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设计史——中国篇》2PPT推荐.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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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
青铜器的两种基本功能或用途:
一为纳入,即盛装物品;
二为设,即陈设布列。
商周时期又被当作封建礼制“示身份、名贵贱”的器物,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的象征。
青铜器的制作工艺:
冷炼法熔铸法
(1)浑铸法:
将器物用范块组合一次铸成。
(2)分铸法:
青铜制造工艺的突出进步,为适应复杂的青铜器形的塑造而出现的。
(3)失蜡法:
又成熔模法,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
青铜器玲珑剔透,精细的花纹铸造具有镂空的艺术效果。
失蜡法的西域传入与本土既有技术的争辩,目前,学界对于失蜡法究竟是西域传入还是植根于本土,存在着两种相对的看法。
认为失蜡法是源于西域的理由是:
其一,从失蜡法出现的时间推算,失蜡法最早使用是古埃及。
文物发掘证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埃及已出现采用失蜡法铸造的金属饰物。
相比较而言,我国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
其二,从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多角度考察表明,我国在商前期就与西域存在着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并且出现有一条“青铜之路”。
所谓“青铜之路”,是与“丝绸之路”形成的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
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
丝绸之路兴盛于汉唐宋元时期,文献史料记载不绝,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
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
而后,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
论证的依据是,在上古时期青铜技术属于“高技术”,其出现或者说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是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
青铜之路将西域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西域,乃至欧洲的联系。
只有将“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解释欧亚大陆文化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的历程。
其三,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考察看,吐火罗人被认为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包括后来史书中常见的哈萨克族祖先古塞人,他们很早就活跃于中原,且不局限于西域。
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由西往东的青铜之路。
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东传的中心环节。
而这种东西交流的居间者,最可能就是说印欧语的吐火罗人。
据此三点判断,青铜冶炼和铸造既然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就不可能只局限于某时某地封闭性完成,其中必然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
况且,在相连的大区域里是不大可能存在两个独立而毫无联系的青铜文明。
也就是说,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是从西向东传入的。
这在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可以证明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小亚西亚)向东传播的事实。
具体来说,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的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并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
由此而论,失蜡法既然是古埃及创造为先,又有证据可推论是从西亚传入中原,那么此法就不是中原的创造技术(有关“青铜之路”的考据内容,引自易华在东亚古物上的文章青铜之路:
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文物出版社,2005年)。
然而,新近考古发掘又证明我国春秋时期采用的失蜡法,还是中原的古老技术。
证据依次为:
1977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尊、盘透空附饰;
1979年河南淅川出土的春秋晚期铜盏部件和铜禁、楚共王熊审盂等均为失蜡法铸造。
