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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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通达傈僳族乡民族民俗文化简介
一、通达乡乡情简介
通达乡位于华坪县西部,全乡土地面积151.7平方公里,乡政府驻地通达村委会,距华坪县城50公里。
全乡最低海拔1562米,最高海拔3198.3米,相对高差1636.3米,地形气候复杂,属山地寒温带气候类型,年平均气温11℃—16℃,无霜期240—270天,年光照2500小时左右,降水量1100mm左右,雨量集中在6—9月。
境内寒流霜冻、暴风、春雪、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为省级贫困乡。
通达乡辖通达、维新、双龙、白姑河、丁王5个村民委员会,48个村民小组,有农户1988户8307人,其中傈僳族有506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61.02%。
境内居住有傈僳、彝、回、纳西等少数民族,占全乡总人口的73.6%,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
全乡总耕地面积10394亩,其中水田有3591.73亩,占26.6%,旱地有7496亩,占73.4%,人均耕地1.22亩。
2007年末,农村经济总收入2312.1508万元,人均纯收入1129.00元。
由于境内山高谷深,气候恶劣,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基础设施薄弱,致使全乡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二、傈僳族的来历及花傈僳的归属
傈僳族,见诸史籍称呼不一,有傈僳、力苏、猁苏和力此等。
据史料记载,最早见于唐人著述《蛮书》卷四,名类第四中有“傈僳两蛮”之语,即“施蛮”和“顺蛮”。
也就是今傈僳族先民,此为“傈僳”这一名称第一次出现于史册。
据明《景泰云南图经》卷四载:
“有名傈僳者,亦罗罗之别名也(罗罗:
指彝族),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常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们则取草木根以给日食。
岁输管者,唯皮张耳。
……”这段记载把当时的傈僳族的亲属及社会经济状况作了概括叙述,表明了傈僳族当时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以狩猎和采集生活为主,但必须把兽皮寄给官家。
16世纪中叶,部分傈僳族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据明嘉庆年间杨慎编撰的《南诏野史》下卷各蛮夷记载:
“力此”即傈僳,“衣坡麻毡,岩居穴处,利刃毒矢刻不离身,登山捷如猿猴,以土和蜜充饥,尤善弓弩,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伤妇,以此制伏西番。
”据史记载,傈僳族也经历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各个阶段都可以找到傈僳族的发展痕迹。
华坪县境内的傈僳族自称“米苏扒”,“米”是泥的意思,“苏”是松软的意思,“扒”是族或人的意思,“米苏扒”合称泥土主人。
“泥土主人”在傈僳族叙事长诗《创世纪》的人种发源说里,这样叙述到:
极古极古的时候,天上雷震不停,地上洪水翻滚,地裂地陷。
可怜的两姐妹早上醒来,父母被陷落地底,姐妹俩哭着喊着,手抓陷落处的泥土,抓呀抓,可再也抓不出陷落的父母。
于是,姐妹俩以土地为依托,用黄泥筑起房屋,用白泥捏成牛、羊、猪、鸡。
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安居乐业,从此得名“米苏扒”即“泥土主人”,“米苏扒”和“傈僳族”两个语音基本相同,故“傈僳”这一名称千百年来沿用至今。
