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青照堂丛书》所收《南华通》非屈复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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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青照堂丛书》所收《南华通》非屈复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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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青照堂丛书》所收《南华通》非屈复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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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十五年,陕西朝邑人李元春辑刊《青照堂丛书》,收录了署名屈复《南华通》一书(以下简称屈本)。
是书正文9行20字,注文小字双行,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眉栏内偶有李元春批语,每篇前题:
“青照堂丛书,屈复《南华通》,朝邑刘际清圣衢汇梓、李元春又育评阅,男文翰艺圃校录、庄浪门人崔家敬修参订。
”书前有《屈注庄子引》小序一篇。
屈复(1668—1745),字见心,一字征君,号悔翁,晚称金粟老人,今陕西蒲城人。
年轻时举童子试第一,后放弃功名,四处游历。
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科,不赴试。
一生著述颇丰,有《弱水集》22卷、《楚辞新注》8卷、《杜工部诗评》18卷,《唐诗成法》8卷,《玉溪生诗意》8卷等。
《清史稿艺文志·道家类》、台湾严灵峰先生所著《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皆对其《南华通》作了著录。
民国十一年(1922),京华印书局印制了一部《南华通》七卷铅印本,题为“蒲城屈悔翁(复)先生遗著”。
1972年,严灵峰先生于《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初编》中,亦影印了《青照堂丛书》所收屈复《南华通》7卷本。
1989年,王德毅等主编的《丛书集成续编》,同样加以影印。
2003年,熊铁基、刘固盛等出版的《中国庄学史》一书,专设“屈复的《南华通》”一节。
长期以来,学者们大都以为《南华通》为屈复所著。
现国家图书馆藏有清乾隆间刻本《南华通》7卷,此本正文9行24字,注文小字双行,行24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
书前有序言一篇,署名“临泉孙嘉淦著”(以下简称孙本)。
四库馆臣将此书编入《四库·道家类》存目中,并作《提要》云:
“《南华通》七卷,国朝孙嘉淦撰。
嘉淦有《春秋义》已著录。
是编取《庄子》内篇,以时文之法评之,使起承转合,提掇呼应,一一易晓,中亦颇以儒理文其说。
”编纂于乾隆年间的《清文献通考》卷203、《清通志》卷101等亦并著录云:
“《南华通》七卷,孙嘉淦撰。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一字懿斋,山西太原兴县临河里人(山西兴县隋时称临泉县)。
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后授翰林院检讨,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乾隆十八年卒,谥文定。
其生平事迹见于《清史稿》列传90,著作有《春秋义》15卷、《成均讲义》不分卷、《孙文定公奏疏》10卷等。
将孙、屈二本加以比对不难发现,二者实为同一部书。
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南华通》的著作权问题,并展开了讨论,大致形成了两种意见。
方勇先生所撰《庄子学史》,认为孙嘉淦是《南华通》的真正作者;而熊铁基等先生在《中国庄学史》修订版中认为,《南华通》的作者证据不足,仍是一桩疑案。
那么,《南华通》的作者到底是谁?
