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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看来,对社会支持的分析大致集中在微观、宏观和综合三个层面。
从微观方面来看,部分研究者认为,灾难打破了一定的社会制度而使得制度体系存在“缺失空间”,而微观社会支持则起到弥补制度真空的作用。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受灾者会在灾后第一时间动用自己的网络支持例如亲属、朋友、邻居等的帮助,而这种帮助对灾后的恢复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Drabek&
key,1984;
soloman,1986)。
很显然该观点在过分强调个人的微观支持功效时也表现出其本身的局限性,首先,一般的自然灾害很难打破制度体系,即使出现“制度真空”,制度本身的愈合机制也会在短期内弥补这种缺失;
其次,个人的微观社会支持并非一直都会占主导地位,随着制度的介入和完善其作用也会逐渐降低并且很可能让位与制度安排。
从宏观方面来看,宏观社会支持在群体中多表现为规范、信任、网络联系等特征,这些特征通过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来促进灾后恢复,规范、信任等存量越丰富的社区灾后恢复速度越快、质量越高,社区居民内部的“利他倾向”就越明显,西方学者也将这种社区称为“疗愈型社区”(Dynes,2005;
Nakagwa&
shaw,2004)。
目前,关于宏观社会资本的研究以理论探讨居多,定量分析较少,可操作行不强。
鉴于如此,本文涉及规范、信任的分析内容较少。
从综合方面来看,李强等人认为:
社会支持网不仅仅单指某一方面而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政府主导下的支持和帮助(社会保障体系)、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社会支持以及个人支持[1]。
而赵延东等人关于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2]的研究则是社会支持的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综合解释灾后恢复的典范。
(三)、概念界定
社会支持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国内最早的研究是阮丹青等人进行的城市职业女性及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研究。
综合众多研究成果,本项研究认为社会支持网是指个体能够获得各种资源的关系网络体系,这种体系不仅包括可见的物质资源也包括抽象的精神支持。
通过社会支持网的帮助,人们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因而,社会支持网具有工具色彩。
在阮丹青、周路等人的研究中已交待了社会网络的四个基本概念和指标:
第一,网络规模(size),是指构成个体社会网的成员数目,社会网规模也是测量个体社会资源拥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二,紧密度或网络密度(density),是衡量网络成员间相互联系程度的概念。
第三,趋同性(homophily),指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在各个社会特征方面的相似性。
行动者常常有更多机会或更倾向于与背景相近的人交往,例如相近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居住地区等等,即多是群内交往而不是群外交往。
第四,异质性(heterogeneity或diversity),主要指网络成员之间在社会特征及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的分布状况[3]。
由于以上研究比较成熟,本文在衡量个人社会支持时也主要从以上四个方面予以考量。
对于社会支持网的内容而言,一般认为包括物质支持和非物质支持两大类,物质支持主要指实物、经济和具体行动的支持和帮助,而非物质支持主要指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
本项研究中,社会支持网的内容主要是指物质支持。
基于文献方面的分析,本文将社会支持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大类,该分类与徐勤等人进行的我国老年人口的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研究[4]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也存在较大区别。
正式支持主要是指正式组织提供的制度型性支持,具体包括政府提供的一般性支持和帮助以及非政府组织(NGO)提供的支持,由于重建过程中的低息贷款是由政府主导并进行利息补贴,具有泛政府性质因而将其归入政府提供的支持类。
另外,本文为便于研究提出“超额政府支持”概念,即政府提供的一般性支持以外的帮助。
这种支持不具有广泛覆盖面,主要是政府给与灾后农村弱势群体的一系列超额补助,获得与否与个人的生活情况密切相关。
我们在肯定这种额外帮助的积极效应时也要注意到当其失范运作时的负面效应,因而,加强对这部分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显得尤为必要。
非正式支持主要是指个人微观社会支持网所提供的资源型支持。
