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能与不能译者序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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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害怕时间检验的其实反倒是某些应时性的、不关注根本问题而且可能还很形式化、很唬人的最新文献;
其二,也是更根本的,这些文章虽说是由生活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面对各不相同的读者写作的,但他们的目标却很一致,那就是将火力瞄准了他们生活和工作其间的经济学职业界,审视和反思经济学知识是否和能否增进社会福利,而这种返观诸己的明智以及从中发现的问题其实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和所有经济学家都不能逃脱和必须要考虑的根本问题。
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只要这些问题还存在,还没有解决,不管时间过去了多少年,汇集在这本小书里的那些看似过时老旧的文章就有它们的意义和价值。
而且不仅是经济学,这些文章里隐含的问题其实是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所有社会科学都要应对和回答的,那就是社会科学能够为我们生存于其间的社会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它们能否增进人类社会的福利。
如果对此问题作更进一步的追问,就必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一个有关知识社会学的问题,同时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更本原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社会科学知识能做的,什么是它们无法也不可能做到的,即有关知识的边界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知识的“能”与“不能”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探询和追究其实就是所有清醒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宽泛地说,也就是所有清醒的知识分子)面对人类社会、面对永恒时必须的一种思考和应对,虽然探究的结果既有可能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明智的“为”与“不为”,但更有可能让我们感受到“面对永恒的一种战栗”(苏力语),感受到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以及漠然沉重的人类历史的一种“无力感”(即使是那些雄图大略的伟大心灵!
)。
二
之所以要在研究者前面加上“社会科学”四个字,是因为和号称研究“纯科学”(thepurescience)的自然科学家不同,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对的,是由各个有着这样那样欲望和缺陷的“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社会,他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得到某些确定的结果并进行一些精确的因果分析,因此其“科学性”从来都受到旁人的质疑,更由于研究者自身能力和研究视角的局限,其结论往往并不具有“终局性”和“普世性”(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的结论就一定是“终局性”和“普世性”的了,只是说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两种“性”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还是要差很多),即使是被人们称作社会科学“明珠”的经济学同样不能逃脱这一“宿命”。
那么,注定“不完美”的社会科学研究能为人类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它们能增进人类社会的福利并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和自由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先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何谓知识?
”或者“知识是什么?
”这是一个圣·
奥古斯丁似的难题,“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
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但好在自亚里斯多德以来,人们对知识之性质和分类的讨论就数不胜数,我们或许能从这些讨论中获取一些洞见。
比如,亚里斯多德就将人类的知识分作三大类:
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
所谓纯粹理性,大致是亚氏所在时代的几何、代数、逻辑以及当今的大多数自然科学;
所谓实践理性,则是人们在实际活动中用以作出选择的各类方法;
而技艺是指那些无法或者几乎无法用言辞表达的,似乎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握的知识。
罗素也曾经按照知识的来源把知识划分为三大类,其一为个人直接体验所得的知识,其二为通过其他人间接体验所得的知识,其三为内省所得的知识;
而按照知识的性质,他又将知识划分为科学的知识(命题能与事实相验证),神学的知识(命题不可与事实相验证)以及哲学的知识(间于两者之间)。
而按照经济学家亨利·
乔治和哈耶克的思路,人类知识则包括不可交流的知识、可以交流但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以及可以交流而且交流起来经济的知识。
除此之外,还有波普的“适应”(adaptation)知识,当代哲学家奎尼的“你认为你知道的就构成你的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之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是对知识本身之性质与分类的追问,但知识究竟是什么,或者本文所着力关注的社会科学知识是什么,上述学者们的洞见却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太多明确的的答案。
而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邓正来明确指出了“我在这里所讲的‘知识’,乃是依循着M·
波拉尼——雷尔尼(Rely)——哈耶克一脉知识类分下的知识,亦即‘明确阐明的知识’(articulatedknowledge),‘明确的知识’(plainknowledge)或‘理论知识’(theoreticalknowledge),”是“‘社会科学这类知识’,而不是‘无力阐明的知识’(unarticulatedknowledge),‘无力言明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或‘实践性知识’(practicalknowledge)。
”因此,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理论知识,是一种可以明确阐明的理论知识。
但是,理论知识又是由哪些组成的呢?