笔者经过考证,认为《南华通》的作者为孙嘉淦,屈本《南华通》为伪作。
兹从以下方面以证之:
一、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乾隆间刻《南华通》7卷本前有一篇署名“临泉孙嘉淦著”的序言,兹录如下:
人之言曰南华之文,天下之至奇也,来不知所自来,去不知所自去,忽而如此,倏而如彼,使人迷而不得其指归。
我则窍谓不然。
夫文,犹言也。
言,心声也。
言以明志,文以达言。
……故文而不妙则已,文而果妙也者,其来无定而皆可定也,其去无定而皆可定也。
其来也于其去处来,其去也于其来处去,此自然之定理,不易之定法也。
来去既定,大势已得,把柄在手,纵横自如,由是于其中间,起之、伏之、顿之、挫之、分之、合之、断之、续之,离奇出没,而其脉不乱,旁搜远引,而其意不杂。
来去既定,于其中间复不乱杂,夫而后其所作之书,一部如一篇也,一篇如一章也。
不宁惟是,夫且一篇如一句也。
一部如一篇者,凡其所作,皆确有原委,又确有次第,增之损之而不能,颠之倒之而不可,指马之百体非马,而马立乎前者,骨虽各具而筋实相连,一气贯注,无歉无馀也。
一篇如一章者,来确有其自来,去确有其自去,前瞻后顾,起呼末应,有如循环,首尾无端也。
一篇如一句者,彼虽洋洋洒洒,有此数百千言以至万言,实止为其胸中郁结不能自秘之一语,如龙戏珠,一时江翻海涌,雾集云兴,而阿堵中物,乃止径寸也。
吾尝执此法,以遍观古今之妙文,莫不皆然,何独于南华而疑之。
孔子曰:
“辞达而已矣。
”达之为言通也,一意贯注之谓通,一气呼吸之谓通,若使来去无端,而乱杂无伦,则南华之书岂惟不妙,乃直不通,天下而有不通之妙文也者,斯可任其以盲语盲而吾无所辨,若天下之妙文而必无不通,则夫南华之书,其亦必部如篇,篇如章,且如句焉,可意断也。
是故北冥有鱼,南郭丧我,忽然而来者,皆确有其自来者也。
樗栎全生,混沌凿死,忽然而去者,皆确有其自去者也。
至于中间不可枚举,要其所以如此而如彼,必真有其不乱而不杂若是者何也,凡以云通也,文章之体,变化万千,一言以蔽,曰通而已,此书之作,虽无当于大道之传,要使天下后世不敢执诡奇之说,以自文其不通,则于文章之道,不无小补云尔。
从这篇序言来看,应是作者的一篇自序。
这篇序言,不仅交待了阅读研究《庄子》的态度与方法,而且阐释了书名《南华通》中“通”字的具体含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再联系全书内容来看,著者自始至终围绕序言中的理论,对全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试看《应帝王》篇末的一段评论文字:
“此七篇者,所谓《内篇》者也,是庄子所手订也。
《逍遥游》者,言其志也;《齐物论》者,知之明;《养生主》者,行之力;《人间世》则处世之方;《德充符》则自修之实;《大宗师》者,内圣之极功;《应帝王》者,外王之能事也。
所谓部如一篇,增之损之而不能,颠之倒之而不可者也。
……此则所谓篇如一章,首尾呼应,一气贯注者也。
……由此观之,一部且如一章矣。
‘至人无己’,性体之虚也,‘丧我’、‘物化’则虚公之至矣;‘缘督’游于虚也,‘心斋’虚其内,‘无用’虚其外也,‘德充’近于实矣。
然内保而外不荡,不以滑和,不以入于灵府,犹之虚也;‘坐忘’、‘撄宁’则虚之所以立体,‘不测’、‘无有’则虚之所以致用也。
七篇之意,一言蔽之曰:
’游心于虚而已。
’由此观之,则一部且如一句矣。
若是者何也?
