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中亚经贸合作与我国地缘经济安全的关系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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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末,“经济安全”一词正式出现在美国官方文件中,且被列为克林顿政府对外战略的首位。
1996年4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了《俄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经济安全是其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我国首次提出“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此后,我国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现已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考虑。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其经济安全受到的威胁都可归结为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
当然,内生的安全问题理应占据首要地位并优先解决,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经济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大大增强,促使各国政府必须重视外生的安全问题,即经济安全的国际方面。
其中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国家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外资源供给稳定与持续,能够有效防范供给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而产生的突然打击;
二是占有的国际市场份额和对外投资收益不受威胁;
三是面对国际资本的进入,国内产业、国内经济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能够最大限度避免经济损失。
这样看来,在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供应、水资源保障、粮食供给以及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吸引外资、信息保护等与世界经济发生联系的具体领域,都存在着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
“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说明经济安全的国际方面已经受到决策层的重视。
(二)地缘经济安全与经济安全
在经济安全的国际方面,地缘经济安全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一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立足并有所作为,在外交中全面实现本国的利益诉求,必须依托安全的地缘经济。
地缘经济安全主要涉及的是一国从事经济活动时基于地理区位、经济的空间分布及与相邻地域经济单元间关系的安全问题。
地缘经济安全不但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家整体安全的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内容。
地缘经济安全问题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该问题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地缘经济安全具有普遍性。
由于其基础是地理空间位置,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地缘经济安全问题。
其次,地缘经济安全具有复杂性。
不但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地缘文化、人口构成、民族、宗教、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容易受到地缘之外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突发性的国际事件、世界经济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当国家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或者国家利益诉求发生变化时,其复杂性尤为凸显。
第三,地缘经济安全的首要影响因素是经贸关系。
因为与邻近国家最基本、最广泛的经济往来是经贸合作,也最容易由此产生地缘经济安全问题,所以,经贸关系在地缘经济安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居于首位。
(三)中国中亚经贸合作与地缘经济安全
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安全问题,其本质是地缘经济安全问题。
在中国的5个北方邻国中有3个是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虽不是邻国,但与中国的陆路距离也很近。
而且,中国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中亚人民语言相通,历史相连,民俗相近。
中国与中亚基于经贸合作的地缘经济关系悠久,古时候中国与这一地区的贸易活动就很频繁,张骞出使西域,著名的古丝绸之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长途贸易交通线逐渐形成。
而新亚欧大陆桥的全线贯通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复兴,有利于进一步挖掘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的地缘经济优势和潜力。
随着与之经贸合作的扩大,影响地缘经济安全问题逐渐产生,地缘经济的风险因素又反过来影响到双方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这对双方都不利。
因此,需要全面认识中国中亚经贸合作与我国地缘经济安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发挥有利作用,消除不良影响。
二、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的现状
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的类型主要是商品服务贸易、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
自从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以来,经贸合作日益密切,贸易额快速增长,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全面展开,签署了许多政府间经济合作协议,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职能与中亚经济合作机制也日趋成熟,中国与中亚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经贸合作格局已基本形成。
(一)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的总量分析
从总量看,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逐年扩大,但在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中的份额尚小。
