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山石雕宗师杨玉璇福州之行原因初探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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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玉璇的福州之行
七、不足部分与后续研究
八.致谢
九.参考文献
摘要:
本文在整理记载杨玉璇的历史文献及近年关于他的研究文章的基础上,结合从杨玉璇的故乡漳浦县佛昙镇及佛昙文化研究会新搜集到的相关资料,尝试从万历中期闽中文人和漳州文人的交往中寻找有关寿山石雕宗师杨玉璇的信息脉络,并对其进行研究探讨,以期得出杨玉璇赴福州从事寿山石雕的缘由。
关键词:
田黄石,寿山石,杨玉璇,杨一葵,曹学佺,谢肇淛
前言:
近年来,杨玉璇的寿山石雕名品在境内外拍卖动则千万元起价,而往往以近亿元的价格收拍。
寿山石雕名品在境内外收藏界地位如日中天。
2001年,寿山石被定位福建省“省石”,2006年,寿山石雕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随后当选中国“国石”,而故宫更收藏有一万多件寿山石作品。
关于寿山石雕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如寿山石雕鼻祖杨玉璇的研究,更显迫切。
虽然他有不少的作品存世,但目前关于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艺术风格。
原因在于历史上关于他生平的文字记载甚少,所涉的记载均只片言只语,或仅见之于他作品的铭文。
另一方面,收藏界对于他的研究更重于探讨其雕刻技艺和真赝鉴赏。
由此导致关于他的其它方面的研究几乎空白。
一.关于杨玉璇研究综述
1.关于杨玉璇的历史文献记载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点,雕刻属于“雕虫小技”,几乎难见于正史记载。
作为一名雕刻艺人,杨玉璇难得见诸于任何正史记载是正常的。
康熙版《漳浦县志》关于杨玉璇的记载,仅以26个字带过,这一方面应该是由于杨玉璇生逢“鼎革之际,频罗兵燹”,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杨玉璇对当时满清蛮族入关统治中原有强烈排斥倾向而导致当时县志不敢着笔太多。
但更主要的,应该是中国各地各姓的族谱或地方志,往往偏于对仕宦的着墨,一本族谱就是一本历代官宦清单。
一个伟大艺术家往往因此籍籍无名,这在中国古时的文化传统下或许是美德,但也导致关于杨玉璇的历史记载仅存蛛丝马迹,只见诸于当时极个别的杂记里。
近些年,关于他的诸多研究也多是基于这些记载结合他存世的作品而展开的。
以下是目前能查到的见诸文献的关于他的一些记载:
周亮工(1612─1672).《闽小纪》“能以寸许琥珀作玲珑准提,毫发毕露,见者惊奇。
”
周亮工.《印人传》卷三《张鹤千图章前》云“张鹤千日中,毗陵人,......。
以予所见,海内工此技者,惟漳海杨玉璇玑,为白眉,予《闽小纪》中称为绝技,鹤千亦何让玉璇哉!
