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庆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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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庆喜
《德川庆喜》
内容提要
德川庆喜
德川庆喜(1838-1913年),生于天保八年9月29日(1837年10月28日),卒于大正二年(1913年)11月22日。
江户幕府(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也是末代将军。
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第七子。
德川庆喜是德川幕府中的末代将军,也是德川幕府中寿命最长的将军。
目录
内容提要
目录
第一章德川庆喜生平
第二章对明治维新的贡献
第三章德川庆喜公回顾录
第一章德川庆喜生平
出生于德川御三家之一的水户家,父为德川齐昭,母登美宫吉子为齐昭的正室,庆喜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七。
1847年(弘化4年)继承一桥家。
在将军家定的继嗣问题上,被所谓一桥派拥立,与井伊直弼等南纪派推举的家茂相争而失败。
安政大狱时,受“隐居”“谨慎”处分,井伊死后获赦。
庆喜面对日渐衰落,原希望在继承后借助法国协助进行西化(取得法国贷款600万美元以招募法国军官、购买兵器及船只,并组成日法的公司发展工商贸易),重提公武合体以改革幕政。
1862年(文久2年)幕政改革后,担任将军后见职,推行维持幕权、公武合体的政策。
1866年(庆应2年)第十四代将军家茂死后,庆喜任将军。
在法国公使罗什的建议和援助下,吸取欧式制度进行幕政改革,设想建立一个以德川氏为中心的统一权力结构。
不料1866年7月,法国新外相穆斯蒂(MarguisdeMoustiers)出掌政府,不再支持法国公使罗叔亚联结幕府的外交路线,反而与英国采取同一阵线,倾向组成解除幕府的公议政体;庆喜顿失外援,加上在1866年尾,一直支持公武合体,反对倒幕的孝明天皇暴毙(因此有传是倒幕派所为),更使庆喜维护幕府政权合法性的美梦幻灭。
结果在1867年6月,土佐藩的坂本龙马及后藤象二郎定下“船中八策”,主张幕府奉还大政,组成以天皇领导的大名公议政体,更取得萨摩藩、土佐藩及安芸藩签订约定书支持。
1867年9月,萨摩藩及长州藩达成出兵协议,后再加入芸州藩组成倒幕同盟;10月,三藩代表更在京都集合,取得天皇讨幕密诏,决意出兵。
庆喜为避免一场日本内战,主动在二条城里举行了大政奉还的仪式,于1867年10月14日奉还大政,将奉还大政予天皇。
天皇颁布《王政复古令》,废除幕府。
庆喜希望以此作为苦肉计,以令最终能在新政体下保留实力,以便争回主导权。
不过倒幕同盟并不信任幕府举动,决心发动以“王政复古”为名的政变,建立由天皇主导的新政府。
庆喜面对朝廷及倒幕派的苛刻要求,迫于一战,带领幕府军一万五千人由大阪进攻京都,决战为数五千人的政府军,最后幕府军却于鸟羽及伏见两地大败,庆喜只得逃回江户。
最后,庆喜在海军奉行胜海舟游说下,同意投降,在1868年5月,德川庆喜交出江户,改封于静冈,领70万石地,江户在德川幕府265年的统治下结束。
1868年处分德川氏时,决定由田安龟之助(德川家达)继承宗家,封于骏府七十万石。
7月庆喜迁至骏府。
1880年(明治13年)恢复正二位,后为公爵。
他在静冈时期生了许多子女(男女共二十一人),并醉心于狩猎和照相。
1897年移居东京前有意远离政治中心。
1898年才首次会见明治天皇和皇后。
1913年(大正2年)七十七岁时死去。
涩泽荣一所编《德川庆喜公传》既是庆喜的传记,也是最大的一部从幕府方面着眼的幕末史。
退任将军后,德川庆喜对政治活动兴趣明显减退,连一些旧家臣因在新政府任职,他为免被人猜疑,亦尽量避嫌而不见面。
反而热衷于投入摄影、狩猎、民谣歌曲研究等趣味的生活之中。
他在日本的摄影史享有一定地位。
徳川宗家的家督由他的养子德川家达,田安家的龟之助接任。
1897年(明治三十年)他从静冈回到东京居住。
翌年他前往皇居(即前江户城)参觐明治天皇,之前他因为自小便受水户藩盛行的尊王学说薰陶影响,认为自己是乱臣贼子,故一直都无意面见天皇。
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他被册封为公爵。
1913年因肺炎而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第二章对明治维新的贡献
1853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4艘蒸汽动力军舰闯入江户湾(今东京湾)浦贺,要求日本开港通商。
幕府清楚地意识到已延续了230年之久的锁国政策必须加以改变,所以不顾攘夷派反对,毅然开国,通过输入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谋求国家的繁荣富强。