华坪花傈僳仅是傈僳族的一个支系,据史书记载公元前后就有傈僳族居住在华坪和雅砻江一带,是华坪最早的土著民族,也是华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有26000余人,占全县少数民族总数的55%。
华坪的花傈僳是一个世代眷恋大山的少数民族,居住在海拔1600~2100米的山区,他们长期与大自然休戚与共,依山而居,傍溪而牧,保留着原生态的民族文化。
其中拥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美誉的通达乡是傈僳族主要聚居地。
三、花傈僳的文化
华坪县属滇西北横断山区,历史上土司长期割据,使整个文化区域内的文化素质偏低,观念十分落后,华坪又处在多种文化交汇点和多层次经济类型的交汇点上,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在华坪形成了多民族的聚居,由此带来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没有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格、民族习惯及其民族思维定势,突出特点就是具有较明显的不稳定性,民族的凝集点和凝集力较弱。
然而,居住在海拔1800~2100米山区的华坪花傈僳族,虽然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生活也极为贫困,但这是一个乐观向上的民族,即使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仍然不折不挠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在生活中歌唱,在生活中舞蹈,因此两千多年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居住在通达乡的花傈僳族,是该乡的主要民族,据《世纪行》相关史料记载,在公元前后就居住在此,经过千百年的生息繁衍,保留了优秀的民族原生态文化,广阔的大自然给了花傈僳族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文化发展空间。
过去耕作方式以“刀耕火种”为主,耕作粗放。
到今天,通达乡的花傈僳族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接受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教育和文化,生产生活稳定,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
其传统的民族歌舞、民族服饰、手工艺、婚俗、节庆日祭祀等文化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开发价值。
(一)花傈僳的民居
上花傈僳山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独特的民居。
由于地势及习惯的影响,民居建筑方式简单,常见的有两种:
第一种是木楞式,用3-6米长的圆木和方垛构成,上面用茅草、松树皮或用30厘米见方的木板覆盖。
楼用竹条或木条铺成,分上下两层,楼上堆放粮食杂物,楼下住人。
第二种是栅栏式,即在选定的地面上打十几根木桩,用竹席、木板立栏而成。
房屋一般分主房和附房,主房中央设火塘,火塘上方设大火灶,晚上全家人围火塘入睡,而附房则用来堆放粮食杂物等。
(二)花傈僳的饮食
同许多民族一样,通达乡的花傈僳族同胞也喜欢饮酒,他们的酒有水酒和烧酒两种,多为自行酿制。
花傈僳人认为,“无酒不成礼”,酒是他们宴宾待客必不可少的饮料。
按传统习俗,饮宴伊始,主人要先将自己的酒杯斟满,并往地上洒倒少许,表示祭祖先,接着自己先举杯略饮,表示酒是好的,然后才将客人的酒杯一一斟满,双手捧献给客人饮用。
花傈僳族在饮食上,肉喜烧食,以玉米、麦子、洋芋、荞子为辅食,喜制干酸菜。
傈僳族待客最隆重的一道菜为烤乳猪(又名“火烧猪”)。
乳猪为出生至3个月龄的仔猪,将猪杀死,整头在栗炭或用茅草烧至成皮焦黄,然后用水和燃过的草灰涂于猪皮上,将其擦得焦黄后洗净,然后开膛剖肚,除掉内脏,洗净后割下切碎,佐以酸腌菜等佐料拌制而食。
乳猪肉质鲜嫩,特别是猪皮黄而脆,口感极好。
(三)花傈僳的服饰