而这些青铜器结构繁复齐整,铸造精致,其独具的技术特点和艺术风格,并非西域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具特征,表明铸造这些青铜器的失蜡法是中原古代工匠的独立创造。
首先是采用浑铸法将器具用范块组合一次铸成,这是中原本土技术;
其次是青铜器的花纹清晰、表面光滑、层次丰富,能够设计出如此复杂的青铜器镂空装饰效果,是中原自古老琢玉就具有的工艺手段。
另外,证明春秋战国之前,我国就已掌握失蜡法技术,有学者提出是源于焚失法,而焚失法最早见于商代中晚期,这种技术是在失蜡法出现之后才逐渐消亡的,这说明失蜡法是延续而来的创新技术(关于焚失法与失蜡法存在延续关系的叙述内容,引自谭德睿中国早期失蜡铸造问题的考察与思考一文,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4年第2期)。
吐火罗人,远古就生活在中亚地区,并有古吐火罗国。
吐火罗原本是民族名,中世纪转为地名。
指乌浒水(今阿姆河)上游,以今昆都士为中心的阿富汗北部地区。
相传,吐火罗人早在先秦时期就迁徙到中原西部的河西走廊地区生活,在文献中将其生活的区域称为敦薨或敦煌,这亦可视为吐火罗人在这一带活动产生影响的遗存。
山海经北山经有关于敦薨记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
”据考证,所及昆仑当为今之祁连山与敦煌区域。
这一带曾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末期、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文物,可能与同期吐火罗人从在河西走廊生活有关。
公元前2世纪中叶,吐火罗灭掉以巴里黑(今阿富汗境内)为都城的大夏,于这一区域建国,是为贵霜王朝。
公元629年(或630)玄奘行经该地,记吐火罗故国领域:
东起帕米尔,西接波斯,北靠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南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相当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区。
此地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原与伊朗,以及印度等地交通往来的必经之处。
西周时期兽形觥gng盖首(信阳市浉河港出土,河南省博物院藏),商代龙纹青铜方觚g,2.青铜器制作工艺的分期特点:
(1)形成期:
大约距今40004500年龙山文化期。
红铜与青铜制器并存,还出现有黄铜器;
青铜器品种出现生活用具或劳动工具;
青铜器制作工艺呈现朴实无饰的特点。
(2)鼎盛期:
夏商周三代及春秋和战国早期。
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
工艺精美,纹饰繁多,显出出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
出现镶嵌工艺以增加美观;
用人面形作为青铜装饰品;
数以万计的青铜铭文(金文),刀法圆熟。
(3)转变期:
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
仍保持精美的制作技巧,但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由以礼器为主变为以日用化为主。
司母戊大方鼎(我国古代设计史上最大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通耳高1.33米,长1.10米,宽0.78米,重875公斤。
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作;
另一说为商王且庚、且甲为其母而作。
此鼎形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
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
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
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
耳侧以鱼纹为饰。
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
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
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毛公鼎(迄今为止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毛公鼎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
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
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
鼎高100.8厘米,口径78.3厘米,重153.3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
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
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
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
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
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