邓正来的界定却并没有告诉我们。
本书编者丹尼尔·
克莱恩在其《导言:
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
》中通过反驳斯蒂格勒的观点(斯蒂格勒认为普通人知道自己的兴趣和利益所在并能有效地寻找相关的信息,因此,经济学家企图劝诫普通人的工作不可能成功。
),指出“知识不仅仅只是信息,它还是一种解释和判断。
”我认为这是一个对知识,或者,范围小一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内在性质的相对全面的判断和认知。
按照克莱恩的观点,经济学知识或者社会科学知识(它当然也就是邓正来所概括的理论知识)其实同时内在地拥有三个面向:
其一是通过收集、描述和提炼提供各种信息,这是知识的“事实面”;
其二是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运用各种理论方法和工具进行解释,这是知识的“技术面”或者‘理论面”;
最后在各种解释之间有一种好坏的判断,而且在人们不得不在多种不相上下的解释中作出决定时,判断也无可避免,判断是知识的“道德面”。
正如克莱恩所说,“判断是知识的这样一个面向,在其中人们不仅要认识到观念,更要相信观念和运用观念。
------它是知识的道德维度,影响着一个人未来的主张和行动。
”正是对知识所拥有的三个面向的全面了解和认可,克莱恩坚信“经济学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解释和判断。
一种对知识性质的全面判断和了解能够使得经济学家们拒绝那种不管做什么都没有效率的‘宿命论’观点。
”
只要认同了克莱恩提供的这一关乎知识之性质的观点,我们就可以不带任何意气地在这样一个平台上深入地探讨知识(再一次提请读者注意,本文讨论的知识特指包括经济学知识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的“能”与“不能”了。
三
由于知识不仅是信息,更是解释和判断,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就有了很大的“有所作为”的空间。
自盘古开天以来,必须相互合作但同时又相互倾轧和争斗的人类构成了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这样一个看似混乱无序和复杂多变的社会后面存在一些我们能够掌握的一般规律吗?
我们能够运用各种方法和研究工具观察、描述、解释以及影响社会的发展变化吗?
这其实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想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他们能否为人类社会的福利作出贡献的关键。
另外,这里其实还隐含了一个理论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有机而又连续的关系问题。
由于“在每一个社会中,皆存在一小部分人,他们超出了同时代人一般的品质,他们探索着相比日常生活直接而具体的情形更为抽象、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他们相距遥远的符号,并且渴望与这些符号进行频繁的交流。
”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一代又一代地,我们慢慢积累了一些对自然、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知识传统,构建了属于知识分子和学者的理论世界。
但是,这个理论世界却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它是深深建立在日常的、世俗的生活世界之上的,并且依附于它,服务于它,随着生活世界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我们经常说的“知识增量”其实就是在这个理论的知识传统中对生活世界的更深入或更正确的理解)。
而且,即使是怀疑经济学家能够影响社会的斯蒂格勒也承认,“即使某一学科已经形成一整套完备的科学体系,它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直接来自社会的首要矛盾,以及它想要推行的社会政策,从这个角度讲,直接反映社会实际是任何学科都必然要经历的发展阶段。
-------像经济学这样的实证科学之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一般化的解释。
------经济学科学必须要实实在在地密切关注着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以及各种社会问题。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生活世界是“体”,理论世界是“用”。
明乎此理,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所谓“信息”,不过是学者们对生活世界中各种事实、现象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人类学家和制度学派尤其擅长此道);
所谓“解释”,不外乎就是发展出各种理论方法和工具对诸多看似无解和难以解决的社会中的问题和现象进行一般化的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看似混乱无序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世界;
而所谓“判断”,其实就是根据解释的结论提出一些能够完善和改进这个生活世界的诸多方法而已,当然,如果对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和问题有了新的、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解释,我们也必须推翻之前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好的改善方案。
而在知识的三种性质中,在准确信息和有效解释基础之上的判断尤为重要,因为连接人的“思”和“行”的就是具有判断力的知识,因此,汉娜·
阿伦特才会说“------思,是决定‘应当如何’以及评价‘如何不要’的不可或缺的准备阶段。
