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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外贸领域到明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就会变成正的,最主要的还是看美国、欧洲、日本。
从现在看它们的经济形势都稳住了,而且也有回升的迹象,它们一旦回升对中国的订货必然会增加,增加的话自然我们出口这一块也会增加,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对整个经济形势也是非常看好的。
你觉得外贸形势也是逐步在好转。
在恢复。
张老师那您觉得中国经济当前面临哪些问题,以后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外需?
中国这一次应该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还特别提到关于内需。
上次我看一个报导说,中国有些企业虽然外贸不行了,但是他们在内需上下了很大工夫,所以也开始转移。
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后应该是更多的依靠内需。
因为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世界第一大市场,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首先满足我们市场的需求,或者是提高我们市场的消费程度。
但是由于我们很多产品都属于过剩产品,弥补生产能力过剩的最好办法就是扩大出口,否则的话如果出不去内部消费不了就会造成企业亏损。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外贸仍然是非常重视,因为我们很多企业都涉及到外贸,所以他们要生存的话可能对外贸依赖性还是不低的。
但是从整体上,我是一直不太赞同出口退税或者是免税,我认为这次应该是调整结构的好机会。
咱们老说外汇过多、顺差过大、外汇不断增多,本来在07、08年已经开始减少出口退税的税率、减少免税。
但是正好因为世界金融危机企业破产、倒闭太多,而且中央极力要把经济搞上去。
实际上这个效果不大,外国订不订货不在于你税收多一点少一点,而在于他是否需求。
另外就像有些专家写的,我们的这种出口退税、免税都给外国人了,就是中间环节他们只要看你免税了就要你降价。
相反如果我们增税,我们取消出口退税,咱们的企业倒有理由跟国外提价,结果现在你刚刚动企业还没有得到好处外边就压价,说出口退税增加了就要给他们一些百分点,这样的话是把中国的税收让外国人拿到了。
所以我一直不太主张这个,我一直主张是宁可不出也要把结构调过来,但是现在还在继续这样,最主要的好像还是对出口太在意,就是出口占的经济比例太大。
实际上政府应该鼓励出口企业能转内销的转内销,要研究中国人的特色、开发中国人喜欢的产品,自然就能打开中国市场,你老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不好。
另外中国出口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是比较好的,这在国内很容易打开市场,关键是他们过去更注重国外不注重国内。
现在的情况下他们也注重国内研究中国老百姓喜好,而且确实保证内销产品和出口产品质量一样好,老百姓一定会买。
所以这次在金融危机面前我们该做的做了接近一半后都停止了,特别是结构调整、进出口调整这方面,这是很可惜的。
但是也不能都这么想,因为保增长是中央的政策,包括投资也是一样。
投资快了以后就要求赶快拨项目,自然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的审批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的项目根本就没有严格的审批,包括环保、节约资源、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这些东西其实现在有所恢复,不承认不行。
不能说是中央政府放松标准,但是地方政府肯定会放松标准,他要靠投资拉动经济,这两件事应该说确实是存在问题。
现在如果经济有所好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
另外,作为我们中央的意思主要就是保经济增长就是要保就业,现在投资确实是保就业的一个好方法,但是重点是投资结构。
因为大的投资像铁路或者是核电站或者是地铁,这些投资促进就业很小,你要支持中小企业、服务型行业、劳动力行业可能效果会好,那样也不用考虑增长8%还是7%了。
战略角度可以设置“共享发展计划”
原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许善达他提出了一个叫“共享发展的计划”?
他建议国家设计一项对外援助计划,用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和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偿还债务可以由国家信用、项目收费等多种方式。
这种项目的实施可以带动劳动力及多种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出口,可以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种援助计划是国家信用为主与市场机制协调的行为,需要动用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诸方面资源投入来减少受援国不还债或无力还债的风险、获取中国的国家利益。
您怎么看这个计划?