一、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为解释性研究兼有一定的描述色彩,研究方式为调查研究并进行SPSS17.0定量统计。
本项研究的调查总体为安县农村地区修好或者正在建设房屋的家庭,采用多阶段抽样法从县抽乡、从乡抽村、从村抽组、从组抽取家庭。
为了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在取样时按造不同类型家庭都有一定比例的原则抽取。
同时,也必须指出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样本规模偏小、个别问题的未填答率较高、个别指标衡量能力有限等,这些问题对本次研究有一定消极的影响。
(二)、数据
研究数据来源于社会调研,于2010年春节调查完毕。
通过多阶段抽样法在安县四乡十六镇中的七个行政村中抽取了300民农村居民进行访问员登门访问问卷填答,总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回收270份,有效回收率为90%。
样本结构男性140,女性130。
从职业方面来看,完全务农者60,务农兼从事务工者140,完全务工70。
(三)、主要研究变量
1.自变量
正式支持,正式支持是相对于非正式支持而言的,相关研究表明灾后恢复过程中正式支持提供的资源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遵循着一种较为公正的“相对需求分配法则”(Hobfol&
Lerman,1989)。
正式支持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衡量即政府一般支持、非政府组织支持、超额政府支持。
非政府组织支持,是政府组织以外的社会团体、个人提供的资源性支持。
这种社会支持在弥补个人及政府支持空白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西方学者甚至用这种力量在社会中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发展程度。
该支持衡量指标为:
个人是否接受过政府以外的组织的帮助以及组织的名称。
超额政府支持,是政府支持的一种,本文为研究方便而将其与一般的政府支持区分开来。
在这次灾后恢复中,政府发放的额外补助主要是指特困家庭房屋溢价款补助以及贷款免息补助。
非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主要是个人通过个人社会支持网获取的支持性资源。
在研究中将以下面四个变量来代表个人社会支持情况:
网络规模,具体可用网络半径和网络成员数进行衡量;
紧密度,可用成员彼此之间相互互动对数与总对数比例进行衡量,为简化算法本研究以成员间交往年限和相互每月互动频率衡量;
趋同性则通常用与调查对象在某方面同属一个群体的成员占全体网络成员的百分比衡量;
异质性的衡量本文采取1减去趋同百分比的方式简化求得,这四个变量都为定距变量。
2.因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因变量是受灾居民灾后恢复情况,灾民的灾后恢复主要是经济恢复情况,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以两个两两对比指标分析居民灾后的恢复情况。
一个变量是受访者对地震前后经济收入变化情况的评价,一个变量是建设房屋和先前房屋面积对比。
地震前后每月收入没有太大变化,住房面积与先前对比扩大了约35平房米,住房面积扩大原因不仅包括前述的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还包括群体对比效应影响(各农户之间的跟风、攀比)。
3.控制变量
为系统考察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对灾后恢复的作用,笔者在分析中还引入一些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包括:
农村居民的民族、年龄、家庭人口等。
三、结果与讨论
(一)、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在灾后恢复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项研究表明,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在灾后的恢复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从时间上来看:
灾害发生时,个人会在第一时间内调动自己的个人网络为自己摆脱灾害影响,由于制度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个人支持在此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制度缺失期”。
所以,灾害发生后的短时间内非正式处于支持系统的主导地位并且个人更易于表现出“利他行为”;
随着正式组织的介入,个人支持和正式支持的地位和作用发生较大的变化,正式支持的作用不断增强、地位不断上升。
对于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在灾后恢复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讨具体如下:
第一、政府一般支持在灾后恢复中的地位和作用。
1.政府一般支持的总体使用情况
政府一般支持主要通过政府生活补助、政府建房补助、银行低息
贷款来实现,那么相应的衡量指标为:
政府补贴的地震生活补助是否拿到,政府补贴的地震补助款是否领到,建房是否申请到低息贷款,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赋值为“1”未领到则赋值为“0”。