而过去(反思的对象),之为过去,便成了判断的对象。
判断,于是成为意志的准备阶段。
”知识在此的意义是明确的,我们不仅要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改造世界”。
因此,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或者,一个学者)的角色就不仅是一个勤勉的“资料收集者”,一个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情的“理解者”,一个高超的“解释者”,更应该是一个明智的“建议者”,一个真诚的“社会影响者”。
这五种角色其实就分别体现了一个学者之本分和担当的两个方面:
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
一方面,要想取得学术成就,要想在学术领域获得同行的认可和尊敬,学者就必须要在既有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的基础上,追求一些原创性的知识贡献,追求一些一般化的理论抽象和模型建构,追求在既有的知识传统中有所突破和为之提供一些“知识增量”,正如苏力所指出的,“在学术研究上,如果要追求风光无限,就只能是在险峰上攀登,甚至必须走向边缘,就必定不可能、至少是当即不可能成为主流,就必定要承担某种世俗的孤独。
------但是如果选择了以学术为业,以探索为业,那么就必须有承担学术孤独的勇气。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孤独其实是一种荣耀。
”这是一种希望在知识传统里有所超越的工作,也是学者之所以是学者的根本之所在。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判断”维度,学者就能够也有义务运用他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判断解释的好坏以及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提供一些明智的建议,因为,“在行动的领域里,学术并不是完全无用的。
事实上,学者可以提醒一个将要行动的人,他的计划是否周全,以他所拥有的资源,是否可使该计划成功,或警告他可能会有的种种后果。
”而且,由于“社会要求的知识基础往往是社会的最小公分母,即罗尔斯的‘重叠性共识’或库恩的‘常规科学’。
这种共识和常规科学是社会作为社会得以存在,人们可能有效交流信息之基础或必须。
”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或者学者就能通过参与公共事务和提供政策建议增加社会的“重叠性共识”,并进而为整个社会作出他们的贡献。
如同戈登·
塔洛克所言,通过向“扶轮社”这样的社团发表演讲以及在报纸上发表“豆腐块”文章以及参与政策的制定,经济学家能够增进社会的福利。
而且,即使在一本极具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波斯纳法官也放过了那种“自我大众化”(“self—popularizing”,即将某人的学术作品转化成受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能够理解的形式)和“本人领域的政策建议”(“own—fieldpolicyproposing”,指基于某人的学术专业领域提出特定的政策建议),认为它们是一些没有什么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而且有利于知识的普及。
而且,事实上,像米尔顿·
弗里德曼,加里·
贝克尔这样一些顶尖经济学家所撰写的时评和“自我大众化”的作品确实起到了普及经济学知识和启迪大众的功效。
因此,看起来冲突的两种职能其实是可以兼顾的,在既定的工作时间内,通过发现这种工作转换的最优边际点,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在获得学术成就的同时为社会提供贡献。
这一结论其实早就隐含在了知识的三个性质之中。
在本书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成功例子。
比如,基于寻租理论,两位经济学家成功地赶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鸡蛋管理委员会,并且也获得了学术上的小小成功;
更引人注目的,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运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通过他们的研究和相关知识的传播,经济学家们成功地开展了一场针对政府管制的运动,在取消卡车业、民用航空业和银行业的政府管制以及降低关税方面,经济学家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迈克洛斯基所说,“是观念,而不是美元,击败了管制机构。
”因此,包括经济学知识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能够有效调动信息收集、科学解释以及提供判断的功效以增进社会的福利,经济学家或者社会科学研究者也能够兼顾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
而这些,就是知识的“能”了。
四
前面的分析和论证看起来是为知识的“能”描绘了一幅极富乐观气息的画面,由于知识不仅是信息,还是解释和判断,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促进理论世界的完善并可以“按图索骥”地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各种有效的政策方案。
只要不惧失败,通过努力和坚持,我们就不仅能理解和解释世界,还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思“改造世界”。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图景。
但是,且慢高兴,知识真的那么“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吗?