其实在佩里扣关前后,幕府为了应付西方的挑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如1844年阿部正弘担任首席老中后,他利用将军对他的信任,坚决更换不称职和观念守旧的官员,提拔开明派官僚,建立了日本第一个综合研习洋学的机构——蕃书调所,该所自开办以来极其兴盛,出席开所典礼的学员就有191人,他们是从上千人的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设立海军讲习所,讲习内容包括荷兰语、航海术、造船学、炮术、测量术、数学、机械学、地理等,培养了一大批西式海军人才,奠定了日本建立近代海军的基础;创办西式医院,等等。
但是开国以后,日本经济和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变动,一些地区凭借开国的良机,经济迅速发展,如沿海港口城市;一些地区受到严重掠夺,特别是农村地区;同样一些人由于开国而大发横财,如一些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而另一些人则由于开国而日趋贫困,如下级武士和农民。
由此围绕开国与锁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分裂。
开国初期日本呈现出两股社会政治思潮的对立,即锁国攘夷和保幕开国。
以孝明天皇(1846年即位,在位21年)为首,朝廷基本上主张攘夷。
孝明天皇听说佩里率军舰来日本时,第一反应就是前往7个神社和7个寺院祈祷:
“希迅速攘除夷类,切莫秧及国体。
”很显然攘夷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且日本也没有攘夷和继续实行锁国的能力。
一旦日本拒绝开国,必将与西方列强发生战争,结局自然与中国一样,造成更大的损失。
攘夷论者也逐渐认识到锁国攘夷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利用开国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向幕府发难,大唱高调,乘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在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机,德川幕府采取了非常明智的政策,即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为攘夷的高调所动摇,同时提倡公(朝廷)武(幕府)合体运动,举过一致,共同对外。
1862年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娶了孝明天皇的同父异母妹和宫,实现了朝廷和幕府以姻缘为纽带结合为一体的目标。
但是西南强藩却利用公武合体运动为自己谋取私利。
西南强藩作为另一种“武”,和朝廷(公)联合起来,力图借公武合体运动掌握中央政权。
而一直被冻结于政治圈外的朝廷,则想借公武合体运动在政治上活化。
“于是,留恋昔日的王政和梦想再掌政权的公卿,和欲以敕命的权威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幕阁(或欲使幕阁陷入困境)的反幕阁派,通过阴谋和贿赂结合起来,使京都成了尊王攘夷运动的策源地。
”所以由幕府和西南强藩各自进行的公武合体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权力之争,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一旦牢固掌握了中央政权,便进行彻底的改革,德川庆喜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上了将军。
德川庆喜是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第7子,1847年入继一桥家后,改名一桥庆喜。
一桥家为江户时代三卿之一(即从德川家分出的田安、一桥和清水三家,当将军无嗣时可以继承)。
因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病弱无子,故围绕将军继嗣问题,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形成了两派。
改革派根据英明、声望和年长三原则,推选一桥庆喜;而以大老(江户时代幕府有时在老中之上设大老一人)井伊直弼为首的保守派却拥立年仅8岁的纪州藩主德川庆福。
将军家定也讨厌庆喜,因为家定的父亲、第12代将军家庆非常喜欢庆喜,认为庆喜可以担当大任。
所以家定暗中把庆喜作为要取代自己的竞争对象。
家定夫人也担心,如果庆喜当了将军,就会把水户那种简朴节约的风气带进将军府邸,自己就再也不能过奢侈腐化的生活了。
而井伊直弼是一个权力欲望很重的人,担心一旦庆喜当了将军,自己再也不能把持朝政了。
所以他宁愿选择不明事理的德川庆福,而不赞成英明果断的庆喜为将军继承人,鼓吹:
“天下之和平,在于大将军家之威德,而不在于贤与愚。
此实我国之风气,而与外国不同者也。