曰凡以云通也,天下之文,其离奇变化而不可骤通,至《南华》而止矣。
然熟读而细玩之,则见其部如一篇,篇如一章,且如一句,如是其通也。
又见其部如一章,且如一句,如是其通之甚也。
然则天下之妙文而必无不通,其信然矣。
学者得是术也以往,将能尽通天下之文,而其所自作亦无不通,是则吾所以注《南华》之意也。
”注者的最后这段评论文字,是对本书内容的全面总结,与书前序言首尾照应,融为一体。
可见,这篇序言是整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而考李元春辑《青照堂丛书》所收屈本《南华通》,并不载此篇序言,取而代之的是李元春的一篇小序《屈注庄子引》,云:
“屈征君《庄子注》,以孔孟、程朱之理通之,向郭外特识也,可以传矣。
原本得之庄浪门人崔生家修,家修得之三原王君衮,闻王君好古籍,见遗编辄购之,此则其手抄云。
时斋(‘时斋’是李元春的字)。
”从李元春这篇简短的小序来看,所谓的屈复手抄本来路并不可靠,而篇首这篇重要序言的阙失,更说明屈本并非完整的本子,其真实性值得商榷。
二、笔者以国图藏清乾隆间所刻《南华通》7卷本,仔细与李元春辑《青照堂丛书》所收屈本《南华通》全文相比对,发现屈本问题不少,纰漏很多。
首先,屈本存在大量文字抄误现象。
由于屈本是以手抄本为底本刊刻,故抄录的痕迹比较明显,文字错误比比皆是。
这既表现在《庄子》正文部分,亦表现在注文部分。
试看屈本《庄子》正文。
如《逍遥游》篇“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句,屈本将句中“加”字误写成“知”字;“名者,实之宾也。
吾将为宾乎”句,“宾”字误写成“实”字;“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句,“汉”字误写成“洋”字;“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句,“土”字误写成“士”字。
再如《齐物论》篇“南郭子綦隐几而坐”句,屈本将“坐”字误写成“卧”字;“颜成子游立侍乎前”句,“前”字误写成“侧”字;“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句,“若”字误写成“吾”字;“通也者,得也”句,“通”字误写成“道”字;“惟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句,“异”字前误增一“为”字;“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句,“筐”字误写成“住”字。
又如《养生主》篇“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句,“生”字误写成“家”字;“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句,“志”字误写成“意”字等等。
屈本中这些异文显然没有版本依据,当为误抄或私改。
而孙本中除个别地方与世所传通行本有出入外,没有屈本这样的错误。
再看全书注文部分,将孙、屈二本相校,屈本讹误亦较突出。
如《逍遥游》篇“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水浅而舟大也”一段,屈本解云:
“此本承上文,以为乘时野马、尘埃之息,上而至于天之苍苍之高者。
……鸢飞戾天,不啻以天为水而跃之;鱼跃于渊,不啻以水为天而飞之也。
”而考孙本,“乘时野马”中“时”字作“此”字,“以水为天”中“水”字作“渊”字;“而宋荣子犹然笑之。
……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一段,屈本解云:
“不狥毁誉,是忘乎名也。
”而孙本“狥”字作“徇”字;“夫列子御风而行”一段,屈本解云:
“此有巳者也。
”孙本“巳”字作“己”字。
再如《齐物论》篇“颜成子游立侍乎前……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机者也”一段,屈本解云:
“其仰天丧耦,是一眴眼时,补底忽脱也。
”孙本“补”字作“桶”字;“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句,屈本解云:
“消沮闲藏,老愈深也。
”孙本“闲”字作“闭”字;“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句,屈本“真宰”下注:
“生也”,孙本作“主也”,屈本“朕”下注:
“作也”,孙本为“兆也”等等。
屈本中的上述文字或使句意不通,或字词训诂不当。
二本相比,孙本当保存了原本形态。
其次,屈本存在不少文字脱漏现象。
先看《庄子》正文部分,有的地方漏字漏词,有的地方甚至脱漏几句。
