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社会下畸形性格造成的家庭悲剧论《寒夜》家庭悲剧产生的原由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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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里,他整日忙忙碌碌,重复着简单而枯燥的工作。
他并没有想过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另谋一份工作,而只是活在自己的美好憧憬下,却没有试图去改变这种庸碌的工作。
尽管如此,他在工作中小心翼翼,在乎上司的每一句话,每一种神色,唯恐失去自己这份不喜欢的工作,以保住一份低微的薪金来养活一家老小。
他怕见上级注视的目光,怕上级不满的话语,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
为了保全这个饭碗,他埋头苦干,甚至病了也不敢回家休息。
他从不与人争吵,勤勤恳恳,一味工作,干当“老好人”。
他的正直、善良、与世无争,并未给自己带来好运,相反却始终被失望、困苦缠身,最后因肺病加重而丢了工作。
身为公司的校对人员,他从不与人争吵,对上司周主任、吴科长那种冷酷的金钱、权利欲虽心有不满,但只有忍气吞声;
面对歌功颂德甚至狗屁不通的文章虽然满腹牢骚,却也未敢发泄,还得精心修改,有时甚至违心赞颂。
他肺疾日重,却只能默默承受,不敢声张,甚至咳嗽吐血,竟然暗自吞咽。
更不用说他虽对社会之黑暗与腐朽有着切肤之痛,但何尝想到奋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生存状态。
第二,汪文宣懦弱、缺乏主见、缺乏个性、缺乏活力,处理家庭关系采用“和稀泥”的“中庸”之法,结果适得其反。
在家庭生活中,他处于婆媳争执的夹缝之中,他孝敬母亲,也爱妻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无法排解她们的纠纷,又不忍心伤害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只能以对自己的责备和委屈换取她们的同情和家庭暂时的安稳。
汪文宣与妻子吵了架,妻子出走,汪文宣想与妻子和解,但却要看母亲的脸色行事,缺乏自己独立的办事能力。
当他发现漂亮的妻子与风流倜傥的陈经理谈笑风生、亲密地散步时,他内心十分痛苦,但却不敢迎上去,而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看到妻子和陈经理一起在咖啡店中有说有笑,非常亲密时,汪文宣竟然还顾忌“并且要是她不理他呢?
要是另一个人帮忙地对付他呢?
”活到“有话不敢讲有思想不敢想”的可怜地步。
而在家中,由于自己无法为家庭运转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却要依靠妻子在银行做“花瓶”赚钱来供家庭开支,汪文宣心里更是自卑。
当看到陈经理为妻子买昂贵的生日蛋糕,而自己却买不起,明明知道那是自己的情敌,而自己却各方面都不如别人,自己由于胆小又不敢去直接面对,只能消极地逃避,把自己缩进“壳”中。
2、曾树生:
热情、有理想,现实与期望不能得到满足,个性极度压抑,在物欲的诱惑与家庭现实的相互作用下而心理矛盾的女性。
曾树生受“五四”思潮影响,以激烈地反抗获得了掌握自身命运的权利,但却不能够进一步融入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逐渐走上以往女性的悲剧命运——湮没于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
她不甘向命运低头,也不愿像丈夫那样苟且偷生,她没有消极地顺从忍受,甚至萎缩个性,牺牲幸福以求生存。
但是,出于生活所迫,她无奈当了银行的“花瓶”;
她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和婆婆的恶语中伤,虽然她同情丈夫的不幸,也爱着丈夫,但对自由痛快生活的渴望和受强烈的虚荣心的驱使,最终因受不住生活希望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
不可否认,曾树生有着小资产阶级享乐观和物质生活对她的侵蚀和引诱。
她只是一个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的妇女,在复杂的环境中,曾树生也呈现出复杂的性格。
第一,追求物质享受,有小资产阶级虚荣心。
曾树生年轻美丽,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和生机。
她不满足现状,对物质生活有极大地占有欲。
她说:
“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
”她有中层阶级青年女性特有的虚荣心。
但她又不得不面对生活,面对现实,为了帮丈夫分担养家费用;
为了使生活维持下去;
也为了不过贫贱的、劳累的、艰苦的生活,她只得到大川银行去当职员,作为“花瓶”任人欣赏,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陪银行主任出入咖啡馆、跳舞厅,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去换取较高的薪水。
她难以忍受精神上的孤寂和物质生活的贫乏带来的痛苦,最终她因为不甘寂寞,不甘于守着一个怯弱多病、精力衰竭的男人而脱离了家庭,去寻求她自我解放的道路。
第二,个性极度压抑,自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
和汪文宣一样,曾树生有高等教育的背景,他和当时许多渴望报国的青年人一样,有教育救国的理想,虽然理想和汪文宣一样破灭,但曾树生是一个生活的强者,是有能力在绝望中支撑家庭、寻求生机的女人。
她与丈夫相比,她的视野较开阔,自信力较强,性格较倔强。
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比较乐观。
尽管处在抗战胜利前国统区这样一个黑暗的背景下,她仍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维持自己甚至全家的生活。
但是,曾树生的个性却注定她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
在从老家逃难出来的过程中,汪文宣和母亲走散了,汪文宣执意去找母亲,曾树生说:
“那么好,你去接你那位宝贝母亲,我带着小宣走我们的路。
以后你不要怪我!