然今舍血统相近之人而另有发现,则近似外国作法,而非尊重正统之我国风气。
”1858年6月25日,幕府公布了家茂(庆福改名)为将军继嗣的决定,并且对庆喜及其拥立者进行行政处分。
8月14日,将军家定病逝。
然而井伊直弼却秘不发丧,直到9月14日,即相隔一个月才宣布将军的死讯。
井伊直弼为了满足个人权力欲望而置国家利益不顾的做法引起了改革派武士的强烈不满,直接引发了1860年3月3日井伊直弼被杀的樱田门事变。
家茂根本承受不了内忧外患的压力,于1866年7月20日病逝,德川庆喜终于被推举为将军。
当时局势已经非常危急,各种矛盾交织。
由于开国,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主张废约攘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各派政治势力都在考虑如何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这样攘外与安内就密切纠缠在一起了。
德川庆喜有两种选择,一是迎合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唱废约攘夷的高调,以此来笼络人心,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但后果是推迟了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并有可能激化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二是遵守已经签订的各种条约,继续开国,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但要承受继续开国所引起的各种难以预料的后果,特别是“卖国”的恶名。
德川庆喜选择了后者,他认为废约攘夷决不可行,否则将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日本不应孤立于世界,而应堂堂正正开国。
早在4年前,德川庆喜就提出了自己的开国主张:
“今日世界各国基于天地间之道理而相互友好交往,并非惟独日本应受锁国之旧制”,尽管幕府所订条约是“慑于美夷(美国)之虚声恫吓”的“不正当”条约,然而条约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外国人“则以为既属政府之间已相互交换之条约,故决不应谓不正当。
即使由我进行谈判,彼将不予应允,乃十分明显。
又有议论谓应树立决战之思想准备,彼若不应允与我谈判,而挑起战争,亦可谓彼曲我直。
但彼既不视为不正当之条约,则反将以破坏条约者为曲,而以坚守条约者为直。
若果如此,则如谚语所说之抬死杠,两者之曲直遂无定准。
故由此事而开战,天下后世将谓之何?
即使我方战胜对方,亦不足为名誉,更何况我方战败乎?
”当时的著名思想家横井小楠听到德川庆喜的开国论后,为庆喜的“卓识与果断”所震惊,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据说横井小楠原来以为庆喜太年轻(25岁),挑不起开国的担子。
但当他听到庆喜的开国论后,便认为自己的见识所不及。
当时有人颇为庆喜担心,认为庆喜向热中于攘夷的朝廷宣传开国论是非常危险的,“原来攘夷一事乃征夷府(幕府)当然之职责,若不接受(攘夷的敕命),将出现攘将军之议论亦未可测”。
所谓攘将军就是攘除将军或打倒幕府之意。
许多幕府官吏出于维护幕府统治的需要,希望庆喜唱唱高调,尊奉攘夷敕命,作为“暂使人心镇静之策”。
当朝廷、西南强藩与幕府的权力之争越来越激烈,引发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时,庆喜毅然决然奉还大政,结束朝廷与幕府的权力之争,以便一致对外。
1867年11月9日,庆喜向朝廷提出大政奉还上表,说“当今与外国之交往日盛,如朝权不出于一途,则纲纪难立。
”英国公使帕克斯非常赞赏庆喜奉还大政的行动:
“看来现在日本人要用和平方式完成国家宪制的大改革——可以说是完全改变国家组织的革命。
如果改革成功,则必将受到日本人的高度赞扬。
大君(指将军或幕府)以牺牲权力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诸大名也应效仿他的榜样。
这样一来,就有望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管辖日本全国”。
明治维新元勋、担任过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对庆喜这么爽快地将270年来的政权拱手相让感到不可思议。
多少年后在皇族举行的一次国宴上,召伊藤博文和德川庆喜为陪客。
宴会结束后,伊藤博文和德川庆喜坐在一起闲聊。
伊藤博文突然问德川庆喜:
“总想什么时候有了会面的机会便要问的,却一直到今日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
今晚恰好是难得的机会,所以要请问,当年您将大政奉还,令人感到突然。
决定这样的大事,要算是非常坚决的态度了,可是,当时在公左右建议那样果断的处置的,究竟是什么人呢?
