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校史.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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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校史.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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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朴求实止于至善,东大历史沿革与精神传承,一、东大是怎样一所学校?
是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的“985”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其前身是创建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校之一;在江苏每年高考的近50万左右的考生中,只有前3000多名的考生才有机会进入东南大学;在各类中国大学排行榜中,东大一般位列20名左右;在英国泰晤士报最新世界大学排名中,东大位列亚洲百名之列,列中国高校第十一位;在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位列大陆上榜的23所大学之一。
办学规模,教职工:
5688名专任教师:
2269名院系:
30个本科专业:
70个本科生:
16000余人博士生:
2800余人硕士生:
9000余人在职研究生:
3700余人外国留学生:
近1000人继续教育学院学生:
15000余人成贤学院学生:
9300余人,学校概况,教学工作,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15项(近两届)(09年:
一等奖数全国高校第3,获奖总数全国高校第5),国家精品课程40门(全国高校第9),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个(全国高校第5),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11个(全国高校第7),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5名(全国高校第12),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21个(全国高校第10),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12个(全国高校第4),人才培养,教育部、中国工程院联合实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试点的十所高校之一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和“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首批实施高校获得第七届和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成为两次以上捧杯的三所高校之一2009年度,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3篇;2010年度,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3篇,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工作,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5个,江苏省重点实验室13个,科研基地建设,国家专业实验室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0个,东南大学-南京通信技术研究院(筹建国家实验室)正式成立运行,开工建设通信研发基地和无线通信测试场,科研工作,科研经费,2005-2010年间科研经费到款总额一览(单位:
亿元)(2010年,科研经费增长26.4%),科研工作,国家级科研项目,注:
统计数据包括面上项目、重大重点、杰出青年和创新群体2010年增长25.5%,2005-201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尤肖虎教授获2011年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牵头973项目8项,目前在研6项,主持973二级课题26项(民口)“十一五”期间,我校承担的“863”项目共计95项,获得项目经费约1.4亿元“十一五”期间,我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项,获得项目经费约1.5亿元,在中国的大学中,东大的地位很像南京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无论是城市竞争力,还是各项经济指标,南京都位居全国前列,大多在前十名之列;最近瞭望东方周刊所做的城市幸福指数调查,南京位列第六,其中,教育满意度、居民安全感、生活便利指数居第一,科技竞争力、环境指数列第三;在最近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城市评选中,南京名列第三(与成都并列),仅次于上海北京;所有的指标都在前列,但很少进入前三名;低调、实在,虽不那么光彩眩目,但底蕴深厚,这一点东大与南京倒也相得益彰、名实相符。
二、关于大学精神,所谓“精神”可以看作是组织成员共同追求的一种信念或者精神境界,以此为座右铭的行为准则和渗透到血液中的核心价值观。
大学精神有着普适性。
例如,我们谈到大学精神,一般都会概括出这样一些特点,如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精神,民主宽容、自由探索、独立批判的精神,关怀终极价值、关注社会、关心人类命运的精神等等。
这是大学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地方。
但大学又是发展着的,它的社会责任和精神取向也会随时代发生变化。
每一个学校又会在紧随时代潮流中形成自己特色,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自己的传统和学校精神。
学校精神与校训是有区别的,“学校精神”是组织成员认同并共同追求的一种信念,是由一个学校历史和文化传承所凝结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一旦形成就不以某个个人意志为转移,它是一个学校文化的核心内核。
而校训一般说来是由办学者有意识倡导的一种办学理念或者期待,它更多地体现了一个学校的特色或者追求。
或者说,“校训”是主事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不是历史总结;是把组织的宗旨具体化,它往往反映了一个组织特性,即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独一无二之处。
好的校训、厂训凝练和明确了组织倡导的精神和价值取向,沉淀下来就升华为一种精神,而且往往非常有特点,与众不同。
如:
北大校训: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中央党校:
实事求是北京师范大学: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国家会计学院:
不做假账;西点军校:
责任、荣誉、国家同仁堂:
品位虽贵并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因此,我们所说的学校精神,实质上是一个学校长期形成的并为全体师生认同并遵守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校训则是组织精神、组织宗旨、组织愿景的具体化,同时又是时代的产物,有鲜明的学校特色;而校风、学风等则是学校精神的外在行为表现,它与学校精神互为表里,构筑了学校文化的整体架构,形成了一个学校的办学传统。
三、东大的历史沿革及东大精神传承,东南大学的历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历史上分分合合,几经更迭,曾十易校名有过辉煌、有过低谷,但始终站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前列,为中国现代教育、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作为“国立大学”的地位始终没变学校校址始终没变,三江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河海大学第四军医大学(部分)西北工业大学(部分),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化工)江南大学(无锡轻工)江苏大学(镇江农机)成都电子科大(部分),南京铁道医学院南京交通专科学校南京地质学校,东南大学沿革示意图,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医科大学?