在商品服务贸易方面,中国与中亚贸易额逐年大幅增加。
2008年,我国同中亚各国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08.2亿美元,与1992年的5.27亿美元相比,增长了近60倍。
2009年,中国与中亚的贸易额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幅滑坡,为237.5亿美元,但仍是1992年贸易额的45倍。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中亚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与中亚的贸易还处于较低水平。
2008年,与中亚的贸易额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2%,出口额和进口额的份额分别为1.6%和0.7%;
2009年,这三项指标进一步下降,分别为1.1%、1.4%和0.7%。
在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与商品服务贸易方面的总量特征相似。
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总额基本上保持增长趋势,且增长速度较快。
目前,投资涉及资源、机械、汽车、农业等多个领域。
2007年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流量约为2003年的62倍,但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的比重仅占2%①。
近年来,中国与中亚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设计咨询等经济合作水平取得了重大突破,从产品的初级加工逐步扩展到了劳务输出、原料加工、专利转让、大型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多层次合作。
尤其是工程承包领域取得较大进展,一系列大型合作项目已顺利实施或正在积极接洽。
从统计数据看,合同金额、合同数量、完成营业额等指标都逐年增加,但合作规模相对较小,仅占中国此类对外合作总体的3%~4%(见表2)。
表1我国同中亚各国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
国别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合 计
2006年
进出口额
83.6
22.3
3.2
1.8
9.7
120.6
进口额
36.1
1.1
0.2
5.7
43.3
出口额
47.5
21.1
3.1
1.6
4.1
77.4
2007年
138.8
37.8
5.2
3.5
11.4
196.6
64.3
0.1
0.5
3.6
69.6
74.5
36.7
5.1
3
7.7
127
2008年
175.5
93.3
15
8.3
16.1
308.2
77.3
1.2
0.3
3.3
82.3
98.2
92.1
14.8
8
12.8
225.9
2009年
141.3
53.3
14.1
9.6
19.2
237.5
63
1.9
0.4
69.3
78.3
52.8
12.2
9.2
15.7
168.2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和作企业年鉴》、《中国商务年鉴》、《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年鉴》。
表2中国对中亚经济合作完成营业额(单位:
万美元)
中国对外合作
99127
12748
45282
32123
18356
207636
6511600
140968
8705
33597
93323
75826
352419
8661700
按照:
《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计算。
(二)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的结构分析
通过对近年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结构性问题:
第一,进出口结构不均衡,中方顺差不断扩大。
由表1数据计算,2006年~2008年,中国向中亚出口贸易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64.1%、64.5%、73.3%,进口贸易额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5.9%、35.5%、26.7%。
中国方面一直保持顺差,且顺差逐年扩大,分别为34.1亿美元、57.4亿美元、143.6亿美元。
可见,中国与中亚贸易进出口结构不均衡,中国方面享有绝对的出口优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上述进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制调整,2009年中国向中亚出口贸易额的比重降为70.8%,进口贸易额比重升为29.2%,顺差也比上年减少44.7亿美元,但进出口结构失衡问题的本质并未得到改变。
第二,经贸合作国别结构不均衡,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远超过其他国家。
中亚五国与中国贸易往来最多、经济技术合作最密切的是哈萨克斯坦。
从贸易来看,经表1数据计算,中哈贸易额占中国与中亚贸易总额的60%~70%,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该比重也接近60%。
中向哈出口额占中国向中亚出口总额的40%~60%,尽管近年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但仍领先于其他国家。
进口的国别结构更不均衡,中从哈萨克斯坦的进口额占中国从中亚进口总额的90%以上。
相比之下,与土库曼斯坦的贸易往来相对较少,占总体比例不到3%。
从经济技术合作来看,与中国合作最密切的中亚伙伴也是哈萨克斯坦。
经表2数据计算,2009年,中哈经济合作完成营业额是中吉的16倍。
从对外直接投资来看,中方资金主要流向哈、塔、吉三国,其中约有70%流向哈萨克斯坦,20%流向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②。
第三,中方参与主体结构单一,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基本要通过新疆。
目前,新疆对中亚诸国的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对中亚地区贸易额的近七成,出口占比已超过七成。
2008年,新疆主要出口市场中,吉、哈、塔列前三位,乌列第七位,其中新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口占新疆出口总额的40.7%;
新疆主要进口市场中,哈、吉、乌分别列第一、第五和第六位,其中新疆对哈萨克斯坦的进口占新疆进口总额的65.1%③。
此外,中国对中亚的投资项目、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也主要通过新疆开展。
第四,商品贸易结构及合作项目结构单一,但结构优化的潜力巨大。
目前,中亚与中国的贸易出口以能源和原料产品为主,进口以轻工业品和食品为主,经济技术合作和投资的绝大部分项目都集中在资源开发和建筑领域,这种单一的结构无法满足中亚的现实需求。
中亚国家希望改善商品贸易结构,并与中国在生产制造领域、基础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开展合作。
同时,中亚五国对华投资合作已经起步,目前主要集中在贸易、运输、皮革加工、食品加工等领域,但项目的数量和金额都很小,远不及中国在中亚的投入,有较大的发展的空间。
三、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对我国地缘经济安全的影响
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作能够对地缘经济安全产生影响,影响包括有利和不利两方面,并将通过传导作用影响我国整体经济安全。
