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参考《诗经伯兮》大学语文教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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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参考《诗经伯兮》大学语文教案
诗经·伯兮
【学习目标】
1、要求学生认识诗经的特色与影响,掌握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规律。
2、赏析诗经的代表作品《伯兮》;并通过《伯兮》深刻认识诗经的艺术特色。
3、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总结归纳能力和鉴赏诗歌的能力。
4、使学生在学习中体悟诗歌的语言美和意境美,从中受到美的感染和启迪。
【教学重点】
1、诗歌《伯兮》的赏析、总结与评价
2、如何通过《伯兮》看诗经的艺术特色
一、导入
(一)关于诗经
1、《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包括从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约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305篇作品。
《诗经》原称《诗》或《诗三百》,后被儒家尊为经典,故称《诗经》。
2、《诗经》从内容上分“风”、“雅”、“颂”三个部分。
(1)“风”又称“国风”,是地方乐曲,有十G五国风,共160篇,其中大多上民歌。
(2)“雅”分“大雅”和“小雅”,是产生于王都附近的诗,大多为贵族、士大夫所作,共105篇。
(3)“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是祭祀时的乐歌,计40篇。
《诗经》中十G五国风的大部和小雅中一部分作品,都是普通劳动人民所作,比较真实,多方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是《诗经》中的精华所在。
3、在表现形式上,《诗经》以四言为主,常用重章叠句,起着充分抒情达意的作用,有一种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
赋、比、兴是《诗经》的基本艺术表现手法,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1)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即描写景物时用白描,叙事时直接陈述,抒情时直抒胸臆。
(2)比,“以他物比此物也”(朱熹),即比喻和比拟。
(3)兴,也叫起兴。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也就是由歌咏眼前景物从而联想咏及其他物。
一般用于诗歌开头,也可用于中间部分。
4、《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抒情的传统,风雅的文学标准,比兴成为典范的表现手法,文学革新的旗帜
5、说诗诸家:
三家诗四家诗:
齐辕固;鲁申培燕韩婴鲁毛亨赵毛苌
6、《诗经》的用途:
典礼、讽谏、娱乐-----教化的工具
孔子:
“不学诗,无以言。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远之事君,迩之事父。
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
二、赏析
1、《伯兮》是春秋时期卫国的一首民歌。
卫本是西周时代武王之康叔的封地,原先建都于河南朝歌一带(今河南淇县),紧傍淇水。
2、谖草又名萱草,俗名黄花菜、金针菜。
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人以为可使人忘忧。
嵇康《养生论》:
“合叹蠲忿,萱草忘忧,禺智所共知也。
”
•第一节追想丈夫
诗一开篇,我们看到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
“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所以我们译作“大哥”),口气中带着亲切感。
——现代的歌谣还常见这种情形。
这位丈夫为什么是值得骄傲的呢?
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
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
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
——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第二节女子现状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
这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情诗最典型的表达方法,如“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徐幹《室思》),“终日恹恹倦梳裹”(柳永《定风波》),“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等等,不胜枚举。
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
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
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
试想,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能够安心吗?
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
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
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
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本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
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
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
潘岳《寡妇赋》用本诗为典故,有云:
“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
”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
•第三节思夫之切
知道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
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
拿《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
所以最后它成为我们读到的这个样子:
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
由于本诗所涉及的那种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它的感情表现也就成为后世同类型诗歌的典范。
关于本篇的题旨,《毛诗序》解释为:
“刺时也。
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同“返”)焉。
”意思就是:
理想的政治不应该使国人行役无度,以至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实际所谓“刺”在诗中并无根据,不过作者所表达的儒家政治理想,却是符合诗中女主人公的愿望的。
•第四节思夫之痛
本小节采用了赋的手法。
极写女子对丈夫的思念之痛,乃至祈望有忘忧草的存在,且希望能把它就种在自己的屋前。
可世上本没有忘忧草,任什么也解不了女子的相思病痛——结果相思成疾。
(三)主旨
1、《毛诗序》:
《伯兮》,刺时也。
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
(郑玄《毛诗传笺》:
“卫宣公之时,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伯也。
为王前驱久,故家人思之。
”)
2、申培《诗说》:
鄘人有从武庚而伐卫者,室家忧而作。
3、女子思念行役丈夫的爱情诗(或闺怨诗)
三、艺术特色
1.层层递进,表现怨思之深。
“始则首如飞蓬,发已乱矣,然犹未至于病也。
继则甘心首疾,头已痛矣,而心尚无恙也。
至于使我心痗,则心更病矣。
其忧思之苦何如哉!
