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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理论中的文化维度研究
当代西方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理论中的文化维度研究
庞金友
一、当代西方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理论的产生
(一)公民社会:
民主化的新希望
民主化的论题由来已久。
早在17-18世纪,英国革命、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就吹起了民主化浪潮的第一声号角。
在传统等级制和个人专制的社会建构的废墟上,平民阶层站立起来并登上了历史舞台。
19世纪是民主化改革的大时代,人们抛开革命的激情与暴力,开始把目光凝注在参政权的扩大上。
随着选举权穿透身份、财产、性别等层层阻挠到达下层平民,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获得了厚重的社会根基和借以生发和扩张的动力源。
到20世纪初,走出乌托邦理想的民主化已形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开始了征服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进程。
在这股强劲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的裹挟下,关于民主化的探讨自然而然稳稳地占据了西方政治学界的主流话语。
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个潮流的背后,实质上设定了一个乐观的前提:
西方的民主已甚为完备,它可以支撑西方社会走向终极,而没有“再民主化”和“民主巩固”之忧;西方的民主模式具有普适性,能够以移植、嫁接或照搬的形式复制到非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帮助下,非西方国家能够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
然而,50年代末,悄然袭来的一股非民主化的暗流击碎了这种乐观主义的一厢情愿。
在拉美、亚洲和非洲的各个角落,非民主化的政治现实表明原创于西方的民主虽具有普适性,但却难以冲破各个国家或地区本土化的执拗。
民主实践的困惑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原有的思考。
一些学者天真地寄希望于原本就是民主之敌的权威主义,欲使其更头换面进而承担民主化的任务。
不幸的是,这个设想很快就遇到了巨大的障碍。
在权威主义政策下,国家的实力虽有所增长,但公民社会却软弱无力,失去了公民社会这个强大的后盾,国家决策囿于狭小的回旋余地。
1989年后横扫原苏联及东欧的政治变革冲击了整个世界。
有学者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斯大林模式中出现了某种形态的公民社会,或某种公民社会的因素。
人们在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一致:
公民社会及争取建设公民社会的运动在苏联东欧民主转变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极权主义体系更容易产生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还没有充分形成的环境中,而阻止它们发生或促使其垮台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
无论这个认识是否有根据,在当时却促使东欧甚至西方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关注,从而形成了研究公民社会的第一波热潮。
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一直是非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参照物。
西方各国在二战后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民主,意欲巩固。
然而,巩固后民主政治却发生了一些令人甚为费解的迹象。
对于这样的现实,理论家们对单纯依靠国家力量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设想产生了怀疑。
人们开始把目光从国家这个在现代社会中已日显老迈的守夜人身上移开,去寻找新的代替角色。
人们关注公民社会中非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寄希望于各种新的社会运动;有人重新发现志愿性社团组织的“社会资本”;也有人谋求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双重民主化”。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们都把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公民社会身上。
在当前各种民主化理论中,公民社会都处于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研究政治发展理论和比较政治的西方学者也将公民社会理论广泛引入民主化理论以及地区政治的研究中。
有些学者大胆而乐观地预测,民主化全球趋势的偶像便是公民社会。
(二)民主化:
公民社会复兴的契机
民主,一直为公民社会理论所关注。
即使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古代,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在公民社会理论关怀下民主的气息。
尤其是关于社会的一些基本理念其年代更为久远。
近代形成了洛克学派和孟德斯鸩学派两大思想传统。
无庸讳言,两者之间自始至终所保持着的距离和张力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铺平了道路,也为公民的民主权利保护铺设了一道理论屏障。
民主化和市场化是17-18世纪的世界潮流,近代公民社会理论把握了这一契机而得以广泛流行。
在近代西欧,以广泛干预经济为特征的重商主义国家和以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为特征的专制国家,日益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的桎梏。
亚当•斯密的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商主义理论敲响了丧钟。
马克思也倡导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
对于民主理论而言,市场经济的诞生为公民社会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公民社会的独立存在又为代议制民主奠定了结构性基础。
各种志愿性社团组织的发展和非官方的公共领域的活跃,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好了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洛克、托马斯•潘恩等人反对专制主义国家的理想通过公共领域的的启蒙而深入人心。
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和巩固。
美国和欧洲大陆在18、19世纪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国家,从而为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提供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托克维尔对独立的社团组织一直予以特别的关注。
通过对美国民主的考察,他更加认定,一个由志愿性社团组成的活跃的、警觉的、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可以遏制多数专制――这是民主社会中常见的现象,有利于人民民主权利的保护。
但托克维尔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自那以后,对民主含有浓浓关切的公民社会理论逐渐淡出现代政治理论的论域,“此后一百年间,即使不时有人论及这个论题,大多也出现在对历史话语的诠释中。
”
在20世纪中叶开始,在世界范围形成了以民主化、自由化以及全球化为核心的一个强势浪潮。
公民社会理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契机。
在这个前提下,从80年代,公民社会概念开始从政治理论的边缘地带进入政治理论的主流话语。
而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持续升温,在横向上不断拓展其研究领域,在纵向上也不断得到深化。
应该说,公民社会理论已在当代政治学中获得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当前公民社会理论的流行程度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这个尘封已久的术语突然放射出光芒。
”当然,讲述公民社会语言的人将不同的观念和期望投射到它的身上,但无论人们是为了个人自由,还是为了社会发展;无论是谋求其成为抗衡与制约国家的力量,还是寄希望于它对国家的参与和支持,它都在人们的政治思考中稳定地占据着重要位置。