东南大学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历程,作为一所始终立于中国高等教育前列的百年名校,东大一定有着她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绵延传承的学校精神。
我们应该了解它、认识它,从而发扬光大。
学校精神作为学校文化之魂,是一种具有共性或形成默契的行为取向和精神观念,它可能是无形的没有诉诸于文字但却是组织成员时时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人的行为,影响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传统。
东大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在东大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中,东大精神或东大办学传统的形成、发展、演进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
1902-1912年,三江、两江师范学堂时期;1915-1949年,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时期;1952-1987年,南京工学院时期;1988-迄今,新的东南大学时期。
这一划分与一般按编年史分略有不同,主要依据是两条:
一是学校办学的外部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教育管理体制是否出现大的变迁及社会转型。
因为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
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思潮的流变,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总是会对学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当时学校的领导人是否有自己系统的办学理念,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有实实在在的办学实践及成果,而且是“校内有共识,社会能认可”的。
(一)“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李瑞清与“三江精神”三江、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时期(1902-1912年),这一时期既是晚清政府风雨飘摇,中国社会将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也是中国教育由传统的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时期。
由于这一时期较短,仅仅十年,其间又数经战乱兵火,办学经费窘迫,正常教学尚难维持,虽然李瑞清校长苦心经营,身教言传,仍未形成稳定的教学传统和学校精神。
从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成立到1912年清廷垮台,两江师范停办,前后约10年时间。
如果从1904年正式招生,真正办学只有8年。
其间李瑞清当学堂监督(校长)即有7年(1905-1912),所以说三江、两江的学校精神即李瑞清精神当不为过。
首先,从办学实绩上,李瑞清主持两江期间,广延中外教师,开办科学教育,建立实验实习场所,重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学堂开办近十年,共培养学生2000人左右。
教学成绩卓著,学生考试成绩为江南各高等学堂之冠。
从办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看,这一时期主要是向日本学习。
在师资上除直接聘用日本教习外,还一次选送52人赴日本留学深造,这批人中有近50人先后在两江任教。
另外在学科课程设置,学制年限,师资聘用等方面也形成了规范。
与传统的书院学堂相比,已具有现代大学雏形。
这是中国教育第一次对外开放,也是第一次留学生潮,对中国的教育及对中国的社会进步都有着重大影响。
在办学指导思想上,三江、两江大体遵循的是当时“洋务派“代表人物,也是三江创办人张之洞先生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方面西学东渐,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希望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想维护传统经学伦理的正统地位,维持清王朝的统治。
在办学方向上的徘徊和犹疑,恰恰表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初创期的稚嫩和不成熟。
李瑞清当年办学极其艰难。
最大的困难是社会动荡,办学经费常难落实。
三江、两江招收的是苏、皖、赣三省的学生,经费援例也应由三省按招生人数划拨。
可除了江苏外,皖赣总是赖着不交,所以办学经费常常难以为继。
李瑞清对后世的影响,除了他的办学成就外,更多是在精神人格方面,他学识渊博、人格高洁,以“视教育若性命,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子弟”为办学理念,悉心兴学育才,始终不渝。
在校风学风建设上,李瑞清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培育“俭朴、勤奋、诚笃”校风,也体现了李瑞清重视学生德行养成,倡导诚朴踏实的精神。
(二)诚朴求实、民族、民主、科学,是南高东大精神的核心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时期(1915-1949年),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东南大学历史上一段比较辉煌的时期,奠定了东南大学国内一流大学的地位。
从大的时代背景看,经历辛亥革命,中国由封建走向共和。
虽然直到新中国成立,国家一直处在军阀争斗、内忧外乱之中,但高等教育还是在艰难中有了长足发展。
