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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觉得DDT是上帝赐予的福音时,细心的蕾切尔·
卡逊却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
“是什么东西使得美国无以数计的城镇的春天之音沉寂下来了呢?
”书中的所有证据都指向了“DDT”——“现在每个人从胎儿未出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险的化学药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的。
合成杀虫剂使用才不到二十年,就已经传遍动物界及非动物界,到处皆是。
我们从大部分重要水系甚至地层下肉狠难见的地下水潜流中部已测到了这些药物。
早在十数年前施用过化学药物的土壤里仍有余毒残存。
它们普遍地侵入鱼类、鸟类、爬行类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的躯体内,并潜存下来。
”直至今日,在没有人烟的南北极的冰层中和世界之巅的积雪中也能找到DDT的残留。
当书中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蕾切尔·
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女人。
而蕾切尔·
卡逊,这位上帝派来拯救无知人们的天使,在这巨大的压力之下,在两年后回到了理解她的上帝的身边。
直至1970年,美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成立环保局,禁用DDT,但“环境危机却不是变好,而是越来越糟。
或许灾难增长的速率减缓了,但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牵挂。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时,我们开始恐慌,开始急救,开始呼吁全球行动起来保护地球,然后环保机构,环保组织纷纷涌现,然而,这真的有用么?
这本书,给我的冲击除了来自作品本身以及作者,给我更多的冲击其实是由此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联想。
偏激的说,现在我们口口声声所做的“环保”只能用“虚伪”两个字来概括。
通过环保的宣传,我们明知杀虫剂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和生态平衡,但却还在大量使用杀虫剂;
我们明知空调、冰箱等电器对臭氧层的破坏十分严重,却还在大量使用;
我们知道汽车尾气破坏臭氧层,却还在不停的购买私家车;
有些企业明知许多废弃物不经处理会对河流土壤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还是在随意排放这些废弃物,因为这样处理的成本低„„
“环保”在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形式,一句口号,一纸空文。
记得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大家去拾绿化带里的垃圾,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学校却发给我们每人一双一次性筷子,一副一次性手套作为工具,我不知道我们是在保护环境还是在破坏环境?
其实环保并不是一种形式,一种过场,也不是一个短期的活动,它是一种责任,一种每个生存在地球上的生物的责任,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做,而不是在环境日,或者植树节才想起我们应该环保,然后像完成任务一样地去完成它。
卡逊在四十多年前顶着巨大的压力出版了她的《寂静的春天》,呼吁人们开始关注环境,把环境保护的理念带给大家,难道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回报他么?
如果我们仍是以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方式去从事我们的所谓的环境保护,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所面临的春天将会更加寂静,那时,没有的不仅是鸟儿的鸣叫声,还将会少了我们这些去享受春天的人。
那时的春天才是真正的寂静,或是可以称为死寂吧,那样的春天会是我们所期待的么?
《寂静的春天》是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很大争议,也引来许多部门和机构的关注。
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营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广大民众。
在这本书面世接近半个世纪之后,当我捧起它时,也不禁为作者蕾切尔·
卡逊的悲悯情怀和卓越前瞻而震撼。
《寂静的春天》以一则明天的寓言开始。
寓言里如桃花源般虚构的城镇,在人类定居之后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各种动物和孩子不断地死亡,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蕾切尔·
卡逊通过大量充分的科学论证,多达54页的参考文献,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正在美国的全国各地发生。
它们污染了水源、土壤,破坏了从植物、浮游生物到鱼类、鸟类、兽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
所以,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作者认为,所谓的“控制自然”,乃是一个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学和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
她呼吁,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保护物种的多样性等手段,利用生物防治的方法来代替使用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
文内通俗浅显的术语,抒情散文的笔调,文学作品的引用,读来趣味盎然。
美国前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
戈尔在1997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前言”中这样评价此书:
《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
然而,对蕾切尔·
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
卡逊在论战中具有两个决定性的力量:
尊重事实和非凡的个人勇气。
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
现实已经证明,她的警言是言简意赅的。
她的勇气、她的远见卓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要动摇那些牢固的、获利颇丰的产业的意愿。
随着互联网等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每天都能接触到大量的信息。
正是这大量的信息麻痹了人们的神经,被感动已经成为奢侈的事情。
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里所体现的世间大爱,每每都能让我热泪盈眶。
我想象着她写作《寂静的春天》时的情景,强忍着切除乳房的痛苦,同时还接受着放射治疗„„在书出版两年后,她逝世于乳腺癌。
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是在用她的生命来写作,也是为世间的所有生灵而写作。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每个人都应成为环境保护运动的主角。
望着不再蓝的天,不再清的河,呼吸着灰蒙蒙的空气,你做了些什么?