”方玉润《诗经原始》
2.赋比兼用,曲尽其妙。
“《伯兮》一章二章赋也,三章比而后赋也。
四章赋也。
”申培《诗说》。
3.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塑造了一位真实生动感人的思夫女子形象(首如飞蓬、甘心首疾、焉得谖草);深刻反映了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兵役给百姓造成的深重的苦难,体现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4.充分体现了诗经的艺术特色
(1)四章连唱,三四章重唱(真切表现思夫之切、思夫之痛,令人感动。
);
(2)用韵和谐,声调优美(朗朗上口);
(3)赋比手法的运用(使女子形象更加生动感人)。
《诗经·卫风·伯兮》的女性主义解读
摘要:
《伯兮》是《诗经》中思妇诗的名篇,它因描绘了独特的女性形象和不同的创作视角而与《诗经》中其他的闺怨、思妇诗相区别。
本文借用女性主义批评中关于女性写作和女性阅读的一些理论来重新分析解读《伯兮》,并试图从中国上古伏羲女娲的神话和历代文人诗词中的女性形象中找寻文学中关于两性关系、女性地位等问题的答案。
关键词:
《诗经·卫风·伯经》女性特质女性主义批评
一、《伯兮》的女性特质
《诗经·卫风·伯兮》自古以来被解读为一首思妇诗,是一位苦待久役在外的丈夫而憔悴悲痛的女性的哀歌。
钱钟书先生曾指出: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
岂无膏沐?
谁适为容!
’按犹徐幹《室思》:
‘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
’或杜甫《新婚别》:
‘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按王国维论柳永《凤栖梧》: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以为即《伯兮》此章之遗意,是也。
”[1]钱先生将《伯兮》称为后世众多闺怨诗之遗章,可见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极深刻的。
但细读徐幹、杜甫和柳永诗歌,可明显感觉到《伯兮》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口吻和气质。
这纵然与诗歌发展的历程中种种因素引发的流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伯兮》完全是以一个女性的角度去率真热烈的歌咏爱情,同时又那么真实深入的描绘出女性的复杂情感。
《毛诗序》说:
“《伯兮》刺时也。
言君子行役,为土前驱,过时而不返焉。
”诗中的确有对于丈夫行军在外、过时不归的幽怨甚至是愤懑。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
岂无膏沐?
谁适为容!
”正是一种埋怨式的自问自答。
但此诗是否专为“刺时”而作却是可商榷的。
“我难道是没有沐浴的香膏么?
(你不在)我为谁而梳妆!
”这确是一个女子的口吻,而且是一位性格直率、情真意切的女子。
“首如飞蓬”这一句历来被作为《伯兮》出自女性诗人之手的有力证据。
因为作为男性的文人视角,是无法忍受所描写所想象的深闺怨女是发如蓬草、憔悴不堪的形象的,“首如飞蓬”的思妇形象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
以男子代言的闺怨作品都对主人公的审美集中在外表,而不在于其感情内涵的丰富与否,感情成大一种点缀,尤其不敢也不愿写女性的丑和俗来进行审美冒险。
如上文钱钟书先生所引的例子,徐幹的《室思》:
“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
”的确是不适膏沐的化用,但较之“岂无膏沐?
谁适为容!
”又多么婉约幽雅,又哪里是一个女子情到深处的呐喊呢?
