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个人评价中国银行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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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对商业汇票、其他权利、土地房屋、居住楼宇以及动产物业为抵押的贷款都给予了优惠风险权重。
三是受制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1988年资本协议允许计入附属资本的重估储备、混合债务资本工具、长期次级债券等一定程度上具备损失吸收功能的金融工具未列入附属资本,导致商
1.1998年,财政部向四大国有银行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四家国有银行
补充资本。
2.1999年,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银行*****亿不良资产,帮助商业银行
消化历史包袱。
3.支持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上市融资,拓宽资本补充渠道。
1994~20XX年间,招
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先后上市。
4.促进城市商业银行重组,规范城市商业
银行股权结构,允许境内合格投资者参股城市商业银行。
尽管如此,随着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1994~20XX年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增长4倍,贷款扩张3.6倍,而所有者权益仅增加2.4倍;
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存款增长9.7倍,贷款增长9.4倍,而所有者权益仅增长3.3倍。
20XX年底,四家国有银行中只有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
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只有五家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标。
资本监管并未促使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约束功能严重弱化。
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管理司:
《关于我国现行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与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资本协议
计算方法差异的报告》,20XX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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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失效可以归结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特殊的融资结构客观上要求银行信贷保持高速扩张。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投资驱动下的经济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结构决定了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高度依赖性,银行贷款只能被动地适应经济增长的需求。
我国投资率从1980年的
29%提高到20XX年的43%,银行贷款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0%左右;
1994到20XX年10年间,GDP年均增速8.9%,贷款年均增速17.2%,高于GDP增速的8.3个百分点。
在这
种经济增长方式主导下,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扩张约束效应必然大打折扣。
赵锡军、王胜邦(20XX年)的实证研究表明,该时期商业银行信贷扩张速度主要受制于存款增长,而与资本充足与否无关。
信贷高速扩张只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在金融领域的集中反映。
二是国有银行体制决定了资本约束功能难以发挥。
在市场化的银行体制下,来自于市场竞争和监管当局的双重压力使得资本约束具有“刚性”。
国有银行体制下,国家作为国有银行的唯一股东,为国有银行提供着隐形担保,国有银行的信誉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支持,资本多少对国有银行运行没有直接影响,存款与资本之间可以“沟通”
(张杰,20XX年)。
虽然《商业
银行法》从法律上界定了国有银行的商业银行地位,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在国家对宏观经济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仍将国有银行视为宏观调控的工具,作为国家实施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载体(谢平,20XX年)。
1994~
20XX年间,商业银行存款保持高速增长,资本
来源充足,由于不存在破产约束,国有银行根本无需考虑贷款风险和资本的多寡,增加贷款投放,推动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三是资本监管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资本约束功能弱化。
该时期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是与银行资产风险度严重脱节,一方面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存在巨额不良资产,另一方面资本充足率虚高,为商业银行持续低质量、高速度信贷扩张提供了可能。
施华强(20XX年)实证分析表明,按照贷款五级分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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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银行1999年底(剥离前)的不良贷款余额
*****亿元,不良贷款比率高达44%;
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722亿元,仅占不良贷款的2.6%;
而同期国有银行报告的资本充足率仍为4.83%。
由于缺乏明确的、严格监管措施安排,
监管当局无法对资本不足的银行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只能放任银行信贷的高速扩张。
三、市场化银行体制形成时期的资本监管:
以增强银行体系资本实力和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为目标
(一)资本监管制度变迁的动力和目标
1.银行业长期积累的风险充分暴露,全面
加强银行监管成为共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结构中存在矛盾逐步暴露,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贷款损失准备金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很低。
中国银监会
20XX年年报显示,20XX年底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高达*****亿元,占比17.9%,可疑和损失类贷款*****亿元,占比15.1%,而所有者权益和贷款损失准备金只有7486亿元和4153亿元,银行体系的财务实力非常薄弱,
资本已经丧失保护商业银行免受意外冲击的功能。
恢复商业银行清偿力、增强银行体系应对外部冲击能力成为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最重要环节。