花傈僳的服饰,做工考究,古朴秀美,色彩绚丽,织进了日月星辰的灵感,缀满了彩虹七色的光环,独特的文化充蕴其中,把神话和现实巧妙结合,让自然的美和人性的美和谐统一,反映了花傈僳对大自然的理解、审美情趣和工艺水平。
相传,尔萨天神把天地造好以后,指派娃尔神来顶天稳地。
娃尔神光着头,顶天顶不住多长时间,尔萨天神就做了一个大圆头帕给娃尔神戴着,有了头帕,天才顶稳了。
天稳了,地又稳不住了,经常晃动不停,主要是娃尔神没有穿衣服,见了人害羞而晃动。
尔萨天神就把十二座山的皮剥来做成裙羽,把九十九条江水的筋抽来做成裙柱,把七十七座山的花采来做成衣服,没有腰带,尔萨天神又把天上的彩虹剪了一半,扎在娃尔神的腰间。
美丽的衣裙加上彩色的腰带,娃尔神才稳住了天地,花傈僳先祖才得以安居乐业。
由于娃尔神的衣裙鲜艳漂亮,花傈僳的先民就模仿娃尔神的衣服和头饰做成了妇女服饰,头饰用十多米的黑布交叉盘成五棱角,层层向上,头套前檐用七彩的丝线和白玉珠及彩珠穿缀成美丽的图案,呈流苏状,后檐用七彩毛线集成穗,垂于镶花带上,上衣是银泡领,右侧扣纽,胸襟和袖管口、角边用彩色丝线绣成五道花纹图案,颜色以红、绿为主色调,年轻妇女上衣色彩艳丽,中老妇女颜色深沉一些,长裙用十二块上窄下宽的土织麻布拼缝而呈喇叭状,裙长及脚跟,裙面用77倍数的毛织红线和黑线在白布上相间织缝成裙柱,飘带是八块,每块用丝线绣织成美丽的图案,用一根小麻布带连接系于腰间,腰带是用来稳固长裙的,一般用七彩的丝线绣成美丽的图案,扎在腰间,上突出胸,下扎稳裙,充分衬托出女性的秀美和婀娜多姿。
花傈僳的服饰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它从远古的神话中走来,根植于勤劳、善良、勇敢的花傈僳人民的生产生活中,鲜艳、清新、秀丽,有一学者曾以诗赞曰:
“千花万卉集一身,环佩飘摇光照人,疑是天宫神女至,停行动静俱多情”。
花傈僳绚丽服饰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外界注视,已被法国等28个国家和地区民俗博物馆收藏。
(四)花傈僳的手工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傈僳族在生产、生活中积累、流传下来许多手工艺,有纺织、编制、刺绣、挑花、木刻、铸造等。
傈僳族的手工艺有其别具一格的制作工艺和审美情趣,蕴含了傈僳人民的聪明智慧和文化素养。
纺织是花傈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产工艺,其制作流程是将火麻加工成麻布。
这其中有种、割、晒、淋、泡、理、漂、绕、纺织等20多道加工环节。
纺织是花傈僳服饰的第一道工艺,也是服装的底料。
傈僳族的编织有麻编、草编和竹编,用麻线编织挪扒是傈僳妇女普遍爱好的一种手工艺。
挪扒为呈猪腰子形挎包,傈僳汉子和妇女随身之物,编织有固定的款式,大小不一,精美之处在于挪扒不同的织纹和刺绣,挪扒经久耐用,集美观与实用为一体,是傈僳姑娘订情之物。
傈僳族的麻鞋柔软耐磨,编法和形状与汉族的草鞋区别不大。
傈僳族喜爱用竹子编织生活用具箩、筐、筛、竹席和篱笆等,形状与汉族的竹具基本相似。
草编主要是编织草帽,草鞋等。
傈僳族还有用棕树叶编织蓑衣的工艺,其形态古朴、耐用,与汉族蓑衣大不相同。
花傈僳的刺绣、挑花集中反映在服饰、挪扒上。
刺绣手法与汉族相同,图案以花草为多,形态多种。
挑花是以数纱的方式在麻布上挑出各种几何图形。
花傈僳妇女服饰以挑花为多,领边、袖口、腰带、飘带上随处可见其五彩缤纷图案。
花傈僳妇女的服饰因挑花而显得十分美丽。
银铸饰品是花傈僳远古就有的工艺。
花傈僳妇女佩戴的耳环、项链、领泡、手镯等,造型各异,精巧美观。
此外,用银或铜铸成几何图形花纹的烟斗也是傈家汉子的心爱之物。
傈僳族的木刻主要是餐具,以木碗、木杯最多见。
(五)花傈僳的宗教信仰及禁忌
花傈僳的宗教信仰,属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范畴。
主要信仰的鬼灵有池泥(吸血鬼)、尼全(水、龙鬼)、杂皮尼(乞丐鬼)、候门尼(饿死鬼)等50余种。
神灵有洼苦尼(山神)、米斯尼(箭神)、阶罗尼(尘神)、聪莫尼(祖神)、尔萨尼等10余种。
传说尔萨神是天上最早的、最慈善的一个神,傈僳族认为人的降生祸福由尔萨神指定,因此最崇拜它。