......。
玉璇年七十余矣,此技当恐终属鹤千耳。
周亮工.《印人传》中“漳浦杨玉璇,名玑,工制纽,被誉为绝技,唯玉璇年七十余矣。
周亮工.《印人传》中《书王文安图章前》“乃文安独留心图章……更留心于制钮,与漳浦楊玉璿、毗陵张鹤千齐名”。
清康熙37年陈汝咸重修的《漳浦县志》在〈杨玉璇传〉中记载“杨玉璇,善雕寿山石,凡人物、鸟兽、器皿,俱极精巧,当事者争延致之。
“闽中七子”之一的高兆在《观石录》中记载“杨璿(也就是杨玉璇)作狐钮,项上微紫—神品。
毛奇龄《后观石录》中记载过“一葡萄钮,一瓜钮。
其钮为杨璇所制。
葡萄、瓜,俱纯灰色,独取其白色而略渗微红色者为枝叶。
其叶中蠹蚀处各带红黄色,浅深相接,如老莲画叶然。
且嵌缀玲珑,虽交藤接叶,而穹洞四达,真鬼工也。
《闽小记》中记述“闽中绝技五:
会城去贪和尚之鬼工球,莆田姚朝士指环济机上之日晷,龙溪孙孺理一寸许之自鸣钟,漳浦杨玉璇一寸许三分薄玲珑准提像,福清郭去问一叶纸上尽书全部陶诗,笔墨仿欧阳率更。
《闽中纪略》中记述“闽人雕刻天禄、辟邪、狮虎各纽,精如鬼工。
按:
清初漳浦杨璇,字玉璇,时称绝技。
朱彝尊(1629─1709)的《寿山石歌》诗中有“是时杨老善雕琢,纽压羊马麏麚麙”,“杨老”即指玉旋。
清初学者高兆《观石录》则载“李某……印一枚,皎然如梨花薄初日,杨璇作纽者八九,韩马、戴牛、包虎出匣,森森向人,盘礴尽致,出色绘事。
寂园叟的《说印》中,崇彝在〈说田石补〉一节记杨玉璇所刻的一件田黄蹲虎“重二两有半,其色浓若琥珀,虎作蹲式,茸毛拳屈,顾视如生,颌下有玉璇款。
近闻为袁体明观察以千金市去。
藏书家郭白阳“清初漳浦杨璇,字玉旋,时称绝技。
又有周尚均名彬,制钮,外间刻写意山水,钮旁署名‘尚均’,体八分、阳文,或作‘周彬’,阴文,八分者,其工不及玉旋,而取径各有不同耳。
张幼珊《寿山石考》载“(玉璇)凡刻人物,先镱后锥,后用刀修光,盖镱时已肖其粗形。
锥以穿孔,刀以剔精。
相石势雅正,及配巧色,颜面衣裳,无不具备,其巧思有过人者”。
《前尘梦影录》的作者徐康“印钮以尚均制作为第一,杨玉璇次之,皆国初名手也。
余在申江得一红寿山石椭圆印,合长三寸,高二寸,上下相等,两面阳文,六龙皆五爪,中刻三凤形,阴文。
侧首空处署款‘尚均’二字,八分书。
夏敬观的《学山诗话》记载,韩约素曾经篆刻过一枚田黄小印,高不过半寸,钮则为杨玉璇所雕刻。
夏敬观还特地为此印赋诗一首,曰“小章费尽磨碧手,钿阁精镌玉璇钮。
漫嫌石量过轻纤,绝艺双双今罕有。
东来海客苦搜寻,块两价重如黄金。
估人贪大不取小,周人胡卢笑不禁。
清人郑杰《药炉集》“余素有石癖,积三十年,大小得五百枚,皆吾闽先辈所遗留。
钮多出之杨玉璇、周尚均二家所制。
2.现代关于杨玉璇研究文献综述
国人对寿山石的开采和使用的历史渊远流长。
1954年,考古学家发现人类对寿山石料的开采和使用,最早可以回溯到南北朝,但到宋时才形成“官取造器”并形成记载,宋以后,寿山石一度断绝使用,直至明朝才陆续有文人将之记录在案。
至明清鼎革之际,寿山石因工艺雕刻成为艺术品,而为文人和官宦甚至皇家所追捧,寿山石雕界更是群星灿烂,如杨玉璇、周尚、许旭、董沧门、魏开通、王矞生、魏汝奋等,而其中杨玉璇被尊为寿山石雕“鼻祖”,是寿山石雕界公认的宗师,特别是他开创的薄意雕法,开创和引领了寿山石雕行业的发展。
