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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民众所不能理解的。
在日本人看来,东条英机等战犯和战死的其他普通士兵一样,都是可怜的人;
而参拜靖国神社则是表达对这些人的怜悯的一种方式。
对于这一点,中国民众在感情上不仅无法理解,更是难以接受。
较之于日本民众的“矛盾的”历史观,日本政治精英的历史观总给人以“雾里看花”的感觉。
各政要均极少地向外界透漏自己对清略历史的真实看法(除非在退休后)。
执政党为了竞选或巩固政治地位的政治做秀总使其历史观无法清除地示人;
在野党为了夺取政权的谋略(有时和执政党唱反调)也往往掩盖其对侵略历史的真实认知。
对于侵略历史,日本官方的这种含糊其辞的态度不仅使中国民众感到厌烦,更使他们感到无比的愤怒。
和日本人的矛盾与模糊相比,中国人对历史的认知是明确而一致的。
举国上下均认定,在二战中,日本对中国犯下了侵略的罪行,日本是侵略者,并一直要求其作出明确的道歉。
对此,日本民众不仅无法理解,而且觉得就历史而言,中国多少有些可拍(在日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否意味着中国强大后将向日本“复仇”?
)。
而日本一再地回避正视侵略历史、回避道歉的行为使中国人对日本产生了日益浓重的憎恨与猜忌。
这种情绪逐渐成为中国在中日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
在制定对日政策时,通过舆论,民众总是给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时刻提醒政府“小心日本”、“小心日本”。
由于就历史问题的沟通和对话无效,在信息不对称性的消极作用下,中日间沟通的有效性被大打折扣,中日关系因而屡屡受挫。
一方面,日本领导人对历史的心口不一、日本高官对靖国神社的不断参拜、日本国内层出不穷的教科书事件和社会思潮右倾化的日益加剧已在地刺激着中国的民族感情,使中国人对日本的敌意和不信任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中国对日本逐渐增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一些国际的民族主义行为是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忧虑、不安增加,好感却在不断地下降。
通过舆论,这些由历史问题引发的后果干扰双方政府的决策,使两国难以建立真正的互信,从而对中日关系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
尽管毗邻而居,但中日两国谁也无法安心,并不是得就像两只蜷起的刺猬,背向而立、互不理睬。
要解决这一“症结”、真正有效地推进中日关系,首先必须妥善地处理历史问题。
日本方面,不仅应对历史有一个明确的、有诚意的官方态度(2005年小泉首相的“8·
15”讲话并未使中国满意),而且应尽力使社会思潮少受右翼势力的干扰。
中国方面则不仅要牢记历史,更要牢记历史的教训,避免历史的重演。
其次,中日两国都需要有大智慧的决策者来推进双边关系的稳步发展。
事实证明,仅仅是更换大使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
中国的领导人必须正确地、清醒的评估形势,避免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决策的干扰和影响。
日本的领导人在让中国相信政治做秀与实际的政治决策仍有很大差距的同时,必须正视历史和现实,避免右翼势力对决策的干扰和影响,三思而后言、而后行。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由历史问题而生的难以真正建立互信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日关系,并在最近几年更佳地突出。
今后,这一症结能否得到缓解,中日关系究竟向何处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
安倍晋三访华,颇有些《三国演义》里面柴桑口卧龙吊孝的味道。
自然,这个比方有些不当——安倍岂能比作孔明?
我们有何孝可给他吊?
中日关系又哪里可以和当年之孙刘作类比?
没错!
不过仅有一点,也许可以凸现两者之可比性,来之前是人人心有垒块——你这个大鹰派能搞个什么花样;
来之后则是舆论为之一变——除了赞誉北京中央宽怀大度,运筹帷幄,更有人对于安倍投去别样目光,似乎此人是奇招得奇效了。
外交,民意,或者所谓精神文明,有时候便有如中医对于人体的剖析,乃人之气血,“气是血之帅,血是气之母”;
气血不通,则心失其养,即便筋骨再强,身躯再威猛,其势也未能久。
中国的筋骨已经很强了,撇开GDP、外汇储备这些硬指标不谈,单看一所大学的课程如“当代东亚局势”,谈到中国都要讲什么potentialhegemony;
中国的身躯也是高大威猛已极,任何的亚太国家,甚至世界其他地区,都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强势催人振奋不已;
诚然,一个庞然大物的压境也必然会催生些恐慌情绪。
大家恐慌些什么呢?