张汉亚:
实际上如果还债的话当然是好事,我们现在富了可以出去投资同时还能提供劳务。
但是不还债或者是少还债,实际上又是损失了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如果至少是还债或者说哪怕没有利息,就是咱们不挣钱就是保本,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至少你现在把我们的一些产品消化了。
实际上如果不还的话,你还不如给自己的国家,直接给农民修更多的路、修更多的基础设施。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这个能力是过剩,但是如果不是趁着这个机会调整,还是在扩大,到时候如果那些都没有的话就会过剩更厉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利有弊,他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有利有弊。
另外给外国修的很多基础设施之后不还你钱的事情常有,过去我们援助那么多最后经常吃亏,关系比较好还可以,关系不怎么样说翻脸就翻脸。
现今的世界当中我们现在还不是非常富裕的国家,我们当然要支援世界不发达国家,但是也不必要做太多。
张老师您认为中国有没有必要设立一项国家层面的长期战略?
您刚才也提到了,以前我们国家都是被人家赚了我们国家现在设立一项国家层面的,不还债我们就动用国家力量?
从战略角度你倒是提醒我了,就是说从战略角度如果我们给一些资源国家,我们给它修一些铁路顺便给他们的一些资源同时买进,这是一个战略。
还有像缅甸、斯里兰卡那些地方,我们如果打通太平洋(601099,股吧)通道的话我们可以给它修铁路,修铁路直通太平洋。
那么我们很多石油的运输不用经过马六甲了,直接从缅甸、斯里兰卡上岸之后到云南,再从云南到整个西南,这也是一个办法。
当然这些都是不能公开的,就是说我们每次援助表面上是无偿的但实际上有一些条件,比如说让我们跟你们共同开采资源,或者是我们帮你们修那么多的铁路你们要保证我们50%的运输等等。
这些东西如果上的话,即使赔点钱也是值得的。
我们刚才说到对外援助,您怎么看待中国当前的对外援助?
您觉得中国的对外援助策略是不是需要进行调整调整呢?
现在和以前相比已经有很大调整了。
现在我觉得可能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肯定是考虑了的,像去年、前年国家的30亿支持非洲,主要一个是看中非洲的友好对我们很重要,这样促进我们出口,实际上我们这两年对非洲出口比较多,当然也是满足他们的市场。
所以国际政治的东西是跟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真正大公无私的国家,在世界上如果哪个国家大公无私那就是傻瓜。
我觉得咱们现在也是这样,包括外面的争论等等,如果像我刚才说的你要考虑到我们可能从中获得什么利益,假如这个利益我们认为是值得的,我们暂时损失点目前的利益为了未来的利益也是值得的。
关键就是你要求的附加条件人家干不干。
“共享发展计划”暂时解决产能过剩
您觉得如果我们国家建立这么一个共享发展计划,可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们这种产能过剩的问题呢?
刚才说暂时性的可以,但长远你不可能永远去帮人家,而且这个东西也会导致过剩越来越严重。
因为随着我们经济工业化之后、城市化之后,我们自己的各种能力都将过剩。
如果我们国内的各种大的设施、高速公路、铁路这些都满足了,修完一公里铁路以后不可能在上面再加一层,公路也是网状的在国家土地上铺满之后就没有再建设了。
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基础设施的需要量只是一个更新换代的投资、维修的投资,那时候的投资和生产能力自然就会需要释放。
当然到国外可以释放一些,但是国外可以释放的也是有限的,咱们不可能给每个国家都提供,是要我们能够得到利益的国家,这种国家不是很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暂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不进行大的结构调整的话,到一定时候也还会有问题。
和讯网:
归根结底还是要促进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
国家是自己的,靠别人肯定靠不住。
能不能通过对外援助共享发展计划来促进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呢?