20XX年我国对银行监管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修订了《商业银行法》,并通过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加强银行资本监管奠定了法律基础,并注入了新动力。
2.银行业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市场化的银行体系初步形成。
20XX年底我国加入WTO,为加快银行业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
20XX年中
央政府启动了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核心是“花钱买机制”,通过支付必要的改革成本推动国有银行建立长期稳健经营的体制和机制。
通过“注资-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境内外上市”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国有独资银行已经转制成为国有股权占主导地位、公众持股的境内外上市公司。
在重视国有银行改革(存量改革)的同时,监管当局还致力于引入新的市场主体(增量改革),通过扩大竞争
促进银行业效率提高,批准设立了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
外资银行也开始全面参与国内银行业竞争。
国有银行垄断地位被逐步打破,到
20XX年底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已经下降到55%。
我国已经形成了国有控股银行(5家)、股份制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13家)、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93家)、外资法人银行(14家)、邮政储蓄银行(1家)等多
层次并存、充分竞争、产权更加开放的市场化银行体制。
3.银行审慎监管制度日趋完善,对资本监
管制度变迁提出了新需求。
“孤立地考察资本
充足率可能会对评估银行形成误导”
(巴塞尔
委员会,1988),因此严格的资本监管必须以配套的审慎监管制度实施为基础。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银行监管逐步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
20XX年、20XX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发布了《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和《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
20XX年财政部修订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审慎的贷款风险分类、损失准备计提以及呆账核销制度基本确立。
这些制度一方面与原来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存在系统性的不配套,对资本监管制度变迁提出了新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审慎资本监管制度铺平了道路。
随着国有银行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银行体制的建立,国有银行垄断时期国家对银行提供无偿隐性担保的制度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资本充足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的核心指标的重要性凸现,建立可观察的、严格的、统一的商业银行清偿力度量标准对于增强银行体系风险抵御能力、维护银行业公平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配套监管制度的发展使得审慎资本监管制度建立具备了可行性。
为此,20XX年
2月,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
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构建了相对完
整的资本监管框架。
该《办法》充分体现了监管当局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判断、为尽快增强银行体系损失吸收能力所做出的努力。
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全面加强资本监管,消化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壮大银行体系资本实力,改善
资产负债表,并为各类银行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1.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激励相容的原则。
《办法》建立了完整、明确的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标准和程序,按照资本充足率水平将商业银行分为资本充足、资本不足、资本严重不足三大类,实行分类监管,为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提供正向激励。
对资本充足银行在监管政策上予以鼓励;
对后两类银行规定了严厉程度逐步增强的十一条纠正措施。
《办法》还要求
商业银行定期披露风险管理政策、资本构成、资本充足率水平、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状况,强化对银行经营行为的市场约束。
2.按审慎性原则确定风险覆盖范围和资产风险权重,实现与1988年资本协议的实质性接轨。
《办法》严格按照1988年资本协议设定了
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取消了对国有特大型企业、大型企业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土地房屋产权、居住楼宇、动产物业抵押贷款给予的优惠风险权重。
鉴于国内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大,《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对市
场风险计提资本。
3.实现贷款分类制度、损失拨备制度和资
本监管制度的内在统一。
贷款损失准备可以理解为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若商业银行损失准备计提不足,计算的资本充足率就不真实。
商业银行通过少提准备的方法虚增资本充足率有悖于审慎监管的原则。
因此,若商业银行存在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办法》规定应从资本中
扣除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由于贷款损失准备缺口很大,该规定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具有重要的影响。
4.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扩大了监管资本工
具的范围。
《办法》对监管资本的构成进行了
大幅度调整,将1988年资本协议认可的重估储备、贷款损失一般准备、可转换债券、优先股、混合债务资本工具以及长期次级债务工具全部纳入附属资本。
资本工具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债务资本工具拓宽了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有利于降低资本成本,提高了资本管理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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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理确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期限。
由于《办法》对资产风险权重设计更为审慎,大幅度减少享受优惠风险权重的抵押担保类贷款的种类,以及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严重不足,
3.推动商业银行财务重组提高资产质量。
不良贷款占比高、贷款损失准备严重不足是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的主要原因。