鉴于目前经贸合作的相对规模不大,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力都还未完全体现。
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和中国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上述影响的扩大提供了可能。
(一)有利影响
1.有助于中国多项战略目标的实现
实施西部大开发、贸易结构调整、企业“走出去”、国家能源和矿产资源市场多元化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重战略,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而中国与中亚开展经贸合作能够推动部分战略目标的实现。
首先,基于地缘关系,发展与中亚的经贸合作将给西部省区带来更多商机,有利于落实西部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从而减少因地区差距而产生的风险。
其次,在经济互补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与中亚开展经贸合作,将会显著增加贸易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和数量,显著提高经贸合作的质量,有利于落实我国贸易结构调整战略,减少交易成本和风险。
第三,随着合作方式的多样化,中国政府和民间将更积极地参与中亚经贸合作,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将得到更多支持,从而推动更多国内公司“走出去”,分散企业发展的风险。
第四,中亚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与之发展经贸合作可以落实国家能源、矿产资源市场多元化战略,一定程度降低能源、资源的进口风险。
第五,在经贸的带动下,能源、交通、电信、机电、轻工、农业等多个领域将迅速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使经济安全获得最大保障。
2.体现了地缘经济安全层面的相互需要
中国与中亚在地缘经济安全层面存在着相互需要、相互依托的关系。
中国需要通过中亚与欧洲、西亚建立陆上联系,中亚需要依托中国走向亚太。
相比之下,中亚更需要中国,因为中亚各国都是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对外经济联系受到较大的地理区位的限制,中国恰好可以担当其对外经济联系的出海口。
经贸合作是巩固这种关系的基石,有助于双方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的周边环境,提高对外经济联系的能力以及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3.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我国能源消费高度依赖进口,能源进口来源地又高度集中,这给国家能源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威胁。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原油进口量的70%以上来自局势动荡的中东和非洲地区,且90%的石油要通过海上运输,而我国海洋运输能力有限,目前85%左右的进口原油运输需要依靠国外船队。
另外,自中东和非洲进口的石油大多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这一地区一直属于美国的军事威慑范围,我国海上能源运输长期受到“马六甲石油之困”的阻力,安全性不足。
基于地缘优势,与中亚积极开展经贸合作是提高国家能源安全性的良好途径。
首先,与中亚开展能源贸易,具有距离近、运费低、损失小、效益高等优势,可进一步完善我国能源贸易体系,保障海外能源供应安全稳定;
其次,可以通过建立陆路能源管道有效分散石油海上运输的风险;
第三,中亚成为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俄能源合作,提高与俄谈判筹码。
4.能够分散经贸合作风险
中国与中亚的贸易基础较好,贸易发展的空间较大,可以分散我国的经贸合作风险。
首先,中亚国家扮演着中国的产品出口市场和能源、原材料的进口市场的双重角色,而这些市场还未全面开发,与之发展经贸合作符合我国以分散风险为目标的市场多元化战略。
其次,中国与中亚之间具有悠久的文化、商贸传统,稳定、良好的外交和政治关系,拥有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合作平台,这有助于消除或降低双方经贸合作的障碍。
在此基础上,将中亚作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目标地区之一,能够分散企业海外投资风险。
(二)不利影响
1.经贸合作位置靠后影响经济安全中亚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俄罗斯和“独联体”;
第二个层次是美国、欧盟等西方大国;
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
第四个层次是穆斯林国家。
中国居于相对次要和比较被动的位置,是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作规模不大的重要原因,而较小的规模对发挥经贸合作在经济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利。
同时,这样的战略层次也决定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在中亚的地位要高于上海合作组织,也就是说,上海合作组织在扩大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作规模方面能力有限。
2.经贸合作缺乏理解和信任影响经济安全经贸合作方面的“中国威胁论”在中亚具有广泛影响。
首先,中亚不甘于作中国的原料供应国。
中国在与其发展经贸关系的过程中,过多地表现出对其能源资源的偏好,而对其民生领域的重视和支援不够,致使中亚国家产生中国将其作为原料供应国的误解,而近邻的身份更加强化了这种误解。
其次,发展差距加深了中亚国家的不安。
中国经济发展的数量、质量、速度都远远超过了中亚各国,中国的强大引发中亚诸多担忧,不但担心沦为中国经济和外交的附庸,也担心历史上的领土问题会被重提。
第三,跨界民族、跨界资源利用等敏感问题,也被中亚视为潜在威胁。
由于缺乏理解和信任,在经贸合作中,中亚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可能会抬头,成为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的障碍,进而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3.经贸合作受到外部势力干扰影响经济安全
中亚地区凭借着丰富的能源资源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多方力量在此展开竞争性的博弈,导致该地区的外部环境不稳定,影响中国在此的经贸合作。
首先,要受到俄罗斯的压力。
俄罗斯认为中亚是其传统利益范围,担心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超过自己,造成本国利益损失。
2010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的海关联盟正式运作,并表示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其他国家在条件成熟时可陆续加入该组织。
这意味着,海关联盟可能通过制定共同政策以及反倾销、配额限制和技术指标限制等贸易法规的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国给予贸易歧视,从而延缓中国与中亚的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
其次,存在着美国的干扰因素。
随着中亚地区对美国的战略意义逐渐提高,美国不但积极推进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而且全面介入中亚事务,将中亚纳入其全球战略。