正是民主化浪潮的无穷伟力,才使公民社会重拾信心走向复兴之路。
二、社会资本:
新的文化分析范式
纵观西方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理论,大多数学者以结构和文化两个层面作为分析平台,关注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和文化性要素为民主化提供的宽阔的社会空间、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背景。
本文的思路就是从文化这个维度切入,理清西方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理论的大致脉络并给予相应的评介。
(一)帕特南与“社会资本”
1993年,罗伯特·D·帕特南积20年之功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调研进而写成的《让民主运转起来》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
这本书也成为美国当年最畅销的著作。
帕特南此书中的核心概念――社会资本很快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在此后的几年里,帕特南又先后发表《独自打保龄球:
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公民美国的奇怪消亡》以及《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等文章,对美国的自发社群组织、公众参与和“公民精神”的变化状况等做了探讨。
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关注、回应与批评随之而起,这样以社会资本为主题的研究热潮便应运而生,且势头强劲。
社会资本原本是一个与个人资本相对应的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后来逐渐成为社会学、政治学乃至其他学科的术语,目前尚无一个权威性的统一定义。
但人们基本上认同帕特南对它的界定:
“社会资本在这里指的是,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
”多数学者都承认,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对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文化与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术语,继阿尔蒙德和维巴之后,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个论题,但人们往往只是将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性要素或结构性要素引入政治分析之中。
社会资本却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文化背景,将公民社会和民主及民主化纳入其分析的框架内。
(二)社会资本的文化解读
社会资本是由公民的主要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是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主观表象,它指的是人们关于公民同仁的集体态度,进而也指公民们相关联的方式。
这个论点的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主观性世界观所具有的那些特征。
这就是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集中注意的“心灵的习惯”,也是罗伯特·贝拉赫在分析美国的共同体生活时所关注的中心。
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与这一点相联系;即人们将他人视为公民同仁,而不是(潜在的)外人、对手或敌人。
这样,社会资本通过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的算计者,转变成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从而构成将社会聚合在一起的粘合剂。
Fullinwider把以信任为根源的社会资本视为公民社会的文化核心要素。
社会资本这一话语在西方社会的兴盛,并不是偶然的,它根植于一种深厚的文化反思。
早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就出现了一种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更小的共同体回归的双向变化。
70年代末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社会思想上的繁荣对这种双向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如帕特南所看到的,个人的原子化状态背离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互助的共同体传统,造成了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进而使美国的民主制度背离托克维尔时代的状态。
而卡尔·博格斯也认为这种衰落是对长期以来确立的公民传统的反动,割裂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削弱了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内在和谐。
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直接推动了理论界对既有理论范式和概念的反思,社会资本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利于人们将研究的重点向制度、文化理念等社会的深层结构转移。
(三)文化分析范式:
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动力
社会资本理论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表层,直接着眼于社会共同体的内部和谐、深层结构和网络系统,为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和分析范式。
这也弥补了以往的分析范式的缺陷。
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以及世界体系等理论虽然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各有优势,但大都忽略了对社会本身、文化、理性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深入探讨,并将其看作是研究框架中的外生变量,或者置于分析框架之外。
实际上,这些以前被视为既定的、应然的因素通常是社会变化和革新的力量发挥作用的中介。
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更新和复杂化,这些范式的解释弱点逐渐暴露出来。
社会资本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加以弥补,使分析的范式更具有包容性和实践性,同时也与社会的整体系统更加吻合。
Booth通过对中美洲的民主化进程的考察描述了公民社会行为、社会资本及政治资本(包括民主规范、投票、阵营行为和公共性机构间的接触)的关系。
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公民行为、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和民主化程度之间的联系。
最后得出结论:
社会资本的桥梁作用在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实现了一种互动关系,不仅公民社会为民主化提供了前提,民主化也提升了公民社会。
Booth的思考促使人们进一步研究在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的互动,走出仅把公民社会作为民主化前提的理论低地。
再如对东亚发展的成功尤其是民主化与公民社会化的关系,人们一直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都缺乏说服力。
近来有学者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得出的论断逐渐在可信度上占据了优势。
这种看法认为,东亚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经济与政治成就,重要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目标上达成的共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和社会关系结构网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和谐关系。
可以说,以社会资本为研究路向的分析范式为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实证途径。
三、文化的和谐,文化的冲突?