由于关于他的历史文献凤毛麟角,目前关于他的研究,多集中在根据他的存世作品对他的雕刻风格及艺术成就进行探讨,如方宗珪、陈石、陈锡铭、周金秋、陈哲、漆澜等人,或撰著或作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杨玉璇寿山石雕的艺术风格进行细致的研究。
关于他的生平,王毅霖在《杨玉璇寿山石雕的文化价值》、网友博文《寿山石雕大师杨璇的生卒年考》及陈锡铭在《清寿山石雕大家杨玉璇》等有限的几篇文章中,对他的出生年限进行了探讨。
在寿山石的传奇故事《大清双龙传》中,杨玉璇曾为官一方,任职浙江承宣布政司布政使,参与东林党,后因党争失志,隐入山林,醉心雕艺。
但族谱及目前地方志,都没有关于他为官的记载。
如果他真的曾任职浙江承宣布政司布政使,做为从二品的官员,《明神宗实录》应有所记载或提及,但查遍该书,并未发现。
因此,该传记也就只能当传奇故事欣赏罢。
二.关于杨玉璇的两个问题
1.关于杨玉璇的出生时间
在上述网友博文及王毅霖先生、陈锡铭先生发表的文章中,均对杨玉璇的出生年限进行考证,主要依据的都是上述周亮工(1612~1672).《印人传》“漳浦杨玉璇,名玑,工制纽,被誉为绝技,唯玉璇年七十余矣”的这段记载。
王毅霖先生“考周亮工(1612~1672)及其《印人传》,周于1670开始编撰《印人传》并于1672年5月(康熙十一年)61岁时去世,此时的杨玉璇七十余岁,可见,杨玉璇的出生当为1600年左右或前几年。
这种考证想来差距不会太远,无疑,这位名噪一时,声溢朝野的工艺师大致生于明代末期的万历年间,而主要活动于明末清初。
”。
而陈锡铭先生认为“周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672年),享年61岁。
《印人传》是中国第一部介绍篆刻家的著作。
此书系周亮工所著,未及付梓即辞世,后其子刊行。
以周60岁著书,当时杨72岁推算,杨长周12岁,杨玉璇当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如此推算或不准确,但误差应当不出数年”
网友博文根据周亮工的这段记载,结合“《印人传》成书于康熙九年(1670年)前后,刻字时间为康熙十二年,即周卒后第二年,由其后人完成”,以及周亮工与高兆、朱彝尊的交往记录及诗词唱和的记录,认为楊璇“应岀生于明万历(1573年-1620年)中期。
卒于淸康熙(1662年-1722年)初期。
进入康熙时代他已步入暮年”。
“因此,在尚未掌握更确切考据前,将杨璇大师的生卒年代,由“康熙年代”改为“明末清初”是较为确切,是有依据的。
经济学家张五常做为寿山石的收藏名家,也曾在其《寿山石有一个伟大的雕刻传统》一文中提出两个证据说明“杨璇生于明而盛于康熙。
其一是一件小品,署名杨璇,也刻着「康熙元年」四个字。
风格是他的,错不了。
其二是一件不小的薄意作品,描述着康熙议政,署名杨璇”。
另,笔者根据清.徐康(1814—?