”德川庆喜平静地回答道:
“我不曾借什么人的智慧,确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而果断决定。
我过去经常受到亡父烈公的教导。
幼年时,父亲曾经谆谆地教育我以皇室的尊严、国家大体为重,在我到西丸之后,父亲每当出门的时候,一定会用这种话教诲我。
我在大政奉还之前,曾独自一个人仔细思考了一番,觉得此时实行父亲以前所训诫的事情正是时候,所以不曾和任何人商量,便果断实行了这一举措。
这既不是他人的智慧,也不是自己的力量,总之不过都是照父亲的教训实行罢了。
”听了这番回答,伊藤博文更加惊叹德川庆喜的远见卓识。
其实,奉还大政并不是德川庆喜的心血来潮或权宜之计,而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考虑。
当德川家茂病逝、老中板仓胜静请求德川庆喜继任将军之职时,德川庆喜就明确表示:
“时势如今日,不复须袭将军职。
德川家宜将政权奉还天朝。
万乘天子亲裁万机。
举国同心,以救时艰,始可免覆灭。
”有人认为德川庆喜主动奉还大政是由于性格软弱、能力欠缺。
其实不然。
当时的倒幕派领袖都承认德川庆喜性格刚毅,富有才干。
如著名倒幕派领袖岩仓具视在其书信中写道:
“观今将军庆喜之举止,可谓果断、勇敢,且志望不小,乃一决不可轻视之劲敌。
”被视为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也说:
“今,关东政令一新,兵马之制亦颇可观,一桥之胆略决不可侮。
若今失去挽回朝政之机,使幕府先发制人,则实如家康之再生。
”
倒幕派并不以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为满足,非要赶尽杀绝,彻底清除幕府的政治影响力。
倒幕派领袖西乡隆盛制造了挑逗幕府而发生武力冲突的机会。
他指使临时聚集在江户萨摩藩邸的浪人在江户城内和关东各地大搞打、砸、抢,进行骚扰,并在江户城内开炮,以此激怒幕府,挑起保幕派和倒幕派的矛盾。
倒幕派的这种卑劣行径引起了保幕派的极大愤怒,要求清君侧。
德川庆喜无法安抚手下,只好上奏讨萨表,要求引渡肇事者。
朝廷知道事件是由倒幕派挑起的,主张息事宁人,而萨摩和长州两藩的闹事者和一些公卿则要求与幕府开战。
老中板仓胜静等人面见正在患病的德川庆喜,“言进兵之不可避”。
德川庆喜从枕边取出《孙子兵法》,“谕以其无胜算之理”,竭力阻止出兵。
但是庆喜的劝阻没有奏效。
结果萨长军凭借先进的战术和洋式装备以及周密的部署取得了鸟羽、伏见战役的胜利。
鸟羽、伏见战役的规模并不大,幕府军完全具备再战的实力。
但鸟羽、伏见之战的失利更坚定了德川庆喜退出政坛的决心,拒绝了法国公使继续与倒幕派斗争的劝说。
他在回忆录中说:
法国公使罗歇“十分热心地劝告说:
‘这样拱手受敌之制裁,未免令人遗憾,也对不起您的祖先。
我们法国愿助一臂之力,故请一定要设法图新,恢复旧制。
’我坚定地回答说:
‘多谢好意,但日本的国体不同于他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向天子张弓。
这似对不起祖先,但我死也不能反抗天子。
’”德川庆喜对属下要求借助外援继续与倒幕军抗衡的请求予以驳斥:
“若持外援而立威信于国中,将有何益?
伸于中屈于外,反吾之本意。
”鸟羽、伏见战役发生在1868年1月初,而倒幕军开进江户城则在1868年4月21日,其间有3个月,江户处于无政府状态,但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外国人反惊异其秩序之不乱”。
德川庆喜退回江户以后隐居在上野宽永寺,委托陆军总裁胜海州全权处理政务。
胜海州与倒幕军首领西乡隆盛达成妥协,倒幕军“无血入城”,和平接受江户。
著名政治家、曾两次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指出:
“幕府由天朝委任执大权,统制全国诸藩270年,至是大事决于谈笑之间,不见流血而使都城归于朝廷。
”“政机之大革新不经半年而成,幕府退谢,皇政复古,是为历史之异彩。
如是者虽因天朝之威望,然前将军⋯⋯持大节,而坚忍成其志者与有力焉。