”而当汪文宣去向曾树生道歉,在大川银行附近的一家高档咖啡厅和曾树生谈话时,汪文宣说是第一次来咖啡厅时,曾树生说:
“拿你那一点薪水,哪里能常到咖啡店啊!
”当曾树生在咖啡厅向汪文宣提出分手时对汪说:
“小宣跟他祖母合得来,他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也是一样。
反正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年纪也不小了,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了。
”从这几方面可以看出,曾树生不能在处理家庭关系上找到好的方法,不能容忍婆婆对自己的不满,不能在丈夫工作失意时给予必要的鼓舞,甚至连自己的孩子小宣都不是很喜欢自己。
同时,曾树生的性格中又充满了活力,她向往美好、浪漫的生活,不甘于受家庭的羁绊。
但是现实生活往往与理想是不一致的,丈夫的无能、死板,婆婆的尖酸、刻薄,整个家庭物质的缺乏,都让曾树生的个性受到极度的压抑,无法让自己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3、汪母:
保守、狭隘、坚强,寡居多年内心孤独,将所有的爱倾注在儿孙身上,害怕媳妇占据自己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但又无法改变这种现实,造成心理的畸变。
汪母形象则是恶婆婆与好妈妈(奶奶)的统一体。
在小说里,她已沦为只照顾儿子的“二等老妈子”。
由于在汪母的灵魂深处还残存一些封建旧礼教、旧观念,她对媳妇非常嫉恨,视儿媳为仇敌,
但她对自己的儿孙却无比的关心和爱护。
从汪母与媳妇的关系看,显示了她道德的恶,她是卑下的;
从她与儿孙的关系看,则显示了她道德的善,她又是高尚的。
汪母就是这样一个高尚和卑下、伟大与渺小两种品格奇妙融合在一起的老年妇女形象。
在这个小人物身上体现出她性格的复杂性。
第一,汪母爱的自私性。
汪母深爱着自己的儿子,可是她的爱是极度自私的。
汪母对儿孙总是充满柔情,无论自己多么辛苦,她都心甘情愿细心地呵护着他们,把他们的衣、食、住等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
她对儿孙的爱,无可挑剔,她愿为儿子牺牲一切,可谓之无私伟大。
她对自己的儿媳,不但没有一点疼爱,而且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她对媳妇总是没有好言语,说话刻薄无情,动不动就和媳妇吵架,拿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嘲讽媳妇,对媳妇没有一丝一毫的宽容。
这就让汪文宣夹在中间很难处理。
汪母这种畸形的爱不但没有使儿子感到幸福,而且让儿子深深地痛苦,甚至难以理解与忍受。
第二,汪母性格的保守性,顽固性。
汪母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比较保守:
因为儿子与媳妇是自由恋爱,既无手续又没婚礼,她经常骂曾树生是儿子的“姘头”,强调自己是花轿迎娶,降低媳妇的地位,看不起媳妇,与儿媳吵架,就拿这来羞辱媳妇;
因为受“三从四德”信条死死地捆绑,她总看不惯儿媳的“花瓶”生活,看不惯儿媳“一天打扮妖形怪状”,上馆子,看戏、打牌、跳舞。
对此她会冷嘲热讽,厌恶愤恨,认为媳妇不守妇道,她却抹杀了树生做这些,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成绩。
汪母不但思想保守,还很顽固:
儿子得了病,儿媳相信西医,多次让文宣到西医那里诊治,可汪母一直对中医坚信不移,药吃了不少,儿子的病越治越厉害;
儿媳到兰州安顿下来后,还给文宣寄来的西医检查介绍信,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母亲偷偷地撕成了碎片。
儿子的病在她的顽固坚持下,被中医误诊误治,结果一命呜呼!