或者,换句话说,知识的运用和效力就没有边界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根据经济学,其实也是所有社会科学都承认的人性假定,虽然人是一个理性最大化的生物体,但由于受制于个体自身的知识、环境以及其他因素,这里的理性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社会科学研究者自身当然也不例外。
由于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不完美,你当然可以对你所在学科的知识抱有坚定的信念,并在强烈的责任感和英雄似的“救世”情怀中据此为社会开具各种你认为有用的政策“药方”,但是一个理智的行为仅仅到此为止。
原因在于,世界是相互联系而又密不可分的整体,而现代的学科建制其实是在对世界的部分认识的基础上建立的,正如马克斯·
韦伯所说,“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实在的所有思想认识都潜在地依赖于下面的前提:
每次只是这个无限实在的有限部分才构成科学探讨的对象,惟有它才应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性的’。
”这首先就能消减掉你所坚信的学科知识的“真理性”;
更何况个体的理性有限,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对世界的认识其实都是在研究者自身的“前见”和特定视角基础之上的理论结果或者勉强一点,有待继续发展的“结论”。
因此,基于人的有限理性,社会科学知识就只能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更由于研究者所秉持的特定方法和视角,任何理论“结论”其实只是对丰富完整的世界的一个角度或者一个层面的解读和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从来都是不可获得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都是苍白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歌德语)。
不仅如此,由于现实生活中“思”和“行”之间的判断常常不只一种,你当然可以认为你所持有的判断最正确,但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利益和诱惑的“大染缸”,是一个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复杂场域,你的“正确”判断很有可能不被人们认可(而且,这个正确可能还只是你自己认为的正确)。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斯·
韦伯早就说过,由于一个政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着各自利益的人,“一个问题的社会政策性质的标志直接就是,它无法根据从确定的目的出发的纯粹技术上的考虑而得到解决。
围绕种种起调节作用的价值尺度本身,能够和必定会引起冲突,因为这已属一般文化问题领域内的突出问题。
”因此,由于不可能解决这种基于利益的必然的价值冲突,社会科学研究者只能
“给行动者提供相对于他的行动所意欲的结果来权衡这种并非所意欲的结果的可能性,并回答这个问题:
以预定损失其他价值的方式达到所意欲的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一个所追求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都‘付出’些代价或可能会‘付出’些代价,所以任何有责任感的行动者的自我思考都不能忽略对于彼此对立的行动的目的和结果的权衡,而这种权衡得以可能的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考察的技术批判的最根本的功能。
但是,从权衡本身进到决定,当然不再是科学力所能及的任务,而是有所欲的人的任务:
他按照自己的良知和他个人的世界观在各种相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斟酌和选择。
科学帮助他意识到,所有的行动,自然也包括视情况而定的不行动,都意味着在结果中赞成某些价值,因而——今天人们特别不喜欢承认的——总是意味着反对另外一些价值。
进行选择是他自己的事。
请原谅我这么长篇累犊地引述韦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韦伯的分析其实相当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行动边界,或者,社会科学知识的边界:
通过信息收集和理论解释给出各种“可能性”必然的收益和代价,如何选择却是当事人自己的事。
因此,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必定是一种好的解释,一种相对准确的成本收益信息之提供,一种对之前研究的学术推进或者颠覆。
据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能就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当然了,他也可以基于自己的“科学”判断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来试图影响现实世界中人们的最终选择。
但是,“虽然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
”在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明智地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建议者”(adviser),而不是“政策制定者”(policy—maker)却是相当必要的。
这一梳理以及据此得出的结论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划出了社会科学知识“能”与“不能”的边界,更在于提醒学者们了解自己努力的限度,因为,有所不为,才能真正地有所为。
进一步地,由于在人们“理性的自负之下持续不断阐明着的社会科学知识”(邓正来语)并不是知识的全部,那些“无力言明的知识”或者“默会知识”以及“实践性知识”其实也是使得人类生活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的知识来源,哈耶克所推崇的、人类社会“自生自发的秩序”其实就来自于此,博弈理论的最新发展已经对这种秩序作了相当完美的理论解读(这也是不断完善的理论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应对和更准确的反映吧):
一个由追求自利的理性行为人组成的交织紧密社群在长期中能够形成诸多重复博弈的行为均衡,形成“无需法律的秩序”,为了合作,人们也会传递种种需要担负成本的信号并由此形成各种社会规范,而且,不同制约条件之下人们之间复杂的行为互动其实就是多样性制度安排得以存在的基础。
明乎此,我们或许就应当对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或者暂时不能解释的种种人类的“无知”保持一份敬意和谦卑,也许也能稍微消减一下那种想用理性的社会科学知识影响和改造社会的“致命的自负”。
而且,更重要的,这种“致命的自负”一旦和国家权力结盟,就很有可能造就真实的灾难。
虽然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动机和愿望是良好的,但是经济学里的一句俏皮话其实相当深刻地揭示出了愿望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吊诡,因为,“通往地狱之路往往铺满善意”!