大盂鼎属於瑰丽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铭文内壁有铭文291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而兴,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
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
大克鼎铸造于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时期,清光绪中期在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当时出土的另有7件克鼎,形制与纹饰都和大克鼎相同,只是体积小得多,同为西周一个名叫“克”的贵族。
大克鼎气魄雄浑,威严沉重,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颈部饰有三组变变体龙纹,间隔以六道棱脊,腹部饰以宽阔的波曲纹(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
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
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内壁铸刻的长篇铭文共计290字,是少见的金文书法杰作。
其内容依大意可分成两段:
前段是克歌颂祖先师华父谦逊的品格和美好的德行,能够辅弼王室,靖远安内,周王追念其功绩,任命师华父的孙子克担任宫廷大臣,出传王命,入达下情;
后段记载了周王对克的册命辞,重申对其官职的任命,并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于是克叩拜谢恩,称颂天子的美德,并铸造大鼎来祭祀师华父。
这篇铭文一向被视作研究西周奴隶制的重要史料。
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四羊方尊,莲鹤方壶河南新郑李家园出土河南博物院,蟠螭纹铜尊盘(战国)纹饰为三层透空结构,巧妙运用高低参差和对称排比的艺术手法,于整齐中寓变化,于繁复中见玲珑,标志着失蜡法的最高成就。
铜尊上是用34个部件,经过56处铸接、焊接而连成一体,尊体上装饰着28条蟠龙和32条蟠螭,铜盘盘体上共装饰了56条蟠龙和48条蟠螭。
狩猎纹壶(战国)壶圆体,侈口,盖顶双伏兽钮,圈足。
器身被四圈宽带纹分为四层,各层均饰狩猎纹,宽带内饰三角云雷纹,足饰菱形花纹。
通体纹饰均以红铜镶嵌。
利簋中国西周早期的青铜器。
为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
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
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
圆形,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
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
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述及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与尚书武成、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商代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青铜牌饰,战国银首青铜人形灯,秦始皇陵铜车马,带鞘嵌绿松石铜剑战国湖南省博物馆,错银羊形盂战国,吴王夫差盉春秋上海博物馆,牺尊春秋上海博物馆,铸刻大鼎安徽寿县安徽博物院,王子午鼎河南博物院,蟠螭纹鼎故宫博物院,交龙纹鼎上海博物馆,四足鬲所属年代:
商1981年陕西城固县出土,通高23.5cm,口径21cm。
烹饪器。
直口,宽沿外折。
鼓腹分为四裆,形成四个袋足,颈部饰雷纹,腹裆饰兽面纹。
整体形体独特,世界独一无二。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像人面(商周时期),蔡侯申方鉴国家博物馆,吴王夫差鉴上海博物馆,鸟兽纹贯耳壶春秋故宫博物院,青铜羽纹扁壶战国河南博物院,青铜器的品种及形制设计:
(1)青铜礼器:
食器;
酒器;
水器;
乐器;
仪仗器。
(2)青铜工具:
斧、斤、凿、锯、耒、耜、铲、锛、锸,锄,镰等。
(3)青铜杂器:
车饰;
马饰。
(1)青铜礼器:
食器(鼎、鬲、甗、簋、簠、盨、敦、豆),青铜酒器线描图,
(1)青铜礼器:
酒器(爵、觯、觥、尊、卣、壶、斝、罍、觚),牺形铜尊春秋国家博物馆,
(1)青铜礼器:
水器(盘、匜),子仲姜盘春秋上海博物馆,龟鱼纹方盘战国故宫博物院,
(1)青铜礼器:
乐器(铙、钲、钟、铎、铃、钩、镦、鼓),战国秦王卑命钟,曾侯乙编钟(随州博物馆),
(1)青铜礼器:
仪仗器(戈、戟、矛、钺、刀、剑),王孙袖戈战国湖南省博物馆,楚王酓(yn)璋剑战国故宫博物院,
(2)青铜工具:
斧、斤、凿、锯、耒、耜、铲、锛、锸,锄,镰,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立车,(3)青铜杂器车饰;
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安车,河南浙川岭春秋楚墓出土的车轴部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制指其外形表现,直接对应青铜器的造型艺术。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青铜器物应用面广、流传时间很长、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类天生的对艺术美的追求,使得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制丰富多彩。