节能减排,做个低碳人,你行动起来了吗?
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已热热闹闹地举行。
能够正视环境问题,我们的时代比蕾切尔·
卡逊时代前进了一大步,相信这是她最希望看到的。
而气候变化大会上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却从反面进一步证明了蕾切尔·
卡逊和她的《寂静的春天》的存在对整个地球和人类的深远而巨大的意义。
卡逊在《寂静的春天》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亿万年进化的大自然有它自己的完美的平衡机制,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习并运用这种机制,我们可以用昆虫来抑制昆虫,用植物来抑制植物,用经过自然本身千万年验证过的方法来帮助我们。
简单说:
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当我们面对金钱、声望这些个人利益的时候,或者面对国家、民族这些仿若伟大的利益的时候,大自然便被降格到一种可怜的布景。
但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他很不原因承认这一点。
现在污染已彻底地遍布于我们整个世界,难道人类能够逃脱污染吗?
尽管卡逊的书出版已经四十多年,尽管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正在发展,但这远远不够,简直就是还未开始。
回头看去,我们庞大的人口,我们的贪婪自私都使环境保护运动的成果变得有如投入大海中的小石子般仅仅能激起一丝稍纵即逝的涟漪。
在这时候应该重新看看卡逊的书,让她的激情激励我们,让她的犀利使我们感到羞愧,并再次认识到我们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
比如说,鸟儿都到哪儿去了呢?
许多人谈论着它们,感到迷惑和不安。
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
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战慄得很厉害,飞不起来。
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
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鶇鸟、鸽子、樫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
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营田野、树林和沼地。
是什么东西使得美国无以数计的城镇的春天之音沉寂下来了呢?
这本书试探着给予解答。
”——《寂静的春天》。
这本书开篇就虚设这样一个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容易地找到上千个这种翻版的城镇,对齐的一景一物作细致的描写,以此来带领读者进入这本书的主题,同时也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到这种环境变化的迫切感。
《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引发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书中描述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
作者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
这是这本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这本书同时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
蕾切尔·
卡逊1907年5月27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泉溪镇,并在那儿度过童年。
她1935年至1952年间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环境问题。
在此期间,她曾写过一些有关海洋生态的著作,如《在海风下》,《海的边缘》和《环绕着我们的海洋》。
这些著作使她获得了第一流作家的声誉。
蕾切尔在本书中强调了人类自身对地球的环境的作用,“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形态和习性都是由环境塑造成的。
就地球时间的整个阶段而言,生命改造环境的反作用实际上一直是相对微小的。
仅仅在出现了生命新种——人类之后,生命才具有了改造其周围大自然的异常能力。
新情况产生的速度和变化之快已反映出人们激烈而轻率的步伐胜过了大自然的从容步态。
”主要阐述了人类新型的化学产品或者生化武器给大自然的平衡带来很大的破坏,而且远远超过了其自身修复的能力,已然造成无课挽回的伤害。
分别从人们从小就接触的各种化学生产的非自然的药品食品开头,其中透出了深深的无奈,这是每个地球人都无可避免的,再从整个大自然的循环链子来展开,污染了水源,如地表水、地下海;
污染了土壤;
“地球的绿色帐篷”——植皮也随之被污染;
小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地方都被污染了,同样的也遭殃了……这一切都是人类不加节制的破坏环境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森林中生命的协同互济关系就变得完全失调了,而且寄生虫灾害反复出现的间隔时间也愈来愈短……因而,我们不得不结束这些违背自然规律的粗暴作法,这种粗暴作法现已被强加到留给我们的、至关重要的、几乎是最后的自然生存空间之中。
”作者在书中最后一章提出这种结论,综合了前几章分别举出的例子,呼吁人们要重视自然规律。
“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了许多新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方法;
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一个要反复提及的话题是:
我们是在与生命——活的群体、它们经受的所有压力和反压力、它们的兴盛与衰败——打交道。
只有认真地对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我们才能希望在昆虫群落和我们本身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
”这就是作者呼吁麻木无知的人们要开始进行环境保护的话,也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走,即使发明了什么厉害的科技,也要以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为首要考虑因素。
同时作者还提到“控制自然”的想法很幼稚,我们人类想要更加顺利更加长久的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靠的不是所谓的“控制自然”的狂妄想法,而是用心的去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去爱护大自然的一切。
毕竟谁喜欢寂静的春天?