如《逍遥游》篇“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句,屈本脱漏了“我”字;“肌肤若冰雪”句,脱漏了“肤”字;“惠子谓庄子曰:
‘吾有大树,人谓之樗。
’”句,脱漏了“谓庄子”三字;“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孙本与屈本皆误为“乌”字)乎待哉!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段中,竟将“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句(包括注文)脱漏了,等等。
而孙本则非常完整。
屈本注文部分脱漏更加严重。
纵观全书,不下几十处。
有的地方脱漏一字或几字。
如《逍遥游》篇“去以六月息者也”句,孙本解云:
“息,风也。
下以息相吹,即解此也。
”而屈本将“下以息相吹”一句中“下”字、“息”字脱漏了;“汤之问棘也是矣”一段,孙本解云:
“看其与前段参差详略处,离奇错落,极似无心,又如有意,若朝暮之云,气味原同,而态致各别也。
”屈本脱漏了“味”字;“此小大之辨也”句,孙本解云:
“总束一句,回视前文,如群山万壑赴荆门矣。
”屈本脱漏了“回视”二字;“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一段,孙本解云:
“待者,对待之意。
言尚以我御风,以风载我,有己与物相对待,而未通于大同也。
”屈本脱漏了“意”字、“尚”字、“同”字;“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乌乎待哉”几句,孙本解云:
“此则无己而大之至矣。
”屈本脱漏了“己”字。
又如《齐物论》篇题解,孙本解云:
“此畅发前篇至人无己之义……丧我则物论齐,天则所以丧我之故也。
”而屈本将“天则所以丧我之故也”句中的“我”脱漏了;同篇“大知闲闲,小知间间”一段,孙本解云:
“知言形心,一齐总出,有提纲挈领之势。
……通篇以知字、言字、形字、心字、天字、因字,纵横萧错,变化之中,条理井然。
”而屈本脱漏“天”字、“之”字等等。
这些字的脱漏,或造成了文意的不通,或影响了意思的完整,都是较严重的错误。
还有的地方甚至脱漏了某些句子。
如《齐物论》篇“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一段,孙本解云:
“此段文颇纡曲,言道亏而爱成。
……人谓有成亏之迹者,昭文鼓琴之类是也;无成亏之迹者,昭文不鼓琴之类是也,而其实昭文鼓琴亦无成亏。
”而屈本脱漏了“无成亏之迹者,昭文不鼓琴之类是也”一句;又如《应帝王》篇,孙本解末段“南海之帝为儵”一则寓言时,其中有一段文字云: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物而不物于物,乃可以胜物,是故以智测之而不胜,以勇刼之而不胜,以法绳之而不胜,以术诱之而不胜。
”而屈本脱漏了“以法绳之而不胜”一句等等。
这些句子的脱漏,可能是抄录者的失误造成的,也可能是抄录者有意为之。
以上可见,屈本当是以孙本为底本抄录的一个颇为粗糙的本子,校刊不精,纰漏很多,不足为据。
三、方勇先生于《庄子学史》中所引清钱仪吉编《碑传集》卷26收卢文弨撰《孙文定公家传》一文中的一段文字,云:
“在翰林日读《春秋》,患四《传》互异,于是专精思经文,著《春秋义》一书,已版行。
及蒙世宗宪皇帝训饬,翻然悔曰:
‘吾学无真得,奈何妄测圣经?
’遂并所著诗,删《南华通》,一切毁之,后遂不复著书。
”这一资料对于证明孙嘉淦撰有《南华通》一书是极好的旁证,很有说服力。
笔者检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27《孙文定公家传(辛丑)》一文,发现与《碑传集》文字完全一致。
卢文弨为孙嘉淦门生,其文可信。
此外,孙嘉淦之孙在《孙文定公奏疏》卷12中为其作传,亦云:
“著《春秋义》一书已刊行,及蒙世宗宪皇帝训饬后翻然悔,曰:
‘吾学于圣人无真得,而妄测圣经,是诬往而欺来也。
’随将刊板并所著诗、删《南华通》等书尽削毁,嗣后不复著书。
”文字虽与卢文略有出入,但足可证明孙嘉淦著有《南华通》一书,《四库全书总目》等重要文献的著录,更说明了这一事实。
而遍检屈复著作及其相关生平文献资料,找不到其本人撰《南华通》的一点蛛丝马迹,再联系清代中前期公私家藏书目录从未有屈复《南华通》的记载,屈本的真实性颇令人怀疑。
四、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时,无意检得一条材料,无可置疑地证明孙嘉淦是《南华通》的真正作者。
清人杨鸾《邈云楼集六种·文集》卷1中载《〈南华通〉后序(代)》一文,云:
注《庄子》者自向、郭外,无虑数十百家,大都言人人殊,甚或指为二氏所托,始逐流扬波,靡所底止。
夫庄子学出子夏,何至显与圣道抵牾?
若此,惟外篇颇多踳驳,识者疑为赝鼎,理或然欤?