因为人们发现,这个巨人神色间似乎还总是易于常人,有时候血脉贲张,有时候却面有土色。
何解?
贫富差异,贪污腐败,法制不全,区域差异……都可谓正解。
那又为何一提到日本二字他便每每气息全乱,急要发作?
这就是心病了,心病恰恰最难治;
但如果真要做到神气英发,东方复兴,急火攻心是最要不得的,所以这个心病早晚得除。
何方可治?
整天怒气冲天决非是一个东方大国应有的风范吧?
仔细想来,大胆想来,日本对于中国难道就一定是天敌?
两个国家必然是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
日本这个所谓一衣带水的邻邦对于中国的意义现在究竟是怎样将来又能够变成怎样呢?
其实,强烈的排日情绪,或者引申开来的排外情绪,恰恰是诸多亟需提高的国民素质的集中表现;
如果真要建设所谓和谐社会,这些东西必须要直面。
西方的霸权,从古罗马,日不落,日耳曼再到现在的美利坚,无不包含著一种偏见,无论是对于征服后的他邦的奴隶,还是对于落后地区所谓野蛮人,还是对于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族群,无不抱有一种源自于白人至上的优越情绪。
假设,中国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强国,很多人乐观地认为这种偏见和不良情绪是可以避免的,盖因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
不幸的是,我们很少看见这一根源的积极影响,我们的思想还是充满了解放后由一些领导人灌输的“斗争”的狭隘心态。
大家会在公共汽车上争抢座位,会在饭店里争夺靠近空调的席位,会在红绿灯前争取超过他人先走一步的车位,于是乎,乱吐痰、乱扔垃圾便也无伤大雅了,因为公共场所无非是个战场罢了,当我不需要“斗争”的时候,我便没有必要为其他“敌人”创造什么好环境了。
引申开来,这样的一种虚火上升的心态便直接影响了中国民意对于日本的看法。
没错,任何一个炎黄子孙在现阶段都无法回避所谓的历史问题,也无法对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视而不见,然而,在所有这些义理上都不证自明的问题上,中国的publicsphere究竟是按理出牌还是全然用一种情绪化的态度来对待呢?
并没有多少人了解日本的历史,尽管我们太熟悉中共版本的抗日战争史了;
并没有多少人了解日本现在的政治格局走向,尽管我们记住了近些年“拜过鬼”和将来很有可能要“拜鬼”的首相的名字;
并没有多少人愿意从非对抗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尽管我们依稀还能瞅见“中日友好”这样的字眼。
旧账未清,新仇又来,抱著多少年下来的危机意识与斗争思想,外加各种媒体对于中日关系的不断炒作和情绪渲染,很难想象中国还有多少人能够以宽容兼实际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邻邦了。
其实,中国自《马关条约》之后便一直有另一种声音:
学习日本!
大概是因为看到原来的这样一个“倭国”竟然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和列强一起平起平坐了,或者直接是因为地理距离近的关系,曾经有无数晚清、民国的志士能人踏上日本的土地去探寻新知;
我们最熟悉的就包括鲁迅、郭沫若、蒋介石等等这些叱□风云的名字。
后来,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了1931年日军开始侵华之前,没人能够否认是日本人自己打断了这个过程,但是单纯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考虑,这个过程就应该因为战争而自然而然的让位到一边去,或者干脆被历史彻底尘封吗?
当初中国为何要学习他国,是因为觉得自己积贫积弱,非虚心他问不足以强国富民;
现在为何有这么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呢?
是因为觉得自己已经很强了,老百姓都不用为吃穿担忧了,所以有足够的底气和精力来游行示威,砸店烧车了?