从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能看出我们祖先卓越的审美想象能力和巨大的创造能力。
形制,纹饰,商周青铜器兽面纹,兽面纹,兽面纹旧称饕餮纹。
饕餮(toti)之名本于吕氏春秋先识览: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
左传文公十八年。
古人说:
贪财为饕,贪食为餮”。
宋人将青铜器上表现兽的头部,或以兽的头部为主的纹饰都称饕餮纹。
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的物象头部正视的图案,后来不少著作中称它为兽面纹。
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形象比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的两侧有的有耳,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没有兽的体部或尾部。
所有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在表现方法和技巧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不同。
兽面纹的特点,一些典型的兽面纹,一些典型的兽面纹,龙,四灵之长,变幻无穷。
据研究,炎、黄二帝就是上古以龙为总图腾的部族联盟领袖。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龙作为帝王权力的象征,代表着帝德天威。
历代帝王无不以真龙天子自命。
从皇宫帝苑到服饰器皿,都充斥着龙的装饰。
同时,在民间,龙既是神灵,是祥瑞,又是人们的审美对象,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
龙纹,青铜器上的龙纹常被称为夔纹和夔龙纹,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象都称之为夔,这是引用了古籍中“夔一足”的记载。
其实,一足的动物是双足动物的侧面写形,故不采用夔纹一词,称为夔龙纹或龙纹。
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较粗大的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之于龙类,称之为龙纹。
青铜器上的龙纹,商代早期的龙纹主要见于玉器,如玉玦、玉壁等环状器物。
青铜器上的龙纹始见于商代中期。
此时的龙纹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1、鳄鱼状爬行龙纹,作两首相对或首尾徊接的形式,体态似鱼体、曲折体为多,此类龙纹多见于鼎、尊、盉、觚等器物。
2、蟠龙纹。
商代晚期,龙纹极盛,变化更繁复,趋于图案化、装饰化,有不少变形图纹出现。
西周早期的龙纹沿袭商代晚期的风格,但到了西周中晚期,龙纹更趋抽象化,只有将早期龙纹同其对比观察,才能从中看出发展轨迹。
这是因为在周人的观念里青铜器纹饰的宗教含义已不如商代强烈,由“象物”形式转向图案化,气氛活泼轻松,体现出一种审美情趣,当然,也含有祥瑞意义。
一些典型的龙纹,爬行龙纹(西周早期龙纹簋),卷体龙纹(西周晚期鱼龙纹盘),交体龙纹(战国早期交鱼龙纹壶),双体龙纹(西周早期),两头龙纹(西周早期),蟠虺(hu)纹青铜器纹饰之一。
以蟠屈的小蛇(虺)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
盛行于春秋战国。
蟠螭(ch)纹青铜器纹饰之一。
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螭),张口,卷尾,蟠屈。
凤鸟纹包括凤纹和各种鸟属的图案,凤鸟纹的特征比较形象。
最早的凤鸟纹发现于新石器时代,如良诸文化出土的玉器上已有明确的凤鸟纹。
凤与龙齐名,都是古代的祥瑞动物,在“四灵”中,龙和鱼源自爬行动物,麒麟源自兽类,凤凰则源自鸟类。
从古代岩画、陶器、青铜器、玉器等器物上保存了大量的凤凰史料和艺术造型。
在这些凤凰身上,有孔雀的影子,有鹰、鸮的特征且与鸡、雁、鸭也有联系。
凤鸟纹,一些典型的凤鸟纹,多齿冠凤纹(西周早期),长冠凤纹(商晚期),花冠凤纹(西周中期),长颈鹿角鸟纹(商晚期),动物在我国早已开始饲养,马、牛、羊、鸡、犬、猪是著名的六畜,还有一些野生动物,象、鹿、犀、虎、兔和一些变形的动物如长鼻兽、蜗身兽,此外还有一些小动物,如蛇、蝉、鱼、龟、蟾蜍等不能独立无所归属,皆列入动物纹。
这些动物在青铜器上大多有类似的形象,属于这些动物的正面形象已归入兽面纹的各种角型,但动物的侧面或全躯形象在构图上不能列入兽面纹,应该作为动物纹、则动物纹包括虎纹、牛纹、象纹、鹿纹、兔纹、蜗身兽纹、蛇纹、龟纹、蟾蜍纹、鱼纹、蝉纹等。
动物纹,鹿纹(西周中期),蜗身兽纹(西周早期),蛇纹(西周早期),龟纹(商代晚期),长鼻兽纹(春秋晚期),蝉纹(商代晚期),狩猎纹描述狩猎过程的纹饰,各种虎纹,各种蛇纹,攻战纹描述攻城、车站、徒兵搏斗等历史性内容的纹饰,1、在实用基础上注重装饰,将实用与审美完美地统一起来。
实用是第一因素,但同时为了满足对审美的要求,施以各种外形装饰。
足部的装饰:
柱状足、锥形足、圆足、扁足、方足、兽蹄足腹部装饰:
各种深浅浮雕甚至是透雕纹饰、扉棱、各种鸟兽雕塑提梁装饰:
作成龙形、蛇形、鸟形等耳、鋬的装饰:
作成龙形、蛇形、鸟形、或装饰龙头、羊头、牛头、鸟首2、几何形体与动物形体单用、并用及复合使用圆球体、圆柱体、圆椎体、椭球体、立方体等作为青铜器形体的基本形状被广泛使用,为避免形式上的过于简洁和呆板,古人熟练地将这些基本几何体复合使用,构成繁复精美的各种造型体,显示出我们祖先惊人的智慧。
动物崇拜是原始人类普遍的行为,以各种动物形态作为青铜器的形体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大特点,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
3、符合形式美的基本规律平衡对称、单纯多样、刚柔相济、静中寓动、背离规则,我们祖先在青铜器造型艺术中充分考虑了如下因素:
4.具备多样性设计功能的青铜器具:
(1)商代妇好墓三联铜甗:
商代宫廷祭祀用的一种蒸食器具,稀世珍品,不可多得。
(2)战国青铜冰鉴:
战国时期的青铜酒器。
功能多样,装饰讲究,设计巧妙,铸作精细,形体壮伟。
二.陶器与原始瓷器的形成及实用设计,夏商周时期的陶器:
夏代的陶器是在新石器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较高的实用和艺术价值。
烧制陶器方面,不仅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还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其色泽沉着、质地坚硬。
陶器表面也多施装饰。
当时制陶工匠们的改进意识已逐步成熟。
制陶业除生产一般的灰陶、红陶和黑陶外,还生产少量供奴隶主贵族使用的白陶,另外还出现了专门用于随葬的陶制明器。
商代制陶业作坊的内部已有明确且固定的分工,而且商王室的制陶作坊规模宏大。
商周时期除制造大量日用陶器之外,还有制造建筑用陶。
商中期云雷纹十弄篦白陶罍,2.商代的原始瓷器:
我国乃瓷器的故乡,素有“瓷器之国”之称。
最早的瓷器是青瓷,从青釉陶(硬釉)发展而来,商周时期出现的青瓷,严格意义上说是“原始青瓷”。
商代的瓷器较为原始,气孔较大,胎料中杂质较多,胎体多有裂纹,釉色不够稳定。
主要器型有尊、碗、盘、瓶、瓮、罐、豆等。
3.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瓷器:
春秋战国时期,陶器已从日常生活器具扩大到生产工具,以及作为礼器、葬品的陶塑等。
烧陶的窑也有了很大改进。
春秋时期,官私制陶作坊遍布各个城镇。
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印纹硬陶、暗纹陶、彩绘陶为代表。
陶器的品种有壶、鼎、豆、罐、盆、盒,装饰设计的花纹有弦纹、锯齿纹、栉齿纹、山形纹、螺旋纹等,古朴典雅,别具一格。
战国水波纹陶瓿,战国原始瓷单柄三足罐,三.冠冕服制与深衣华饰,冠冕服制是商周时期贵族装束的集中体现,更是作为“礼”的重要内容,被当做“分贵贱,别等威”的标志,以次形成先秦时期特定的“章服制度”。
华服的基本形制,主要包括上衣下裳制(如冕服)和上下连属制(如深衣)。
1.冠冕服制:
夏至商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确立与发展的时期,等级观念的服饰制度已初步形成。
周代是冠服制服逐步完善的重要时期,严格区分天子、官僚及贵族的等级差别。
春秋战国时期,墨家提倡“节用”,主张衣冠服饰等“尚用”,不必过分繁华。
2.深衣华饰:
“深衣”,就是在“上衣下裳”的基础上将上衣和围裙连接起来,这种形式成为我国历代服装的基本形制,也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开端。
“深衣”,应为曲裾,春秋战国时期,深衣普及是服饰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
3.春秋战国服饰:
礼崩乐坏,各种礼仪制度逐渐废除,但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对服饰文化产生的影响是造成了一派绚丽多彩的景象。
随着地区间交流的频繁,服饰有开放性的一面,也有自抑的一面。
商代的冠饰玉人,楚国贵妇直裾单衣(复制图),西周玉束发器,四.诸子百家思想中的造物观念,西周末年,铁器的使用,各诸侯开拓疆域出现了春秋五霸,“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成为了当时社会突出的现象,进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诸子百家中,对造物观念的阐述大多体现在“用与美”、“文与质”、“美的客观性”、“美的社会性”等。
管仲:
管子,“废弃雕饰”;
老子:
老子,“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以和为美”、“虚无观”的设计思想;
孔子:
论语,“文”与“质”是对立统一美学思想的集中代表,“文质彬彬”、“文质兼备”,便是这一美学思想的具体反映,即要求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避免鄙略粗俗,浮夸虚饰之风。
美具有社会性,即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墨翟:
墨子,对设计的评价是视其效益是否满足人的需求,否则再精巧的技艺也是“拙”;
设计重功能反对无谓的装饰,以追求“器完而不饰”为评判标准以及“质真而素朴”的设计审美意趣;
庄子:
庄子,“以天合天”的设计观、“忘适之适”的功用观,担心人类会失去感性天性而沦为机械的附庸;
使用传统的自然材料,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才能将人类传统的造物美学发扬光大。
荀子:
“万物之美可以养乐”,认为美的内质和美的外形都是重要的,装饰效果无非是看上去使人感到舒适而已。
五.考工记的成书背景及设计思想,成书背景:
考工记是齐国官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宫的学者。
考工记是对齐国官府手工艺技术的全面总结的著述,是齐国冠服制定的一套指导、监督和评价官府手工业生产制作技术的规范。
设计思想:
考工记蕴含着丰富的工艺技术和工艺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各种器物制作规范的记载,概括总结出器物的工艺观、审美观、设计艺术思想与基本原则。
它是我国最早提出关于工艺制作的原则,如“天时、地气、材美、工巧”。
考工记不仅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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