大厅的一个非常隐蔽的小窗中窥视来访者从而确定自己的对象。
在唐代的《莺莺传》中,崔莺莺敢于大胆地委身于自己所爱的人,为自己的婚姻幸福敢与老夫人抗争。
唐诗中,还有不少红叶为媒,寒衣传情的故事,从这些充满浪漫情趣的传奇和故事中,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现实——婚姻中的性爱成分增多了。
唐诗中歌颂夫妻恩爱的作品很多,大概与这种婚姻形态很有
关系。
元稹、李商隐脍炙人口的绝句《离思》、《夜雨寄北》等都是献给妻子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结束五代动乱局面建立起来的北宋王朝,像一个先天不足的病夫,一开始就露出衰败的气象。
柏扬说:
“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只宋帝国不然,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
同样是中国人,在唐王朝黄金时代,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可一进入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
”、从性文化角度看,尽管宋代在很多地方承袭了唐代旧制,表面看起来也潇洒自如,但一种虚弱、卑琐、伪作及不自信的气氛逐渐在整个社会中弥漫开来,随着国势的日渐衰颓,终于导致最虚伪,最反动的理学的产生,致使中国社会的性控制,在北宋晚期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宋代的娼妓,除汉、唐时候原有的“营妓”、“官妓”外,私娼进一步漫延,最突出的是“瓦舍”(又称“瓦肆”)的兴起,指都市中的大型游乐场,里面设有吃、喝及各种娱乐项目,娼妓是其主要项目之一。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凡京师酒楼门首,皆缚彩楼欢门,由店入其门一直至主廊约百余步。
南北天井两廓皆小阁子。
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
聚于主廊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这些瓦舍酒店的出现,使往日的“勾栏”、“青楼”进一步市俗化,不少市民、商贾、才子、官吏都成了这些烟花巷陌的常客。
如宋代著名婉约派词人柳永所唱: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旧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力几乎为零。
与唐代比较,差异很明显:
唐代社会的性控制,虽然开放,但整个社会的自控力和自信心都较强,虽然风流,但绝少颓靡,宋代呢?
虽想强化控制,却总是力不从心,自控和自信都日愈丧失,貌似风流,其实颓废。
在这点上,苏轼又是代表。
他在倚翠偎红的艳遇中,唤起的往往不是美感,更多的是空幻无常之憾。
他有诗道:
“休惊岁岁年年逸,且对朝朝暮暮人。
”这种情调,是他“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的谐音,也是整个宋王朝的时代主调,正如柏扬所说:
“宋帝国的立国精神是:
抱残守缺,苟且偷安。
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
”这种“精神”,与盛唐之音相去何其远!
其实,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封建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农耕文明,都已越过顶峰阶段而开始下滑,这一不可逆转的下坡路在宋代渐渐明晰起来,正所谓“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中国社会在性问题上的自信心与自控力,也在风雨飘摇中逐渐消散。
就在这种国势日衰、世风日下的情况下,以程憬、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道)学正式出笼,妇女的贞操问题被提到最严厉的程度。
这里所说的贞操,专对女性而言,首先是婚后的贞操,即“从一而终”;
其次是婚前的贞操,即“男女授受不亲”。
在程朱理学以前,儒家礼教虽一再提倡上述贞操,实际上基本没有效果,无论是婚前男女接触,婚后的妇道及寡妇再嫁等问题,尺度一向较宽,自程颐推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论后,寡妇再嫁问题变得严厉起来。
5、明清时期
对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女性来说,无论是婚前的性行为及婚外的性关系,儒家礼教都是禁止的,由秦汉到明清基本如此。
但正如前几章所述,礼教的实施往往有很大的障碍和局限,事实上,这些礼教很难在辽阔的国上上广泛施行。
进入明代后,专制统治力量特别强大,有关律令也比前朝更为严厉,这样,以行政手段为上的社会禁铜力量大大强化了。
寡妇再嫁,是贞节问题的核心,汉儒提倡的“从一而终”教义,到明代才真正得以普遍推行。
明洪武年间下令,三十岁以下的寡妇,到五十岁以后不改节者,由政府或乡党为该寡妇建贞节牌坊。
除公开表彰外,还免除本家娘家的差役,有的还免除赋税。
这样一来,守节、贞烈的寡妇猛增,节烈坊几乎遍布中国城乡各地。
寡妇再嫁不仅在道义上成为极端可耻的事,在实际生活中也成了一种禁忌,寡灯—“未亡人”是一个活着等死的人,在以明代社会生活为背景的《儒林外史》中,入木三分地记叙了一段节烈惨剧:
做父亲的懦生王玉辉鼓励年轻的女儿自杀殉夫,说这是青史留名的事。
女儿绝食死了,他仰天大笑说:
“死得好,死得好。
但当女儿被送入烈女词举行公祭时,做父亲的却伤心起来。
这种悲剧,自明代以来往中国各地轮番上演。
一出出血淋淋的惨剧,又何止出现在书本中和舞台上。
清朝修明史的时候,有据可查的节烈妇女竟“不下万余人”。
汤显祖《牡丹亭》
《金瓶梅》
《三言二拍》
三杨,齐雅秀,《列女传》“母狗无礼”,“公侯(猴)恕罪”。
带有近代工业文明因素的明代浪漫洪流,在明末发展到极致后:
陡然落至低谷,来了一次大的转折,转折点是明朝的覆亡和清帝国的建立。
文明落后的满清帝国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保守反动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文化。
柔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初就被全面打了下去。
尽管一开始时,满清帝国也曾外拓疆土,内兴民生,一时间也出现一些升平气象。
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个黄主时代。
但曾几何时,黄金梦开始破产。
正如鲁迅评论《红楼梦》时所说“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凄凉之雾,遍布华林”看来、这个假盛而实衰的封建末代王朝,与其说是“黄金时代”,
不如说是“回光返照”。
满清初年,确有些励精图治的举动。
其中之一就是改革中国的后宫制度。
它废除了延续两千年以上的庞大后宫体制,代之以比较俭朴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婚姻形态,皇帝除皇后一人外,其他嫔妃不过十人左右,宫女和宦官都大大减少,宫廷开支大幅度下降,这种改革,与先前三宫六院、数万宫女的庞大规模相比,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
从性文化变迁的角度看,这个进步的意义就更大,它结束了自秦汉以来的,中国封建王朝最庞大、最残忍的后宫制度;
从政治角度看,这种改革削弱了宦官势力,对皇族内部的腐败趋势也有缓解的作用。
遗憾的是,与守旧的成分相比,满清的改革又显得微不足道了。
早在入关以前,满清已经颇受汉文化的熏陶,满洲早已流行汉语。
入关以后,更是全盘接受了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科举制度的进一步腐烂,文字狱的进一步惨烈,使明中叶以来发展起来的先进思潮消声匿迹。
学者文人只敢钻进故纸堆,埋头考据。
连戴震这样的思想家,最后也只能以考据闻名于世,而他最重要的思想精华—对理学的彻底批判,却反被忽略了。
于是,贞节第一依旧,节烈牌坊依旧,对节妇的奖励也基本沿袭了明初的样式。
清代《女范捷录·
贞烈篇》再次明确提出:
“忠臣不事两国。
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再婚,女无再适。
”社会对性的钳制,重新走上明朝初年的老路,而曾经一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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