其最主要的变化是,由学日本到全面仿效欧美,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又有深厚国学根底的海外留学生回国投身高等教育,使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完整的办学体系和管理模式,集聚了一批优秀的师资,培养了大批人才,具有东大特色的“诚朴、勤奋、求实”的校风和“民族、民主、科学”的学校精神也初步成形。
东南大学及其校长郭秉文先生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以后的中央大学也大体沿袭了东大传统。
江谦与南高师,江谦,江南大儒,辛亥革命后受命筹建南高师,是南高师第一任校长。
当时全国有四所著名的高等师范学校: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广州高等师范学校。
江谦任校长时间不长,但居功甚伟,一是他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创办了南高师,并奠定了学校文化的根基;二是他聘请了郭秉文任教务主任,实际主掌学校,后又主动让贤,使郭有施展的空间,学校有更大更快的发展。
江谦立“诚”为南高校训。
诚,可寓真诚、忠诚、诚朴、诚实等意义,而一般地说,则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知识上的明达物理。
江谦在1915年8月关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状况报告书中提出,“本校校训所用诚字,诚者自成,所以成务;先圣至言,实为教育精神之根本。
演言之诚,则有信心、有信力。
有信心,乃知非教育不足以救国;有信力,乃知非实行教育不足以救国。
期望学生以信心为体,以信力为用。
此本校训之主旨也”。
他修“梅庵”,把两江师范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悬于门首。
江谦躬身示范,师生相行相效。
“诚实、俭朴、勤学、勤劳”之风渐渐形成,是谓善始。
什么是南高精神?
什么是南高校风?
朱斐先生在东南大学史中曾有一段较为精辟的论述,“概括地讲,主要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精神;南高的校风,主要是诚朴、勤奋、求实。
但两者并无截然界限,它往往融合、贯穿在一起,如纯朴、勤奋之与民族精神,求实之与科学精神,都有难解难分之处,但细细地分析思考,还是有所不同,各有侧重。
学校精神是指在学校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学风主要指授业、治学的精神和态度,校风则泛指教学上、工作上、生活上、纪律上的教化与风气”。
郭秉文与国立东南大学,郭秉文是东大历史上,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人物。
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现在也越来越为人们认识和肯定。
他1914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应江谦之邀1915年出任南高师教务主任,后接任校长。
1921年又力主筹建东南大学并任第一任校长,直到1925年东大易长风波辞去校长职务。
短短十年间,就使东大无可争议地成为当时最优秀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大学之一(北大、东大、清华、交大)。
这个十年可以说东大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十年”。
郭秉文主校后继承和发展了江谦“以诚为训”的教育主张。
认为南高以“诚”为训育之本,也应以“诚”为智育之本。
诚可以让人明白事理,择善而守,都是智育范围的事,也是达到“诚”的境界的途径。
所以,智育也应以“诚”为本。
这就把“诚”拓展为真诚地追求知识及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郭秉文还提出中庸所言之诚,即包涵智、仁、勇,而勇者必须有坚强之体魄和充实之精神。
这样以“诚”为训便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诚涵知、仁、勇,诚育德、智、体;以诚为训,即以诚植身、以诚修业、以诚健体、以诚处世、以诚待人。
南高师改组为东南大学后,郭秉文又将校训确定为“止于至善”,要求师生的言行品性臻于完美。
它取于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郭秉文对东南大学的主要贡献,他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特别是美国的办学经验,最早对当时的大学组织体系进行了变革。
如取消学监处,建立校务会议、教授会及各种专门委员会,在学校中推进民主办学、教授治校,推进学校管理改革,使东大少有当时大学官场市侩气息,呈现勃勃向上的势头。
他积极推行教学改革,建立与现代科学技术融通的教学体系。
认为大学必须是综合性的,科学与技术,学理研究和实际应用不可偏废。
因此,他极力主张创办综合大学(这一点与蔡元培不同)。
东大在当时是学科最齐全的大学,也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
郭秉文对东大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他广延名师,为东大营建了一支一流的教授学者队伍。
看当年东大的师资阵容,简直就是中国教育界、科学界的名人录,当时东大的教师中3/5的人有海外留学背景,大多在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普遍比较年轻(30多岁),后来大多是中国各领域堪称泰斗级的人物。
这与东大当时的地位、郭本人的声望及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办学中,他主张学术自由,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
各种观点、各种思潮、各派人物在东大都有一席之地。
例如当时东大既有以宣传普及科学为己任,对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传播产生重大作用的“中国科学社”,也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称为保守派重镇的学衡杂志;既有象杨杏佛、陶行知这样比较激进的学者,也有象柳诒征、黄侃、梅光迪这样国学大师。