若内篇云《人间世》首称孔子颜渊,则知所谓主持世道者,固非至人莫与属已。
《南华通》一书为兴县相国孙文定公所著,余于友人案头得其抄本,雒诵数四,喟然有望洋之叹,其披卻导欵、分条析理,使七篇之精神脉络流通淹贯,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尽文章之能事已而。
至于吾道离合处,辨晰尤精,益足补庄子之渗漏,而非二氏之所得藉口也。
文定公为本朝理学名臣,诸经著述与安溪李文贞公相埒。
惜遐方僻壤,未由遍睹,《南华通》特其余绪,然亦足见公维持圣道,嘉惠后学之至意。
谨与友人校定而刻之靑门,忆往昔侍家征君于京邸,侧闻立朝风采,私心向往,惴惴焉不得于大贤之门下,是惧矧秦晋接壤,谊均桑梓,则兹书之刻,庶几扫门执鞭之微意云尔。
杨鸾(?
—1778),陕西潼关人,字子安,号迂谷。
乾隆四年进士,历官四川犍为、湖南醲陵、长沙邵阳知县等。
《清史列传》云:
“学诗于屈复,初仿西崑,晚益瑰丽苍坚,极中晚之胜,兼工古文词,著有《邈云楼诗文集》。
”《清史列传》载杨鸾是屈复的学生是可信的。
一方面,上文中杨鸾说“忆往昔侍家征君(即屈复)于京邸”,说明他曾亲侍过屈复;另一方面,从二人的有关诗文集中,亦可以找到相关证据。
杨鸾《邈云楼集六种》之《邈云草》中,载有《奉别屈悔翁夫子》一诗,又《陈吾亭诗》序记云:
“蒲城悔翁师之门,余得二友焉。
”另屈复《弱水集》卷18《方镜次韵八首》诗后有一段评论文字,落款署“受业杨鸾谨跋”。
可见,杨鸾不仅是屈复的学生,且二人关系颇为密切,对于其师的著作,他应再熟悉不过。
杨鸾虽未与孙嘉淦有过交往,但从上文《〈南华通〉后序》可知,杨鸾对作为“本朝理学名臣”的孙嘉淦很是仰慕,“往昔侍家征君于京邸,侧闻立朝风采,私心向往,惴惴焉不得于大贤之门下”,甚至有“庶几扫门执鞭”的想法,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自然,他对孙嘉淦的著作是了解的,“诸经著述,与安溪李文贞公(即李光地)相埒”,虽然因“遐方僻壤”,其书“未由遍睹”,却意外地得到了孙嘉淦的《南华通》抄本,并与友人进行了校定刊刻。
因此,作为与孙、屈二人生活于同时代、且与二人颇有渊源的杨鸾,他的这篇序文无疑是断定《南华通》作者归属问题的最有力的证据。
据杨鸾的这篇《〈南华通〉后序》,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做出结论:
孙嘉淦是《南华通》的真正作者。
综合以上,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南华通》的作者是孙嘉淦,足成定论。
需要说明的是,屈本《南华通》的始作俑者当然不是屈复,而应是李元春。
李元春(1769—1854),字又育,号时斋,陕西朝邑人。
嘉庆戊午举人,大理寺评事,学者称桐阁先生。
是清代中后期颇有影响的关中理学学者,一生著述颇丰,有《诸经绪说》、《青照堂丛书》等83种。
李元春非书坊射利之辈,故意作伪的可能性似不大。
那么推测起来,屈本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二:
一、李元春所看到的所谓《南华通》抄本几经流传,署有孙嘉淦名字的自序部分,在传抄过程中可能散佚了,后来此书被人错误地冠以屈复的名字,因而李元春为其所误;二,从清代私家藏书目录来看,几乎没有哪一家著录过孙嘉淦的《南华通》7卷本。
笔者检索当今全国各大图书馆藏书,仅发现国图有藏,说明此书流传十分稀少。
究其原因,不外孙嘉淦将《南华通》一书销毁后,只以抄本形式传世,而后来杨鸾他们所刊刻的本子,也没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故李元春由于没有办法看到孙本,从而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因此才误认为《南华通》的作者是屈复。
幸好,历史真相得以澄清,现在我们必须把《南华通》的著作权交给孙嘉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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