三、社会背景下主人公性格所造成的悲剧分析:
1、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制造家庭悲剧的元凶。
小说中三位主人公所处的社会是抗战胜利前后的“陪都”重庆,这里到处弥漫着战争的气息,警报迭起,人心惶惶。
小说中多次写到人们躲警报的情景,汪文宣甚至在梦中都有躲警报的情景。
曾树生弃汪文宣而去其中一半是为了“逃难”;
邻居张太太多次到汪家也是为了“逃难”之事。
人们的生命财产似乎谈不上任何的保障,不能安居更谈不上乐业,公司随时有搬家的可能,而小人物时刻面临失业的危机。
城市没有繁华的景象,有的只是一片狼藉。
小商贩惨淡经营,大老板投机取巧。
小说中两次提到社会上包月洗衣服的费用,开始800元/月,后来竟1400元/月。
小宣每学期的学费三万,后来中途还要多交几千元的伙食费,仅仅是由于物价上涨的原因。
正如他们所感受的:
“东西天天贵,钱天天少。
”日子越来越难熬。
就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却可以得志的社会里,汪文宣安分守己,拼命工作,但他的薪水微薄,难以养家糊口,并且在单位长期忍受领导的轻视和同事的冷眼。
小说中谈到他内心的感受:
“这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还没有丧尽的读书人。
”尽管如此还是难逃失业的命运。
他的妻子曾树生因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到大川银行当“花瓶”,他们年轻时献身教育的理想被现实生活击的粉碎。
他始终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于是发自内心的呼喊:
“我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不该活呢?
为什么该痛苦的死去!
”小说中几次描写的冷酒馆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它里面“无处不是苦恼”。
“醉了比醒着好些!
”在此成为真理。
他的老同学唐柏青因领导不批假造成妻子难产而死,自己也遇车祸而亡。
他唯一的朋友钟老与人为善,却因医疗条件太差而死于霍乱。
他的妻子因无法忍受贫穷和寂寞弃他而去。
而恰恰相反,刻薄寡恩的周主任居然不断的升迁!
同事们还自发的为其祝寿……畸形的社会使人无法获得正常的生活,成为主人公人格变异、家庭悲惨命运的隐形元凶。
2、三个主人公之间的性格因素是造成家庭悲剧直接原因。
汪文宣的懦弱、无能,不但无法给予家庭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而且在处理婆媳争端时缺乏主见,采用“和稀泥”和自残的方式,使家庭维持的根基不稳。
第一,他懦弱、无能,无法适应恶劣的外部环境,在理想不能实现与寻求生存空间的双重压力下性格畸变。
长期压抑的社会环境使汪文宣由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青年转变成为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极为懦弱的人。
他在单位经常面对领导的冷眼、同事的欺侮。
小说中写到他带病刚一上班,同事又逼他加班,说材料当天就要,他敢怒而不敢言,甚至连怒都不敢表现出来。
为了生活,只有忍受。
自己亲眼看见树生同陈经理进了咖啡馆,他脸通红,心也跳的厉害。
他想进去找树生,但怕把事情弄糟;
他想回书店,但又放心不下她;
他想在门口等她出来,又觉的这样她太没面子;
他患得患失始终没有勇气去面对。
他神经过敏,很在意别人的议论和看法,别人无意间的咳嗽他都认为别人对自己有意见。
他有病上班时面对领导敌视的目光连痰都不敢吐,硬是咽到了肚里。
同时他又特别的爱面子,当妻子和他吵架离家出走后,他本来牵肠挂肚,但妻子给他写了一封短而冷的信,他就给她回了一封更短而冷的信,好象她根本不在乎她,好象他是一个拿的起放的下的人。
汪文宣活的很累,他的心思很重,心理压力特别大。
他的善良使他经常的自责,家里人生活的苦,他就怨自己没有出息,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
他多愁善感,心理承受力差,具体表现在当妻子说他是‘老好人’时,他的心在隐隐作痛;
当妻子无意中说跟了他是当初瞎了眼的时候,他感到每一个字都象针在刺他的心;
