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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极左的政治路线造成了对于人性的摧残,在那个时代,人不再是人,而是成为了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所谓阶级斗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愿意,人性受到了极大的扭曲,一部分人成为了“阶级敌人”,失去了人格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实行法西斯主义,任意摧残和践踏人性,发生了空前的惨无人道的悲剧。
人民这一名词被抽象化了,成为了权力者滥施权力的借口。
尽管文革时期,人性成为了禁区,但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人性总是寻找空隙,在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遭到批判以后,在对西方资产阶级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批判中,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总是借机寻找表达的机会。
对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反过来也凸显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理论地位,理论界加强了对于西方人性论、人道主义理论的介绍和研究。
杨绛在介绍斐尔丁的小说理论时指出,“斐尔丁说,他的题材无非人性(humannature)”。
冯至指出:
“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是在党的领导下,继承祖国的文学传统,向苏联文学学习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也给了它不少的影响。
”《文艺报》1960年第9号刊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编者按语”指出:
“人道主义这个概念,也像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一样,是历史的产物。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是为资产阶级的战略服务的。
”“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消灭战争的根源,以不断革命求得人类进步和永久和平;
这才是最彻底、最崇高的人道主义。
”同时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伪善的学说,它力求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尤其不能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为一谈;
反对把共产主义变成“天爱”的呓语。
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也并不是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的发明。
冯牧在《<
达吉和她的父亲>
——从小说到电影》中说作者“高声地歌颂了只有劳动人民具有的那种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姚文元说:
“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它就要在作品中歌颂那些充满共产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培养无产阶级的‘人情’和共产主义的个性,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和个人主义的个性,反对那种目光只在个人的生活琐事旁边打转,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成高于一切的资产阶级人情味的。
”周恩来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
是有一种压力。
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
……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
”
1981年,钱谷融长期受到批判的《论“文学是人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发表了他写于1957年10月26日的《<
论“文学是人学”>
一文的自我批判》,《书林》1983年第3期发表了他的《<
发表的前前后后》,表现出了中国的文学观念向“文学是人学”的回归。
何西来说:
“人们更加珍惜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了,我把这称为‘人的价值发现’。
这便是革命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潮流勃兴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心理背景。
正因为有这样深刻的历史根据,它才变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迅速漫过整个文化思想领域,我把这看做是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文学创作对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重视、描写和思考,是这种主体意识觉醒的文学表现。
新时期盛行的人道主义潮流,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思潮,它在政治、思想、哲学、历史和文艺等许多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当时思想理论界对于人道主义的讨论非常热烈。
从文学实践来看,从伤痕文学一开始,首先就是揭露人的精神与肉体在文革中所遭受的创伤,所谓反思文学,同样是关于人的意义、人的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在另一方面,有人把文革结束后的人道主义话语与文艺复兴进行类比,被视为是反对神学的一个世俗化的过程。
所谓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呼唤,是对于一种新的世俗人性的呼唤,是对于人性的重新定义,实际上包含了不同的对于人性的理解,是对于人性理解的一次明显的断裂。
实际上,文革文学不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反人性的”,同时它也把人性的对抗推到了一个极端,在《红灯记》中,鸠山所代表的“做人的原则”的原则是“为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与这种人性对立起来,表现一种没有任何个人利益和欲望,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的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这是以表现理想人性为目标的古典主义也没有达到过的一种理想高度。
如果一个文学多元化的时代,这种文学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其他类型文学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它的现实政治对个人权利导致了严重的人权灾难。
我们往往是文革是非人性,甚至于认为社会主义是否定人性的,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否定了某一种人性,实际上它要求创造新的人性。
这种人性尽管不同于通常的所谓人性,但它毕竟是一种新的对于人性的设计。
比如在《创业史》中柳青对于梁生宝的形象的塑造,柳青的目标在于塑造社会主义的理想的新的形象,当时严家炎根据现实主义小说的成规认为,梁三老汉是小说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然而,作者却站出来否定这种评论,实际上,这种评论也就没有看到柳青梁生宝这个形象的历史意义,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化的新人形象,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对于人的理解,一种对于人的新的设计。
梁三老汉的形象是现实所提供的,而梁生宝的形象则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是柳青根据毛泽东思想创造出来的新的人物形象。
我们必须把毛泽东的理论与文革的实践分离开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是可以分离的,我们既可以认为文革是一场历史灾难,是一场错误,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文革的那些没有实现的内容,那些没有实现的理想,而且应该看到,毛泽东思想所提供的新的历史内容,它的历史创造的意义,是一种思想遗产,一种思想资源。
文革是一段过去的历史,它有历史条件的限制,它有历史的前因后果,文革的极左路线,也并不局限于文革时期,而是一个延续的历史过程,它也不仅只是发生在中国,它同时也发生在苏联等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
