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载苦难遭遇62年精简Word下载.docx
- 文档编号:6376241
- 上传时间:2023-05-06
- 格式:DOCX
- 页数:9
- 大小:24.07KB
50载苦难遭遇62年精简Word下载.docx
《50载苦难遭遇62年精简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50载苦难遭遇62年精简Word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度日如年的还有彭仕焕,被精简回到了宁国县南山高村,子承父业,干起石工,20世纪60年代因成分论,他出生富农家庭,遭受非人待遇,因手艺高,又被人整,1966年12月刚刚结婚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受陷害——“对下放不满,思想反动”;
后又被极左思潮迫害——属于坏分子,管制10年,遭受非人待遇!
邓本木1958年8月考上省商业厅周王农校,1个月后转入安徽财经干校,3月后转入安徽省商业厅纺织工业学校,作为技术人员,怎奈天有不测风云,1961年10月就被精简回家,据他回忆,“当时车间主任说:
一刀切,你们都是属于精简对象。
”1961年11月27日,他被正式遣送回乡。
干过瓦匠、砍柴工,为了糊口,作为宣城镇里户口,他在没有田地的情况下,靠拉板车生活,风里雨里,40多年风霜雨雪,直到年老体衰,晚年靠老伴开的扎花店(花圈店)维持可怜的生活!
李春兰、魏双喜、朱凤英、殷在富、陈传发、李春潮、陶爱莲、胡良木、周先礼、吴贤良、张裕水、蔡德才和李永满等在被精简的行列里,受尽折磨,许多人已经残疾,失去生活来源和能力!
究竟谁来承担如此沉重的责任?
谁之过?
我们在政府的网站、文件上了解到,20世纪50-60年代,国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1958年“大跃进”,举国大办钢铁,赶英超美,结果导致1959年——1961年的饥荒——“粮食过关”,饿死许多人;
国家为了缓解城镇人口的负担,实行精简。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为此,成立中央精简小组,杨尚昆为组长。
1960年8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减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战线。
一个月以后,中央批转了习仲勋《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并决定成立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由安子文、习仲勋、马文瑞、钱瑛、刘仁组成,安子文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统一领导精简工作。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但是,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并未根本克服,全会以后,“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仍然执行不力。
1961年5月,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又一次召开工作会议。
会上周总理作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
他说,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
如何压法?
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3个人的饭3个人吃,不要5个人吃。
陈云着重讲了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
他指出,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供我们选择:
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
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
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
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1962年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参加会议的共有7118人。
2月7日,周总理在大会上讲话,他提出克服目前困难八条办法。
其中第一条就是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
他宣布:
“中央决定,1962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500万人。
在上半年精简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简计划。
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周总理讲话以后,大会闭幕。
会议期间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讨论稿)》,听取与会同志的意见。
1月17日,又由杨尚昆主持讨论了习仲勋起草的《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
会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
刘少奇指出,中央工作会议时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
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
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他指出,现在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三年恢复的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
恢复经济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陈云在会上讲话强调,减少城市人口,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无论从临时办法看,还是从长久考虑,都必须如此。
陈云认为按照刘少奇的说法,当时是非常时期,既然是非常时期,就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
减少城市人口,既然是看准了的克服困难的根本措施,当然就必须坚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地去完成。
西楼会议期间,2月22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成立中央精简小组。
小组由杨尚昆、习仲勋、谢富治、张启龙、马文瑞、章夷白、高云屏、童小鹏8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
中央精简小组在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有关全国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中的日常事务,随时向中央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研究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
原由安子文任组长的中央精简五人小组即行撤销。
1962年5月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五月会议),刘少奇主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
根据西楼会议确定的原则,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尖锐地指出:
一般来讲,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好的,人民是团结的。
但是经济是基础,经济形势不好,政治形势就那么好呀?