很难。
因为我们出去的都是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不是说有一个可以提高的水平,就是我们过剩的或者是成熟的技术拿到国外去用帮助他们,本身来讲可以暂缓当时的过剩。
像美国原来所谓的马歇尔计划,那个美国主要是卖产品,而且马歇尔计划并不是无偿的。
它所针对的都是发达国家,像欧洲这些国家,最后美国通过这个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很多好处。
我们如果支援很穷的国家,特别是很多国家政局老是不稳定的,相对来说效果不会很好。
但是刚才说了要从资源角度和投资角度来说,也可能会获得一些收益。
您怎么看现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比如说我们提出这个共享发展计划,它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没有什么促进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不国际化主要是咱们人民银行或者是咱们最高领导愿意不愿意,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国际化,不愿意的话就不国际化。
因为你又不是援助美国、欧洲,你是援助发展中国家,那些国家的货币也不是国际化货币,很多都是不可兑换的,不能说没有联系但是影响不大。
国际化关键是你国家下决心说国际化,货币自由兑换就立刻可以,你要不下决心就老在这守着。
主要好处是如果不国际化就可以防止外国的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这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不国际化相对来讲也受到限制,本来像美国它印美元,它使劲印然后买各国的东西,它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们现在不行,我们只能出口东西收了美元再换过来人民币。
如果我们人民币到时候可以在全球使用的话,我们也可以大量的发人民币,用白纸去换各种物资、技术,那当然好了。
但是从国家和银行来讲更怕的是金融危机引起的风险,所以这个问题确实要谨慎对待。
外汇储备买美国国债是较好选择
你说像我们有这么多的美元外汇储备,那怎么办啊?
我觉得现在就是自己花进口,然后到国外投资,买美国国债也是一个好办法,他们老攻击买美国国债,我说买美国国债比买黄金买什么都强,黄金现在900多美元过几年可能就变成了400美元一盎司。
美元永远一美元是一美元,不管它贬值还是升值它永远是一美元,你买国债加上利息三年3%的话还可以达到9%的利息。
你买黄金的话现在最高时期,你只要买它就涨,中国只要一买就涨中国不买没有需要量就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跟买黑石股票一样,你只要买它就升高,你不买它就下降。
美国的国债是天天在这,只要美国不垮台它总有个百分之几的利息,因为各方面都按美元结算。
当然如果以后世界按欧元结算的话,你就去买欧元国家的国债。
买黄金有什么用,黄金的价格68年达到800美元后来一直降到200多美元一下子损失四分之三。
因为这个东西大家最后都以美元为准则,它不管怎么升但是本身美元的数量不变。
相反你买黄金它兑美元的数量,只要黄金一盎司降1美元,你买一吨的话就降几千元。
当然现在我们应该去买国际产品,国际产品又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买那么飞机以后才发现我们应该自己造飞机,还不如去买更多的机械制造设备。
最主要的是外国的钱只能到外国去花,即使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了,也顶多是到国外可以换人民币,在国内还不能通用美元。
没有一个主权国家允许外国货币在自己的土地随便用。
所以说把美元发给大家,我说发给大家也得到国外消费,你不用发就可以。
要是在国内的话还得给美元换成人民币才能花,所以就没有意义,要发直接发人民币补贴让他在国内花,他想出国再发外汇,哪有发外汇的,发外汇之后又都换成人民币,让你白忙活一场。
因为国内不可能让美元流通,只有那些不发达国家像越南、缅甸他们可以让人民币流通,到美国去人民币能让流通吗?
你要花必须要换成美元,到欧洲也是人民币可以用,但是得先换成欧元才让你用。
所以现在确实是钱多,钱多怕什么?
我老觉得有一个问题,钱一多就说流动性过剩。
过去我们老祖先山西人挣那么多银子,人家也没有说嫌钱多的。
有的人老嫌钱多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就是过惯穷日子了钱多一点揣兜里,像你钱多了你可以储蓄、可以买国债,有什么不可以。
比如说我们推行出这样一个共享发展计划,您觉得西方会怎么反映?
西方可能会说你们搞经济渗透,包括咱们上次跟非洲搞那个合作他们就说是经济渗透,或者是说中国在抢占美国在非洲的地位。
因为他们也知道,你影响大了之后从政治角度来讲肯定会有影响的。
如果我们这个计划能推行,对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有没有影响?
