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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引子是“照片”。
保润的祖父每年执意要去香椿树街的照相馆照一张相片,这种举措引起了儿媳妇的不满,在反复争执中祖父变成一个丢了魂的人,住进了精神病院——井亭医院。
在精神病院里,保润遇到了改变其人生轨迹的两个人——柳生和仙女。
于是,三个人保润、仙女、柳生围绕着祖父寻找灵魂的过程上演了一系列的罪与罚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诸多隐喻的物象和情节。
首先是“小拉”。
“小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南京流行的一种舞蹈。
从吉特巴演变过来的,应对面地走不如手拉手地跳,跳得充满激情,最适合表达男女之间的协调和愉悦。
在《黄雀记》里,苏童让“小拉”成为一种时代的象征,给每个人物留下深刻印记。
作者透过“小拉”这个象征,拷问的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每个人在这天,如何应对自己、应对历史、应对内心?
这种关于民族心理的深刻拷问一向蕴含在小说里,让读者去细细体会。
其次是隐喻的书名。
一提到“黄雀”,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谚语。
《黄雀记》整个故事讲的就是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
柳生做了保润的黄雀,但最后的黄雀是保润,抑或是其他——吉祥、完美当中总是带有某种假象?
历史是只诡异的黄雀,任何人都逃不脱缘定的宿命。
当然还有超多隐喻的细节,在精神病院里的爷爷就是一种象征,他未必是真正的疯子,而是与外界的一种远离、疏离。
保润、仙女、柳生,一个杀人、一个失踪、一个丢了性命,唯有祖父活得长久、活得不朽,与自己的魂灵——红脸婴孩耻婴(怒婴)安静地偎依。
还有仙女手中的兔笼和最终自己成了笼中的小兔,保润的绳艺最终捆缚了自己,精神病院以及里面的的水塔、菩萨祭台,住在一二号病房的司令和郑老板……透过这些隐喻,过去与现实交织在一齐,一种个性复杂的、扭曲的人性被展现了出来。
苏童作为先锋作家与现实主义作家有很多不一样,他总是会尽可能地拓展一个人物、一个细节内在的好处,使之最终成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二):
《黄雀记》读后感
1、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花样繁多。
苏童有个短篇不算出名,却很有意思,讲的是儿子的脚不安定,心喜远行,他梦到父亲要把自己的脚捆起来。
之后,父亲似乎真要这么做而未做。
父亲过世,他看见父亲的亡灵拎着绳子说,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
长篇《黄雀记》里,祖父在拍照时惊呼魂儿丢了,他四处挖魂找魂,被送进精神病院后还是挖。
此时,绳子应运而生,攥在孙子保润的手里,他绑了祖父。
待绳子再度大显身手,缚住的是十五岁的“仙女”……看上去,小说潜伏着感情的可能。
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花样繁多。
伍迪·
艾伦说过:
“爱是答案。
但是当你在等答案的时候,性会提出几个很好的问题。
”保润对仙女的爱意和幻想,是朦胧的。
想看电影,不顺利,想跳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小拉”,她不肯。
之后,本是柳生强奸了她,但在收买之下,她让保润做了替罪羊,锒铛入狱。