监管当局积极配合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实施财务重组,处置了2万亿元不良资产;
督促地方政府通过资产置换和债务重组处置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800多亿元。
鼓励商业银行充足拨备,大幅度降低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从20XX年底到20XX年底,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由
按照《办法》计算的资本充足率大幅度下
降,绝大多数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
招商银行课题组(20XX年)测算,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需补充资本2万亿元,股份制银行需补充资本1370亿元。
鉴于这种状况,并考虑到
20XX年底我国银行体系将全面开放,以及届时
发达国家将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等几个方面因素,
《办法》为商业银行设定了三年资本
充足率达标过渡期,20XX年1月1日前实现资本充足率达标。
(三)资本监管制度的实施
*****亿元下降到4865亿元,贷款减值余额由4153亿元上升到5736亿元,拨备覆盖率由19%提高到117.9%,贷款损失准备缺口下降了*****亿元。
4.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
商业银
行信贷长期高速扩张是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为保证过渡期内实现资本充足率达标,商业银行贷款发放日趋审慎,贷款扩张速度合理回落。
商业银行贷款增速由20XX年的
1.实施严格的资本监督检查措施。
监管当
局要求各家商业银行制定资本充足率达标规划,并在过渡期内按照达标规划的执行情况采取相应的干预和处罚措施。
银监会明确要求,改制后的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对国有银行实施严格的资本监管。
推动中小银行采取市场化手段进行兼并、合并和重组,如支持兴业银行按照商业原则整体收购严重资不抵债的佛山市商业银行;
推动城市商业银行合并,组建徽商银行、江苏银行和吉林银行,解决部分中小银行资本不足的问题。
21.4%分别下降到20XX年的14.3%、20XX年的12.8%、20XX年的14.6%、20XX年的16.4%和20XX年的13.1%。
王胜邦(20XX年)的实证分析表明,资本约束是20XX年~20XX年间银行贷款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由于信贷增速下降,20XX年底到20XX年底,商业银行表内外风险加权资产仅增加了82%。
(四)资本监管效果评价
2.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
配合国
有银行的改革重组,政府部门和监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商业银行筹集资本。
(1)
动用外汇储备对国有银行进行注资;
(2)鼓励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3)支持商业银行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补充资本;
(4)允许商业银行发行可转换债券、混合债务资本工具和长期次级债务工具补充附属资本;
(5)严
格控制商业银行利润分配。
随着商业银行经营效益明显好转,经营利润大幅度上升,内部资本积累能力显著增强。
20XX年~20XX年底,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分别由8121.59亿元和1090.87亿元增加到*****.34亿元和
1.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升,银行
体系抵御风险显著增强。
在监管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和严格监管下,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由
20XX年底的-2.98%提高到20XX年底的12%,同期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商业银行由8家增加到204家,资本充足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例由0.6%提高到99.9%,彻底扭转了1994~20XX年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
的趋势。
2.资本充足率标准为商业银行财务重组确
立了标杆,推动了国有银行改革。
有效控制银行重组的财务成本、防止公共资金滥用是银行体系重组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本轮国有银行改革中,资本充足率标准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
6403.59亿元,分别增长了2.29倍和4.87倍。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XX年年报显示,20XX年底,我国主要银行(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
款余额为*****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17.86%,贷款损失准备金缺口为*****亿元。
82
用。
一是为测算国有银行改革成本奠定了基础。
财务重组的第一步是保证国有银行在获得中央政府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后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通过发行次级债券实现资本充足率达标;
各行财务重组方案设计时都按此标准确定所需的注资额和不良资产剥离数量,确保公共资金的合理使用。
二是促进国有银行持续审慎经营。
国有银行完成财务重组后必须接受严格的资本监管,国有银行的信贷扩张、资产结构调整、利润分配都必须考虑最低资本要求,资本约束机制真正确立。
3.资本监管制度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合理搭配,支持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央政府开始实施宏观调控,中央银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监管当局紧紧抓住宏观调控这一历史性机遇,充分发挥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硬约束功能,迫使商业银行降低贷款扩张速度。
由于《办法》实施初期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很低,若单纯依靠商业银行压缩信贷实现资本充足率达标,将导致严重信贷紧缩,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为此,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分子对策”,即增加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
20XX年~20XX年间,商业银行信贷增速从20XX年的21%回落到年均12%~15%之间,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信贷支持。
这一时期资本监管制度与货币政策的取向是一致的,二者不存在政策抵消效应,严格资本监管不仅确保了自身微观目标的实现(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高),也促使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降低贷款扩张速度)。
四、银行体系日益国际化时期的资本监管:
以提升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目标
(一)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动力和目标
1.银行体系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对商业
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新挑战。