”“凡国家隆兴者,必上下同心”,“明治中兴,东洋开立宪政治之新生面,虽曰舆论之趋向,然前将军至诚,收闭其封建政治⋯⋯实启其基址。
”若干年后德川庆喜回顾当时的情形时,不无感慨地说:
1862年我任将军的后见职时,松平庆永任政事总裁,“共图幕政之改革”。
任将军后更是励精图治,并以会见外交使团的行动显示进一步开放的姿态。
1867年3月11日和12日,德川庆喜在大阪会见法国公使罗歇,“就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和经济等全部国政进行了咨询”。
罗歇“就削弱各藩权力和强化中央集权制,建立官僚机构,整顿常备军,重整财政,改革税制等等提出了详细的建议。
”当时法国产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
罗歇认为,近代国家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必须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成立为前提条件,即首先推行经济体制的近代化,坚持对外开放。
“这些意见对德川庆喜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德川庆喜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足以使反幕势力为之震惊”。
但在改革过程中,德川庆喜也意识到“幕政之弊已入骨髓,欲竭力匡救而不能及,大势渐去不复挽,既而有奉还大政之事,此举固吾夙志。
然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坐误事机终致骚扰,不能无遗憾焉。
”
第三章德川庆喜公回顾录
伯爵大隈重信执笔
东京昔名江户城,德川将军大簌之下,诸侯邸第相属,富荣集中焉。
小石川门之外有水户邸结构庄严。
百年前俄国使节突至长岐物情汹涌。
五十年前美国提督柏理抵浦贺而国势渐变。
前将军遂解政权而返还之。
其都城改为东之华洛,其后繁华弥增,陈迹悉改。
由今观之,殆有隔世之思。
曩者日俄两国之军战于古之地,其岁之秋于偶彷徨小石川,小丘微隆风景如画,见古松之根菊花盛开,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意彼其楼于此者,非亦遗世独立而赋《归去来》如陶渊明之流乎。
此时访一高雅君子而谈当年江户之情势,语次乃请曰:
言之似有忌讳,然此心眷眷欲一问遗事已多年矣,大数弃江户城而开明治之奎运,国家无穷之福祉,乃胚胎于一时之明断,敢问其所以致此。
主诺之曰。
年已老忘失必多,今聊语所闻。
其所语之大要如下。
笔者加以私见而注解之。
前之大树即今之德川一位公,故赠大纳言齐昭卿(水户烈公)之第七男,继一桥家,名曰庆喜绍宗家者。
故谈说自有涉及水户家之处。
德川将军始祖家康公,生于天文大乱之际。
幼丧父。
所领三河之地介于大国之间。
征战无休时,互窥隙而相争夺。
既遭世乱,家康遂无一日之安,慨诸家之荣枯,悯士民之涂炭,心欲拯之未尝一日忘经世。
公生于武门而系意于学问,深讲究治平之道。
天文六年为日本大乱之时。
其十一年末,家康公诞生。
当时德川家所领三河冈岐之地西有尾张织田,东有骏河今川,即为两雄争衡之焦点,而北又有甲斐之武田。
公自七岁至十七岁大抵客御于尾骏二国九岁时曾还国而继其家。
往年德国宰相俾斯麦闻公之事迹,评曰:
是人久处逆境,而动心忍性增益所不能。
其大胆小心所成之封建制度,不仅由其天禀之才智,实出于经历悲惨之教训。
可谓英雄能知英雄。
天文时乱已极,英雄多起于草莽。
咸欲拯救生灵。
而形势渐变转,遂待公而毕其业。
盖武力虽不必胜,而文德之研磨独优于他人也。
已入江户城使足利学校保存文库取《贞观政要》上梓而颁行之。
常查唐宋元明之治务,比较其长短得失。
复考究北条、武田二家之制度,徵处士藤原肃(惺窝)听其经史之讲义。
晚年更徵林信胜(道春)大坂之役(大坂阵)虽在兵征中亦研修辑古记录。
此时英杰之志于济世者多尚阔达,有人问蒲生氏乡曰,太阁(谓秀吉)若有不测之事,异日获天下者果为谁?
氏乡答曰,非前田利家则我党也。
问者曰,德川公如何?