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拒绝谦卑。
我们人类履至尊而制地球、执敲扑而役自然的决心是如此不可动摇,我们怎么可能谦和、卑从地甘受少数异端的蛊惑,回归到听天由命、膜拜造化的时代。
我们的决心来自那份如今依然被部分人标为不容置疑的信念——人乃万物之灵。
人类应当平等地对待其他生物、致力于人与自然野性和谐共荣的想法,得到了这些人最诚挚的鄙视。
于是乎,每个最早站在生态伦理立场上发出呼喊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攻讦的毒液喷射的目标。
以理性的声音规劝非理性的聒噪,看起来似乎轻巧,实则阻障重重。
更为根本的是,究竟有多少人,兼具理性的知识与理性的文笔,又敢于顶住压力、牺牲自我,来写成一部像《寂静的春天》一样,揭示人类与生态世界互动的真相的伟著呢?
这位卡逊小姐所揭示的道理(至少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其实远非复杂玄奥。
相反,这部以一个“明天的寓言”为起始的著作,通篇都在阐述活生生的事实、触手可及的范例。
书中的讨论涵盖广泛,使其无论对于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的人们,都是无法回避的焦点。
在一个又一个夏天,我们都闻过喷雾灭蚊剂的刺鼻气味;
在我们的厨房水槽中,几乎总有浸泡在水中以去除农药残毒的蔬菜。
白血病和癌症的蔓延,再也不被当成耸人听闻;
生态灾害的苦果,业已为大量教科书和科普资料所引用。
今天的人们或许很少想到,在我们从上一代人手中继承一笔遗产的同时,必定起码有一笔等值的债务需要我们承担,这笔债从我们身上抽取的高昂代价,使我们遗产的利息显得不值一提。
你想必会感到不可理喻——难道清清白白的劳动者劬劳一生的所得,竟如此不名一文吗?
我不得不说,只有当你了解了我们的债权人——自然界以后,才能洞察这无情论断背后的实质。
在此之前,也许你只见识到了人类向自然的银行提取生存资料(然后迅猛挥霍)的能力,却无缘知晓事情的另一面。
让我们先从宏观举例。
二次大战以来化学工业的产能爆炸,供给了近乎永不餍足的人工合成物的市场。
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合成杀虫剂的产量已须以千万磅甚至亿磅计。
从1947年到1960年这短短13年内,这个数字猛蹿五倍,达到六亿三千七百六十六万六千磅的天文数字。
一种又一种剧毒的广谱杀虫剂——从简单无机物砷,到有机毒物DDT、氯丹、氯化萘、狄氏剂、艾氏剂以及有机磷酸盐类——作为饱受杂草、农业害虫、疟蚊、牛蝇困扰的人民的福音不断问世,加入了按人类意愿一劳永逸地改造生物界面貌的征讨大军中。
在低空喷药飞机的轰鸣声中,数百万英亩的田野、草原、森林可在一日之内处理完毕——在少数野心勃勃的行动中,面积相当于整个英格兰大小的土地上同时飘起有机杀虫剂的霪雨。
而在许多急功近利的农夫的园圃中,多种农药以毁灭性的超量大肆喷洒,全然不受制约。
总而言之,这些人完全不计后果地、企图以暴力手段将我们的债权人置于控制之下。
然而在第一时间,就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
从来没有一个杀虫剂或除草剂的生产商声称,其产品要将自然天地里与人和睦共处的野花、昆虫、轻鲦、飞鸟一律置于死地,就连我们的家禽、牲畜、宠物乃至人类本身都不放过。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我们的有机化学武器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标靶,而上述所有无辜生命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被射中。
”撇开直接的误伤不谈,我们会发现,杀虫剂被施放之后,所分布的空间、所存在的时间、所达到的浓度,几乎没有一项标准合乎预期。
农药之雨降落之后,除了在树叶上形成一层“死亡之膜”以外,更多地通过下渗作用汇入看不见的地下水系统,而后沿着错综的地下水路徐徐迁移,直到某一天被突然泵出到某个本不该检测出农药的水源中;
由于土壤的细菌、水体中的浮游生物的萃集作用,大量杀虫剂从一开始就转移并蓄积到了生态链的底端,通过这些基础生物体的代谢繁衍,杀虫剂残留被检测出的时间“不是以月计,而是以年计”,当喷药机器再度光临时,自然界蒙受毒害的程度就将是所谓“安全浓度”的两倍、三倍、几十倍;