)《前尘梦影录》所记载“印钮以尚均制作为第一,杨玉璇次之,皆国初名手也”推测,多尔衮1644年入关,同年清顺治称帝,如果杨玉璇是“国初名手”,那么应该时当壮年,由此推测,杨玉璇出生于明万历中期的判断也就合理。
徐康出生于1814年,其记录可靠性还是比较强的。
上述关于杨玉璇的出生年限的推导应该是准确可靠的。
周亮工所著《印人传》共3卷,记录了作者鉴藏的宋代至明代旧印,撰写了59位明清篆刻家的传记。
作者由金陵出游无锡、苏州、杭州、扬州诸地,访问印人,逐一记录,并成书于康熙九年(1670年)前后。
考虑到行程之远,访问印人之多,该书的撰写及访问有可能不只在周亮工五十九岁(1670年)时,“觉虚名之无益”,尽毁历年著作后,以1671年一年的时间内遍访诸地诸人而成书。
也就是周亮工拜访张鹤千未必是在1671年成书当年,甚至更早,那么杨玉璇的大致出生年有可能提前至1595年左右。
即使无法得出精确的时间,但认为杨玉璇出生于1590-1600年的明万历中期年间,活跃艺坛的时期当在明末清初,是合乎逻辑和史实的。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周亮工这位贰臣,因满清而显赫,宦海沉浮,却在归衣山林后,最终因为杨玉璇等民间印人而留名历史,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从上述考证的杨玉璇出生时间看,将杨玉璇与蔡世远(1682~1733年)甚至蔡新(1707~1799年)牵扯到一起,认为杨玉璇跟随蔡世远到福州,时间上无法吻合。
至于杨玉璇与黄道周(1585~1646)及蔡世远的父亲蔡璧(1707年赴福州任鳌峰书院第一任院长)是否有任何交集,未见诸文献,尚需考证。
而认为禁海迁界导致杨玉璇迁移福州并从事寿山石雕的说法,时间上也就不可能。
明中后期至清中期,当时朝廷对沿海都有禁海政策,将禁海说成是杨玉璇的迁移原因,未免过于牵强。
而迁界更是“顺治十八年(1661),用黄梧(漳州平和人)议,徙濒海居民入内地,增兵守边。
”(《清史稿》),从时间上则更无可能。
2.关于杨玉璇是否供职造办处
在相关的资料中,我们看到有观点认为杨玉璇供职于满清政府造办处,是内务府御工。
理由是杨玉璇的作品有皇家气派,而且其作品多由皇家收集拥有。
这种观点纯属猜测,是靠不住的,理由有多方面。
虽然满清蛮族入关统治中原后,顺治开设造办处,期间有停,后于康熙年间恢复,营运至一九二四年。
造办处档案《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以及相应的御工名录如实地记录了各类宫廷制品的名称、来源、时间、规格、用料、开销、工序、去处以及皇帝的旨意,为清代工艺制作研究和文物鉴定提供了最直接可靠的依据。
但以杨玉璇作品炙手可热的现在,从来没有人在档案里找出他供职造办处的记载。
再者,康熙版《漳浦县志》关于杨玉璇的记载“......,俱极精巧,当事者争延致之”,一句”当事者争延致之”就可以判断出他不可能供职于造办处!
如果供职于造办处,不管是专供宫中用度的“养心殿造办处”,还是“内务府造办处”,其作品都专供皇亲贵胄,不可能“争延致之”,而该版本的县志,成书于康熙年,更不可能直接称呼“当事者”。
第三,具有皇室贵胄专供性质的造办处,在中国的历史颇为长久。
李斯、管仲、范蠡、石叟等人曾在作品或产品上体现自己的名字,但前三者是督办的官僚,是基于责任而在作品或产品上体现自己的名字,如“李斯督造”等,而石叟则是纯粹的民间艺人。
从没有哪个朝代的造办处御工敢在作品上铭记或绣上自己的名字。
你能想象,皇帝穿着一件绣有”张三”名字的龙袍吗?
在那个时代,这肯是杀头的重罪。
现代社会,商标(铭牌),体现的是排它和自信。
笔者认为,杨玉璇的作品背面刻有阴文“玉璇”字款,体现的更多是排它,而这种排它是基于对自己艺术成就深刻的自信,源于对满族入关后对汉民族烧杀掳掠的极度厌恶。
通过在作品上铭刻自己的名字,无异于告诉满族人,要嘛你毁灭我,但你永远无法彻底拥有我。
其四,故宫库房里有众多寿山石明式人物作品,但几乎没有“清式”人物。
很难想象,象杨玉璇这样的宗师,如果甘于委身清政府造办处,会没有一件“清式”题材的佳作传世。
而现在能查到的“清式”题材寿山石雕就只有漆澜先生在他文章里提到的“满大人坐像”,以及传说中的“努尔哈赤坐像”(两者是否为同件,待考!