而且文革时期的这种政治的歇斯底里也不仅只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它也同样表现为19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
而毛泽东思想不仅作为一种历史实践的理论,而且它置身于另外一个评价系统之中,在一个思想结构之中,在思想史的系统里面,它的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是要创造新的世界,创造新的文化,要创造新的人,当然也意味着要创造新的人性。
文革结束后由文革抽象的、崇高的、理想化、英雄化的人,转变为感性的人,具有个人欲望,具有世俗追求的人,甚至于是欲望化的人,90年代经济人的概念取代了文革政治人的概念,甚至于是人性恶,人的丑恶,认为恶是人的本质。
实际上这是两个关于人性理解的极端,一个是人性的恶,是扭曲了的人性,一个是人性的美好,是理想的人性,毛泽东把人性理想化,他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出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人的理想化;
一个是把人的现实性,人在现实中被社会环境的制约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作为人性的本质。
在今天,我们重新来理解80年代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不应该再以一种简单化的眼光来看,不再是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一个“恢复人性”的过程,我们应该把人性作为一个具有张力的概念,一个矛盾的概念,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概念来。
如果我们简单地把文革理解为人性的失落,把80年代理解为人性的恢复,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
在这一讨论中,正是80年代的启蒙主义者重新在谈论“人文精神的失落”的问题。
由此可见,80年代对于人性的追求本身就包含着悖论,并且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而也意味着我们对于80年代的某些论断也同样值得反思性地来讨论。
新时期所谓人性、人道主义,所谓“大写的人”,实际上是要求着人的还原,要求着人成为具有感性生命和欲望的个人。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的人是真正大写的人,是理想化的人,而新时期所谓的“大写的人”恰恰是小写的人,是非英雄化的非理想化的个人,新时期文学恰恰是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从精神的人到物质的人,从精神的人到身体的人的一个不断还原的过程。
张弦的《记忆》写18岁的电影放映员方丽茹不小心把领袖接见外宾的记录片倒装放映了几秒钟,便被作为“到处都存在阶级斗争”的典型,开除团籍和公职,打为反革命分子,送回农村劳动改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把方丽茹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市宣传部长秦慕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因用印有领袖像的报纸包鞋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秦慕平在落难后终于认识到:
“是的,她只不过是在几秒钟之内颠倒了影片;
而我们,十多年来,颠倒了一个人!
人!
”这种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造成了对于人的践踏和人的苦难,并且最终导致了人的觉醒。
1980年出版的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
》一书构成了新时期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潮流的一个重要的高潮。
小说直接提出、讨论了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概念。
小说以1957年反右到中共11届3中全会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C城大学以党委书记奚流为代表的反人道势力同以何荆夫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
小说人物设计、情节冲突都有此前创作模式的影响痕迹,有明显的概念化的影子,有理念大于形象的倾向。
为了表达“对‘人’的认识和理想”,“采取一切手段奔向自己的目标”。
“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对人物灵魂的刻画上”,“让每个人自己站出来打开自己心灵的大门,暴露出小小方寸里所包含的无比复杂的世界”。
为此,“不再追求情节的连贯和缜密,描写的具体和细腻。
也不再煞费苦心地去为一个人物编造一部历史,以揭示他们性格的成因”。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和心理意识结构弥补了过于理念化的缺陷。
大学党委书记奚流不允许华侨学生小谢出国探望只不过是开了一爿小店的母亲,何荆夫贴出了大字报《希望奚流同志多一点人情味》,他说:
“就是对敌人,在他们不能继续危害革命的时候,也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何况是对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
”何荆夫因此被当成右派分子遭到批判。
“罪名是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
”他不承认错误,结果又罪加一等。
被开除学籍遣送回乡后,他从此“偷偷地研究哲学。
他想弄清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人和人的感情”。
为此他放弃了1962年被允许复校的机会,而到处流浪,也就是到处探寻。
20多年,他“把整个中国当作研究所”,“思考的是整个历史和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他痛苦地思索过去的一切,使他感到痛苦的“不仅是十年浩劫的,更是它的原因,而且结果和原因在今天的现实中都仍然存在着”。
他被召回学校后,他写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
他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变成真正的现实,因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在于解放全人类。
而解放全人类就是“要每一个人都成为自由的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主宰”,不但要“把人从阶级剥削与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且从形形色色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从盲目从中解放出来”。
他认为,“为了消灭阶级压迫与剥削去从事阶级斗争,是必要的、高尚的、伟大的;
为了搞‘阶级斗争’而去人为地制造阶级,分裂人民与家庭,则是兽性的,残酷的”。
“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有更广泛的民主,自由与平等,人要求不仅从物质上而且从精神上把每一个公民当作人,尊重他们的权利和个性”。
奚流企图阻止何荆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的出版。
围绕着它《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的出版发生了斗争。
《人啊,人》出版以后在当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作者曾经参与对钱谷融“文学是人学”观点的批判。
她在后记中说: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写起小说来了。
我要在小说中宣扬的正是我以前所批判过的某些东西;
我想要小说中倾吐的,正是我以前要努力克制和改造的‘人情味’。
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
”“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在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
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
一个把精神的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
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人。
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
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
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
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
‘人’!