表1.1
政府一般支持的总体使用情况
网络途径
使用过
未使用过
缺失
地震生活补助
88.9%
7.1%
4%
建房补助
100%
低息贷款
55%
43%
7%
从表1.1的描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建房过程中政府一般支持的利用程度较高平均利用率为81.3%,三种指标中建房补助款覆盖面最广,利用率最高。
低息贷款在整个政府支持中利用率最低,经过相关分析发现个人在农村中所处的阶层与低息贷款的利用率有较大的相关性,处于农村社会中层及以上家庭利用率较低,而66.8%的中下层家庭都利用到该指标。
研究还表明,在农村社会越是边缘化的群体政府对支持作用越强大。
2.政府一般支持在灾后恢复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虽然承认一般的政府支持具有普遍的制度效应,但其就不同群体而言所起的作用不同。
具体而言,一般政府支持对农村社会中层成员经济恢复所起作用较大;
对中上层及上层成员的支持所起作用较小,该部分成员抗风险能力强且更倾向于采用非正式支持;
对下层农村居民而言,政府的一般性支持在建房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当然,该部分成员也较易得到超额政府支持。
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超额政府支持在发放和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问题即出现“正式资本私有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挫伤部分农民的建设积极性,影响灾后恢复。
第二、非政府组织支持在灾后恢复的地位和作用。
数据分析发现,接受过政府以外组织援助的家庭只占整个调查样本的28%,支持方式集中体现在提供必须的生活品和心理辅导方面,而直接提供建房资金援助的比例只有6.3%。
从图1.2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组织在整个灾后恢复的作用也有较大的差异且政府力量对这些组织的干预作用也不可小视。
从总的方面来看,非政府支持覆盖面比较狭窄,支持方式较为单一,水平较低,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些组织在关照灾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重建方面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所以,非政府组织在救灾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低于政府。
另外,访谈分析发现:
非政府组织支持并非完全随机进行,其支持对象有一定的针对性即多为农村中的弱势群体。
所以,对于该群体来说非政府的支持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图1.2
各种非政府组织援助比率
A、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专门心理卫生机构
B、各种工作单位提供的社会支持
C、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社会支持
D、社会慈善组织提供的社会支持
E、社区服务组织提供的社会支持
F、各种宗教组织、社团等对信教人员提供的社会支持
第三、超额政府支持在在灾后恢复中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发现该种额外帮助具有较大的支持效用,约83.44%的受助者表示“正是由于这部分额款项的补助,自己才能修得起房子”。
但同时研究数据还显示出,该部分资金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
大多数被访者认为该部分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与主管该项分配的人员有较为密切关系的人在不完全具备分配条件的情况下获得这部分补助的可能性越高。
另外,大多数被访者认为在灾后恢复过程中部分官员存在腐败现象。
第四、个人社会支持在灾后恢复中的地位和作用
1.个人社会支持网总体利用现状
从表1.3上来看,农村居民个人社会支持网规模适中、紧密性较强同时趋同性较高、网络成员的教育素质普片较低,与一般的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较为贫乏[5]。
从各变量方面来看,农村居民的平均社会网络规模约为30.48,网络中亲戚、邻居所占比重在70%以上,表现出明显的重血缘倾向同时网络半径较短显现出较强的地域倾向,这种地域倾向使得约66%的被研究者很难从相互间获得建房资金支持,他们相互帮助的主要方式是提供建房信息以及帮助施工。
在趋同性方面,本项研究主要从职业和经济地位方面来考量,数据显示安县农村居民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职业状况以及受教育年限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网络同质性较强。
另外,表1.4的数据显示网络半径与是否得到亲朋好友的帮助相关,半径越短得到亲朋好友的帮助可能性越小。
表1.3
个人社会支持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百分比
变量平均值/强度
网络途径的使用
使用59.3%
未使用37