)。
当时寿山石雕界的气节,是现在穿马蹄袖戴斗笠“祭孔”和民间声嘶力竭狂吼“向天再借五百年”现代这些汉族人远远比不上的,这是从上到下的民族精神沉沦。
其五,在《印人传》卷三《张鹤千图章前》“张鹤千日中,毗陵人,......。
以予所见,海内工此技者,惟漳海杨玉璇玑,为白眉,予《闻(闽)小纪》中称为绝技,鹤千亦何让玉旋(璇)哉!
玉璇年七十余矣,此技当恐终属鹤千耳”。
《印人传》由周亮工于1671年由金陵出游无锡、苏州、杭州、扬州诸地,访问印人逐一记录后编撰成书。
如果杨玉璇当时供职北京造办处,应有周亮工到北京拜访杨玉璇的路线记录。
周称杨的技艺“为白眉”实属推崇备至,而张鹤却直接出语“鹤千亦何让玉璇哉!
”,不管实际技艺如何,如果民间人士这样臧否内务府皇家御工,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有造次和犯上的嫌疑。
以周多年宦海沉浮的经历,肯定娴熟官场话语体系并熟知文字狱的端由,难免会有所忌惮,更不可能如此轻率地将此形成文字并记录在册。
据《潘主兰谈艺丛稿》记载,清康熙年间,浙江人许旭在福州专事印钮雕刻,以古兽闻名,人称“精鬼如工”。
他被闽浙总督范承谟招为秀工,有大量寿山石上品被这位总督送往北京。
现代关于杨玉璇曾为清廷御工一说,不排除是将《潘主兰谈艺丛稿》关于许旭的记载误传为杨玉璇。
至于杨玉璇的作品有皇家气派,《易经》中说:
“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黄色在封建中国历来为皇家专享之色。
笔者认为,对于善于在寿山石雕中“取色”的杨玉璇,这只不过是其对田黄这种黄色石料开相前的一点基本把握罢。
从漆澜先生《堂堂正气-明清寿山石古兽印钮、罗汉工刍议》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杨玉璇在寿山石佛像雕刻中的气派和格局主要是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体现宗师的境界和风格,未必和皇家有必然的联系。
再说,康熙年间的杨玉璇,已经六十几岁,将届古稀之年,雕艺成就早已名动天下,其作品不仅在文人及官宦间争相传诵,更是被作为朝廷贡品而被追捧,满清又有何德政能让垂暮之年的大师放弃气节和操守,奔波千里进京委身御工坊呢?
很多人希冀通过和皇家造办处产生关联,希望籍此达到对宗师的拔高和肯定,但如此想法,就显得是对杨玉璇技艺历史地位的扭曲和对权贵的曲意逢迎。
三.明万历时期闽中学子与寿山石
1.曹学佺与寿山石
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号石仓居士,福州洪塘人,明末官员、学者、诗人、藏书家,闽中十子之首。
与丞相叶向高,状元翁正春,李贽、邓原岳,谢肇淛,陈介夫,陈荐夫等闽中文人均有往来。
曹学佺万历十九年(1591)中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会试落第后,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会试中,曹学佺以二甲五十名考取进士。
早年经历宦海沉浮,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缢。
曹学佺闻讯,投池自杀,为家人所救。
次年,隆武帝在福州即位,曹学佺进见,被授为太常寺卿,不久迁礼部侍郎兼侍讲学士,后进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隆武二年(1646),清军进入福建,隆武帝被俘,绝食而死。
九月十七日,清军攻陷福州,次日,曹学佺香汤沐浴,整顿衣冠,在西峰里家中自缢殉国。
世事动荡,他终以身殉国,可谓是明末清初时最为典型的守节不移的文人代表。
关于寿山石,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比如“女娲遗石在人间”、“凤凰彩卵留人间”、“仙人遗棋子陈长寿捡石发大财”、“高僧求石”、“乾隆一梦”、“蜂蜜化石”、“田黄治病”、“朱元璋夜宿芙蓉洞”、“善伯篇”、“寿山琪源洞石”和“广应寺和寺坪石”等,而清.施鸿保在《闽杂记》中记载“明末时有担谷入城者,以黄石压一边,曹节愍公见而奇赏之,遂著于时”,《曹学佺买柴得田黄》这个故事由此在寿山石民间广为流传。