当然是有影响了。
就像那次开中非会议之后,美国等在非洲有利益的国家都不太高兴,但是实际上咱们也没有获得太多的东西,因为非洲那边他们更讲现实利益,而不讲你对我有没有好处,你只要今天给我好处我就跟你好,今天不给我好处我就跟你拜拜。
特别是政权更换,政权更换之后很多东西就不知道下一步干吗,像我们过去跟人家挺好,过几天政权更换就一切重新开始了。
对我国消费-投资比率的看法
关于我国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以下简称投资)的比例问题一直是经济界关注的问题。
虽然许多经济学者为提高我国的消费率提出了许多建议,政府部门也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但我国的消费率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一直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是我国的统计工作不完善。
一、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1.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消费率下降的阶段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当一个国家处于以农业为主的时期,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生产的绝大部分被用于消费,没有过多的剩余可用于建设,消费-投资比率中的消费必然占有极高的比率;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向工业化转变的时候,一方面投资能力会随着社会储蓄的增多和国家积累能力的增强而上升,另一方面为适应工业化的发展,对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导致投资规模不断快速增长,消费-投资比率中的投资比率会不断增加;
而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了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能力的时候,投资的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政府和民众会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投资率就会从停止上升到逐步下降,最后保持在满足维持简单再生产和经济低增长的水平,消费-投资比率也相对稳定在消费率较高的程度。
因此,一个国家在向工业化发展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普遍存在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现象。
如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连续六年GDP平均增长10.2%之后,最低消费率出现在1988年,达到60.6%;
日本在1961—1970年GDP连续10年的高增长(算术平均增长率10.47%)之后,消费率在1970年降至59.7%,是近50年间的最低点。
我国目前处于向工业化转变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和生产能力快速增长,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的发展阶段,投资增长必然快于消费增长。
从数学的角度看,近几年投资每年都以高于消费十几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消费占GDP的比例必然要随着投资的快速增长而逐年下降。
2.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促进了投资增长快于消费增长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从多方面决定我国投资率在“十一五”期间仍将不断上升。
(1)党的十六大所确定的“翻两番”目标、各地制定的宏伟发展规划、人民快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都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社会生产及服务能力的扩大,这些都是靠投资而不是靠消费来实现。
(2)投资同时承担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任务。
在“十一五”时期为贯彻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装备工业,加强环境保护等一系列方针,必然要淘汰大量的生产技术落后,高耗能(水、材)、高污染、高事故的生产设备和企业,投资一方面要维持简单再生产,投入新的设备和建设新企业来补充淘汰设备和企业所减少的生产能力,如我国近两年要关闭1万多家小煤矿,按平均每个煤矿产煤4万吨计算,要减少4亿吨以上的产量,这些产量必须由投资形成的新生产能力予以填补。
另一方面为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还要不断扩大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必然加大对投资的需求。
(3)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很大。
今后几年不但要为每年新增的1000多万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还要为国有企业改制和企业技术改造所淘汰的下岗职工、实现城镇化进城的农民提供就业岗位。
增加就业岗位要增加新的生产设施和单位,而这要靠投资来提供,如果投资增长速度放慢,就业问题将更加严重。
(4)为了建设新农村和提高人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需要比以往增加更多的投资用于相应的硬件建设。
(5)无论是开发西部,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发展环渤海经济带,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还是城镇化建设,都得靠加大投资去实现。
(6)我国的生产要素能够支持投资较快增长。
从我国金融系统账面上看,到2006年3月末,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0.6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0.6万亿元,存大于贷10万亿元,扣除准备金、国债和其他科目的占款5万亿元左右,仍然还有5万多亿元左右空闲,如果再加上金融机构超过1万亿元的资本金,则空闲资金达到6万亿元以上,另外还有875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说支持我国投资发展的财力是充足的。