一个现成的例证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二十年里,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包括很多信奉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在其学术研究和为解决战略问题而创造知识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
------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他们能够确定普遍变迁的根本力量,并判别出驾驭这些力量的杠杆。
他们寻求使自己的学科获得更精确、更科学的地位,这可以与遏止共产主义——它在地缘政治和道义方面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努力并行不悖。
”因此,在“号称将整合不同的社会科学门类,并将井然有序地处理来自复杂的外部世界的经验事实”的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很多社会科学家投入了肯尼迪政府的怀抱并且试图运用该理论改造那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
但无情的历史最终证明了这些与政治结盟的学者们的企图是徒劳的,根据《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一书作者的史料勾沉和论证,肯尼迪政府制定并实施的,希望改造和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和越南战争期间的战略村计划不仅没有实现其原初目的,还给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这就是现实版的“通往地狱之路铺满善意”,也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者超越自身边界参与政治的“致命的自负”!
因此,这个例子也还提醒了我们,除了知识本身之边界带来的一种本体上的“不能”之外,知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上的“不能”,即知识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权力”、“政治”、“利益”或“流行民意”的“合谋者”、“仆人”或者“吹鼓手”。
对于志在阐明和运用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基于知识逻辑和行动道德的“不能”。
这种“不能”在我看来其实更值得当今学人注意。
由于知识本身秉具一种“独立”的品格,学术最初也最纯正的动机其实源于对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好奇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好奇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和完善。
正如我在前面所分析的,理论世界的建立和完善其实源于那些对生活世界有好奇心并愿意理解和解释这个不断变化且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和当下的学者们一代又一代的发展和传承,理论世界和知识场域自有自己的话语和逻辑,它的目的就在于理解、解释和发掘隐秘。
这一套逻辑必然不同于“强权”的“政治”或者“行政”逻辑,不同于“功利”的“利益”逻辑,更不同于“肤浅”而且“变化多端”的“流行民意”逻辑,因此,“社会科学与行政支配之间,必然存在紧张关系。
”而且,伟大的哈耶克早就提醒我们了,“对一种观点坚定不移的追求肯定会使你陷入一种差不多是孤立无助的和非主流(unpopularity)的状态,”而经济学家“不必为了他的努力而寻求公众的支持或同情。
坚持知识的逻辑,坚持理论的逻辑,不依附于任何的“权力”、“利益”和“民意”,这才是真正的学者或者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担当和作为,也是另一种维度上的“不为”和“不能”。
这两种“不能”,其实就标注了知识的边界和知识人的行动边界。
五
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你一方面说由于知识不仅是信息,更是解释和判断,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才有了大可作为的空间,我们不只要理解和解释世界,更要寻求影响和改造世界;
但另一方面,你却又说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既定知识边界,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科学研究者又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思真正地改造世界,而且由于知识的独立性,也不应该为了影响世界而寻求“权力”或“政治”的合谋。
这不是明显的前后矛盾吗?
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这样的矛盾之下如何行动才能不“顾此失彼”、“前后失据”呢?
不错,这确实就是知识内在的必然张力,也是学者面对自身以及既定知识边界的困惑和两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在本文开头指出了对知识“能”与“不能”的探究“既有可能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明智的“为”与“不为”,但更有可能让我们感受到‘面对永恒的一种战栗’(苏力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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