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
人性、人情、人道主义!
”戴厚英以小说的形式发表了人道主义的宣言,成为了新时期人性和人道主义合奏的一个高音。
陈晋曾经这样评论说:
“如果说人性的主题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动还有一点历史进步意义的话,那么,把它作为未来社会秩序的理想境界,作为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和最终目标,则多少显得天真了些。
”戴厚英将描绘大写的人,同对现实主义的排击和对现代主义的张扬结合在一起;
但是,戴厚英却没有意识到,现代主义与“大写的人”之间的深刻矛盾。
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学的主人公从“大写的人”降格为“反英雄”、“非英雄”、“小写的人”,甚至“非人”。
卢卡契捍卫现实主义,反对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他称之为形式主义),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保卫完整的人、理想的人性。
刘心武从《我爱每一片绿叶》开始关注人的命运,人已经复活,并且变成了旗帜式的书写,人性、人情、人的价值、人的命运和人道主义开始成为了作家普遍的描写和表现对象,成为一个普遍的、强大的潮流。
刘心武说:
“我比较多的尝试,是通过写人生,来努力地以革命人道主义的光芒照亮读者的心。
”刘心武是新时期最敏感的作家。
以《班主任》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刘心武,又率先打破了当代文学“人性”和“爱情”的禁区。
他在1978年《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
爱情是每个人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被剥夺。
(这种声称事实上当然值得怀疑,比如稍后的路遥的《人生》中,刘巧珍因为没有文化就没有获得真正的爱情的权利,当然我们还可以提出进一步的追问,真的确实是因为没有文化吗?
)爱情作为人性的一部分,是许多作家着力表现和探讨的主题,也是人道主义思潮在创作中的重要体现。
中国是一个封建文化传统非常悠久深厚的民族,以个性为前提的爱情一直被封建伦理道德所压抑。
文革中对阶级性的过分强调和夸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阶级同志、阶级兄弟这样一种集体伦理,而个人的爱则遭到压抑和否定,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感情,爱情在文革中成为了创作的禁区。
最早来打破这一禁区的是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替现实生活中的年轻人为爱情争得一席之地。
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文革期间一对农村青年因为爱情而投水自杀和入狱的故事,揭示了扼杀爱情所造成的悲剧。
张洁在《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
这是新时期有关爱情题材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把爱情圣洁化、神话化的一部作品。
爱情是浪漫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张洁的这篇小说也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小说写钟雨与一个老干部刻骨铭心的爱情。
他们没有浪漫的经历,甚至一生连手都未握过一次,单独相处不到24小时。
可是,他们高度和谐和丰富的精神契合,使他们的爱情至死不渝。
小说是献给爱情的一曲神圣的颂歌。
“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我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一点体会”。
她从爱情与婚姻、道德的角度入手,打破了爱情题材的固有模式,描写了追求理想爱情而在现实中不能获得的悲剧力量。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深入到婚姻、爱情、伦理道德领域进行探索。
小说中的主人公钟雨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与一个没有爱情但家庭生活也和谐的老干部长期刻骨铭心地相爱。
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30岁的女青年,她面前正有一个看来不错的追求者乔林,然而她却迟疑着。
她对婚姻犹豫、怀疑。
“在商品生产还存在的社会里,婚姻,也像其它的许多问题一样,难免不带着商品交换的烙印。
”她在追求的是理想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我不由地想:
当他成为我的丈夫,我也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妻子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承担到底呢?