在受社会资本概念激发所拓展开的更为宽阔的视域中,许多西方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解析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关系。
一般来说,学者们遵循的思路是首先寻找到公民社会与民主或民主化的契合点,然后从这个契合点出发,来探讨公民社会为民主化奠定文化和智识性根基的可能性,民主化对公民社会发育所提供的动力大小,以及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也有些学者从另外角度来挖掘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深层的文化性冲突。
(一)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外在和谐
有些学者注意到一些非西方国家在进行民主化前,已存在一些公民社会团体和一些“解决冲突的模式”。
这些发达而有序的民间组织体系在组建和运作过程中,通过协商、讨价还价而达成合作,进而形成宽容和妥协的气质。
这就使得政治体系信息的输入、输出以及政治产品的传递像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和流通一样。
这种气质为民主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动力和支持。
而实际上,民主政治就是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政治势力和平竞争权力的市场。
公民们在互有攻守、相互竞争的政治环境中,逐渐培育出妥协、尊重、信任的精神,养成遵守游戏规则的习惯。
所以,从文化角度来讲,要启动民主化过程,必须先培育出一个健康而活泼的公民社会,使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风范,并将其逐渐内化为公民的情感、态度、气质性格、行为习惯,进而形成公民文化;在民主制度建立后,公民在民主制度下获得民主的经历与体验,经受民主的教育与训练,公民文化愈加发达,也使公民社会进一步走向成熟成为可能。
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和谐不仅表现在文化进程的同步,也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公民社会的文化敌人也是民主化的敌人。
正如约翰·霍尔所言:
“制约国家和崇尚个人主义的愿望并未铭刻于历史过程之中,或者像一颗橡树籽那样在每种文化中都以某种方式准备成长为一棵橡树。
”对于公民社会而言,某些文化类型对于它是不相容的,公民社会难以在那些文化中找到立足的文化根基。
例如印度文化,它对种姓的强调像一个无情的判决一样把民众排斥在社会地位秩序之外。
再如,同西方文化观完全对立的伊斯兰文化,它的一神教的一元论和极端拘谨的经文清除了西方“自由”和任何等价物。
这种文化的气质使个人与“真理”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而绝不是一种合作关系。
还有当前颇具争议的儒教。
而这些文化也恰恰被认为是民主化过程最大的文化障碍。
引申开来就是说,只有西方文化才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基础。
反过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适合于非西方国家的。
而公民社会恰是孕生于西方社会,并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厚重土壤之中。
盖尔纳曾对公民社会及背后的文化因素给予重望:
一方面,它必须在纯粹政治权力和提供多元观点这两个问题上制衡政府;另一方面,它必须支持一种无共同信仰的合作、忠诚与团结。
简而言之,它包含着那种既温和、弹性,又支持社会秩序的文化成见。
亚当·赛利格曼也赞同,希望调和各种不可调和的因素正是公民社会的观念,这一观念在西欧和美国政治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愈来愈多的学者发现上述两个因素正在分离,公民社会的文化性质的部分――共有的观念、理想和价值正在东欧和中欧上升,在那里,基本人际之网依旧交织在种族关系、地区社群、共有的宗教信仰、以及既定传统之中。
这些实际上威胁着公民社会的存在。
另一方面,美国代表着公民社会中正从理想的综合中分离出去的另外一种类型。
在那里,个体脱离了特定的、社群的种种性质,养育和维持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性和共同性也正处于衰亡的边缘。
而正是在这些地区,民主化或民主的“再民主化”过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帕特南焦虑的“社会资本的下降”实质就是指公共性的丧失、参与能力的削弱,而通过对公共性的丧失的探讨我们同样可以得出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文化和谐的结论来。
因为,要想研究公共性为何丧失,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观察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民主理论。
按照泰勒的分析,现代民主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失败的类型和理论,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公民的民主参与能力削弱,或者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距离扩大。
他特别提到,在公共领域为商品流通或国家所控制的情况下,右派运动总的说来倾向于不受干涉的市场理论。
在政治层面,它极有可能犯西方国家自由主义民主的通病,即扩大国家与民众的距离,最终导致民主参与的丧失。
(二)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内在冲突
然而,上述的文化和谐状态并不总是存在的,实际上,在公民社会的内在精神与民主的内在原则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冲突。
正是这种共生共存的状态,使得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存在十分微妙而多变的关联,才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