我忽然想起了“八荣八耻”。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走向的把握其实还是很精准的——现在筋骨肌肉已经日趋强健,但内在的气血调和却并不令人乐观。
中国人走到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让人感受到多少和现在“硬权力”相称的大国良民风范,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充满了赞叹和好奇,对于“中国人”却未必真有多少尊重;
中国号称是一个“礼仪之邦”,可是我们的民众在国外却常有不遵纪不守礼的表现,更不用提国内的情况了;
我们在其他亚太国家倡导孔孟学说,可是国内却并没有多少民众热衷此道,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人民政府的“七不规范”、“精神文明”、“八荣八耻”来三令五申,而且至今并未看到明显的效果。
讲到这些,我们不得不再次回过头看看日本了。
不论其靖国神社问题,不论其残存并嚣张著的军国主义和“向右走”,单讲民众的遵纪守礼和社会的秩序井然,便值得中国人好好借鉴。
我们未必要像中国当下许多白领那样去学习西餐的礼仪和风度,虽然许多中国人也实在欠缺某些起码的绅士风度;
我们未必一定要绞尽脑汁地钻到故纸堆里面去挖掘传统的伦理道义来用到现在的网络、电子、超女、周杰伦时代,因为这对多数国人来说意义实在是有限,虽然我们还是应该竭尽全力让年轻人不要忘却这些祖宗的珍贵典籍。
其实,不如看看我们的东亚近邻韩国和日本,同为黄皮肤黑眼睛,为何他们就能显示出更高的素质、更好的规范和更严谨的待人处世礼仪呢?
与其把一腔热血灌注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思维上,与其把爱国热情构筑成对于近邻敏感而充满警惕的隔离网,倒真的不如好好反思下如何借他山之玉,心平气和地把国民的文明素质彻底改变一番,把国内的诸多由此产生的问题好好梳理一遍。
反日?
仇日?
大可不必,中国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日本,因噎废食岂是真正的东方大国应有的风范。
当年邓小平坐在日本的新干线上已经发出了感慨——“就感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他老人家应该是不希望看到后辈年轻人只盯著他人的毛病却无视自身的弱点的。
气血不通,心失其养,则其势不久。
对于中国来说,调整呼吸,疏通筋脉,静心凝神,此其时也。
下一篇很好啊!
!
中日关系的现状与中国的对应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于2000年9月12日召开了“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对策”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研究机构的20多位专家出席了会议。
讨论会由中心副主任金熙德主持,中心主任蒋立峰做了总结发言。
本次会议就当前中日关系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中国应取的方针各抒己见,达到了交流学术观点和提出政策建议的双重目的。
兹将会议发言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如何为中日关系定位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在90年代前半期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经过1997年以来的重新趋稳期,1998年11月江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确定了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框架,即双方就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一致,中日关系进入了实现这一目标、落实诸项合作内容的新阶段。
近两年来,中日关系基本上在这一轨道上出现了良性发展势头。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日间各项潜在矛盾因素还没有得到消除,有的摩擦隐患甚至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仍需中日双方共同做出很大努力来防止这些矛盾与摩擦破坏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
未来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中日两国相互间能否结束以“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为表现的相互戒备的恶性循环,能否增进相互信任,促进共同利益,建立起稳固的双边机制。
与会专家认为,从政治多极化潮流和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中日两国既有利害冲突,也有共同利益;
从总体上说,求同存异、共同维护和平与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中国对日政策的基点应放在致力于防止战略对抗、增进安全信赖、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有利的周边环境方面。
与此同时,近年来因台湾问题的新局面而出现的中日间安全困境已成为两国间最突出的问题,急待双方共同努力予以妥善解决。
与会专家指出,近年来中日两国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中的相互排斥情绪十分高涨,这与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这种舆论环境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严重束缚着两国政府推动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进程。
对这种局面,中日两国政府和各界应予以足够重视,妥善引导,共同改善两国的相互舆论环境。
二、关于历史问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不断否认侵华历史的丑行不断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感情、迫使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做出正当反应的问题。
基于此前提,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如何对待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呢?