而杜甫的《凤栖梧》:
“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又更加的工整凄婉,又是别样的韵味。
再说柳永的《蝶恋花》:
“衣带渐宽终
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又完全是一副哀怨凄美的小女儿姿态,虽然也有倔强的“不悔”,甘为爱人憔悴陨的决绝,但审美上终究是符合了全体男性世界的认同,即美丽的、娇俏的佳人形象。
这些后世文人墨客都是以男人的视角去描绘、揣度女儿的心态,有时更是借描写女性去抒发男性对爱情的感叹甚至描写君臣关系,像《伯兮》这样直抒女儿胸臆的诗更是鲜有。
这首诗冲破了一种压抑的、含蓄的、幽雅的中国古典情调,回归了质朴、本真的人类天性。
二、用女性主义的文本批评方式解读《伯兮》
既然《伯兮》的作者或者说主要创作群体为女性,而我们又希望以区别于男性的惯常思维去理解把握这首诗,那么借由西方20世纪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的某些观点来阐释《伯兮》似乎是可行之径。
1.女性主义批评的概况和特色
在西方,女性主义(Feminism)是一种由来已久、以争取男女平等为主旨的政治性社会思潮。
女性主义理论早在18世纪就已产生,而女性主义批评是20世纪下半叶女权运动的二度兴盛而产生的一种文艺思潮。
“正像女人占人类二分之一一样,离开了女性主义批评,20世纪文论史就是非常不完整的。
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文论史,女性主义占据重要地位。
自解构批评后的西方文论尤其是影响较大的批评流派,女性主义者全有涉足,而且成为重要力量,令任何批评家哪怕是有性别歧视的批评家都不得不刮目相看,叹为观止”。
[2]女性主义批评在拥有一批人数众多、知识渊博、思想深邃、伶牙俐齿、妙笔生花的研究队伍的同时,也由于它的观点林立而歧义丛生。
本文就女性写作与女性阅读两方面来尝试解读《伯兮》。
2.女性写作
女性主义关注题材的选择和关注的视角。
通常作家愿意去写亲身感受到的情感或情绪,女性作家也如此。
所以女性更多表现女性题材:
恋爱,婚姻,与男性和世界的微妙复杂的关系,等等。
李清照虽也有《夏日绝句》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那样铿锵有力,以家国天下、大杰大义为主题的诗篇,但其他词作还是典雅温婉的女子情志。
而《伯兮》里却是交融着骄傲、崇敬、倾慕、迷恋、幽怨、思念、悲痛等女性特有的情感,让读者即便透过千年的蛛网,仍能真切地见到一个奔放的、炽烈的、血肉丰满的、被爱折磨得几近疯狂的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批评同样关注女性形象的历史研究。
正如上文分析《伯兮》不会是出自男性诗人之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诗中描绘的女性形象是首如飞蓬、不施膏沐的,与传统意义上诗歌中描绘的优雅婉约的女性形象完全背道而驰。
美国犹太裔后现代主义批评家莱斯利·菲德勒(1917—20GG)在其著作《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中说:
美国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一般可归为“罗丝(Rose)”和“莉莉(LilP)”两种类型。
Rose和LilP都是双关语,Rose代表了一种带刺的玫瑰式的敏感又独立的性格,而LilP则代表了一种美丽而脆弱、纯洁又奉献的性格特征。
这是美国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大体分类,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形象恐怕比这里的两种类型更为平面化。
王昌龄的《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诗歌本身是诗意与画境结合的好诗,但对于这“不知愁”的少妇,多少是带有讽刺轻蔑态度的,诗中少妇是美丽却幼稚肤浅的。
与之同调的温庭绮的《梦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频洲。
”尽管这里移植了人们共通的“过尽千帆皆不是”这种等待的感情体验,感情深沉一些了,但诗歌因此标榜“肠断”还是显得夸张,经历着断肠这种沉重感情折磨的女性如何有心思梳洗打扮?