当他看见妻子的掉离通知书时,他的心象木棒捣着似的痛的厉害;
当妻子信中提出要离开他的时候,信上的每一个字都象铁爪在抓他的心。
在困境中,汪文宣想的不是去改变这种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而是一味的忍让,充当“老好人”,让同事们甚至妻子都瞧不起他。
当然,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也是汪文宣悲剧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在逆境中,人需要通过不断适应外部的环境来获得进步。
但汪文宣却并没有这种魄力,也没有这种能力,因此他的悲剧从某个方面来说,是注定了的,只不过小说中的恶劣环境催化了他这种悲剧发生而已。
第二,他缺乏个性、死板,无法给家庭带来活力。
在纷繁的“家庭战争”中,汪文宣无法起到自己作为“当家人”应有的作用,无法找到适宜的方法解决婆媳之间的“争斗”,而只能采用自残以换得母亲妻子同情来暂缓“家庭纷争”。
但尽管这样,家庭的紧张关系没有获得根本的缓解,家庭中仍然没有一丝活力,没有家应有的温暖感觉。
汪文宣的性格死板,缺乏个性,这是处理婚姻关系的巨大障碍。
妻子曾树生又是一个有理想,热爱生活,懂得浪漫的新女性,整日面对没有一丝生气的丈夫汪文宣,他们之间的关系可想而知。
即使是没有那种恶劣的外部环境,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很难融洽。
同时,汪文宣心理是相当脆弱的,加上肺病缠身使他未老先衰,缺少生命力。
他只会哀求、叹气、哭,这些都是曾树生所厌恶的,他的身上已经没有一点男子汉的血气方刚。
对于自己的病,他一拖再拖,病情不断加重他还要瞒着树生,为了让她少担心,为了让她幸福。
但他们的爱情之花还是慢慢的枯萎,树生对他仅剩同情和怜悯。
尽管他依然深深的爱着树生,纵然他带病上班要工资为树生买生日蛋糕,也无法挽回树生对他的爱情。
曾树生随人他去,汪文宣在吐血中身亡。
第三,性格的畸变。
汪文宣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当时脑子里满是美好的愿望,甚至想为教育事业贡献毕生。
他也曾大胆地表现出对习俗的不满与挑战,与曾树生自由恋爱组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家庭,他理想崇高,雄心勃勃。
而如今,他却是如此的懦弱无能,这样的胆小怕事,那样的庸碌无为!
当母亲与媳妇激烈争战时,他从不也不敢评判是非,坚持立场,只能以自虐企图获得她们的同情,从而平息纷争。
!
妻子爱慕虚荣,不满现状,他总是极力理解,给予原谅;
妻子不但作了“花瓶”,而且与上司陈经理谈笑风生、亲昵异常、关系暧昧,他虽然耳闻目睹,却能忍气吞声。
总之,如今的汪文宣凸现了一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软弱者的病态灵魂。
昔之汪文宣远非今之文宣可比!
加之汪文宣自己本来工作繁重,更兼营养欠缺、精神郁闷,久而久之,必然造成汪文宣心理的变异。
汪母守旧、狭隘使“家庭战争”不断升级,直接影响儿媳的关系,家庭基石摇摇欲坠。
第一,汪母多年寡居,将全部的爱和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却嫉妒媳妇“抢走”儿子的一份爱。
汪家共有四口人,可汪母只爱她的儿子,孙子,却不爱媳妇。
汪母对儿孙总是充满柔情,细心地呵护着他们,把他们的衣,食,住等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真心实意地疼爱在汪母的一言一行中都能真实的感触到。
无论自己多么辛苦,她都心甘情愿,无论多么穷,她也都愿守着他们过穷日子。
她对儿孙的爱,无可挑剔,可谓之伟大无私。
在儿子生病期间,为了改善儿子的伙食她连丈夫留给自己最心爱的结婚戒指也卖了。
她愿为儿子牺牲一切。
生活的艰苦,她在默默的忍受,从未在儿子的面前表现过不满。
汪母的爱仅限于自己的儿孙。
有一次汪文宣的同事给汪文宣写短信告诉他,不要再在单位吃饭了,让其回家用膳,以免病传染给同事们。
汪文宣虽说难受,但也很理解,可汪母却气愤地说:
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自己到了这个地步,还管他们做什么?