然而最具戏剧性的(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发生在食物链上,随着能量向高阶迁移,位居这一链条高端的生物体内的毒物含量将远远超过大自然内的平均浓度的数百倍。
这一恐怖的后果业已得到无数惨不忍睹的案例的事后解剖结论的支持。
假如一万只百灵鸟在痉挛中惨死的情状也打动不了某些科学主义者的冷酷心肠的话,我们不妨通过卡逊的视野看看妄自尊大给人类带来的痛苦。
不错,借助DDT时代的化学暴力,人类的确一度横扫了天花、霍乱和鼠疫等猖狂了几十个世纪的疾病。
许多热带地区依靠喷洒杀虫剂而成为杜绝了疟疾、黄热病和嗜睡症的天堂。
但是相比我们“置于控制之下”的那些传染病,无处不在又难以察觉的致病因子、令医学束手无策的癌细胞,立刻使得我们新取得的优越感荡然无存。
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这种情况:
数以亿计的人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迫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在这里,包括X射线的人工辐射能够破坏你的体细胞的线粒体的正常运转,甚至以基因突变的形式修改你的遗传信息;
而你日常接触的化学物质将在你的脂肪中悄然累积,直到致病的临界线。
你也许能用蚊帐隔绝蚊子,却没有一种装置来隔绝小规模的毒物暴露,再加上人们普遍对慢性死亡持漫不经心、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立刻就看到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美国癌症协会预计美国人口中有四千五百万人终将罹患癌症。
这也就是说每三个家庭中有两人要遭受恶性病的打击。
在儿童中间,不同形式的癌症也成为重要的致死原因。
不过即使在大难临头的时刻,也总有执迷不悟之人——癌症本身的漫长的潜伏期似乎给了那些主张研发更厉害的致癌物质的人一种借口:
我们使用DDT、使用氯丹、使用其他一些增补剂都有几十年历史了,现在才出现的病例难道可以归结为喷药的危害吗?
讽刺的是,他们从未考虑,自然界和我们物种中几曾在短短几十年里发生过今天这样的剧变。
更直接的证据是,早年几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英国研究者为证实DDT的毒效,特地使自己暴露在含2%DDT的涂料中,结果是付出了一年多的持续病痛的代价——难道这尚不足以令DDT无害论的支持者汗颜?
此外,在喷药过程中接触农药等毒物的人们无一例外地成为急性中毒的受害者,对这些死难者体内残毒的化验结果显示,杀虫剂恐怕并不认识役使着它的主人——这种六亲不认的毒效为杀虫剂赢得了“无选择性”的“杀生剂”这一评价。
倘若我们沿着蕾切尔•卡逊严谨的思路,再来审视一番以DDT为先锋的一系列杀虫剂的战绩,那恐怕谁都难以想象六十年代的美国农业部如此孤注一掷地支持杀虫剂工业的依据了。
以DDT控制衣蚤为例,继1945年DDT防治斑疹伤寒在那不勒斯旗开得胜之后,就是接连不断的失败消息传来,先是1948年在西班牙失效,接着是1950年朝鲜战场上的跳蚤表现出顽强的抗药性,到1957年,“对DDT有抗药性的虱的所在国家的名单已扩展到包括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西非、南非、秘鲁、智利、法国、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干达、墨西哥和坦噶尼喀。
”杀虫剂在对付虫害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是如此短命,以致于“有时在一份庆贺某些化学药物对一种昆虫控制成功的报告墨迹未干的时候,又不得不再发出另外一个修正报告了。
”科学家不得不坐下来分析昆虫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耐药性的原因——人类直到这一刻才深深被昆虫世界的玄妙构造所折服,而在此之前,杀虫剂生产商不过是将昆虫视为某种乱爬乱飞的有机大分子,根本不屑于鉴别不同昆虫结构、习性、敏感性的差异。
最大的失策之处在于,昆虫的百倍于人类的繁殖力与适应力被愚蠢地忽视了,当喷药后虫害规模暂时缩减时,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恰恰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害虫成员的发展空间陡增的标志呢?