傈僳族过去认为这些鬼神是不可冒犯的,它们主宰着世界,降祸福于人们,所以在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都有附神的树,这种树不能砍伐,每年祭祀一次或者有疾病流行就杀一只公鸡和两个包谷粑粑祭祀。
上山开荒或盖房等作业前,都要请寨中会卜卦的长者问凶吉,以免触犯“神灵”。
狩猎前后也要向猎神敬供,打着猎物后还要鸣枪向猎神致谢。
祖先崇拜是傈僳族最普通、最为虔诚的一种崇拜。
傈僳族认为,老人死后,他们的灵魂不死,可以造福家人,故设神龛供奉祖先,神龛不能任意搬动。
除祭祖节日外,逢年过节对神位献酒肉。
祖先神位的神龛安放在堂屋的左右上角,男放左边,女放右边。
“毕扒”(祭司)是傈僳族口头文化遗产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展者。
他们常常能背诵《创世纪》、《伦理道德》、《生产调》等上万行的傈僳族叙事长诗,人们公认,这是傈僳族从蒙昧时期进入文明时期的产物。
“毕扒”的社会地位很高,土司及上层人物都很器重他们。
“毕扒”是傈僳中有学识有修养的人。
他们熟知傈僳族的历史渊源,通晓史事典籍和占卜,还懂得天文历法医药等知识,可称为古代傈僳族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很受人尊敬。
“毕扒”一般由男性承担和接班,不脱离生产,不同于人为宗教中的宗教职业人物,也不在各种祭祀活动中索取更多的报酬。
基本上兼职,在傈僳族中较有威信和影响。
华坪县丁王村的“扁都毕扒”,青龙的“岛云龙毕扒”都是当时精通《创世纪》,在县内较有影响的“毕扒”。
他们能唱上万行诗歌,能吟诵人死后三天三夜的悼词史诗。
“毕扒”的主要职能是:
主持丧葬和平日祭礼,治病、合婚、占卜等。
新中国成立后,“毕扒”仍是傈僳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尼扒”(巫师)、“捏玛”(师娘),不受师传,不懂史诗,他们为人驱鬼送神的做法,纯属以迷信手段讹骗群众,索取群众钱物为目的。
傈僳族的禁忌很多,例如忌偷别人的东西。
有“自己手心不出汗的东西不拿”的优良传统;忌用污秽的语言骂人;忌在长辈祖先面前说脏话;忌在墓内葬入铁器和猎毛;忌随便动供奉祖先的房角;忌吃狗肉、骡肉、马肉;忌从屋内火塘上越过;忌坐门槛;忌在产妇不满月时闯入;禁止打布谷鸟(说该鸟是天神派来);禁止砍动神树等。
(六)花傈僳的节庆
花傈僳的节庆有阔时节、火把节、月半节、药王节等,每个节日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其中最为隆重的是阔时节。
通达乡的花傈僳人,将阳历12月20日定为阔时节,这一天是他们过新年辞旧迎新的日子。
阔时,意思是新年。
每年这一天,当山上的第一声鸟鸣响起,袅娜的晨雾尚未散开,山道上便飘起一朵朵五彩的云霞。
伴着一路流淌的山歌,花傈僳姑娘、媳妇与村里的男人们一道,来到树木繁茂的林中,男人们要砍回十二棵小松树做迎新树,女人们则采下一篮篮绿油油的松毛。
在花傈僳人眼中,松树四季常青,枝上会出油,能去疾病,是长寿的象征,所以,逢年过节或办喜事都要铺上一层松毛,企盼种下的庄稼象松毛一样茂盛。
这一切准备完毕,男人们便开始杀鸡宰羊。
姑娘媳妇则纷纷躲进房内换上自己最心爱的裙装,等再聚拢时,村中的平地上已被花傈僳特有的艳丽服饰装扮得五彩缤纷,人一走动,便如行云流水,环佩叮咚。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一块儿,在毕扒的主持下,举行除旧迎新的仪式。
男人们种上迎新树,在树枝上挂上弩箭、挪扒、火铳、刺绣品和新衣服等,树下放一个装满粮食的大箩筐,箩筐旁摆上一只羊头,还要以迎新树为中心,在周围放十二箩插上松枝的荞麦和十二碗新酒,送走一年的灾难、病魔,迎来新年的吉祥幸福,祝新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接着,男女老少,载歌载舞,陶醉在节日欢快的气氛中。
(七)花傈僳的民间音乐
华坪花傈僳族民间歌谣内容丰富,唱法多样,真实全面地反映了花傈僳人民的生活状况,深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它从口头上记录了傈僳人民的历史,总结了劳动斗争的丰富经验,人们利用这些民间歌谣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使劳动人民在繁重的工作之后得到健康的娱乐和休息。