对此,与会专家们的见解既有广泛的共识,又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对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必须给予坚决回击,毫不含糊。
但在如何估计这些势力对日本政界与决策层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与会专家们的判断与分析不尽一致,从而其对策建议也有所不同。
有的与会专家认为,今后日本民族在侵略历史问题上真正达到亚洲各国人民满意的程度或重新倒退到军国主义水平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是很大。
大多数日本人的真实心态似为:
今后最好别再提起这一段历史。
特别是战后出生的新生代的历史认识总体上十分模糊暧昧。
与会专家们认为,尽管一小撮右翼势力正极力推动抹杀侵略历史运动,但鉴于战后日本的体制变化、和平发展及国际制约,未来日本复活战前军国主义体制与政策的可能性已基本消失。
至于未来日本是否将成为具有对外干预性的能力与意志的军事大国,与会专家们的观点表现出角度不一,各有侧重,感到今后须继续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三、关于台湾问题
与会专家指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经济安全利益。
日本强调台湾海峡是其海外运输线的重要通道,以此为由在其所谓“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模糊战术。
(2)“台湾情结”。
这种情结包括日本对其对台殖民统治时期的留恋和近年来台湾亲日派媚日做法的一拍即合、近来日台间人际交往的急剧增加、以及对台湾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认同。
(3)“中国威胁论”。
日本一些势力企图阻挠中国在顺利实现统一的前提下快速崛起的进程。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中日间的关键问题是:
日本以防范“周边事态”为名与美国一道摆出了对我武力解放台湾予以干预的姿态。
在这一问题上,中日关系将是“平时朋友,战时敌人”,日本很有可能在美军武力干预台湾问题时对美军提供“后方”支援。
至于其介入程度如何,则将取决于当时的日本政界构成、日美关系紧密程度和中日关系具体情况。
中国应继续要求日本明确表示其要防范的“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同时也应继续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讲清:
“台独”和外部势力干预这两种局面是可能引发台海战事的根源,杜绝这两种根源才是保持台海和平的基本保证。
与会专家认为,由于李登辉是“两国论”的制造者,是造成目前两岸关系紧张局势的元凶,日本政府无论何时、以何种名目容许李登辉访问日本,都将给中日关系造成不良后果。
从日本国内情况看,今年以内日本不大可能准许李登辉访日,但明年以后日本一些势力很有可能积极推动李登辉访日,对此中国应保留对李登辉利用访日进行分裂祖国的政治活动做出强烈反应的正当权利。
四、关于双边经济合作
与会专家指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与技术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加上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联系,其重要地位是美国和欧盟所无法替代的,这种情况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而且,日本经济在经过90年代升级转型的“阵痛”之后有望重新恢复元气,届时日本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急剧增大。
目前,日本朝野和政、官、财三界都十分重视中国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日本政府正以民间企业投标和政府援助资金配套方式全力以赴地争取得到这个项目。
一些与会专家认为:
从纯技术角度看,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以及日本各先进企业的相关技术最适合于目前我国的铁路需求。
一些与会专家指出:
近20年来日本的对华ODA资金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中国在中西部开发、环保、扶贫等领域对条件优惠的日本ODA资金仍有很大需求,但中国将难以接受日本一些势力试图在ODA上附加政治条件的做法。
有的与会专家指出:
日本在2000年以后仍可能对中国提供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在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但将更多地把此作为对我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并在资金构成、援建项目、效果评估、内外宣传方面进行较大幅度的政策调整。
还有的专家指出,鉴于日本财政困难等情况,在ODA项目的选定和实施方式上,中方不妨采纳日方的一些意见,如考虑提高日本企业在ODA项目中的中标率,更多地采取日本政府ODA资金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项目相结合的方式等等。
五、中日与东亚合作
与会专家指出,日本在安全上的对美依赖,是其在外交上难以改变随美路线的最主要原因。
而在经济领域,日本则不断尝试着走出一条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渐进“脱美”路线。
从客观效果看,日本可以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可以在东亚经济合作方面支持日本的这一努力,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加强中日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密切合作,进而借此增进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相互信任。
有的与会专家指出,在东盟加中日韩会议、中日韩对话、亚欧会议、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等业已出现的旨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中,中国可以支持日本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研讨会还就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的走向、中日围绕海洋开发与海上安全信任以及中国的对应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中国稳定发展的角度审视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的困难局面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国际关系和国内经济社会生活深刻变化之间存在关联性。