有多少人明白捕食昆虫一旦消失,那些原本不成灾的昆虫都会成为我们不得不去“扑灭”的对象?
假如不借助精密耐心的科学实验,孰能料想到昆虫体内竟能产生一种酶,致令DDT被分解为相对低毒的DDE呢?
恐怕这些只是大自然魔术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人类为自身安逸构筑起的化学藩篱,已然被撼动了。
不幸的是,了解真相的人所发出的呼声长期被研发新型毒剂的狂热所淹没,舍本逐末、顾此失彼的喷药计划在全世界积累了恶果。
除了卡逊所举的1957年“扑灭”红螨的运动、1959年控制日本甲虫的行动,作为中国人,我们想必十分熟悉解放初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而今,这位瘟神借助其寄主钉螺的回潮,已经卷土重来了,而受灾地区的防疫站却在两面受敌,一面是资金短缺的窘境,一面是抗药的、更强大的敌人。
如果我们把眼界再放宽一些,将会发现在这个星球上,大抵追逐短期利益的举动都得承担尤其高昂的长期损失——连年滥用抗生素业已导致多种“超级病菌”的产生,许多曾经一度被抗生素镇服的疾病死灰复燃,这回连最先进的药物都束手无策。
无论在诊所里还是田野里,在人的体内还是体外,“我们只不过是从一场危机进入另一场危机,用一个问题换来了另一问题。
”
用人工合成物控制大自然梦想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人类追求幸福的决心也被蒙上了阴影。
蕾切尔•卡逊并不认为杀虫剂的使用务必禁绝,她只是反对不假思索地倾倒农药的毒雨,这是对美丽的自然世界的凌辱,同时也是对人类健康与生存权利的无情否定。
没有人提出应该使害虫横行、人畜遭殃,分歧仅仅在于,采取何种手段实现控制虫害的目的。
困难在于,工业革命以来根植于人们心目中的“万物灵长”信仰,导致多数人宁可迷信化工实验室的权威,也不愿纡尊接受生态学家、生态伦理学家、生物控制专家的苦口婆心的劝导。
以前人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地使用最新的,但未必最有效的手段,多半正是出于一种盲目的科学主义信念——人类发明永远会像爱迪生的灯泡一般,是为人类造福的。
我们今天已经懂得这种观念的可笑,我们知道氟利昂会造成臭氧层空洞,知道矿物燃料的燃烧得为温室效应负责,知道世界仍在大肆生产无法降解的白色污染、电子垃圾。
所有环境危机都向我们昭示了同一个主题——人类的无节制的发展可能是一个重大错误,同时我们却无法令自然界代替我们承担其苦果。
也许我们应当回归到一种虔诚朴实的哲学,承认人类并不具备驾凌于生命奥秘之上的资本。
科学家率先展开了反思——布里吉博士说:
“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尊重它……依赖杀虫剂这样的武器来消灭昆虫足以证明我们知识缺乏,能力不足,不能控制自然变化过程,因此使用暴力也无济于事。
在这里,科学上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引以自满。
”加拿大昆虫学家G•C•尤里特指出: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我们认为人类优越的态度,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能够在大自然实际情况的启发下发现一些限制生物种群的设想和方法,这些设想和方法要比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更为经济合理。
”在如今这个人与自然高度互动的时代,如何从生态链的各个环节获取适当的利益(而非通过与自然对立而强行索取),才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我们的决心应当被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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