基础不巩固,在困难的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
他强调情况明,思想通,决心才能大。
要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以上,两年或两年半完成。
会上,邓小平把调整经济、精减人员和加强农村的生产队、发展农业生产并列为当时的两项中心工作。
他说,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
一个是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
这两件事情不能够抓迟了。
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这两件事越抓迟了越不利。
刘少奇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强调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这件事行动要迅速。
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指挥部,要和中央精简小组经常通消息,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怎么样,要立即妥善处理。
他还说,许多事情,光精简小组负责不了,因为这不仅是精简的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
他说,我觉得减少2000万人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把调整工作、精简工作做好,要有更大的本事。
5月14日,中央书记处举行报告会,由李富春、李先念向北京党政军15级以上干部传达五月工作会议精神,听报告的有28000余人,主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还有8个分会场听同期录音,声势空前。
21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并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要求向广大职工、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农村干部和农民进行普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接着,5月27日,中央发出在七千人大会时起草、会后反复修改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提出全国职工人数应当在1961年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
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年末的1.2亿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包括从城镇到农村去的职工在内),同时相应地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
文件发出前,5月24日,周总理还召开了国务院各部门党外负责人会议,向党外干部详细介绍了即将发出的《决定》,并说明《决定》之所以提高了原来确定的精减指标,是为了进一步减轻农业生产对城市供应的负担,减轻对农民的压力,缓和市场供应紧张。
他强调只要我们全党、各民主党派、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一条心,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久,各地纷纷报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计划:
精减职工分别为华北150万人,东北180万人,西北88万人,华东248万人,中南200万人,西南171万人,预计全国共精减职工1037万人;
减少城市人口分别为华北320万人,东北410万人,西北198万人,华东470万人,中南400万人,西南124万人,预计全国共精减城市人口1922万人。
各地报来的数字,接近中央的要求。
五月会议以后,精简工作与国民经济的调整特别是工业的调整和企业的关、停、并、转结合进行,决心大、方法对、行动快。
到1962年10月,大中城市和重要企业减少职工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或者接近完成。
1962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总数为11659万人,与1961年底的12707万人比,减少人口和同期内自然增长以及其他增长因素相抵后,实际减少1048万人;
农村人口总数为55636万人,与1961年底的53152万人比,增加了2484万人。
从1963年开始,精简工作进入扫尾阶段,中央精简小组的主要工作转入政策研究和劳动工资安排。
1963年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会上讨论了由中央精简小组起草的《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减任务的决定》。
《决定》说:
“现在全国职工还有3260多万人,城镇人口还有11800多万人,同目前的经济水平和生产任务比较,还是多了。
”“1963年全国必须减少职工160万人以上,减少城镇人口800万人。
”《决定》还提出:
“随着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在减少大量职工以后,我们有可能拨出一部分钱来调整职工的工资。
”这个文件后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于3月3日正式下发。
调整工资的范围是工人和行政18级以下干部,调整面为45%(后落实为40%)。
执行结果是,1963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41元,比1962年的592元,增加49元,增长8.3%。
全国性精简工作基本结束以后,中央精简小组并未立即解散,而是继续工作,不定期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政策,指导各地各部门妥善处理精简工作中遗留的和精简工作结束后出现的各种问题。
直到1964年7月,中央精简小组还召开会议,讨论城市劳动力的安置问题。
精简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到1963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总数1.16亿人,工业劳动者人数1600万人,分别比1961年底的1.27亿人和2200万人净减1100万人和600万人;
乡村人口总数5.75亿人,其中农业劳动者2.2亿人,分别比1961年底的5.31亿人和1.97亿人净增4400万人和2300万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城乡人口比例、工农业劳动者比例趋于合理。
由于城镇人口减少,粮食购销量相应减少,农民留粮水平有所提高,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63年,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与1959年产量持平,比1961年的2950亿斤,增加450亿斤。
大规模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已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
一句话,农村养不起这么多的城镇人口,城镇人口只好倒流回农村,别无出路。
杨尚昆说:
“回顾30多年前这段历史,几千万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浩浩荡荡地从城市退回到农村,不能不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
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困难的决心、力量和勇气。
”他强调:
“当时精减回乡的职工,无论以后重返城市或留在农村,都是做出了贡献的。
”(多么好听的“做出了贡献”老了自己难看了。
)
历史证明,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精减城市人口起了关键作用。
那时,杨尚昆协助周总理宵衣旰食,殚精竭虑,终于按时完成了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这项攻坚任务,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为我国平稳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应当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精简的确是当时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对于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方了这两千万人,家属在外,这是一群被黑了的人)稳定大局均发挥了大作用;
被精简的2000多万人付出了很大牺牲,为以后的国民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
体现了为国分忧的高尚,可现在呢,定个屁用,这是一群倒霉蛋。
然而,当我们重新在档案库里翻阅中共中央中发[61]460号文件《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时,我们有了非常重要的发现:
“一、关于精减的对象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
当然,在完成精减计划的前提下,新职工中已经成为企业生产中的骨干和技术能手的,也可以不减。
”同时我们又看到1962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调段字第209号文件《关于城镇来自农村的中学生不动员回乡问题的说明》:
“最近有不少部门、省、市询问‘中共中央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第五条第二款中规定的‘城镇中来自农村的中学生……都不再动员回乡,’是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在内。
经请示中央精简小组,认为应包括调整后保留的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在内。
请遵照执行。
”当时在其中还有一份文件——(62)劳简电字87号《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国家分配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一般不要作为精简对象的通知》“为保留国家建设事业上各方面的骨干力量,职工中凡是经国家分配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不论是哪一年分配工作的,除少数适合到农村工作的,或者适宜转到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工作。
本人提出申请,原单位又能离开的,可以准予离职外,一般的不要作为精简对象。
已经精简的,应当进行审查,如果精简不当,原单位应该负责安排工作。
”
我们对照上述国家规定,王家宜、金宏、邓本木、彭仕焕、李春兰、魏双喜、朱凤英、殷在富、陈传发、李春潮、、陶爱莲、胡良木、周先礼、吴贤良、张裕水、蔡德才和李永满等人作为中专生,本来就不在被精简的对象中啊!