要是我,我就叫他们都染到这个病,要苦,大家一齐苦。
不让有一个幸灾乐祸。
由此可以看出汪母的爱是何等的狭隘。
在汪母的心中,儿孙才是珍宝,是她的全部。
由于这种原因,她对自己的儿媳,不但没有一点疼爱,而且达到了不可相容的地步。
每当儿子与媳妇闹矛盾时,作为长者,她不是在中间调和劝解,息事宁人,而是在儿子面前煽风点火,火上浇油。
儿媳因为生气离家出走,她不但不担心害怕,出去寻找,还说:
“她回来?
我看她还是不回来地好。
”甚至还暗中高兴、得意。
当她知道儿子找媳妇回家,怒火便立即冒上来了,认为儿子没出息,居然去找那个女人,向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低头太过分了,不是她所能忍受的,她更看不得儿子爱媳妇,看到儿子爱媳妇,她就会很气愤,甚至恨媳妇,她对媳妇总是没有好言语,说话刻薄无情,动不动就和媳妇吵架,拿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嘲讽媳妇。
在她心中,儿孙是生命的依靠,而媳妇走了,有了钱可以再娶妇,媳妇看成了一件物品,而不是有感情的人。
她还在儿子面前多次有意挑拨他们的夫妻感情,对儿子说:
“宣,我给你说,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
”这哪是一个婆婆说话。
她不知道她这种畸形的爱不但没有使儿子感到幸福,而且让儿子深深地痛苦。
因为汪文宣爱自己的母亲,可是她和树生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他对树生的情感是真实的,这就让汪文宣夹在中间很难处理。
无奈时汪文宣在失望了,忍不住怨恨地叫道:
“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啊!
没有人真正关心我!
各人只顾着自己。
谁也不肯让步!
”汪母的爱不但让儿子深深痛苦,甚至难以理解与忍受,在她们婆婆闹矛盾时,汪文宣曾不能忍耐地叫起来:
“这太过分了!
为什么她要这样恨树生?
为什么女人还不能原谅女人?
”面对她们不可调和的矛盾,汪文宣曾惘然地想:
她们究竟为什么老是不停地争吵呢?
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保持仇敌似地永远互相攻击呢?
那些关切和爱的话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现在两对仇恨和轻蔑的眼光对望着,这争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休息呢?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和谐合作呢?
…………?
汪母对媳妇没有一丝一毫的宽容。
她不但不喜欢媳妇,甚至恨树生,不想再看到她,恨媳妇恨得咬牙切齿,要咬那个女人肉似的。
像汪母这样的婆婆,对儿媳一点宽容都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私畸形的爱,哪个媳妇能忍受呢?
所以曾树生为了逃避没有出路的苦闷和无法解决的矛盾出走兰州,也是无可厚非的。
第二,她守旧,看不惯媳妇的个性行为。
汪母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比较保守。
她衡量事物以自己的尺度去度量。
封建婚姻,必须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结婚时用花轿把媳妇抬回家,再举行拜天地仪式,入了洞房才算光明正大的正式婚姻。
因为儿子与媳妇的婚姻是一种新婚姻:
一没有媒人介绍,二没用花轿抬媳妇进门,三没举行什么仪式,所以她一直心存芥蒂,看不起媳妇,认为不是正式婚姻。
与儿媳吵架,就拿这来羞辱媳妇:
“你是他的姘头,哪个晓得!
我问你,你哪天跟他结的婚?
哪个做的媒人?