这对中国而言,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了竞争,而且这些挑战是在某些政治条件下的干扰和阻碍。
此外,在中亚地区活跃的“三股”势力也会对这一地区的经贸活动产生威胁和破坏。
另外,经贸合作环境多变影响经济安全。
四、加强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建议
(一)重视地缘经济安全,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战略和政策更多地立足国内,而对国际方面的安全意识不强,准备不充分,在面对国际竞争、国际纠纷时容易陷入被动,在国际谈判过程中容易处于劣势。
从地缘安全方面看,尽管我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促进区域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石,但国家更为重视地缘政治安全,而对地缘经济安全有所忽视,已经积累了不少安全隐患。
因此,我们应该提高对地缘经济的重视程度,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框架,立足于本国的资源、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发展水平、技术力量等国情,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制订具有较强前瞻性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构筑完善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
(二)既深入了解对方,也全面宣传自己
首先,应深入了解中亚国家对外贸和外资的需求。
从目前来看,中亚国家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愿望都比较迫切,所以,在经贸合作中,一方面,我国应该尽可能地提供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等跨国公共产品以及与经贸合作相关的技术、设备和专家,或者在当地开展业务技能培训,为经贸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提高我国商品的质量,完善售后服务,在当地树立中国商品的品牌和诚信形象。
其次,了解对方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及时通报给我国外贸企业和驻外企业,规避贸易和投资风险。
第三,在中亚地区加大对中国的宣传力度,让对方了解我们的贸易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表达我们的利益诉求,使双方都明确合作的基础、困难和阻力。
第四,在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秩序、地缘优势等更高的共同利益层面与中亚国家达成共识,超越基于经济互补性的浅层合作。
第五,在敏感问题上,共同协商解决,要让对方明确中方立场,消除顾虑。
(三)扩大经贸合作规模,优化经贸合作结构
首先,扩展合作领域。
中亚国家希望中国在交通、邮电、纺织、食品、制药、化工、农产品加工、消费品生产、机械制造等行业进行投资,并在农业、沙漠治理、太阳能、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
我国应积极响应,在获利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满足对方需求。
其次,通过制定实施相应政策或签署相关协议,鼓励中亚国家来华投资,以投资带动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
第三,创新合作方式。
除政府间合作外,积极发展双方企业、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合作。
第四,优化合作结构。
根据各国的特点和比较优势,与每个中亚国家都发展合作,防止顾此失彼,同时积极推动中部和东部地区参与中亚经贸合作,使合作领域、方式和主体多样化。
(四)加大对中亚的投入,但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首先,保持对中亚投入稳步增长的趋势,既符合客观需要,也体现着外交策略,增强其对中国的好感、信任和依赖程度。
其次,改善投入的方式和结构,突破单一的资金投入,增加设备、技术、人力资源的投资和援助,同时,消除对方顾虑,减少附带能源条件的投入,增加附带经贸条件的投入。
第三,加强部门协调,使各部门的政策和行动具有整体性,整合财力,投入到重大项目中,以此提高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考虑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
(五)从共同利益出发,协调大国关系
中亚是目前世界多种力量介入、角逐的地区,要保障本国利益,只有在认清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协调各方关系。
首先,协调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中亚,中俄共同利益主要在于需要依托地缘经济或区域经济发展本国经济,要让其认识中俄合作大于竞争,中国对其安全的威胁小于西方。
其次,协调与美国的关系,在中亚,中美共同利益主要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等,在这个领域和某些重大项目上可以与美国合作。
第三,协调与欧洲的关系,在中亚,中欧共同利益主要在于生态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在这个领域与其开展合作,可以改善中亚整体环境,包括经贸合作环境。
第四,在俄美欧对中亚问题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可以发挥协调作用,化解具体矛盾,以此来提高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
(六)利用好上合组织的平台,促进已有协议的落实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在中亚地区实现地缘经济安全战略目标的最主要的平台。
目前,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成员国通过签署和批准了《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以及《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实施措施计划》等重要文件,并成立了成员国经贸部长会议机制。
各方明确了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合作,逐步实现区域内货物、资本、服务、技术自由流动的区域经济合作的近、中、远期目标,中国率先提出了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倡议。
可见,在上合组织的平台上,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和组织机制已经初步建立,现在的任务是将已签署的协议细化、落实,在预定时间表内,促使各成员国真正履行协议中的责任和义务,在此基础上,互利共赢。
综上所述,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与中亚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经贸合作格局已基本形成,但一些不利因素的存在使合作的规模和水平还达不到期望的程度,其中包括地缘经济安全隐患。
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客观评估并在决策时充分考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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