东大也是当时国内高校国际学术交流最活跃的单位,不仅每年暑期开办讨论会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到校讲学,丰富和活跃学术气氛,而且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社团还办了大约十多种杂志,在当时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郭秉文有比较系统完整的办学理念,在办学实践中,他坚持以诚为训、以德育人,以培养学生深厚知识基础和完善人格为办学之标准。
他倡导的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其实是“教育救国”或“科学救国”这枚硬币的不同的两面。
他在治校经略上,以“平和”为座右铭。
他强调就大学教育而言要做到“四个平衡”,即力求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
这样的办学理念,即使以现在的眼光看,也是相当先进和超前的。
郭秉文在任东大校长期间,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是对校园建设的重视和财政的平衡。
我校著名的“三馆”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在当时全国高校可说独冠群雄;而从不拖欠教师工资(而且薪水高)在当时更是难能可贵。
其间艰难以及郭秉文百折不挠的毅力和高超的社会活动能力,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南高、东大民族、民主、科学精神的形成和发扬。
也使东大在当时全国高校声名鹊起、卓立群雄,吸引众多杰出学者集聚东大;吸引无数学子以考上东大为荣。
罗家伦与中央大学,罗家伦是在中央大学的“多事之秋”出任校长的;他任校长十年(1932-1942),是东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也是成就最大的校长之一。
中央大学在他的任内达到最鼎盛阶段;罗家伦最大的功绩,一是整顿了中央大学的混乱局面,使学校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二是抗战中顺利西迁,成为损失最小,发展最大的学校;中央大学二十年的历史,换了七八任校长,包括蒋介石,很少有干过两年以上的,他一个人就占了十年;中央大学的校风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和继承了东大的传统。
罗家伦还提出“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校风,其中“诚朴”二字,可以说是两江、南高、东大以来,多年校风传统的基本内涵;“雄伟”,是指要有“大雄无畏”之精神和追求“伟大崇高”之志向。
从1925年初,东大发生“易长风波”,郭秉文被迫去职,到1932年9月,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前后七年,是东大历史上的多事之秋。
学校三易其名,由东南大学先后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中央大学,其间到任和未到任校长多达五六人,最长的张乃燕校长两年半,三次上书辞职;继任者,朱家骅任职一年,也是三递辞呈。
学校人心波动,经费无以为继,教学难以正常进行,一大批优秀教师投奔他校,学校元气大伤。
搞到后来竟然无人肯接中大校长之职。
最后国民政府只好指定几乎是强迫罗家伦来当中大校长。
罗家伦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校长,数辞未果,只好就任。
他在呈文中说,“窃以闻长中大之命而不以为忧者非愚即妄也。
以国立之一最高学府而使爱惜羽毛之士望而却步,国家教育事业之可痛心,孰甚于此?
”这样的就职书也算是天下奇文了。
他还提出让我当校长可以,但需答应三项条件,
(1)经费应切实维持与保障;
(2)请循成规,对校长予以专责及深切之信任;(3)如有建设计划,请督促其实现。
应该说后来这些条件基本得以满足。
其原因,一是中大毕竟是国内特别是首都最重要的大学,影响太大,政府不能不重视;二是,罗是蒋介石同乡,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蒋对他比较信任,较少横加干涉。
结果罗家伦上任时只承诺干一年,后来干了近十年,成为学校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罗任中大校长最主要的贡献是两件:
一是他到任后,很快扭转了学校的混乱局面、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广罗名师,大兴建设,改善办学条件,使中大很快恢复元气;二是抗战爆发,他力主学校一次性西迁重庆,使中大成为抗战时高校中搬迁损失最小,恢复上课最早、发展最快的大学。
关于这段历史我这里不展开了。
中央大学的校风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和继承了东大的传统。
罗家伦在就职中央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说,中国的国难深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要为民族和国家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文化。
罗家伦还提出“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校风,其中“诚朴”二字,可以说是两江、南高、东大以来,多年校风传统的基本内涵;“雄伟”,是指要有“大雄无畏”之精神和追求“伟大崇高”之志向。
从学校精神角度看,中央大学时期并没有很多新东西。
一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基本进入“稳定”阶段,即按美国模式办学;二是整个抗战时期,主题是救亡,办学颠沛流离,备尝艰辛,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教学活动;三是国民党统一之后,也加强了对大学控制。
尤其是中央大学,党争进入高校,加之罗加伦被迫离开。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几乎一年换一个校长,又进入内战最后阶段,更谈不上安心办学了。
如何看待那一段历史?