同时对民族性格的形成、研究民族心理的特点、风俗习惯以及考察民族传统都有很大的价值。
最值得提和叫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与生活作斗争,与阶级作斗争,反映对爱情美好向往的民间歌谣。
民间歌谣在华坪花傈僳族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传统,而且有着广泛的、巨大的歌谣作品,它以韵文的形式,在音乐性的语言中,在明快的葫芦笙调中,表现生活和思想。
花傈僳族歌谣有生产歌、情歌、习俗歌、祭歌等。
1、劳动生活歌。
只有劳动人民才真正懂得劳动的意义,民间歌谣常常是多方面描写劳动生活。
傈僳族人民在两千多年的生产生活中总结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经验,歌手们相互对唱时,或介绍经验或虚心请教,或抒发自己的感情,或表示对对方的爱慕,或显示自己的才干,或叙述对某事的看法,或相互逗笑取乐。
生产歌多反映傈僳族人民的艰辛劳动,他们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傈僳族原始民族社会成员共同居住、共同劳动以及相互关注、和睦友爱的亲密关系;描绘了他们从事繁重劳动和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生产知识,也有反映现代人们喜气洋洋的劳动场面和丰收喜悦的歌谣,如《生产歌》。
生活歌多反映傈僳族先民的早期生活及他们的痛苦与快乐、歌颂与诅咒构成了一幅幅古老的生活画面。
如:
《苦歌》、《甜歌》。
2、情歌。
情歌在华坪傈僳族歌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长期以来,华坪县傈僳族处于封建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所以保存相对完好。
它不仅表现出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大胆剖白和热烈追求,表现出劳动人民真挚、健康的恋爱观点和态度,而且表现了旧时代底层的傈僳族民众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对淳朴真挚爱情生活的积极向往。
傈僳族情歌按照唱的方式不同分为“对歌”和“独自吟唱”两种。
“对歌”傈僳族称为“寻伴情歌”。
这种歌的内容是相互询问情况,表露情怀,看对方有无情意相恋。
在热恋时主要相互夸赞,相互发誓,借此加深感情,表达生死不离之情。
如:
“春风吹来好时光,喜酒喝来心里慌,妹我今年二十三,只盼郎来把地翻。
”表现了一位年方二十三的女子喝着他人的喜酒,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的婚姻,盼望他日有郎来迎娶。
“把地翻”一句借女婿娶媳妇要到丈母娘家干活犁地表达自己的盼郎情怀。
傈僳族情歌按恋爱的各个阶段划分,可分为试心曲、热恋曲、相思曲等。
曲子一般五至七言,四句和六句。
内容多为歌手们触景生情,即兴之作,反映了傈僳族男女丰富的爱情生活。
在傈僳族情歌中还有一类反抗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的情歌,傈僳族婚姻在解放前多由父母包办,男女婚姻很难自由,而且收的彩礼很重,男方若是付不起彩礼,一种办法是相互相爱的男女青年便双双逃出山寨,逃到远方,永世不回。
二是殉情,就是男女双双自杀,自杀前都要唱殉情歌。
殉情歌一般从男女相爱之时唱起,一直唱到由于家庭关系遭到反对,诅咒并埋怨自己的父母。
当然这类情歌由于人们对包办婚姻的根源——封建社会没有太大的认识,因此很少诅咒万恶的旧社会的。
这类情歌多是先由各自述说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恋对方到回忆在一起的日子,然后双方互述衷肠,表示即使今生不做夫妻,来生也要永做夫妻,最后做一次真正的夫妻后,双双跳崖或上吊自尽,场面极为残酷。
3、祭歌。
祭歌也是仪式歌的一种,傈僳族祭歌是在守灵时吊客唱的,孝子有时也陪唱。
唱者往往从自己与死者不同的关系出发,结合自己的身份和感受伴泪以歌,歌中表现对死者的哀悼,诉说死者死后给家属和亲友带来的损失。
如:
“不公平的上天啊!