曰分土地颇吝,非其器。
盖公之细心,实出于隐忍刻苦之余而琢磨以学问也。
公处政务之暇,常习读《东鉴》。
其书于至庆长十年印行而公于世。
源赖朝开府于镰仓之初,公卿社寺权势尚强。
武士虑其冲突,勉以避之。
诸州政务特选练达之人居六波罗与朝廷商议而施行之。
足利尊氏意在绍镰仓之余绪。
然南北征战久不解,使京都连营裁撤无期。
公家与无视时争阋,丑陋不可言,足利氏与镰仓卒相分离。
德川公时,公家社寺衰微尤甚。
而上下礼让,京都全其尊严。
政权之得,宜必有其道,盖公深研钻得之于《东鉴》者多也。
关东之政则仍旧惯而不多改,后北条氏所施制例,旦斟酌以武田氏之家法。
公知武田氏,练达于兵务财政也。
封建诸州,京营与诸藩,势力权衡悉得其平。
自诸子族类(一门)以至功臣谱第(世臣)本支相依,大小并立,互分其封境,防争轧于未然,使祸乱无由生。
如此之周虑有鉴于唐宋元明之盛衰兴废而能然也。
公涉猎经史,咨询儒生及僧侣,折中于东西古今之治理,采用适时之制度,经营开基历年三百盖有由矣。
公在将军职仅两年而退隐。
丰臣氏已灭。
翌年春公薨,既元和二年也。
封建制度至第三世家光公而大成,实出于公之遗训。
六十余州配以大小诸藩,中有诸子、族类(一门)、世臣(谱代)。
强弱亲疏互相控制。
复间以公领地,犬牙错综,防奸闭邪,是为公之深谋远虑。
论者谓公欲张自家权势,务令外藩衰弱,或曰,自领之地,无防守之备,俭强卒而招灭亡,皆非确论。
家康公,大行细谨,耐忍刻苦,国家赖之。
惟封建制度之整备非一朝一夕之故。
庆长五年(西历一千六百年)关原大战东军制胜即大削毛利、上杉、佐竹、秋田、岩城五藩封,世称为诸州统一之始可谓公之大英断也。
嗣后公专奖励治道以守成为旨。
大藩被除削者有小早川、筒井、中村、堀、里间、富田等数家。
公已薨后世行削除亦不少。
于是诸藩恐怖怀猜疑谓德川氏特自强之政略耳。
然大乱渐平无视尤狃于横暴。
欲使其习平和之治固非容易。
间有家中不治而自毙者。
绝祀者亦多。
其家祀断绝者无亲疏之别咸除其国。
可见除封非出于将军之故意。
家康公自初时周虑于土地配分之权衡。
以地分赐于谱代之功臣,务令不过多。
蒲生氏乡谤其吝啬有以也。
盖公刻苦坚忍以国家治安为事。
而意思之强非他家所及也。
公领地每十万至十五万石区分之委之小吏,如代官、郡代等令经理其钱谷。
是等公地散布于大小诸藩之间而无防守之备,一旦有争乱则不足为将军根据之地,可见其治无私意非必张自家之权势。
封建之世,诸事多为军机秘密,使人不能知其真相。
迨维新后,闻幕臣某述大坂城陷落时,家康公目睹其悲惨之状而不胜感怆,告天海僧正曰;噫,太阁之德极大,其祸反巨,后日我子孙失德则应速灭。
如固守孤城,强令士卒死忠,非我所能忍。
于是定公领散布之策。
公意公领散布,平时则有考察诸藩治绩之便。
一旦有事,则缺防守之力。
是垂训于后之将军,而令其勿失德耳。
幕府末路于维新之际,虽稍有异论,然捍卫之力不足以支。
内乱赖以不烈,国势发展,得致力于外者,盖家康公之贻谋不仅为子孙计,又虑及国家之前途,可谓广矣。
政权之配分,在幕府内部,亦见其远虑焉。
位高者杀其权,缘近者薄其禄,职重者卑其位。
支家与宗家之关系亦子有等差。
支家袭将军位者以纪州为首,尾州次之惟水户不与于继嗣,以其不出将军为不文之定例,常以副将军辅翼文武政事。
三家已定。
第八世、第九世将军各令其子立支家,位高而禄薄。
即成田安、一桥、清水三卿,以拟于三家。
土地之配分,政权之配分,皆令大小强弱互相控制。
是法承家康公之遗意,迨第三世将军略整备。
谱代之藩,时命换国(国替),其意亦在使互相控制,以薄弱其防守之备耳。
诸侯觐侯(参觐交代)以其在江户藩邸,为阵营而驻屯之。
观其邸第之配置,亦可知其互相控制之形。
三家之定立,在家康公已薨之后。
先是公以五男忠吉封于尾州、六男信吉封于水户,七男忠辉封于越后。
忠吉、信吉皆早世。
于是以八男义直封于尾州,九男赖宣封于骏河,十男莱房封于水户。
公薨时忠辉犹存后至除封。
自元和五年之后,有尾州、纪州、水户三家。
纪州家入宗家袭将军职者始自第八世吉宗。
水户家始祖赖房卿称威公辅翼第三世将军。
至第四世家纲公之时威公薨。
二男光国卿继家督辅翼第五世纲吉公,称义公。
德川氏之封建制度及文教风气皆于是时大定,即元禄时代也。
宗家继承之议及副将军之例格皆起于义公之时。
第八世将军吉宗公为德川氏威持满时代,不复封其子以国土,惟付以食禄十万石。
令二男宗武居田安门内,三男宗尹居一桥门内。
官位则与三家相同。
第九世家重公亦仿之令二男重好居清水门内,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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