经过近几年的加快建设,我国各类物资的生产能力在近几年都获得了快速增长,主要投资品处于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状态;
能源、交通、邮电、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为投资保持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我国有4000多万从事投资建设的各类人员,并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近几年虽然投资总量有很大的增长,仍然还有许多建设队伍吃不饱,甚至没活干。
可以说,人、财、物的各方面都能够保证我国今后几年的投资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二、我国的统计不能准确反映消费和投资的比率
虽然在目前我国处于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阶段,但从比率数据上看,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率明显偏高。
我认为,一方面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状况、分配状况、消费的传统习惯、历史和文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国与国之间的消费--储蓄比例必然是不同的,而且基本上是不可直接对比的,特别是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可比性更差。
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统计方面的缺陷造成的。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投资的实际数量统计偏高
《中国统计年鉴(2005)》对投资率的计算是,2004年按支出法统计的GDP为142394.2亿元人民币,资本形成总额为62875.3亿元,两者相除,得到的投资率(资本形成率)为44.2%;
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为70477.4亿元,就是说有7602.1亿元投资没有算入投资率,主要是土地购置和搬迁等不应计算在固定资产之中的投资,占总投资的10.8%。
而实际上还有许多费用不应该算入固定资产投资之中,或者说从投资中流失了,但仍然计入投资。
其中,腐败的因素占据主要的位置。
如《建筑时报》今年4月24日刊登的特约记者杨光的文章“揭密建筑业商业贿赂”中指出:
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一般而言,发包方的回扣为工程总金额的3%-5%”。
我国近几年处理的贪官之中,大部分都是在工程委托之中索贿和受贿,十几个交通厅局长的落马都是因为拿了工程建设的钱,北京的毕玉玺在五环路建设中拿的“茶水钱”就达6000多万元,除了厅局长,还有处长、科长、直接的办事人员,所拿的数量不会比厅局长少。
国家早就规定不准层层转包,但在许多工程中仍然层层转包,有的工程甚至转包4-5次,许多特级或一级施工企业承包的工程,但在工地上施工的是没有任何资质的农村包工队。
每转一次,就被扣掉8%-15%的管理费,最后到施工现场的工程费往往不到计划的50%;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计划每公里造价4200万元的高速公路,实际到位的工程款只有180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工程,只能是降低工程质量和拖欠工人工资。
另外还有在设计中虚设项目和虚报采购价格,重复计算工作量等等;
前些年北京军区对建设项目进行审查,在总额8亿多元的建设费用中,查出施工单位虚报的工程结算达1.3亿元,占施工费用的15%左右;
湖北省审计部门审计总额56亿元的施工费用中,发现7.46亿元的虚报,占施工费用的13%左右。
这些从工程中流出去的资金都被计入固定资产投资,但实际上是进入个人的腰包。
这些流失主要发生在国有投资中,估计达工程计划投资的30%或者更多,占全社会投资的15%以上。
2.消费的数量统计偏低
国家统计局去年对GDP举行普查,2004年增加的2.3万亿中有2.1万亿是服务业的产值,而服务业主要是用于消费。
即使如此,我国还有一些难以统计的消费没有计入,例如城市及其郊区居民出租房屋是租房者的消费,有许多是私下进行没有通过房屋租赁公司,是没办法统计的。
另外,据建设部的统计,我国去年居民购房支出达1.42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居民自己居住,属于住房消费,大于住宅建设投资的数量。
这笔费用既没有计入投资,也没有计入消费,但这是居民收入的重要支出。
另外还有居民在教育等方面的额外支出也难以进入消费统计的数据之中。
3.价格产生的偏差
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研究员在2006年《投资研究》第二期上发表的论文“我国投资率国际水平剖析”中指出:
用国际的物价结构来衡量,目前我国消费品价格相对于投资品价格明显偏低,消费品价格大约低50%,如果按国际水平调高消费品价格,我国的GDP总量和消费率都将大幅度提高。
经过粗略的推算,他认为2004年我国的投资率可能只有27%左右。
虽然估算的方法和准确程度还有待于深入探讨,但我同意他的观点。
因为我国的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与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确实低很多,但很多投资品,如钢材和一些生产设备的价格基本上与国际价格持平,这是导致我国的投资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因素之一。
当然,正如刘慧勇所说,如果要比较精确的计算,需要大量的工作,而且有许多不可比因素。
但这种以定性为主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的结论是需要商榷的。
三、正确看待消费和投资的比率
近几年我国的消费总量每年以超过GDP增长2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是相当快的。
说明我国在消费供给方面具有强大的实力,能够满足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需要。
如前所述,消费率下降是由于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所造成的,只是相对的下降。
目前每年居民储蓄增长的数量都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规模,而居民储蓄是消费的剩余,完全是自愿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他们的储蓄应该被用于投资,但实际上却有几万亿积压在金融机构中,没有使用。
我国经济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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