缺失3.7%
网络规模(人)30.48
紧密性
平均交往年限(年)4.26
每月平均交往频率(次)9.8±
0.5
趋同性63.4%
异质性0.366
职业对比
与被研究者相同52%
与被研究者不同48%
网络成员受教育年限8.55±
0.33
表1.4网络半径与社会支持回归模型
网络半径与是否得到亲朋好友的帮助
系数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32.889
4.670
7.043
.000
你得到请朋好友的帮助没有
-2.500
3.242
-.152
-.771
.048
a.自变量:
你与你关系好的人的家住在什么地方;
b.因变量:
你得到请朋好友的帮助没有
2.个人社会支持在灾后恢复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后需要指明的一点是,拥有不同个体支持网络的家庭在对待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偏好上有所不同,同时不同结构和类型的个人支持网在灾后恢复过程中的功效也存在较大差异。
所以,个人社会支持在灾后恢复中的地位因不同的支持体系而异。
网络规模、网络同质性、紧密性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个人网络的可用性和选择偏好。
不同的偏好使得个人社会支持具有不同的支持功效和地位。
(二)、农村居民对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偏好
表1.5
不同个人支持网类型的农村居民对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偏好
因变量
自变量
网络规模
网络紧密型
网络同质性
政府支持
亲朋好友的支持
回归系数(标准)
Sig值
回归系数
0.250.00
0.430.0443
0.360.4
1.880.064
0.76120.237
0.610.024
控制变量
民族
年龄
家庭人口
-1.320.131
-2.30.8
0.450.00
1.2580.05
0.140.145
0.070.00
表1.5反应拥有不同个人支持网类型的农村居民对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偏好。
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作用和地位在个人整个支持系统有较大的差异,并且不同的家庭对二者有着不同的偏好。
美国社会学者赫伯特等人在关于灾害恢复的社会资本研究中指出:
个人平时与网络成员进行有效的长期互动,会形成一种对资源可得性和资源的利用方式形成固定的心理认知模式。
在灾后发生后,这种感知和行为会形成一种影响人们获取资源的“解释性框架”,决定着人们的求助行为和行为后果。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其推理为规模小、紧密性强、同质性高的网络能使成员产生较强的归属感和认同度进而有利于成员间的资源交换。
然而,本项研究发现这一理论在解释农村地震恢复方面缺乏解释力。
根据表1.5的数据显示,虽然网络规模越小、关系紧密、同质性较高的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和感知状况较为良好,但是,却不利于他们之间相互获得工具性资源。
原因在于,农村居民个体网络成员多与自己处在同一行政村镇,彼此都遭受了相同的困境进而使得他们相互获取资源的空间减小,另外,即使受灾程度不同的网络成员,由于本身经济和地位限制也很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故该类家庭更偏向于采取正式支持,个人社会支持的作用较小。
网络规模大、成员关系密切、同质性较高的家庭能够获得相较前者更多的非正式支持但是正式支持仍居主导地位;
网络规模大、成员关系密切、异质性高的家庭可谓农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他们往往有较为广泛的人际关系、个人经济实力也较强,在恢复过程中更倾向与采用非正式支持。
当然,政府援建款他们也不会拒绝、但是他们不愿意去获得需要支付一定利息的贷款。
网络规模较小、成员关系疏远、同质性高的群体则为农村中的边缘群体,他们往往生活较为困苦、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小,正式支持是他们支持的关键部分,非正式支持至多起到情感帮助的作用。
(三)、不同农村社区以及相同社区不同农村居民灾后恢复质量和速度方面差异产生原因
其实,在论述前面两点时就已经涉及到差异产生的原因分析。
从总体上来讲,在政府一般支持既定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恢复的速度和质量取决与个人网络性质和支持偏好,个人社会网络支持力度越强恢复的情况就越好,反之则否,从而,造成同一社区内居民的恢复和发展速度出现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农村社区得到过非政府组织支持,相交前者而言该社区获得总体支持存量较高,因而,恢复和发展速度快于其他社区。
(四)、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效用局限
以上分析结果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在灾害中的效用及其局限问题。
从正式支持方面来看,灾后恢复主要以政府指令和控制性支持恢复为主,这种支持模式虽然能保证覆盖面和可利用性,但方式不够灵活,制度规范方面存在漏洞,以致于造成较低的资源利用率。