”其实,当时情况己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可她却念念不忘,可见其思想的保守。
因为受“三从四德”信条死死地捆绑,她总看不惯儿媳这样的新女性,因为儿媳不像她年轻时候那样的女人,侍候丈夫,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对婆母十分恭敬孝顺。
儿媳却是“一天打扮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
最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
这么三点,始终困绕着她,至使她每当看到儿媳参加过舞会回家,她就会冷嘲热讽,厌恶愤恨,还在儿子面前唠唠叨叨,抱怨媳妇:
“什么事?
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
你想她还有什么正经事情!
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像她这样!
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
”她却抹杀了树生做这些,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成绩。
她希望恢复过去的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
像《红楼梦》中的贾母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长者威严,驾驭一切,所以当她与媳妇吵架时就是严历地说:
“你是我媳妇,我有权管你!
我偏要管你。
”但媳妇是“五四”以来的新女性,这些陈旧,保守的婆媳关系模式,只能增加她们的矛盾。
由于受封建文化的束缚,汪母男尊女卑的思想也很根深蒂固,她不能忍受儿媳比儿子强。
她虽说是个妇人,却是男权的忠实维护者,她认为男人要高于女人,男人要支配女人,所以她挑唆儿子:
“你这个人心太软。
她对你哪样吗?
你还要替他说话。
我说,她那些脾气都是你养成的,我要是你啊,她今晚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
”
曾树生虚荣、贪图享受、叛逆,她的出走直接导致家庭悲剧变成现实。
第一,曾树生具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叛逆,要求个性自由的共同性格特征,与汪母的守旧显得格格不入。
作为一个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女生,曾树生崇尚自由、个性,而且有着叛逆的性格,不受传统的约束。
她曾经也是和汪文宣一样,是大学教育系的高材生,接触了许多先进的思想,也有着自己的事业和生活的梦想。
由于丈夫的无能,她成了全家的经济支柱,靠在银行当“花瓶”来供给家庭的生活开支。
她的收入是汪文宣、汪母、小宣的生活来源。
曾树生与汪母相比,二者在家中显示出极大的差距。
汪母和曾同为女人,汪母年轻时也有自己的追求和生活。
她也曾是昆明的才女,她也曾有姿容丰茂的时代。
战争扭曲了一切,汪母和汪文宣一样,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而曾树生总保持着清脆的声音,她快乐的心情并不能改善家的沉闷,因为战争的阴云毕竟浓重。
汪母想到自己已逝的年华,不免心生感慨,羡慕媳妇的年轻,也嫉妒她的才能,嫉妒她在家庭中的地位。
小说中多处写到,汪母是不愿意用曾的钱的,她卖掉自己的婚戒补贴家用,不顾皲裂用双手洗衣节省用度,在她心里,曾是这样想的:
“她觉得她能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着你们吃饭,所以她看不起我”。
可以想象,汪母心里有想象中的生存和尊严的斗争,“我宁愿挨饿,宁愿忍受一切痛苦”,然而她只能在无奈中感叹自己的命运,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换取一点想象中的尊严。
曾树生感受到的是婆母的冷言冷语,以及对丈夫爱的分割。
汪母对曾的憎恨首先来自二人婚姻、家庭观念的不同,“我当年做媳妇,哪里敢像她这样”是汪母时常挂在口头的话,这一方面是她对自己过去岁月的遥想,另一方面也隐含着责备曾太不象话的成分。
汪母本来看不惯曾这样没有经过仪式进门的媳妇,她“花瓶”的工作,广泛的交际更激起汪母的愤怒,汪母把这看做是家风的败坏。
汪母对曾的憎恨,更有深层的心理原因。
毕竟,在汪文宣二十多年的成长经历中,汪母是他唯一的依靠,是他精神的支柱。
由于曾的介入,汪文宣的爱不再完整,汪母对此怀有深深的恐惧,她将一切罪责都归于曾,并时常责备儿子“没出息”。
曾树生面对的婆母,是一个对她没有丝毫精神安慰的亲人甚至敌人,她们之间只有喧闹、纠葛和争夺。
第二,曾树生虚荣,贪图享受,想要过浪漫的生活,而无能、懦弱、死板的丈夫无法给予自己这些。
年轻、美丽、有活力、独立的曾树生身上也带着那个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普遍所具有的劣根性:
虚荣,贪图享受,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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