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我国顺利完成经济过渡期和社会转型期,也有利于为我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周边环境。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方依然需要对日本继续保持主动的姿态和足够的耐心,尽量把日本变成一个有利于中国稳定和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
一
近一个时期以来,受日本国民对华印象的改变、极右势力的猖獗、政治家急于为日本谋求新的出路和中日在亚太地区竞争关系的形成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在历史认识、台湾、安全、领土、经援等问题上不断触犯两国共识和中国利益,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
而若考察上述导致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诸因素的产生,则不难于其中发现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导致日本国民在经济领域与中国相比优越感的消失和中国威胁论的盛行,是近年来日本民众厌华情绪不断增长的一个深层原因。
[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十分关心中国经济的成长。
1995年《读卖新闻》亚洲舆论调查表明,日本人对变化中的中国非常关注,其中,关注急速经济增长的占43.7%。
1997年,自民党在其关于亚太地区的第一个长期外交政策的纲领中预测,中国极有可能在2010年前后在经济上超过日本。
[2]战后经济重新崛起带来的对华优越感开始消失,历史上形成的对华自卑感开始复苏,在两种情感消长交织与纠缠中,一种新的情绪即厌华情绪悄然而生。
一位西方学者观察到,“对于中国由于取得某种经济优势而超过日本的忧虑,因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的爆发、其经济问题开始出现而增强了。
”[3]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形成鲜明对照,使一些日本民众心头布满阴霾,“社会上普遍出现幻灭感、异化感、不确定感和一种单纯的愤怒”,思想狂热、见解偏激、趋向极端、努力为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鼓与呼,渴望有强硬的领袖出现的人群不断扩大,为右翼势力的猖獗提供了有力支持。
此外,长期以来,日本右翼一直鼓吹日本民族优秀论,对华战争有理论,对中国无端排斥、恶意蔑视和歧视。
而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则明显成为这些人的一块心病。
一些右翼政治家和学者如石原慎太朗、中岛岭雄等人主张把中国分裂成七个或更多的国家,就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给他们内心世界造成打击和带来的恐惧、空虚是何等巨大!
战后,日本一直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政治、安全方面严重依赖美国,不能名正言顺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立场和军事力量。
从而,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就多有人提出要成为“普通国家”,即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一致的政治、军事大国。
在泡沫经济时代,有关日本“经济一流、政治三流”,“小脑袋恐龙”,“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说法十分流行。
冷战时期,在美国的保护下专心致志发展经济曾是日本的最佳选择。
冷战的结束,增大了日本的活动空间,日本开始不满足于自己经济大国地位,图谋“晋升”政治大国。
其间,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和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尤其给日本一些政治家造成强烈的刺激和危机感。
为使日本避免衰落,不成为第二个大不列颠,这些所谓新生代的政治家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迫切、甚至不惜伤害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一意孤行地加快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脚步。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影响了日本对美关系的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美苏关系出现缓和,冷战结束的进程开始启动,日本经济的强势和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日美双边关系曾一度趋于紧张。
美国国内“日本威胁论”和“敲打日本”的呼声和日本国内对美国说“不”的呼声日益高涨,日美同盟关系甚至出现了松动迹象。
但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美国经济调整的完成,使美国迅速成为世界惟一强权。
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与中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进入全面衰退。
在经济低迷与在政治上一时还无法与中美抗衡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不得不放弃了“单干”的企图,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向美国靠拢的战略,“不仅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日本欲与美国平等、对美说‘不’的政策倾向开始弱化,而且一改以往美国‘敲打’下日本被动抵抗的姿态,转取主动向美国示好以求得美国合作的新姿态。
”[4]这种由被动依附美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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