近年来,我国银行体系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
一是在银行体系改造重组过程中,国内银行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25家中资银行先后引入了境外战略投资者33家,引资总额达213亿美元。
二是近几年
6家国内大型银行先后在境外上市,筹集资本金额达668亿美元。
三是国内银行实施“走出
去”战略。
中资银行通过兼并收购、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积极拓展海外市场,5家中资金融机构控股、参股了9家境外金融机构,7家中资银行在海外设立子行和分行。
四是外资银行境内机构法人化。
根据“法人化”导向的监管政策,外资银行纷纷将境内分支机构转制为“法人机构”,20XX年底外国银行在华设立30家外资法人银行。
银行体系国际化是银行体系市场化的更高阶段,为中资银行扩大市场空间、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机遇,也对商业银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2.新资本协议将成为新的资本监管国际标
准,我国资本监管制度与国际监管标准的差距扩大。
国际银行业普遍认为,新资本协议更加全面地、敏感地反映银行面临的各类风险,同时包含制度约束和激励结构两方面要素,有助于鼓励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增强银行体系稳定性。
虽然本轮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资本协议的一些缺陷,但其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仍得到广泛认可(FSF,20XX年)。
金融稳定学院调查结果(FSI,20XX年)显示,20XX年底全球57个经济体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20XX年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经济体将达到105个。
新资本协议正在取代1988年资本协议成为新的资本监管国际标准。
若我国仍停留在1988年的资本协议,将扩大与国际监管标准的差距,在银行监管跨境合作中处于被动地位。
3.国内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和风险管
理技术改进,使新资本协议实施具备了现实可行性。
如前文所述,国内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远高于8%,即使新资本协议实施导致资本充足率一定幅度的下降,银行也具备抵消负面影响的能力。
近年来,国内大型银行已经开始借鉴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收集积累相关数据,改进风险评级体系,开发风险计量模型,改造风险管理体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内大型银行也积极呼吁监管当局加快新资本协议实施进程。
为此,20XX年2月,银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资本监管制度开始向新资本协议转轨。
我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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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本协议的主要目标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推动国内银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商业银行应对外部冲击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商业银行财务实力(硬件),主要表现为资本数量的多寡;
二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软件)。
相对于资本数量而言,风险管理能力更具有根本性。
《办法》实施很大程度上解决
了国内银行资本不足的问题,实施新资本协议是为了解决国内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弱”这条软肋。
通过“实质性”上实施新资本协议,而不是形式上套用新资本协议(刘明康,20XX年),发挥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全面提升国内大型银行风险管理能力,为银行体系长期稳定运行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第二,实现资本监管制度在更高水平上与国际标准接轨。
商业银行实施国际化战略对银行监管制度国际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跨境银行监管合作中,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审批外国银行市场准入时都高度重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以及母国资本监管制度的审慎性。
推动新资本协议实施,尽快缩小我国资本监管制度与最新国际标准的差距,有助于降低国内银行进入国际市场的制度性门槛,提升银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办法》向新资本协议过渡,既反映了监管当局风险为本监管理念的深化、对全面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的战略性考虑,又契合了国内大银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需求。
监管当局的外部推动和国内大银行的内生需求有机协调,共同主导了资本监管制度的变革。
(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政策要素
1.风险敏感度高的实施方法。
新资本协议
对每种风险都提出了技术复杂程度和风险敏感度不断增强的监管资本计量方法,供不同层次的商业银行选择采用。
银监会按照“高标准”确定了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方法,为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提供制度激励。
信用风险实施内部评级法,不允许使用标准法;
市场风险采用内部模型法,但允许银行阶段性采取标准法。
关于操作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采用标准法、替代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不允许采用基本指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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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灵活的适用范围。
鉴于国内银行在资产
规模、业务复杂性、风险管理能力存在很大差异,对商业银行采取差异化的资本监管制度,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监管合规成本。
在海外设有经营性机构的、国际业务占相当比重的大型商业银行必须实施新资本协议。
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国内大型银行实施国际化战略,竞争压力大,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的需求更加迫切;
二是实施新资本协议需投入大量的财政资源,其带来的收益与业务规模呈正比,只有大银行能负担初始成本,符合成本效益相匹配的原则;
三是新资本协议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的数据基础、风险计量技术和IT系统,只有大银行才具备技术可行性。
中小银行可继续执行相对简单的资本监管制度,银监会允许其自愿选择实施新资本协议。
3.灵活的实施时间表。
为保证高级资本计
量法稳健实施,新资本协议对实施高级方法的银行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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