第一,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冲突。
个人是公民社会理论的灵魂。
它假定个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公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存在的。
在理想的公民社会中,私域的保守,公域的存在,公民社会组织的和谐,公民与国家的距离等思考无不以公民个体为思维原点。
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机构只不过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联合体。
个人是最高意志的载体,个人本身也是社会制度中至高无上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被定义为公民。
然而民主却是另一番景象。
从现代意义上说,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定程序行使政治决策权的一种政府形式,由公民或公民大会对国家重大问题行使裁定权的,称为直接民主;由公民选举代表或议员决定国家大事的,称为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
民主关注的是“多数”或“人民”。
多数原则成为民主的一个制度特征就是明证。
这实际上一种集体意识的倾向。
早在18世纪卢梭就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的“共同意志”。
19世纪前期,黑格尔等一批德国古典哲学家大力宣扬国家至上,视国家为个人的代表和归宿。
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之间的张力在当代政治发展中日益呈显性发展。
两个世纪以来,集体意识作为个人主义的抗衡力量总的来说在逐步成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社会中“大组织”(如大型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团体意识开始增强。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一种新形式的集体主义今后有可能压倒传统的个人主义。
当前,这种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冲突除了体现在公民社会与民主的内在价值对立外,比较突出的还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
上文已经谈到的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升实质上反映的就是对西方社会内部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个方向上的割裂与畸形发展的反思。
这种冲突是内在的、持久的、难以回避的。
第二,多元化与一体化的冲突。
多元主义也是公民社会的本质的特征之一。
它代表着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各种各样的信仰、观念以及倾向自由共存,并被其倡导者平等地予以扶植。
它要求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团组织的多样化、思想的多样化。
而要想维系这种文化就需要相当程度的宽容和妥协。
这样就间接地使社会个体根据个人的喜好而出现的差异与断裂合法化。
对于这一点,大多数民主论者是不反对的。
在西方的民主模式中,“代议”这个词就是以多元化为补充的。
民主以多元的和竞争性的公民生活为先决条件,民主的功能则是表现此种多元化,反映它所包含的政治斗争。
多元化的历史根源相当久远,既可追溯到封建传统,又可追溯到基督教文化。
但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一般来讲,公民社会关注自治和多元,而民主更关注社会凝聚力和公平分配。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民社会意味着我行我素和分化制衡,而民主意味着一体化与协调。
公民社会以个人为枢纽,而民主则是以社会为中心。
多元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的冲突常常表现在人们的疑问中:
“怎样才能把进步所必需的个人首创精神和生存所必需的社会凝聚力结合在一起呢?
”而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内在冲突也可以用丹尼尔·贝尔的话来概括:
“自由社会初创之时,其民族精神、法律原则以及奖惩制度,都是为了鼓励实现个人目的,而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必须保证实现集体目标的相互依存的经济。
”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冲突只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意义、一定的程度内。
也就是说,这个比较不是绝对的、排它的,而是相对的、包容的,是对一种倾向和轮廓的粗线条描述。
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冲突并不仅仅表现在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多元化与一体化之间;个人意识与多元化也并不只属于公民社会,民主化也存在这个特征;集体意识与一体化也非民主化的专利,公民社会也蕴含着这一个倾向。
所以说,这里的“冲突”是相对于“和谐”而言,它代表着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两者关系在文化维度上的另一个面相。
同时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概念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的分歧与误解,这些都应该考虑到。
既然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在内在价值上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冲突,那么如何解决呢?