就是这样一位历经明代三朝、沉浮宦海的文人,成为了与田黄结下不解之缘的第一人。
石仓园的建设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考绩时,曹学佺因其在四川任按察使期间”除残去贪”,得罪了蜀王,被罢职回乡。
回到洪塘后的曹学佺便做起了明清文人归隐时最爱做的一件事---建筑私家园林“石仓园”。
关于石仓园的建设时间,陈超博士在其论文《曹学佺研究》中引证了很多资料后指出,石仓园的始建“具体的时间应该是1599年。
”,“史料所言1613后’构’石仓园,理应做’扩建’之解。
他的石仓园营建在洪塘的妙峰山下,既名为“石仓园”,曹学佺就凭己力搜罗各色奇石以充其实,也将更时间“宅”在园中,交游士子,肆意笔墨,品赏摩挲寿山石。
《曹南宫学佺小传》记载石仓园宴饮时写道“宾友翕集,声伎杂进,享诗酒谈宴之乐,近世所罕有也”。
就在这样的觥筹交错或是吟诗作赋的文人雅集中,品赏文玩自然成为不可缺少的环节,其中必然包括品玩曹学佺所收藏的田黄石。
备受文人肯定甚至推崇的田黄石,由于其天成的富贵之相和易于入印的质感,肯定被越来越多的文人所欣赏品鉴,也由此寿山石在闽中文学圈中“遂著于时”。
2.谢肇淛与寿山石
谢肇淛(1567-1624),肇浙,字在杭,福建长乐人。
明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科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文学家,勤于著述,有诗文数十卷,著有《滇略》、《北河略》、《尘余》、《文海披沙》《五杂俎》等。
谢肇淛性格清朗适淡,与晚明性灵学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袁宗道、弟袁中道交游颇深,曾与袁氏三兄弟为首的文人在城西崇国寺组织“葡萄社”,品评诗文,论古说今。
这种适淡的性格,也在他的很多传世诗词文笺中得到体现,如明.谢肇淛《佚题》诗“痴汉偏骑骏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
世间多少不平事,不会作天莫作天。
”,这种性情在给妹婿兼好友郑孟麟的书信《寄郑孟麟》中,更是表露无遗。
“家室至。
得手书甚慰,兼悉近况。
水部自不恶,而河上翁尤不恶。
俗言纷纷,但患贫耳!
而贫非不佞所患也。
……
吾尝谓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为?
何地不可居?
如不知足,则卿相不已,必思帝王;
帝王不已,必思神仙;
神仙不已,必思作玉皇大帝。
而元会运世、百六阳九之期,于心尚以为未足也。
……”
本封家书,从行文措辞看属很私人的信件,谢肇淛袒露了真性情,也可看出谢肇淛和郑孟麟的私交非浅。
在谢肇淛诗词和游记中,留下不少关于寿山石和寿山寺的记载,也有同期文人留下不少关于他与寿山石的文字记载。
明.王应山(1531~?
年)《闽都记》(谢肇淛作序)
……寿山在四都,与芙蓉、九峰二山对峙,去府城八十四里,唐光启三年建广应院,今废。
。
,惟艾绿者难得。
明.谢肇淛(1567~1624)《小草集》”艾绿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瓤红又次之,非艾叶绿为第一”。
清.高兆《观石录》"谢在杭布政尝称之,品艾绿第一,卒叹其未见也。
"
清.毛奇龄(1623-1716)《后观石录》“明崇祯末,有布政谢在杭尝称寿山石甚美,堪饰什器。
其品以艾叶绿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瓤红又次之。
万历四十年(1612),谢肇制偕同徐兴公(1570-1642,字惟起,名(“火勃”二字合书))游寿山。
谢肇制赋诗《游寿山寺》并作《游寿山九峰芙蓉诸山记》,徐兴公也做有诗《游寿山寺》。
徐兴公.《游寿山寺》:
宝界销沉不记春,禅灯无焰老僧贫。
草侵故址抛残础,雨洗空山拾断珉。
龙象尚存诸佛地,鸡豚偏得数家邻。
谢肇淛.《游寿山寺》:
隔溪茅屋似村廛,门外三峰尚俨然。
丈室有僧方辨寺,殿基无主尽成田。
山空琢尽花纹石,象冷烧残宝篆烟。
禾黍鸡豚秋满目,布金消息是何年?