《黄雀记》中性提出的问题确乎“很好”,正因它足够粗暴,它的解答方式,除了粗暴,还很龌龊。
性再次发问,已是十年后,仙女回返,身份是郑老板的公关“白小姐”。
之后,她和台商庞先生游欧洲,意外怀孕,他自是不爱她的。
这回的答案是粗糙的。
进退为难之际,她有过一闪念:
把这辈子交给柳生,而他躲开了。
最终,在柳生的大婚之夜,刑满释放了一段时刻的保润捅死了他。
十年,正正好,青春做伴。
性给感情提的问题,身体给灵魂出的“谜语”,都没有等来完好的答案。
当然,这也是灵魂在给身体、给自己出谜语,提问题。
事实上,广义的爱在小说里也是稀薄的。
小说指向或击中的东西实是不少,而若沿着笔意再往深处远处探看,你又可能不够满足。
2、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是那么精准宏阔。
真正的黄雀,“其实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现实。
”这思路,精准,宏阔。
但是,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是那么精准宏阔。
从书中很是紧要的井亭医院说起,院长姓乔,院里住着郑老板、康司令,还有祖父等等。
仿佛在说,代表人物可都在了:
祖父,本应颐养天年却丢了魂儿;
郑老板,有钱的弄潮儿,也进了精神病院;
康司令,老红军老革命老领导,在精神病院里同样占了一席;
一院之长,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此设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却也透出一种简单化或符号化的倾向。
具体的描述,同样值得细思量。
像郑老板,他和姐姐,旗下最多时拥有二十多个洗浴中心,企业扩张,甚至买下越南两座矿山的经营权,富甲一方。
一夜,郑老板闯进公安局,声称有人追杀他。
“值班人员发现他浑身上下只穿了一条三角内裤,两只手腕则戴满了名贵的瑞士手表,问他为什么是这副装束,他说,来不及,来不及了。
打开箱子检查,里面除了几盒避孕套,都是一捆一捆的人民币……指称杀手乔装打扮成美艳的按摩小姐,今夜就要伺机下手”。
就这样,年纪轻轻,被姐姐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院中,郑老板是能够消费女色的,最嚣张时,三十位小姐来为他庆祝三十岁生日,而他的姐姐能拿着宝剑在院长办公室里逞威风。
此外,乔院长让柳生在医院的水塔内为郑老板设立香火庙,请菩萨;
康司令能持枪、开枪,并曾用枪指着乔院长……可怜的精神病院成了作者的实验基地,郑老板和康司令更像是被断了根、植入精神病院的奇葩景观,而不是活生生的个体。
网友吐槽,“小说中有很多情节很是别扭,还不如男一号保润打的绳结顺畅”。
有记者问及,苏童坦言:
“我无意再现人们眼中的现实,写实的外套下或许有一件‘表现主义’的毛衣,夸张,变形,隐喻,这些手法并不新鲜,只要贴合我的叙述利益,我都用了。
”写实好的,表现也好的,问题就出在,“外套”和“毛衣”结合得不很融洽。
《黄雀记》有一种静悄悄的野心,大的框架是现实范儿,细节和细部的刻画亦属谨严,而那些过于戏剧性的桥段,就仿佛不速之客,虽然推动了情节、增加了可看性,但终究是一种破坏性的叙事。
另有一些情节和叙事的逻辑,也欠说服力。
第一页便说祖父曾自杀,就五个字,“突然活腻了”,之后,丢了魂,作者安排他不止一次赞叹“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用意深沉而浅白,莫非社会之凶猛,真这么容易揭示?
保润的母亲似乎天生狭隘,容不得祖父年年去拍照,对老公情分亦有限,最后,还放下了保润和香椿树街上的家。
仙女,幼时被领养,之后被强暴,那么,她是否必定走上靠身体吃饭这条路?