不应当被精简啊!
但是,当时,安徽丝绸厂是不会将上述文件公开的!
虽然有历史的原因,但的确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地精简了无辜的人!
而这些青年恰恰是当时国家培养的技术人才啊!
他们满怀热情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却被无辜的精简回家!
在当时不知情的情况下!
当他们了解事实真相时,已经是2007年7月了,距离1962年被精简已是45年了!
45年,他们从年轻力壮、充满朝气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已经步入老态龙钟的暮年,星转斗移、沧海桑田,恰如当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吟诵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他们应当找谁?
安徽丝绸厂?
合肥经济委员会?
合肥市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
国务院?
中共中央?
然而,当年的安徽丝绸厂已经倒闭,据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改制企业服务中心的《关于原丝绸厂王家宜等人反映63年下放回乡问题的答复意见》可知:
“(安徽)丝绸厂前些年已破产关门走人。
目前,国家对60年代初下放回乡人员没有新的政策,故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改制企业服务中心无力解决你们提出的问题。
这也是实情,但,虽然企业破产关门走人,但管理该企业的政府却仍然存在,应当承担责任!
这是明摆着的!
然而,当王家宜根据规定找到合肥市经委时,作为主管单位,该委员会居然在复查文件《关于王家宜等同志要求纠正63年错误下放问题的信访复查意见》中指出:
“你们要求纠正错误下放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现在不具备办理条件。
”合肥市人民政府在合核字【2008】01号文件《关于王家宜等同志要求解决养老待遇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中说:
“王家宜等同志要求纠正错误下放解决养老待遇问题的政策依据不足,合肥市经济委员会按规定驳回其信访诉求符合政策规定,维持合肥市经济委员会复查决定。
……本复核意见为终结意见。
囧困的处境
如果能让历史回转,我们想,王家宜等人可能会换回生命的年轮,从新的起点开始新的人生!
然而,历史是不会回到故去的远点的!
谁也无法将时间倒回去!
即使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果维持现状,对于王家宜等人是极其不公正、不人道的!
虽然合肥市政府试图用终结意见来阻止信访者继续追寻正义、公平和公正,但对于受害、受损失的70多岁的老人们来说,他们不会服气、(认倒霉吧,老不死的,该死不死)更不会停止追寻公正、(什么叫公正,屁话)正义的脚步的!
如果获得政府、原单位承认以往的错误,国家有政策,对于恢复他们原来的身份,也许就有希望,起码能够拥有晚年的平安生活,在安详中度过余生!
据了解,这群60、70岁的老人们没有奢望,只希望每月与当年的工人们一样拥有属于自己应当享有的权益——退休,进入社保,获得最低的保障!
然而,目前,他们仍然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当地宣城市人民政府以不属于管理为由,让他们找当年的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而合肥方面已经做出了终结意见,就把他们又推回了45年前的境地!
我们无法安心!
因为我们也会象他们一样会遇到60、70岁时的养老、故去等后事!
请想一想吧,当我们的父母也象他们一样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我们怎么办?
当我们年老时,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时,我们如何处置?
2009年3月4日星期三寒冷的凌晨于香樟树下(你们这两千万分之十七,也别嚷嚷了。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50 苦难 遭遇 62 精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