郭秉文、罗家伦主掌东大、中大这一时期的确是我们学校的一段辉煌时光,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历史。
我们现在讲校史时也总是炫耀这一段。
但我们应该全面地辩证地看待这段历史。
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全面的而不是片面地考察。
一是,从历史背景上看,南高东大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
从政治上讲,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中国从封建走向共和;伟大的“五四”运动及其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在思想文化上,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引入西方科学、民主思想,进行全民思想启蒙运动。
从学校所处的外部环境看,当时中国事实上处于军阀割据、南北分治时代,全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当局对学校基本处在无为而治的状态,事实上不管也不能管,这就为办学主政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办学环境。
从学校内部讲,当时南高东大领导人和教授,有近三分之二曾留学欧美。
这一代知识分子,都目睹列强瓜分宰割中国的情景,有强烈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同时他们又大多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受到良好系统的西方教育,因而民族、民主、科学的精神在东大也有着恰逢其时的基础和良好的气候土壤。
二是,无论是东大还是中大,当时之所以能够集聚那么多顶尖的学者教授和优秀学生,成为一流大学,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是与历史的机遇和学校领导人的主观努力分不开的。
天时我们前面讲了,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上的束缚相对较少,各种思潮比较活跃,客观上为办学者提供了较大自主办学的空间。
地利,是学校地处南京,本身是文化重镇且是首都,又是国立大学,学校地位和地理位置都很特殊,有利于吸引和集聚人才。
人和,主要三个方面,1、有能干且极其敬业的校长;2、当时大学很少,好大学更有限,人们没什么选择;3、东大、中大经费相对比较充裕,教授待遇优厚,这也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主要原因。
第三,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先辈当时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办学的,大学不是世外桃源,不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他们的境遇远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以及一些人描述的那么美好。
(蔡元培、张伯苓、郭秉文、梅贻琦、竺可桢、李登辉等,其办学历程无不筚路蓝缕,备尝艰辛)。
现在有一种虚幻的、远离真实历史的怀旧风(例如对老北京、旧上海、老大学)。
其实,我们了解历史,不能只看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有时看当时人写的小说,老照片、老报纸可能更真实一些。
(如鲁迅、老舍、巴金的小说,钱钟书的围城),附: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师资,我们在学校历史上出过一些大教育家,像李瑞清、江谦、郭秉文、刘伯明、陶行知、罗家伦、吴有训、汪海粟、刘雪初、韦钰等,这是当过校长或教务长的。
许多重要的的自然科学家:
熊庆来、胡刚复、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吴健雄、杨立铭、柳大纲、张钰哲、竺可桢、李四光、秉志、童第周、梁希、金善宝、蔡翘、茅以升、虞兆中、严恺、陈章、顾毓秀、刘敦桢、杨廷宝、童隽、时钧等,这都是泰斗级的人物。
还有解放后才出名的:
吴良镛、戴念慈、闵恩泽、刘盛纲、倪光南、罗荣安、冯元桢、任新民、黄纬禄、钱仲韩、周仁、丁衡高、齐康等。
人文社会科学家:
黄侃、刘师培、胡小石、吕叔湘、吴梅、赛珍珠、梅光迪、徐志摩、汪东、唐圭璋、刘伯明、宗白华、吴宓、楼光来、陶行知、陈鹤琴、李叔同、吕凤子、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高剑父、李剑晨、马思骢、孙本文、李国鼎;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国民党设立了81个,据说48个是我们校友,另外当时有部聘教授43人,我们学校以及我们的校友占22人;五十年代中科院共5名副院长,5人都在东大工作或学习过;可以说,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我们这个学校是全国最高学府,当时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学校。
(三)“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南工校风南京工学院时期(1952-1988年),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东南大学是受“害”最大的学校之一,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贡献最大的学校之一;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对办学影响极大,但南工仍是当时最好的工学院之一;文化大革命南工是重灾区,十年换了八任领导;“文革”前的十四年,对南工贡献最大的领导人是汪海粟和刘雪初;南工学生在社会上有严谨求实、踏实能干的口碑。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强化了党对大学的绝对领导,党和国家对高校的办学方针、人才培养标准,学科课程设置等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二是高等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最突出的标志是干部、师资国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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