这就需要我们寻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和谐,在多元社会寻求一致。
以社会资本为主要特征的公民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思路。
在这种文化中,平等自由和机会均等作为公民社会的道德核心,同时也为民主化所承认;民主化不可或缺的信任与团结,也被公民社会中的各个团体视为取得更大胜利的力量源泉。
对此,Sullivan认为,“成功的政治不只建基于个人精神,还需要有社会的信任和共同努力。
”“美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更注重个人的伟力,但是,集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美国生活中如此重要。
”
四、文化的使命:
透视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现实图景
(一)文化阻碍论的反思
亨廷顿论述道:
“有一种论点认为,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它们的态度、价值观、信仰和相关的行为模式上,对民主发展的有利程度是有重大差异的。
一个从灵魂深处就是反民主的文化势必会阻碍民主价值在这个社会中的传播,甚至断绝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即使不是阻止的话,至少也要使这些制度的出现和有效运作大大地复杂。
”这就是文化阻碍论。
这一文化命题有两种表现形式。
比较严格的学说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为民主或民主化提供文化的基础,因此,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于非西方国家的;另外一个不太严格的学说认为,不是只有一种文化对民主特别有利,而是一个或数个文化对民主特别不利,通常是指儒教和伊斯兰教。
许多学者支持并以不同形式坚守着文化阻碍论。
如有的学者认为,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高度的民主化成就,民众的权力开始变为民众的欲望,自由宪政形式的政策内容越来越集中到分配问题上,集中到“什么东西,谁应得到,得到多少”上。
这种转变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由于萎缩的道德伦理,由于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这曾决定民主在英美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地位,这种转向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可以肯定,当民主在其他文化里生根时,这些文化因素可能要被抵消掉。
对东亚尤其是中国政治文化颇有研究的白鲁恂(也有人译作派伊)也倾向于此。
他认为,虽然社会的变迁使政治取向产生快速变化,但仍不能忽略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和持久性。
东亚儒教思想对于人民对权威的理解仍有重大影响,因而限制了政治反对运动的发展。
假如将政治文化的定义理解成,不仅包括大众对权威的信念,而且还包括上层文化的本质,那么在那些持续受着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儒家思想对政府乃至国家所持的伦理观点是民主反对运动发展的重要障碍。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上的妥协是令人厌恶的;知识阶级领导国家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之事(不承认有相互竞争的各种利益);对国家采取集体主义与有机论的概念(不利于政治竞争规则的建立)。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文化阻碍论进行反思,挖掘其内在局限性。
如有些学者坚持,事实上,文化远远不能导致或者决定民主的发展,而只是为其发展提供一种表达系统,从而使民主的形式和特点得以清楚地呈现出来。
基督教文化就是以这种方式促进了早斯民主理想的具体化。
它顺应历史趋势为之提供代议制的、多元化的及世俗的形式。
同时,基督教文化还预示了会出现一些内含蔑视民主理想的原则的政体,例如专制政体、神权政体、凭借神的权力的君主政体或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
文化阻碍论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的。
第一,特定的文化未必是民主发展的永久阻碍。
曾几何时,天主教被认为是民主的最大敌人,人们难以像韦伯对待新教那样唤起对天主教的同情和信心。
然而,自60年代始直至80年代,天主教国家不仅实现了民主,其经济发展速度还戏剧性的明显高于新教国家。
同样也是韦伯及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在儒教文化中不可能成功地进行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然而,到80年代为止,新一代的学者们已把儒家看作是东亚社会经济奇迹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许多历史文化传统都是十分复杂的综合体,包括儒教和伊斯兰教,在它们的文化中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与民主相容的成分,与反民主的成分一同存在着。
对于文化的命题,人们应该更多的注意这些文化中哪些是有利于民主的,怎么用有利于民主的成分来取代反民主的成分。
第三,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文化总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之中而不是静止的。
50年代,西班牙的文化被形容为一种传统的、威权的、注重等级的和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并以荣誉和地位为取向的文化,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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