也许能够。
因为法律和道义已经紧紧地把我们拴在一起。
而如果我们仅仅是遵从着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那又是多么悲哀啊!
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
”“也许我不必想这么许多,我们可以照大多数的家庭那样生活下去:
生儿育女,厮守在一起,绝对地保持着法律所规定的忠诚……虽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在这点上,到也不妨像几千年来人们所做过的那样,把婚姻当成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一种交换、买卖,而婚姻和爱情也是可以分离的。
”当“我”说“妈妈,我还想嫁人”的时候,妈妈并不像常人那样固执地反对,“要是遇见合适的,还是应该结婚。
我说的是合适的。
”“她并不关心我嫁得出去还是嫁不出去,她关心的倒是婚姻的实质。
”小说所描写的就是“我”的妈妈与一个老干部超越了法律、超越了婚姻本身的持久不变的爱情。
“我”的母亲在年轻的时候与相当漂亮的、公子哥儿似的人物结了婚,后来离婚,而内心里她爱的是一个有夫之妇的老干部。
这个老干部30年代末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他而被捕牺牲,撇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女儿,他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位姑娘。
他们生活得和睦、融洽,就像一个人的左右臂。
他们的爱情并没有跨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他们默默地相爱着,“当我们多么珍惜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散步’,可我们分明害怕,怕我们把持不住自己,会说出那可怕的、折磨了我们多年的那三个字:
‘我爱你”。
除了我们自己,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相信我们连手也没有拉过一次!
”尽管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也不超过24小时。
“而这24小时,大约比有些人一生享受到的东西还深、还多。
”妈妈在她的笔记本上的最后一页上写着:
“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
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
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
再也不必怕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
”最后临死的时候,她要“我”把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那些题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和我她一起火葬。
“二十多年啦,那个人占有着她全部的感情,可是他却得不到她。
她只是把这些笔记本当做是他的替身,在这上面和他倾心交谈。
”这种刻骨铭心的爱情,“我觉得那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
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不朽的爱,这也就是极限了。
她分明至死都感到幸福:
她真正爱过。
她没有半点遗憾。
”“如今,他们的皱纹和白发早已从碳水化合物变成了其它的什么元素。
可我知道,不管他们变成什么,他们仍然在相爱着。
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他们却完完全全占有着对方。
那是任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分离的。
”“难怪她从没有对任何一个够意思的求婚者动过心,难怪她对那些说不出来是善意的愿望或是恶意的闲话总是淡然地一笑付之。
原来她的心已经填得那么满,任什么别的东西都装不进去了。
……想到我们当中多半有人不会这样去爱,而且也没有人会照这个样子来爱我的时候,我便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怅惘。
”“我已经不能从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去谴责他们应该或是不应该相爱。
我要谴责的却是:
为什么当初他们没有等待着那个呼唤自己的灵魂?
”“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
”“我”反对“把那不堪忍受的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脖子上去”,“我真想大声疾呼地说:
‘别管人家的闲事吧!
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
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
要知道,这兴许正是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等等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
’”小说有很强的思辩的倾向,作者借“我”之口赞扬、呼唤着爱情,爱情是超越于法律、道德、世俗婚姻之上的。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以后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黄秋耘认为,张洁第一次残酷而真实地揭示了“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
(黄秋耘《关天张洁同志作品的断想》,《文艺报》1980年第1期)李希凡劝诫那些这篇作品的批评家不要“陪伴作家沉陷在‘悲剧人物’的感情里,共同呼唤那不该呼唤的东西,迷失了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文艺报》1980年第5期)批评的人认为是爱情至上主义,认为这种第三者的爱是不道德的。
而支持者则引用恩格斯的理论: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充分体现了当时爱情描写理想化、圣洁化倾向,她以日记这样一种私秘的形式来表达,不涉及性欲内容,甚至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纯粹出于理想的追求、精神的的交融、心灵的呼唤,表现了一种“纯洁的爱情”。
通过人物对不幸与苦难的抗争和超越,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崇高。
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论。
黄子平说:
“灵与肉、必然与偶然,这是张贤亮的创作中‘艺术-哲学’思考的两大焦点。
这两对范畴时常交叉、叠合,既折磨着又安慰着他笔下的主人公。
当属于灵的、属于必然的东西占上风的时候,它们仿佛凝定为信念的两根支柱。
当属于肉体的、偶然的东西充分地展现的时候,它们更像是翻滚着的感觉的漩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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