这充分暴露了代言者无法摆脱以观赏的态度来表现女性的那种男性固有的性别视角。
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HeleneCiGous,1938—)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说:
“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自己写,必须写妇女。
”前两句我是十分赞同的,但“必须写妇女”却并不一定是必然。
男性自古也在描绘女性,在思考女性,在探索女性,而表现出来的却更多是自我,是自己眼中的感性世界。
西苏甚至提出了“描写躯体”的口号,在美国也有学者称:
“女人的创作由肉体开始,性差异也就是我们的源泉。
”为了急于撇清与男性的相同性,直接转向了生物直觉;把性差异作为写作材料甚至目的,抹杀了女性与男性同样拥有的理性力量,思考的深刻程度,以及其他人类灵性。
也许这也是一种自卫、不自信、甚至自卑的反照。
3.女性阅读
女性主义阅读注重从女性自己的视野出发阅读文学作品,旨在揭示男性文本中性别压破的历史真相,批判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
《伯兮》因为它非男性视角的女性形象刻画而对于两性读者有着不同的吸引力。
对男性而言的“首如飞蓬”的不美恰恰是吸引和感动女性读者的魅力所在。
她以真实代替了矫饰,以奔放代替了隐忍,打破了男性对于女性必须以美丽内敛的形象出现在闺怨诗中的牢笼,她是一个被还原了的真实的女性,一个活生生存在的为爱痴狂的女子。
《伯兮》虽为女性作者创作,但其中对性别的压迫并无明显的表现。
这其中的原因追溯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伯兮》产生于私有制已确立的奴隶制末期的周代,那时私有制已牢固确立。
“原来,爱情,以及反映它的情歌只能产生于原始社会走向瓦解和私有制产生的历史条件下,因为爱情作为两性个体之间的持久稳定的爱慕之情,它的产生只能以一夫一妻制得婚姻,以及人的个性和自我观念的发展为前提”,而“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要将这种财产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
(马克思语)这样看来,女性的不平等地位是伴随私有制产生就确立了。
《候人歌》被认为是作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第一首情诗,那时男性就已经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社会强势地位。
但是那时女性还未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禁锢,还带有活泼的天然的原始特性,今天女性身上这种强大的、千百年来历史沉淀的压迫感还没有落在她们的肩上。
这压迫的形成由来是历时的过程,我国上古时期伏羲女娲的传说,并没有显露出男尊女卑的苗头,一切是和谐平均、各司其职又交缠不离的。
伏羲和女娲在古代神话中是人类始祖,人面而蛇身。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说:
“直至近世,一些画像被发现与研究后,这说才稍得确定。
这些图像均作人首蛇身的男女二人两尾相交之状,据清代及近代中外诸考古学者的考证,确即伏羲女娲,两尾相交正是夫妇的象征。
”[4]而古书中常二龙、二皇、二神等并称,并无高低贵贱之别。
由社会职能的改变私有财产的逐步增加和男性中心主义的逐步膨胀,这种平等的概念在人们脑中才越来越淡薄。
《诗经》之所以经历千年还能让我们为之倾倒迷醉,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它孩童般的天真质朴、浑然无矫饰。
《伯兮》更是以它的真挚率直、深情奔放吸引着无数读者。
它被多少原始先民中的妇女流传咏唱,如今已无从考证,但可以想象它在被女子歌唱的时候是多么强烈地感动着歌者。
我们仿佛能穿越千年听得见她们在空谷、在山野、在棚舍、在高阁一唱三叹的歌声。
女性写作、阅读、感受世界,有着与男性完全不同却同样有重量有深度的地位和视界,我们不能去走“肉体写作”的极端,也不用去颠覆一切男性批评理论而犯“泛反”的过失。
女性应正视自己,正视两性本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也许寻找到那种有差别无歧视、互相补充融合的平衡关系还要走很长的路,但希望世界可以回归到中国古典的世界宇宙观所坚信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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