非政府组织支持功效较小,援助水平较低且政治力量色彩比较浓厚,在心理重建方面功效显著但工具性支持不足。
强有力的个人社会支持虽然对灾后恢复的作用效果明显,但却不利于他们获得正式支持,而且在农村社区中个人社会支持力度总体较薄弱、抗风险能力较差。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过渡利用非正式支持来恢复经济更易使个陷入“社会隔离”形成恶性循环[6]。
所以,由于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诸多局限导致整个支持结构不够合理。
(五)、对灾害治理政策的启示
本项研究结果对于灾害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要促进灾后恢复必须处理好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照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非政府组织方面来看,总体上我国目前的非政府组织门类不多能参与到灾后恢复重建中来的很少,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干预色彩较为浓厚,难以真正发挥其在灾后恢复中的作用。
因而,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建设:
首先,政府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并进行监督而非控制其运行;
其次,建立专门的有针对性的灾后救援组织,在这一点上可以参考国外灾害援助体系的构成和设置;
再次,非政府组织灾后援助的方式需要多样化以便于形成较为合理又多元的援助手段;
最后,合理定位非政府支持在灾后恢复中的地位和角色,有选择性的进入不同的援助方向。
第二、从个人社会支持来看,由于拥有不同关系网络的家庭对支持的偏好有所不同。
基于这一点,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在帮助农村居民恢复生产生活时要对不同的人群予以区别对待,遵循“公平而又特殊”的分配原则。
对于个人来说,由于网络的规模、紧密性、同质性等方面的特征对个人非正式支持的获得有至关重要要的作用。
因而,个人必须加强个人支持网建设。
由于灾害的发生具有地区性,延伸网络半径后能使自己得到本地区以外成员的援助,所以,个人有必要拓宽个人的网络半径;
其次,扩大个人的网络规模,这样就能扩大可能获得成员帮助的基数;
再次,多多结交各行各业、不同教育水平的人以增加个人网络的异质性,进而使个人获得更为丰富的支持的类型;
最后,需要说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强关系社会”,个人通过强关系更能得到更理想的物质收益,而培养这种强关系就必须加强网络紧密性建设[7]。
第三、访谈记录显示,弱势群体在获取社会支持过程中会遇到更多得问题,这种问题不仅表现在非制度性的资源获取困难方面,而且正式支持的获取也处于不利的地位。
因而,这部分群体很可能会陷入更加窘困的生活环境。
这种群体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个人经济社会地位低下、个人支持网的可用度低,在农村社区区多为孤寡老人。
所以,只有对弱势群体作适度的政策倾斜才能有效的保证受灾者经济的恢复和受灾地区的和谐发展,并且要对这些政策的切实落实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以防政策的滥用即要规范和加强超额政府支持的管理。
此外,我们还发现被媒体报道和获得社会关注的农村弱势群体恢复和发展的质量和速度都较为理想。
因而,争取公众关注度对促进这部分群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由于争取媒体的关注涉及到多方面的操作因素,所以,承担这种职责的主体应有政府来担当。
最后、本研究虽然没有涉及信任和参与方面的定量探讨,但以往的研究都证实其对灾后重建具有一定的积极效用。
本项研究证实积极的参与水平有利于灾后恢复,但很遗憾基于数据方面的限制很难衡量信任水平对资源或获取的影响。
鉴于如此,我们主张有必要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水平,形成“疗愈型社区”。
五、参考文献
[1]李强,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J].天津社会科学,1988
(1)
[2]赵延东,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J].社会学研究,2007(05)
[3]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J].社会学研究,1999,(03)
[4]徐勤.我国老年人口的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J].人口研究,1995,(05)
[5]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
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04,(03)
[6]赵延东.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
效用与局限[J].社会学研究,2002,(04)
[7]周长城.经济社会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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