上述主角,无不屈从于作者的意图,少有鲜活的内心流转。
小说家理想远大,手段高强,但对于笔下的人物,还是要更感同身受,更体贴入微。
苏童赞赏过福楼拜的伟大,“他不光是在一个单纯的平面上写人性,另外一方面,他兼顾到了社会对一个心灵的影响。
”看来,对经典的研习或感佩,与自身实践还是有些距离的。
这种期许和文本、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可能另有一些缘由。
早就有人注意到宿命在苏童小说中的位置,王德威说,“苏童一辈的作者从不用心探求死亡之因此发生的动机。
宿命成了最好的借口”“但就算是最具有‘时代好处’的题材,也常在他笔下化为轻颦浅叹,转瞬如烟而逝。
”如果说,王德威的评析,包含着对同辈尤其是先锋作家创作特点的思考,那么,葛红兵则以鲁迅等启蒙作家为参照,认为鲁迅写人物命运是注重社会原因的(有时也值得检讨),“苏童常常不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的遭际带给一个社会性的解释,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
整体上,两个评论家颇为欣赏苏童,但他们都轻轻地点到了同一个弱项。
当然,我丝毫不否认宿命是一个强力的存在,体现了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根本性欠缺和走向,也促生了包括苏童小说在内的众多优秀作品,但是,在宿命之外还有看不见的手,尤其是在时代的发展空前汹涌诡异之际,对社会性因素的捕捉和处理,就尤为考验作者的思想力,以及叙事功夫。
也不是说社会因素介入了就行,而是要和叙事打成一片,并有所“焕发”。
比如,香椿树街开了时髦服装店,河里漂着工业油污,上部提及邓丽君、朱明瑛和程琳,下部写到田震、那英和王菲,都更像是符号性的点缀,未能很有效地参与叙事、提升叙事。
3、就书写失败而言,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
小说里,关于谁是强奸犯的真相是被遮蔽的,纵是受害的一方,也不曾誓死捍卫名誉与自由。
同时,也看不到真正的怜悯。
强奸者柳生,没有真心悔过,也没有得到安宁;
担负莫须有罪名的保润,决计复仇,一再延宕,到底还是出了手,等待他的是法律的惩罚;
没有宽恕,没有解脱……这是另一种“活着”:
一边互相伤害,一边苟且偷生,带有伤害的苟活,带有苟活的伤害。
人们忍着受着,人们以暴制暴,传统的道德,现代的法制,统统乏力。
抑或,这正是它们发挥作用后的结果。
在此间,信仰也是混沌的,有人似乎笃信基督教,有人在想上帝和菩萨谁大,有人就知道巴结财神爷……这曾是一个最讲究人与人关联(仁)的国度,如今却不知该如何与别人相处,又如何与自己的历史相处,现世不得安生,未来不得而知。
苏童把一个问号,打在了新生儿奇异的红脸上。
祖父丢了魂儿;
父辈要么无能,要么自私;
三个青年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施害方,他们的青春被撕毁;
徒有“怒婴”,依偎在似乎长生不老的祖父怀里,其母可能明天回来,可能永远不再回来……几乎所有人都是失败的,败给了原始的本能和现实的欲念。
就书写失败而言,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
此刻,我仿佛也看到有个亡灵拎着绳子,说起宿命,说起遗憾。
于是,不禁联想到里尔克的诗行:
我们与之搏斗的,何等渺小。
与我们搏斗的,大而无形。
(三):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较量,好像一向都有——比立意、比销量、比影响、比受众、比成功,在眼下的语境里,最后比的还是哪个更功名成就。
因此,先不管话题是否有逻辑、是否有可探讨的空间,单就任何论题而言,放置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环境里,都难免乱成一片狼藉。
按照某种社会价值观来说,会营销的郭敬明和获奖的莫言自然能够拿来比较,二人谁更成功,便成了一桩可探讨的话题,可这种话题本身的荒诞和无知正好对应了这个蠢相外露的时代。
拉郭敬明和莫言出来,哪个更有销量,哪位更是成功人士,这种虚妄的比较只能诞生在盲目而急功近利的国度吧。
对成功的解读当然不仅仅限于获奖的莫言和畅销的郭敬明,还有看上去在地位和销量上都属“掌权派”的余华、苏童等。
有人会因作家过多摄入现实生活,而批判其浮皮潦草地被现实玷污,但苏童当然知道现实的力量以及如何摆脱现实的困窘,他在新作《黄雀记》中写道:
“风一吹,旧社会的桂花与竹子在摇曳,新社会的花草和蔬菜在摇曳,他们在一齐,正好是历史在摇曳。
”如此动人地撇清了历史与此刻进行时的勾连,也使一个小说家拥有了就应有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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