谢肇淛虽说是文人,但他并不甘于仅仅把玩手里的寿山石,还冒险亲自游历了寿山及广应寺,写下《游寿山、九峰、芙蓉诸山记》,记载了寿山的偏僻、路途的艰险以及广应寺的衰败。
“行经数晷,无复有人形声,众皆惴惴然恐,久之。
乃得田父问途,知寿山在眉睫矣。
又十余里,始至。
然畛隰污邪,茅茨湫杂,佛火无烟,鸡豚孳息,都无兰若仿佛矣。
老僧头颅不剪,须鬓如雪,自言浙人也,住持廿九年矣,……”
“奚奴各劚数片,内之枕中。
“沙弥击火炊黍,至日旰,乃得食。
夜雨,复寒甚,众嚣然,竞往村中贳酒饮之。
质明雨止,询舆人偃蹇不肯前,至岐路,翩然径舁以归,比觉而追之,则无及矣。
“陈伯孺、吴元化、赵子含俱无应者,独与陈汝翔、徐兴公策杖出井楼门,就笋舆,而僧明椿亦追至。
在明末1600年间,闽中学子灿若群星,丞相叶向高,状元翁正春,邓原岳,谢在杭,陈介夫,陈荐夫等以及前后五子及闽中七子等群体,虽气质相异,但无论结社谈燕或赋诗交游,彼此都有一股同气相求的性情。
但无论气节、事功、学问,曹学佺和谢肇淛都堪称其首,且交契殊深。
不管入仕前或入仕后,他们都经常招集同好,结社赋诗,宴游唱和。
这不仅是两人有姻亲之谊(曹的长子曹孟嘉娶了谢的长女,是儿女亲家。
),更重要的在于有相似的抱负和爱好。
“便须薄酌无供具,况复平交有布衣”,他们交游寒士,援引同调,一句“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更是吟唱出曹学佺这位大儒的气节与品格。
他虽未必会热衷于与引车卖浆者、屠狗宰牛之辈交往,但应该不会耻于与与石雕文玩艺人的交往。
于是,寻找能对寿山石进行深度加工雕刻的能工巧匠,应该成为闽中文学圈中的寿山石爱好者如曹学佺、谢在杭等文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四.明万历时期杨玉璇的故乡
1.明万历时期的漳州月港
漳州地区在唐垂拱年间得到开发,在南北朝及南宋末年二次北方战乱带来的衣冠南渡后,作为福建的大后方,南迁的士族大大促进本地区的文化发展,并于明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
康熙.陈汝咸《漳浦县志》记载,有明一代,漳浦就有进士205名,其中有万历八年、十一年两榜各有7名漳浦人同科进士,这种现象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万历间同时有林士章、朱天球、卢维祯三个漳浦人同朝尚书。
明景泰(1450-1456年)年间,漳州月港已经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尽管明初朝廷施行“海禁”,嘉靖四年更规定“凡双桅海船,统统扣留,即使不是贩卖番物,也以番物论,俱发戍卫边”。
但在东南地区,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在月港开设“洋市”,“准贩东西洋”,也因此促成漳州月港成了东南沿海对外经济贸易的中心,并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达到鼎盛时代,成为东方主要海港。
16世纪90年代的明万历中期,此时尽管张居正早已辞去首辅,距离“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戚继光在兴化(莆田)击溃并几乎全歼倭寇主力已经过去近十年,遂了心愿的戚继光也已在1588年过世。
宁夏之战役、播州之役、朝鲜战役这明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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