为何收了我的侄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不应该。
呜......”
4、器乐。
华坪的傈僳族民间音乐相当丰富,除山歌外,还有葫芦笙、口弦、吹树叶等。
傈僳族男性多以吹奏葫芦笙为荣,女性以弹口弦、吹树叶为乐。
吹葫芦笙、弹口弦也是傈僳男女娱乐和谈情说爱的一种表达方式。
傈僳族的口弦曲内容丰富,大多是即兴演奏,现存的曲目有《七哩沙、七哩唱》(黄风日子共同过)、《粱竹筛》(哄娃娃)、《撒莫撒耐》(三老沙)等十多首,还有的可弹“打跳”的乐曲和现代歌曲。
树叶的吹奏随意性更大,根据吹奏者的喜好即兴吹奏,无固定的调式。
葫芦笙是花傈僳最常用的一种民间乐器,可独奏、伴奏,最多可吹奏一百多首葫芦笙曲。
其中最常见好听的要数《接新娘》、《过山调》、《芝子开》、《阿吃阿支左点》、《狗吃水》、《穿山甲打洞》、《编箩筐》、《老调子》等,尤以《山羊与毛羊打架》、《公鸡叫母鸡叫》两首最独特。
花傈僳老艺人中还流传着用鼻孔吹奏葫芦笙的绝技。
葫芦笙与花傈僳族舞蹈浑然一体,是“打跳”必不可少的伴奏乐器。
当夜幕降临,月亮初升之时,一曲浑厚的葫芦笙曲,总会引来一群群花傈僳族少男少女,他们随着音乐打跳、对歌,在歌舞中寻求欢乐,憧憬未来……。
(八)花傈僳的民间舞蹈
华坪花傈僳的民间舞蹈多姿多彩,有20多套,主要用葫芦笙演奏,人们围着篝火,手挽手打跳,动作随音乐时而浓烈、时而悠缓、男的憨厚有力,女的潇洒自如,舞蹈内容丰富多彩。
有反映生活、劳动的劳作舞,有表现花傈僳人民团结、友谊的“合脚舞”,有寄托花傈僳人理想和希望的节庆舞。
其中“青棚跳”是花傈僳族婚嫁时必跳舞蹈,意义是祝愿新郎新娘吉祥如意、白头偕老。
花傈僳族打跳,最大的特点是生动形象,如表现劳动和模仿动物的“挖生地”、“纺麻”、“搭田坎”、“薅包谷”、“鸟吃水”等。
还有“老本跳”、“一、二、三、四门合脚舞”、“12样组合舞”等泥土味十足,其动作热烈粗犷,把花傈僳族的欢乐与豪爽表现得淋漓尽致。
(九)花傈僳的民间故事
华坪花傈僳族在长期社会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的口传文学,在民间流传并经加工整理出的代表作有《开天辟地》、《兄妹传人种》、《猴子织麻》、《青蛙吐银子》等,其中最集中反映花傈僳族社会生活的史诗《创世纪》(即《麻扎摩》),由《天地形成》、《动物诞生》、《毛人变哑巴》、《十个太阳》、《相互残杀》、《洪水翻天》、《织麻纺织》等十二章二十四节组成,长达四千八百行,包含了神话、节庆、婚恋习俗等各个领域。
该诗气势恢弘,纵横跌宕,排比、夸张、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用得极为巧妙,生动地反映了傈僳族先民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和审美情趣,展示了他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探索人类生存发展道路上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四、通达乡著名花傈僳民间艺人简介
蔡应福,别名“能追扒”,男,傈僳族,1942年出生于华坪县通达乡。
他从小酷爱艺术,十余岁开始接受本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及传统的歌谣、舞蹈的熏陶,此后的数十年,他悉心钻研民族传统文化,特别对花傈僳的风俗习惯、民间艺术了解甚多,且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
从七十年代起,经他搜集整理的《我的小羊羔》、《欢乐的傈寨》、《我唱阿依哟唱上了瘾》、《苦歌》、《甜歌》等傈僳族民歌,由蔡学珍演唱到了首都舞台,民间故事《两颗宝珠》、《青娃吐银子》刊登于《上海民间故事选》。
从1969年起,蔡应福就在历届县、乡党委、政府及文化部门的支持下,曾先后组织过三支花傈僳业余演出队,有两支演出队坚持到现在,仍在开展演出活动。
多年来,他自创自编花傈僳歌舞节目60多个,其中30多个获省、市、县各级奖励。
他根据民间歌舞《牧歌》改编创作的《放猪调》被誉为“中国民族民间歌舞艺术中的一流精品”,多次参加国际性文化活动演出。
由他开发的华坪花傈僳歌舞已成为中国民间艺术中一朵亮丽的奇葩,他给华坪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蔡学珍,女,傈僳族,1980年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调演,把傈僳族民歌《苦歌》、《甜歌》唱到了首都大舞台,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赞赏,并获得演出优秀奖。
2002年获得云南省文化厅、民政厅颁发的“中国民间音乐师”证书。
目前蔡学珍正带着丁王业余演出队的演员,从事傈僳族歌舞的创作表演与推出工作,先后录制了花傈僳歌舞风情片VCD影碟《打跳》系列之二、之三,并自己投资20多万元,修建了花傈僳民族文化传承坊,搜集整理了部分民间工艺,向其它民族介绍花傈僳风情文化。
王嫦英,女,傈僳族,现任丽江市政协委员,腊姑河村业余演出队队长,经过多年的努力,能自编自导自演花傈僳歌舞。
2001年参加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获得优秀歌手奖。
丁文莲,女、傈僳族,原丁王业余演出队演员,1987年参加云南省民歌演唱大赛,荣获第一名,并获得“聂耳奖”奖杯。
五、存在的问题及现状
(一)我乡傈僳族聚居地区基础设施滞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率低下,人民群众物质文明水平较低,农民思想意识差,脱贫致富的任务艰巨。
由于我乡的傈僳族群众的居住环境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严重制约着我乡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步伐;通讯不畅,信息闭塞,致使傈僳族群众长期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不强,没有开拓脱贫致富的新路子,小农经济意识较强,商品经济意识淡薄;广播电视不通,致使傈僳族群众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国的法律法规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不能及时传达,他们只处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耕作状态。
(二)教育基础设施薄弱,对教育的经费总体投入不足,中小学教师数量偏少,教师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傈僳族子女上学难的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近年来,虽然我乡的教育事业在乡党委、政府及各级各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类教育已初具规模,但由于我乡属省级贫困乡,乡财政十分困难,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心有余而力不足;教师学历结构参差不齐,直接从正规师范院校毕业出来的几乎没有,大多数是再教育方式取得的学历;虽然“一对一”结对扶贫帮困助学活动解决了部分傈僳族群众的困难,但仍然有很多家庭无力扶持子女上学,甚至有的父母反对子女上学,认为读书无用。
(三)医疗卫生设施较差,群众看病就医困难,乡卫生院及村卫生室有待于加强。
(四)对花傈僳文化的保护、挖掘及传承不够,对花傈僳歌舞、饮食、民族工艺品等方面的开发力度不够。
乡党委、政府始终把花傈僳文化作为本乡的精品文化重点扶持、开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达乡业余演出队就在花傈僳民间艺人蔡应福的带领下组建、发展起来,先后推出了一批在地区、省级和全国有影响的花傈僳民间故事、花傈僳民间音乐、花傈僳歌舞等艺术作品,并培养造就了一批花傈僳族的民间文艺人才,由其创作的花傈僳民间歌曲《苦歌》、《甜歌》也被蔡学珍唱到了首都的大舞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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